第七章 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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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目前正在使用的各種文字以漢字為最古老。
漢字的曆史究竟可以上溯到什麼時代？漢字從古到今發生過哪些重要變化？這是關心中國文化史的人都很感興趣的問題。
下面介紹一下這方面的知識。
第一節 漢字的起源 事物的形成一般都要經曆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文字也不例外。
以别的語言的文字為依傍，有時能為一種語言很快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來。
但是就完全或基本上獨立創造的文字來說，從第一批文字的出現到能夠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最後形成，總是需要經曆一段很長的時間的。
還不能完整記錄語言的文字可以稱為原始文字。
漢字是一種獨立創造的文字，它無疑是在經曆了相當長的原始文字階段以後，才發展成為完整的文字體系的。
所以漢字起源的問題實際上包含了下述兩方面的内容：漢字是怎樣從最原始的文字逐步發展成為能夠完整地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的；漢字這一文字體系的形成過程開始于何時結束于何時。
由于缺乏原始漢字的資料，對這兩個問題目前都還無法做出确切的答複。
下面先對已有的關于漢字起源的一些說法略作讨論，然後簡單談談我們對漢字形成的過程和時間的一些初步推測。
一、關于漢字起源的舊說 1．倉颉造字的傳說 這一傳說最早見于戰國晚期的文獻： 奚仲作車，倉颉作書，後稷作稼，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
（《呂氏春秋·君守》） 沮誦、倉颉作書。
（《廣韻》魚韻“沮”字下引《世本》） 倉颉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
（《韓非子·五蠹》） 秦代李斯所編的字書《倉颉篇》也是由于首句是“倉颉作書”而得名的。
古人稱文字為“書”，作書就是造字。
倉颉作書的傳說在戰國晚期顯然已經很流行。
這一傳說無疑在較早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它有沒有某種程度的可靠性呢？漢字當然不是個别人造出來的。
不過在漢字形成的過程裡，尤其在最後階段，很可能有個别人曾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
倉颉也許就是這樣的人。
早在戰國晚期，就有學者作過類似的解釋。
《荀子·解蔽》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颉獨傳者，壹也。
”認為倉颉隻是衆多“好書者”中由于用心專一而最有成就的一個。
但是上引《呂氏春秋》所舉的六個人，除倉颉外都是見于時代較早的典籍的古史名人，唯獨倉颉在現存的早于戰國晚期的古籍中從來沒有提到過，在戰國晚期的古籍中也沒有關于倉颉的時代以及他在造字之外的事迹的任何記載。
漢代人多認為倉颉是黃帝的史官，［1］恐怕未必有确據。
魏晉以後人把倉颉說成早于黃帝的遠古帝王，就更荒誕無稽了。
［2］也許倉颉隻是古人所虛拟的一個文化英雄。
在上引《世本》中跟倉颉并提的沮誦，也是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漢魏間的宋衷的《世本》注說：“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颉、沮誦居其職。
”［3］恐怕也是想當然的說法。
近人唐蘭、高亨懷疑“沮誦”就是“祝融”，［4］是否可信，尚待研究。
2．文字出自八卦說 這是較晚出的一種說法。
古代學者很早就認為在文字産生之前，結繩和八卦曾經起過某些類似文字的作用。
一般認為作于戰國晚期的《易·系辭·下》說：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網）罟，作佃以漁…… 又說：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包羲氏就是伏羲氏。
“書契”據漢末鄭玄注，指寫有文字的木質契券。
後來這個詞往往用作“文字”的同義語。
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叙”（通“序”）文的第一段，是根據上引《系辭》文改寫的。
比較重要的改動是把“結繩而治”歸在晚于伏羲氏的神農氏名下，并指實“後世聖人”為“黃帝之史倉颉”。
不過不管是《系辭》還是《說文》“叙”，都沒有直接把八卦跟文字聯系起來。
《尚書》僞孔傳的“序”說：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這篇序的作者大約是魏晉時人。
他認為三皇時代就已出現文籍，所以把“造書契”這件事提早到了伏羲之世，與“畫八卦”并列，同時不得不把為書契所取代的“結繩之政”推到了伏羲王天下之前。
但是他也還沒有直接把八卦跟文字聯系起來。
