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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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用作性質接近後世的族氏或人名的标記，有的用作器主或其所屬之族的職務或地位的标記。
在同一個陶尊上出現的兩個符号也許是分屬這兩類的。
汪文說：“這些圖形（引者按：指乙類符号）刻于陶器上，當是作為作器者的一種氏族标記。
例如，石斧形标記可能代表善制石斧的氏族。
”他說的這種标記接近我們所說的後一種标記。
不過古代往往“以官為氏”，“以爵為氏”，“以技為氏”，［42］後一種标記往往會轉化為前一種标記，二者的界線不是絕對的。
玉器上的符号的用途尚待研究。
一個象形符号如果用作了性質接近後世族氏或人名的标記，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可以認為已經變成了文字。
例如一個名“鹿”的族用象鹿之形的符号（也可以說“鹿的圖形”）作為自己的标記，這跟用“鹿”的象形字來記錄“鹿”這個族名豈不是一回事嗎？但是實際上問題并不這樣簡單。
早在舊石器時代，隻要人們已經會畫鹿，就有可能指着鹿的圖形說出“鹿”這個詞來。
我們能不能說這時“鹿”字就産生了呢？當然不能。
因為這跟有意識地用鹿的象形符号來記錄成句的語言中的“鹿”這個詞，完全是兩回事。
根據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來看，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會的貧富分化已經相當顯著，階級的形成已經不是遙遠的事情了。
在這種條件下使用的作為族或個人标記的象形符号，跟原始社會較早時期的圖畫當然不能等量齊觀。
但是在并非用來記錄成句語言中的詞這一點上，二者卻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還不能把這種符号看做文字。
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雖然不能斷定為原始文字，畢竟是我國已發現的最像古代象形文字的一種符号。
從有些符号在并非出于一地的遺物上不止一次地出現的情況來看，這種符号的穩定性顯然也是相當強的。
它們無疑可以看做原始文字的先驅。
如果文字形成的過程接着開始的話，它們的大多數應該是會轉化成文字的。
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地域接近古代中國的中心地區。
有些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的作風，跟古漢字确實很相似。
看來這種符号雖然不見得是原始漢字的前身，但是很有可能曾對原始漢字的産生起過某種影響。
在這裡附帶讨論一下前面講甲類符号時提到過的、商周銅器上象形程度比較高的那類族徽的性質。
上面是這類族徽的一些例子。
上引汪文認為這類族徽跟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一樣，是一種“圖畫記事”，而不是真正的文字。
這類族徽的确可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早在原始漢字産生之前就已經出現。
在當時它們當然還不是文字。
但是汪文也承認“圖畫記事”中的“大部分圖形成為後來文字的前身”。
在漢字形成的過程中，那部分族徽無疑大都轉化成為文字了。
而且象形程度較高的族徽肯定也有一部分是在漢字形成後才被使用的。
這部分族徽一般都應該是文字。
所以我們認為商周銅器上象形程度較高的族徽，至多隻會有很小的一部分還不是文字。
它們的絕大部分是沒有理由不當做文字看待的。
由于族徽具有保守性，同一個字在銅器上用作族徽時的寫法，往往要比一般使用時更接近圖形。
這種區别是文字的古體與今體之别，而不是圖形與文字之别。
事實上銅器上的族徽的寫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同一個族徽往往有時寫得比較象形，有時則寫得跟一般金文比較接近。
有些圖繪性比較濃厚的、現在還無法确釋的族徽，在殷墟甲骨文中有作為族名或人名使用的例子。
它們作為文字的性質是不容懷疑的。
這一點郭沫若在《殷彜中圖形文字之一解》中早就指出來了。
［43］ 在一般稱為族徽文字的象形程度較高的金文裡，有一些字是用作個人的私名的。