據《易經》的《象傳》和《說卦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分别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的象征。
易緯《乾鑿度》進一步認為八卦就是“天”“地”等八個字的“古文”。
易緯本出漢代，但是今所傳《乾鑿度》一般認為是宋代僞書。
上引說法究竟出于何時尚難确定。
如果撇開此說不管，最先明确主張“天”“地”等字出自相應卦形的，似是一些宋代學者。
下面舉比較有代表性的鄭樵的說法略加評論。
鄭樵在《通志·六書略·第五》“因文成象圖”節中說： 有近取：取（天）于（乾體）。
取（地，亦為坤字）于（坤體）。
取（水）于（坎體）。
取（火）于（離體）。
……有遠取：取“山”于（艮體）。
取“雷”于（震體）。
取“風”于（巽體）。
取“澤”于（兌體）。
在“論便從（縱）”節中又說： 坎、離、坤，衡卦也。
以之為字，則必從。
故必從而後能成“”，必從而後能成“火”，必從而後能成“”。
鄭樵顯然是先有了“天”“地”等字應該出自相應卦形的成見，然後去硬加比附的。
“山”“雷”“風”“澤”諸字跟相應的卦形實在太不相像，隻得立了一個“遠取”的名目來搪塞。
近取諸例中，“天”與乾卦，“火”與離卦，其實也都并不相似。
“”在古書中有用為“坤”字之例，［5］但并無用為“地”字之例。
漢碑“坤”字作等形，即“”字所從出。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一“”字條，據漢碑和《玉篇》等，指出漢人借“川”為“坤”，“”即“川”之變體。
這是很對的。
“川”字本作“”，三筆在中部都不作尖折形，跟坤卦之形也聯系不上。
隻有“水”字跟坎卦的确比較相似。
但是八卦是由陽爻“”和陰爻“”組合而成的八組符号，古文字中的“水”則是個象形字，二者的相似隻能認為是一種巧合。
“水”字絕不會是根據坎卦造出來的。
古人以坎卦為水的象征，倒有可能是由于受了坎卦之形與“水”字相似的啟發。
總之，“天”“地”等字出自八卦之說是完全不可信的。
清末民初的劉師培也認為：“八卦為文字之鼻祖，乾坤坎離之卦形即天地水火之字形。
”［6］他還把結繩也扯了進來，說：“字形雖起于伏羲畫卦，然漸備于神農之結繩。
”［7］這種很沒有道理的說法，在當時卻産生過不小的影響。
在商代和西周時代的甲骨文、金文和陶文等資料裡，屢見一種用三個或六個數字組成的符号，如（八一六）（六一八六一一）等。
近年來經過張政烺等學者的研究，證明是一種易封。
［8］相傳的周易卦形中的陽爻可能是由數字“一”變來的，陰爻可能是由數字“”（六）變來的。
［9］這種爻形出現的時代，無疑是比漢字起源的時代晚得多。
從這些新的研究成果來看，文字之形出自八卦的說法的荒謬性就更明顯了。
二、跟漢字起源有關的考古資料及其研究情況 在已發現的各種性質既明确、内容也比較豐富的古漢字資料裡，時代最早的是商代後期（約前14—前11世紀）的殷墟甲骨文。
它所代表的是已經能夠完整地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
現代考古學在中國興起以後，主要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陸續發現了少量商代前期（約前17—前14世紀）的漢字以及一些跟漢字的起源可能有關的考古資料。
後者主要指刻劃或繪寫在原始社會時期遺物上的各種符号以及被有些學者認為是夏代文字的一些符号。
這些資料還不足以解決漢字起源問題，但是對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起了相當大的推進作用。
根據外形上的特點，大體上可以把原始社會時期遺物上的符号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象實物之形的，一類是幾何形符号。
有些雖非幾何形但也不像是象實物之形的符号，可以附在後一類裡。
下文稱後一類為甲類，前一類為乙類。
1．原始社會時期的甲類符号 就已發現的情況來看，甲類符号絕大部分刻劃或繪寫在陶器上，小部分刻在龜甲、獸骨或骨器上。
這類符号分布得很廣，在仰韶、馬家窯、龍山、良渚等文化的遺址（包括墓地在内）中都有發現。
［10］它們行用的時間也很長久。
就上限來說，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早于仰韶文化的大地灣一期文化遺址和接近裴李崗文化的“賈湖”遺址裡，都已發現了這類符号。
大地灣一期文化的符号發現于甘肅秦安縣大地灣，是用顔料繪寫在陶缽形器内壁上的。
［11］“賈湖”符号發現于河南舞陽縣賈湖，是刻在龜甲等物上的。
［12］就下限來說，這種符号不但直到原始社會末期還在使用，而且在進入曆史時期以後，在漢字已經形成的情況下，仍然在某些領域延續使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商代以至春秋戰國時代的陶器上，都可以看到不少這一類的符号。
［13］ 在甲類符号裡，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類型遺址出土陶器上的符号，時代既比較早（距今約六七千年），資料也比較豐富，因此在關于漢字起源的讨論中最受人注意。
我們就以它們為例來讨論一下甲類符号跟漢字的關系。
在半坡類型各遺址中，西安半坡和臨潼姜寨這兩個遺址發現的符号數量最多。
下面是半坡遺址發現的符号的一些例子：［14］ 臨潼姜寨遺址發現的符号，有不少跟半坡的相同或相似，此外還有一些形體比較複雜的例子，如：［15］ 半坡類型符号一般是單個地刻在陶缽外口緣的黑寬帶紋或黑色倒三角紋上的，例外很少。
對半坡類型符号的性質存在不同看法。
有些學者認為它們是文字。
有的并且把它們跟古漢字直接聯系了起來，如認為是“五”字，是“七”字，是“十”字，是“示”字，是“”字，是“阜”字，等等。
［16］有些學者則認為這種符号還不是文字，而“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專門記号”［17］。
還有學者認為它們隻不過是制造陶器時“為标明個人所有權或制作時的某些需要而随意刻劃的”［18］。
這種符号所代表的顯然不會是一種完整的文字體系。
它們有沒有可能是原始文字呢？恐怕也不可能。
我們絲毫沒有掌握它們已經被用來記錄語言的證據。
從同類的符号在漢字形成後還在長期使用這一點來看，它們也不像是文字。
［19］把半坡類型的幾何形符号跟古漢字裡象實物之形的符号相比附，更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
這兩種符号顯然是不同系統的東西。
我們不能因為前一種符号跟後一種符号裡形體比較簡單的例子（如草的象形符号）或某些經過簡化的形式（如殷墟甲骨文裡的“示”和某些“阜”旁）偶然同形，就斷定它們之間有傳承關系。
但是已發現的半坡類型符号，絕大部分都刻在同一種陶器的同一個部位上，規律性很強。
有些符号不但重複出現在很多個器物上，而且還出現在不同的遺址裡。
看來這種符号，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已經比較固定地用來表示某些意義了。
除了用作個人或集體的标記之外，這種符号也有可能用來表示其他意義。
沒有文字的民族往往已經知道用符号記數。
我國原始社會使用的甲類符号估計也不會沒有這種用途。
古漢字除了使用象實物之形的符号之外，也使用少量幾何形符号。
、、、（四）、（五）、（六）、（七）、（八）、（十）等數字是最明顯的例子（數字“九”很多學者認為是一個假借字）。
跟這些數字同形或形近的符号，在我國原始社會使用的甲類符号裡是常見的。
很多學者認為這種符号就是這些數字的前身，這是有道理的。
不過這并不能證明原始社會使用的記數符号是文字。
因為這種符号并不跟語言裡的數字嚴格相對應。
過去雲南的哈尼族由于不會使用文字，在訂立買賣契約的時候，用、、、四種符号分别代表一百元、五十元、十元和一元。
要表示五元就點五個點。
［20］這是記數符号并非文字的一個實例。
此外還應該指出一點。
由于構成甲類符号的要素一般比較簡單，不同地區的人很容易造出相同的符号來。
這種同形的符号，其意義往往并不相同。
所以雖然古漢字有些數字的外形跟半坡類型符号相同，我們仍不能得出這些數字就源于半坡類型符号的結論。
它們完全有可能出自其他原始文化。
商代和西周時代（主要是西周前期）的銅器上常常鑄有族徽（這裡所說的族徽包括族名）。
大部分族徽具有象形程度明顯高于一般銅器銘文的特點，而一小部分則跟原始社會的甲類符号很相似，例如： 它們也有可能源于這類符号。
［21］原始社會裡用作個人或集體的标記的符号，是很容易變成族徽的。
在商周時代，這一部分族徽符号是否已經成為文字，還是一個問題。
［22］它們的性質也許就跟後代的花押差不多。
總之，我們認為我國原始社會時期普遍使用的甲類符号還不是文字。
除了有少量符号（主要是記數符号）為漢字所吸收外，它們跟漢字的形成大概就沒有什麼直接關系了。
而且即使是那些為漢字所吸收的符号，也不見得一定是來自半坡類型符号的。
有些學者以半坡類型符号為據，說漢字已有六千年以上曆史。
這是不妥當的。
近年在西安市郊區長安縣花樓子的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裡，發現了一些刻在骨片和骨器上的甲類符号。
［23］有人稱之為甲骨文，認為跟殷墟甲骨文有淵源關系。
這恐怕也是不妥當的。
2．原始社會時期的乙類符号 在田野考古中，乙類符号主要發現于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一般都刻在一種大口的陶尊上。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約為前2800—前2500年。
近年王樹明在《談陵陽河與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一文中，集中發表了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的資料。
［24］據此文，已發現的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殘器片共有16件。
其中15件是在莒縣的陵陽河和大朱村采集或出土的，1件是在諸城縣前寨采集的。
出土的大都出自墓葬。
這些墓葬大部分有豐富的随葬品，墓主身份似比一般人高。
16件陶尊及殘器片上，共刻符号18個，可以歸納為8種，下面每種各舉一例（各種符号以拼音字母為代号，旁注數字表示出現次數）： B是在A下加山形而成的。
G跟H上部的中間部分象同一種東西。
這些符号絕大多數刻在陶尊外壁靠近口沿的部位（下文依王文稱為頸部），少數刻在外壁近底處。
通常一個陶尊隻刻一個符号，隻有兩件陵陽河采集的陶尊刻有兩個符号。
一件頸部刻G，近底處刻E。
一件在頸部兩側分刻G與D。
G四見，都塗朱。
H兩見。
完整的一例即上圖所示，下部盆形是朱繪的（未刻），其他部分塗朱。
殘缺的一例不塗朱。
他種符号各例，除諸城前寨采集陶片上殘去左上部的符号B塗朱外，［25］全都不塗朱，就是跟塗朱的G共見于一器時也不塗朱。