所以有的學者把這種金文稱為記名金文，而不稱為族徽金文或族名金文。
我們在下文中也采用這一名稱。
3．關于所謂夏代文字 一般認為夏代已經進入階級社會時代。
目前除少數學者外，大家都認為夏代應該有文字，至少應該已有原始文字。
但是在考古發掘中卻還沒有發現确鑿無疑的夏代文字。
在河南偃師縣的二裡頭文化遺址裡發現過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例如：［44］ 這些符号大多數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
它們大都發現于二裡頭遺址的三、四期地層，屬于二裡頭文化後期。
二裡頭文化後期，有人認為相當于商代早期，有人認為相當于夏代。
持後一種看法的學者大都把上舉這種符号看做夏代的文字。
我們認為這種符号跟原始社會時期的甲類符号屬于一個系統，不但不可能是成熟的文字，而且也不可能是原始文字。
陝西商縣紫荊的二裡頭文化遺址裡也發現過少量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個别的可能是象形符号。
報道者認為可能是夏代文字。
［45］由于資料太少，尚難肯定其性質。
河南登封縣王城崗的龍山文化晚期遺址裡也發現過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
有的學者認為這個遺址是夏代的，并把所出陶器符号看做夏代文字。
［46］由于已發表的資料太少，其性質也難以肯定。
4．商代前期的文字資料 由于至今還沒有發現确鑿無疑的夏代以前的漢字（包括原始漢字），商代前期的漢字是已知的最古的漢字。
可惜已發現的資料也很貧乏。
50年代以來發現了不少商代前期的遺址，但是出土的文字資料卻很少。
在鄭州二裡岡和南關外的商代前期遺址裡發現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
［47］它們跟二裡頭文化陶器符号一樣，大多數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也是跟原始社會時期的甲類符号同類的東西，并不是文字。
在二裡岡還發現過兩塊字骨。
［48］一塊隻刻有一個像是“”的字（“”字見于殷墟甲骨文），出自商代前期地層。
一塊是采集品，上面刻有十來個字，字形跟殷墟甲骨文相似，文例則比較特殊。
河北藁城縣台西商代遺址裡也發現過一些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和符号，其中一部分的時代稍早于商代後期。
［49］它們一般都是單個地刻在陶器上的，确實像文字的有“止”、“目”、“刀”等（見下圖）。
其字體古于殷墟發現的商代後期的陶文和甲骨文。
江西清江縣吳城商代遺址裡發現的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和符号，也有一些是早于商代後期的。
［50］它們既有單個地刻在器物上的，也有四五個以至十來個刻在一起的。
可惜後一類刻文還沒有讀通。
吳城出土的有些陶器上的文字或符号，作風比較獨特，似乎不屬于商文化的系統。
在已發現的商代前期銅器裡，有銘文的銅器非常少，器上的銘文通常隻有一兩個字。
有的究竟是不是應該看做文字，還有讨論餘地。
［51］ 總之，已發現的商代前期的文字資料又少又零碎，顯然不能充分反映漢字當時的發展水平，對我們研究漢字的起源沒有重大參考價值。
三、對漢字形成過程的推測 由于确鑿可信的夏代以前的漢字尚未發現，商代前期漢字的資料又很貧乏，我們隻能以商代後期的漢字為主要依據，參考文字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某些時代較晚的原始文字的情況，對漢字形成的過程試做一些初步的推測。
下面所用的古漢字一般都引自殷墟甲骨文，少量的引自銅器銘文（如“方”“圓”的古字）。
在原始文字方面則引用雲南的納西族所使用過的納西圖畫文字（以下簡稱“納西文”）的資料。
［52］ 在文字産生之前，人們早已在用實物、圖畫或各種符号記事表意了，而且所用的各種方法跟古漢字的造字原則有很多共通之處。
［53］所以從技術上看，文字産生的條件很早就出現了。
可是文字産生的社會條件卻出現得相當晚。
在社會生産和社會關系發展到使人們感到必須用記錄語言的辦法來記事和傳遞信息之前，文字是不會産生的。
而這種形勢通常要到階級社會形成前夕甚至階級社會形成之後才會出現。
孤立地來看似乎可以認為是跟語言中的某個詞相對應的符号的出現，如上一小節所說的用作性質接近後世族氏的标記的象形符号的出現，并不意味着文字形成的過程已經開始。