在山東泰安、甯陽二縣之間的大汶口墓地的發掘中，曾在一個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墓葬中發現過一件背壺，器身上半有朱繪符号：［26］ 這個符号跟晚期陶尊上的乙類符号是否屬于一個系統，尚待研究。
上舉A—D四例，在1974年出版的《大汶口》考古報告中就已發表。
在70年代有好多位學者對這種符号作過研究。
1986年發表的王文和接着發表的李學勤的《論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27］根據新的資料作了進一步的研究。
對這種符号的性質主要存在兩種看法。
有些學者認為它們是文字，并且把它們當做比較原始的漢字加以考釋。
例如：于省吾在《關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幹問題》裡釋A為“旦”。
［28］唐蘭在《關于江西吳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探索》等文中釋A為“炅”，B為“炅”的繁體，C為“斤”，D為“戌”和“戉”。
［29］李學勤釋B為“炅山”合文，［30］F為“封”，并指出E也見于甲骨文和銅器銘文，在那些資料裡用作人名或族氏。
［31］有些學者則認為這種符号還不是文字，例如汪甯生認為它們“屬于圖畫記事的範疇”，是“代表個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圖形标記”。
［32］此外，這兩派學者裡都有人主張某些符号與祭祀或器主的身份有關。
在良渚文化或作風接近良渚文化的某些遺物上，可以看到跟上舉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相類甚至相同的符号。
南京北陰陽營遺址二号灰坑曾出土一個大口陶尊，頸部刻有如下I圖所示符号。
［33］這個符号跟上面舉過的H很相似，似可看做同一符号的異體。
據發掘單位的文章，北陰陽營二号灰坑遺存“大體與張陵山類型相近……可能屬于張陵山類型向良渚類型過渡階段”。
［34］ I 20世紀40年代流入美國、現藏于華盛頓的弗利爾美術館的幾件古玉器，也刻有這類符号。
首先注意到這批資料并加以研究的，是日本學者林巳奈夫。
後來李學勤也進行了研究，其意見發表在《起源》及《符号》二文中。
［35］下面主要根據李學勤的文章介紹一下這批玉器上的符号。
［36］ 這批玉器包括一件“玉臂圈”和三件玉璧。
玉臂圈兩側各刻一個符号（見下圖）。
a跟上面舉過的A相同。
三件玉璧上各刻一個複合符号（見下圖）。
這三個複合符号都以“作鳥立于山上之形”的符号為主體。
其山形跟上面舉過的B的山形一樣，也有五個峰，“不過峰頂是平的”。
《起源》把這個符号釋為“島”字。
［37］c的下部包含一個跟“臂圈”的a相同的符号，隻是象太陽的圓圈形内加了文飾。
d的山形之内，上部有一個跟“臂圈”的b有點相似的符号，底部所添加的究竟是符号還是文飾不易斷定。
e的山形之内也有一個符号。
這個符号也許是一個甲類符号。
刻有c的玉璧的邊緣上還刻有兩個符号（見下圖）。
《符号》已指出f跟上面舉過的F是同一符号的異體。
林巳奈夫和李學勤都認為上述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遺物。
良渚文化的年代約為前3300—前2200年。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正在其範圍之内。
這兩種文化分布的地域比較接近，并有某些同類型的器物，彼此顯然是互有影響的。
所以李學勤認為“這兩種文化有共同的文字聯系，實在情理之中”。
［38］他把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和上述玉器上的符号都看做文字，所以用“共同的文字聯系”這種說法。
不同意把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看做文字的學者，當然也不會同意把上述玉器上的符号看做文字。
近年在國内博物館藏品中也發現了兩件刻有這類符号的玉器。
兩件玉器都是大型玉琮，形制相類。
首都博物館收藏的一件，上端兩側面各刻一個符号。
其中一個跟上舉玉璧上的幾個符号相類，也是以“作鳥立于山上之形”的符号為主體的複合符号。
另一個符号已磨損不可辨。
《符号》認為這件琮屬良渚文化玉琮中最晚的一式。
中國曆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據傳出于山東省，上端正中刻有跟“玉臂圈”的a相同的符号，底部内壁一側刻有斜三角形。
發表者認為此琮與“玉臂圈”應為大汶口文化遺物。
［39］還有學者認為此琮是山東龍山文化遺物。
［40］由于在考古發掘中尚未發現過刻有這類符号的同類玉器，上述那些玉器究竟應該歸屬于哪種文化，還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我們過去曾經根據前面舉出的A—D四個符号，斷定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是用作族名的原始文字，并認為它們跟古漢字之間很可能“存在着一脈相承的關系”［41］。
現在看來，這樣說是不妥當的。
正如上引汪文所指出的，“真正的文字要從表音開始，是能夠記錄語言的符号。
陶器上這幾個孤立的圖形，還不能證明這一點”。
而且如果說A—D這幾個符号确實跟古漢字很相似的話，新出的G、H兩個符号以及玉器上的鳥立山上形符号和符号b，跟古漢字顯然就不怎麼相似了。
所以把這類符号看做原始文字是根據不足的，把它們直接看做古漢字的前身就更不妥當了。
估計刻在陶尊上的乙類符号可能有兩種用途
漢字的曆史究竟可以上溯到什麼時代？漢字從古到今發生過哪些重要變化？這是關心中國文化史的人都很感興趣的問題。
下面介紹一下這方面的知識。
第一節 漢字的起源 事物的形成一般都要經曆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文字也不例外。
以别的語言的文字為依傍，有時能為一種語言很快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來。
但是就完全或基本上獨立創造的文字來說，從第一批文字的出現到能夠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最後形成，總是需要經曆一段很長的時間的。
還不能完整記錄語言的文字可以稱為原始文字。
漢字是一種獨立創造的文字，它無疑是在經曆了相當長的原始文字階段以後，才發展成為完整的文字體系的。
所以漢字起源的問題實際上包含了下述兩方面的内容：漢字是怎樣從最原始的文字逐步發展成為能夠完整地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的；漢字這一文字體系的形成過程開始于何時結束于何時。
由于缺乏原始漢字的資料，對這兩個問題目前都還無法做出确切的答複。
下面先對已有的關于漢字起源的一些說法略作讨論，然後簡單談談我們對漢字形成的過程和時間的一些初步推測。
一、關于漢字起源的舊說 1．倉颉造字的傳說 這一傳說最早見于戰國晚期的文獻： 奚仲作車，倉颉作書，後稷作稼，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
（《呂氏春秋·君守》） 沮誦、倉颉作書。
（《廣韻》魚韻“沮”字下引《世本》） 倉颉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
（《韓非子·五蠹》） 秦代李斯所編的字書《倉颉篇》也是由于首句是“倉颉作書”而得名的。
古人稱文字為“書”，作書就是造字。
倉颉作書的傳說在戰國晚期顯然已經很流行。
這一傳說無疑在較早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它有沒有某種程度的可靠性呢？漢字當然不是個别人造出來的。
不過在漢字形成的過程裡，尤其在最後階段，很可能有個别人曾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
倉颉也許就是這樣的人。
早在戰國晚期，就有學者作過類似的解釋。
《荀子·解蔽》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颉獨傳者，壹也。
”認為倉颉隻是衆多“好書者”中由于用心專一而最有成就的一個。
但是上引《呂氏春秋》所舉的六個人，除倉颉外都是見于時代較早的典籍的古史名人，唯獨倉颉在現存的早于戰國晚期的古籍中從來沒有提到過，在戰國晚期的古籍中也沒有關于倉颉的時代以及他在造字之外的事迹的任何記載。
漢代人多認為倉颉是黃帝的史官，［1］恐怕未必有确據。
魏晉以後人把倉颉說成早于黃帝的遠古帝王，就更荒誕無稽了。
［2］也許倉颉隻是古人所虛拟的一個文化英雄。
在上引《世本》中跟倉颉并提的沮誦，也是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漢魏間的宋衷的《世本》注說：“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颉、沮誦居其職。
”［3］恐怕也是想當然的說法。
近人唐蘭、高亨懷疑“沮誦”就是“祝融”，［4］是否可信，尚待研究。
2．文字出自八卦說 這是較晚出的一種說法。
古代學者很早就認為在文字産生之前，結繩和八卦曾經起過某些類似文字的作用。
一般認為作于戰國晚期的《易·系辭·下》說：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網）罟，作佃以漁…… 又說：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包羲氏就是伏羲氏。
“書契”據漢末鄭玄注，指寫有文字的木質契券。
後來這個詞往往用作“文字”的同義語。
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叙”（通“序”）文的第一段，是根據上引《系辭》文改寫的。
比較重要的改動是把“結繩而治”歸在晚于伏羲氏的神農氏名下，并指實“後世聖人”為“黃帝之史倉颉”。
不過不管是《系辭》還是《說文》“叙”，都沒有直接把八卦跟文字聯系起來。
《尚書》僞孔傳的“序”說：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這篇序的作者大約是魏晉時人。
他認為三皇時代就已出現文籍，所以把“造書契”這件事提早到了伏羲之世，與“畫八卦”并列，同時不得不把為書契所取代的“結繩之政”推到了伏羲王天下之前。
但是他也還沒有直接把八卦跟文字聯系起來。
據《易經》的《象傳》和《說卦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分别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的象征。
易緯《乾鑿度》進一步認為八卦就是“天”“地”等八個字的“古文”。
易緯本出漢代，但是今所傳《乾鑿度》一般認為是宋代僞書。
上引說法究竟出于何時尚難确定。
如果撇開此說不管，最先明确主張“天”“地”等字出自相應卦形的，似是一些宋代學者。
下面舉比較有代表性的鄭樵的說法略加評論。
鄭樵在《通志·六書略·第五》“因文成象圖”節中說： 有近取：取（天）于（乾體）。
取（地，亦為坤字）于（坤體）。
取（水）于（坎體）。
取（火）于（離體）。
……有遠取：取“山”于（艮體）。
取“雷”于（震體）。
取“風”于（巽體）。
取“澤”于（兌體）。
在“論便從（縱）”節中又說： 坎、離、坤，衡卦也。
以之為字，則必從。
故必從而後能成“”，必從而後能成“火”，必從而後能成“”。
鄭樵顯然是先有了“天”“地”等字應該出自相應卦形的成見，然後去硬加比附的。
“山”“雷”“風”“澤”諸字跟相應的卦形實在太不相像，隻得立了一個“遠取”的名目來搪塞。
近取諸例中，“天”與乾卦，“火”與離卦，其實也都并不相似。
“”在古書中有用為“坤”字之例，［5］但并無用為“地”字之例。
漢碑“坤”字作等形，即“”字所從出。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一“”字條，據漢碑和《玉篇》等，指出漢人借“川”為“坤”，“”即“川”之變體。
這是很對的。
“川”字本作“”，三筆在中部都不作尖折形，跟坤卦之形也聯系不上。
隻有“水”字跟坎卦的确比較相似。
但是八卦是由陽爻“”和陰爻“”組合而成的八組符号，古文字中的“水”則是個象形字，二者的相似隻能認為是一種巧合。
“水”字絕不會是根據坎卦造出來的。
古人以坎卦為水的象征，倒有可能是由于受了坎卦之形與“水”字相似的啟發。
總之，“天”“地”等字出自八卦之說是完全不可信的。
清末民初的劉師培也認為：“八卦為文字之鼻祖，乾坤坎離之卦形即天地水火之字形。
”［6］他還把結繩也扯了進來，說：“字形雖起于伏羲畫卦，然漸備于神農之結繩。
”［7］這種很沒有道理的說法，在當時卻産生過不小的影響。
在商代和西周時代的甲骨文、金文和陶文等資料裡，屢見一種用三個或六個數字組成的符号，如（八一六）（六一八六一一）等。
近年來經過張政烺等學者的研究，證明是一種易封。
［8］相傳的周易卦形中的陽爻可能是由數字“一”變來的，陰爻可能是由數字“”（六）變來的。
［9］這種爻形出現的時代，無疑是比漢字起源的時代晚得多。
從這些新的研究成果來看，文字之形出自八卦的說法的荒謬性就更明顯了。
二、跟漢字起源有關的考古資料及其研究情況 在已發現的各種性質既明确、内容也比較豐富的古漢字資料裡，時代最早的是商代後期（約前14—前11世紀）的殷墟甲骨文。
它所代表的是已經能夠完整地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
現代考古學在中國興起以後，主要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陸續發現了少量商代前期（約前17—前14世紀）的漢字以及一些跟漢字的起源可能有關的考古資料。
後者主要指刻劃或繪寫在原始社會時期遺物上的各種符号以及被有些學者認為是夏代文字的一些符号。
這些資料還不足以解決漢字起源問題，但是對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起了相當大的推進作用。
根據外形上的特點，大體上可以把原始社會時期遺物上的符号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象實物之形的，一類是幾何形符号。
有些雖非幾何形但也不像是象實物之形的符号，可以附在後一類裡。
下文稱後一類為甲類，前一類為乙類。
1．原始社會時期的甲類符号 就已發現的情況來看，甲類符号絕大部分刻劃或繪寫在陶器上，小部分刻在龜甲、獸骨或骨器上。
這類符号分布得很廣，在仰韶、馬家窯、龍山、良渚等文化的遺址（包括墓地在内）中都有發現。
［10］它們行用的時間也很長久。
就上限來說，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早于仰韶文化的大地灣一期文化遺址和接近裴李崗文化的“賈湖”遺址裡，都已發現了這類符号。
大地灣一期文化的符号發現于甘肅秦安縣大地灣，是用顔料繪寫在陶缽形器内壁上的。
［11］“賈湖”符号發現于河南舞陽縣賈湖，是刻在龜甲等物上的。
［12］就下限來說，這種符号不但直到原始社會末期還在使用，而且在進入曆史時期以後，在漢字已經形成的情況下，仍然在某些領域延續使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商代以至春秋戰國時代的陶器上，都可以看到不少這一類的符号。
［13］ 在甲類符号裡，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類型遺址出土陶器上的符号，時代既比較早（距今約六七千年），資料也比較豐富，因此在關于漢字起源的讨論中最受人注意。
我們就以它們為例來讨論一下甲類符号跟漢字的關系。
在半坡類型各遺址中，西安半坡和臨潼姜寨這兩個遺址發現的符号數量最多。
下面是半坡遺址發現的符号的一些例子：［14］ 臨潼姜寨遺址發現的符号，有不少跟半坡的相同或相似，此外還有一些形體比較複雜的例子，如：［15］ 半坡類型符号一般是單個地刻在陶缽外口緣的黑寬帶紋或黑色倒三角紋上的，例外很少。
對半坡類型符号的性質存在不同看法。
有些學者認為它們是文字。
有的并且把它們跟古漢字直接聯系了起來，如認為是“五”字，是“七”字，是“十”字，是“示”字，是“”字，是“阜”字，等等。
［16］有些學者則認為這種符号還不是文字，而“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專門記号”［17］。
還有學者認為它們隻不過是制造陶器時“為标明個人所有權或制作時的某些需要而随意刻劃的”［18］。
這種符号所代表的顯然不會是一種完整的文字體系。
它們有沒有可能是原始文字呢？恐怕也不可能。
我們絲毫沒有掌握它們已經被用來記錄語言的證據。
從同類的符号在漢字形成後還在長期使用這一點來看，它們也不像是文字。
［19］把半坡類型的幾何形符号跟古漢字裡象實物之形的符号相比附，更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
這兩種符号顯然是不同系統的東西。
我們不能因為前一種符号跟後一種符号裡形體比較簡單的例子（如草的象形符号）或某些經過簡化的形式（如殷墟甲骨文裡的“示”和某些“阜”旁）偶然同形，就斷定它們之間有傳承關系。
但是已發現的半坡類型符号，絕大部分都刻在同一種陶器的同一個部位上，規律性很強。
有些符号不但重複出現在很多個器物上，而且還出現在不同的遺址裡。
看來這種符号，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已經比較固定地用來表示某些意義了。
除了用作個人或集體的标記之外，這種符号也有可能用來表示其他意義。
沒有文字的民族往往已經知道用符号記數。
我國原始社會使用的甲類符号估計也不會沒有這種用途。
古漢字除了使用象實物之形的符号之外，也使用少量幾何形符号。
、、、（四）、（五）、（六）、（七）、（八）、（十）等數字是最明顯的例子（數字“九”很多學者認為是一個假借字）。
跟這些數字同形或形近的符号，在我國原始社會使用的甲類符号裡是常見的。
很多學者認為這種符号就是這些數字的前身，這是有道理的。
不過這并不能證明原始社會使用的記數符号是文字。
因為這種符号并不跟語言裡的數字嚴格相對應。
過去雲南的哈尼族由于不會使用文字，在訂立買賣契約的時候，用、、、四種符号分别代表一百元、五十元、十元和一元。
要表示五元就點五個點。
［20］這是記數符号并非文字的一個實例。
此外還應該指出一點。
由于構成甲類符号的要素一般比較簡單，不同地區的人很容易造出相同的符号來。
這種同形的符号，其意義往往并不相同。
所以雖然古漢字有些數字的外形跟半坡類型符号相同，我們仍不能得出這些數字就源于半坡類型符号的結論。
它們完全有可能出自其他原始文化。
商代和西周時代（主要是西周前期）的銅器上常常鑄有族徽（這裡所說的族徽包括族名）。
大部分族徽具有象形程度明顯高于一般銅器銘文的特點，而一小部分則跟原始社會的甲類符号很相似，例如： 它們也有可能源于這類符号。
［21］原始社會裡用作個人或集體的标記的符号，是很容易變成族徽的。
在商周時代，這一部分族徽符号是否已經成為文字，還是一個問題。
［22］它們的性質也許就跟後代的花押差不多。
總之，我們認為我國原始社會時期普遍使用的甲類符号還不是文字。
除了有少量符号（主要是記數符号）為漢字所吸收外，它們跟漢字的形成大概就沒有什麼直接關系了。
而且即使是那些為漢字所吸收的符号，也不見得一定是來自半坡類型符号的。
有些學者以半坡類型符号為據，說漢字已有六千年以上曆史。
這是不妥當的。
近年在西安市郊區長安縣花樓子的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裡，發現了一些刻在骨片和骨器上的甲類符号。
［23］有人稱之為甲骨文，認為跟殷墟甲骨文有淵源關系。
這恐怕也是不妥當的。
2．原始社會時期的乙類符号 在田野考古中，乙類符号主要發現于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一般都刻在一種大口的陶尊上。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約為前2800—前2500年。
近年王樹明在《談陵陽河與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一文中，集中發表了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的資料。
［24］據此文，已發現的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殘器片共有16件。
其中15件是在莒縣的陵陽河和大朱村采集或出土的，1件是在諸城縣前寨采集的。
出土的大都出自墓葬。
這些墓葬大部分有豐富的随葬品，墓主身份似比一般人高。
16件陶尊及殘器片上，共刻符号18個，可以歸納為8種，下面每種各舉一例（各種符号以拼音字母為代号，旁注數字表示出現次數）： B是在A下加山形而成的。
G跟H上部的中間部分象同一種東西。
這些符号絕大多數刻在陶尊外壁靠近口沿的部位（下文依王文稱為頸部），少數刻在外壁近底處。
通常一個陶尊隻刻一個符号，隻有兩件陵陽河采集的陶尊刻有兩個符号。
一件頸部刻G，近底處刻E。
一件在頸部兩側分刻G與D。
G四見，都塗朱。
H兩見。
完整的一例即上圖所示，下部盆形是朱繪的（未刻），其他部分塗朱。
殘缺的一例不塗朱。
他種符号各例，除諸城前寨采集陶片上殘去左上部的符号B塗朱外，［25］全都不塗朱，就是跟塗朱的G共見于一器時也不塗朱。
在山東泰安、甯陽二縣之間的大汶口墓地的發掘中，曾在一個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墓葬中發現過一件背壺，器身上半有朱繪符号：［26］ 這個符号跟晚期陶尊上的乙類符号是否屬于一個系統，尚待研究。
上舉A—D四例，在1974年出版的《大汶口》考古報告中就已發表。
在70年代有好多位學者對這種符号作過研究。
1986年發表的王文和接着發表的李學勤的《論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27］根據新的資料作了進一步的研究。
對這種符号的性質主要存在兩種看法。
有些學者認為它們是文字，并且把它們當做比較原始的漢字加以考釋。
例如：于省吾在《關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幹問題》裡釋A為“旦”。
［28］唐蘭在《關于江西吳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探索》等文中釋A為“炅”，B為“炅”的繁體，C為“斤”，D為“戌”和“戉”。
［29］李學勤釋B為“炅山”合文，［30］F為“封”，并指出E也見于甲骨文和銅器銘文，在那些資料裡用作人名或族氏。
［31］有些學者則認為這種符号還不是文字，例如汪甯生認為它們“屬于圖畫記事的範疇”，是“代表個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圖形标記”。
［32］此外，這兩派學者裡都有人主張某些符号與祭祀或器主的身份有關。
在良渚文化或作風接近良渚文化的某些遺物上，可以看到跟上舉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相類甚至相同的符号。
南京北陰陽營遺址二号灰坑曾出土一個大口陶尊，頸部刻有如下I圖所示符号。
［33］這個符号跟上面舉過的H很相似，似可看做同一符号的異體。
據發掘單位的文章，北陰陽營二号灰坑遺存“大體與張陵山類型相近……可能屬于張陵山類型向良渚類型過渡階段”。
［34］ I 20世紀40年代流入美國、現藏于華盛頓的弗利爾美術館的幾件古玉器，也刻有這類符号。
首先注意到這批資料并加以研究的，是日本學者林巳奈夫。
後來李學勤也進行了研究，其意見發表在《起源》及《符号》二文中。
［35］下面主要根據李學勤的文章介紹一下這批玉器上的符号。
［36］ 這批玉器包括一件“玉臂圈”和三件玉璧。
玉臂圈兩側各刻一個符号（見下圖）。
a跟上面舉過的A相同。
三件玉璧上各刻一個複合符号（見下圖）。
這三個複合符号都以“作鳥立于山上之形”的符号為主體。
其山形跟上面舉過的B的山形一樣，也有五個峰，“不過峰頂是平的”。
《起源》把這個符号釋為“島”字。
［37］c的下部包含一個跟“臂圈”的a相同的符号，隻是象太陽的圓圈形内加了文飾。
d的山形之内，上部有一個跟“臂圈”的b有點相似的符号，底部所添加的究竟是符号還是文飾不易斷定。
e的山形之内也有一個符号。
這個符号也許是一個甲類符号。
刻有c的玉璧的邊緣上還刻有兩個符号（見下圖）。
《符号》已指出f跟上面舉過的F是同一符号的異體。
林巳奈夫和李學勤都認為上述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遺物。
良渚文化的年代約為前3300—前2200年。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正在其範圍之内。
這兩種文化分布的地域比較接近，并有某些同類型的器物，彼此顯然是互有影響的。
所以李學勤認為“這兩種文化有共同的文字聯系，實在情理之中”。
［38］他把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和上述玉器上的符号都看做文字，所以用“共同的文字聯系”這種說法。
不同意把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看做文字的學者，當然也不會同意把上述玉器上的符号看做文字。
近年在國内博物館藏品中也發現了兩件刻有這類符号的玉器。
兩件玉器都是大型玉琮，形制相類。
首都博物館收藏的一件，上端兩側面各刻一個符号。
其中一個跟上舉玉璧上的幾個符号相類，也是以“作鳥立于山上之形”的符号為主體的複合符号。
另一個符号已磨損不可辨。
《符号》認為這件琮屬良渚文化玉琮中最晚的一式。
中國曆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據傳出于山東省，上端正中刻有跟“玉臂圈”的a相同的符号，底部内壁一側刻有斜三角形。
發表者認為此琮與“玉臂圈”應為大汶口文化遺物。
［39］還有學者認為此琮是山東龍山文化遺物。
［40］由于在考古發掘中尚未發現過刻有這類符号的同類玉器，上述那些玉器究竟應該歸屬于哪種文化，還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我們過去曾經根據前面舉出的A—D四個符号，斷定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是用作族名的原始文字，并認為它們跟古漢字之間很可能“存在着一脈相承的關系”［41］。
現在看來，這樣說是不妥當的。
正如上引汪文所指出的，“真正的文字要從表音開始，是能夠記錄語言的符号。
陶器上這幾個孤立的圖形，還不能證明這一點”。
而且如果說A—D這幾個符号确實跟古漢字很相似的話，新出的G、H兩個符号以及玉器上的鳥立山上形符号和符号b，跟古漢字顯然就不怎麼相似了。
所以把這類符号看做原始文字是根據不足的，把它們直接看做古漢字的前身就更不妥當了。
估計刻在陶尊上的乙類符号可能有兩種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