隻有用符号記錄成句語言中的詞的認真嘗試，才是這一過程開始的真正标志。
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先造出來的字應該是最典型的象形字，如象人形的“人”字、象鹿形的“鹿”字等。
因為這一類字顯然最容易造。
但是實際情況恐怕并不是這樣的。
跟這類字相比，圖畫的表意能力不見得有多大遜色。
唐蘭在《中國文字學》裡曾經引原始岩窟藝術裡人射鹿的圖畫，跟古漢字裡的“人射鹿”三個字對比（見下圖）。
誰都能看出來，如果僅僅為了表示人射鹿這類意思，并沒有必要撇開圖畫去另造文字。
從後面要談到的納西文的情況來看，在原始文字階段，文字和圖畫大概是長期混在一起使用的。
對人、鹿等物和射這種具體動作的象形符号來說，文字和圖畫的界線是不明确的。
人們最先需要為它們配備正式的文字的詞，其意義大概都是難于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的，如數詞、虛詞、表示事物屬性的詞等等。
原始文字産生之前，人們在用圖畫、符号等記事表意的時候，已經在使用抽象的幾何圖形和象征等比較曲折的表意手法了。
這些方法可以用來為一部分上面提到的那些詞造字。
有些詞的意義可以用抽象的圖形表示，如古漢字最初以“”“”來表示“方”“圓”這兩個詞。
古漢字裡襲用原始社會時期劃道道的記數方法的“”“”“”“”（四）這幾個數字，其字形也可以認為是抽象圖形。
還有一些詞的意義可以用象征等手法表示。
如古漢字用成年男子的圖形表示“大”這個詞，因為成年人比孩子“大”（也有人認為“大”字以張開兩臂的人形表示大的意思，這也是一種曲折的表意方法）。
用這些方法造出來的字雖然外形往往仍然像圖畫，本質上卻跟圖畫截然有别。
例如用“”表示“大鹿”，跟畫一頭很大的鹿來表示這個意思是根本不同的兩種表意方法。
不知道表示“大”，就無法理解“”說的是什麼。
如果把它們當圖畫看待，隻能理解為一個人跟一頭鹿在一起。
鹿這類具體事物的象形符号，大概是在“大”這類跟圖畫有明确界線的文字産生之後，才在它們的影響之下逐漸跟圖畫區分開來，成為真正的文字符号的。
凡是字形本身跟所代表的詞的意義有聯系，跟詞的語音沒有聯系的字，包括前面講過的“鹿”、“射”、“”、“大”各類字，我們都稱為表意字。
顯然，語言裡有很多詞是很難或完全不可能為它們造表意字的。
上面指出過的那些難以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其意義的詞，其中的大多數，即使采用象征等比較曲折的表意手法，也仍然無法為它們造出合适的文字來。
在文字産生之前，人們還曾使用過跟所表示的對象沒有内在聯系的硬性規定的符号，把這種符号用作所有權的标記，或是用來表示數量或其他意義（如前面舉過的哈尼族用于記數的和）。
原始社會時期使用的甲類符号，顯然有很多是屬于這種性質的。
我們姑且用一個現成的詞——“記号”，作為這種符号的專稱。
那些難以為它們造表意字的詞，是不是可以分别為它們規定某種記号作為文字呢？ 在文字形成過程剛開始的時候，通常是會有少量流行的記号被吸收成為文字符号的。
古漢字裡“”（五）“”（六）“”（七）“”（八）這幾個數字的前身，大概就是原始社會時期用來記數的記号（參看第二小節）。
但是要新造很多記号字卻是有困難的。
記号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詞沒有内在聯系，比較難認難記，不容易被人接受。
它的局限性實際上比表意字還要大得多。
要克服表意字和記号字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困難，隻有一條出路：采用表音的方法。
這就是借用某個字或某種事物的圖形作為表音符号（以下簡稱音符），來記錄跟這個字或這種事物的名稱同音或音近的詞。
這樣，那些難以為它們造表意字的詞，就也可以用文字記錄下來了。
這種記錄語言的方法，就是文字學上所說的假借。
用這種方法為詞配備的字就是假借字。
假借字所用的音符嚴格說應該稱為“借音符”，以與拼音文字的音符相區别。
從民族學資料來看，有不少還沒有文字的民族，在利用實物表意的方法中就已經用上了表音原則。
例如：雲南的景頗族過去通行“樹葉信”。
他們把一些不同種類的樹葉和其他東西分别用來表示某種固定的意義。
在景頗族載瓦支系用來談情說愛的樹葉信中，“蒲軟”樹葉所表示的意思是“我要到你們那裡去”，“豆門”樹葉所表示的意思是“你快打扮起來吧”。
因為在他們的語言裡，當到達講的那個詞跟樹名“薄軟”同音，當打扮講的那個詞跟樹名“豆門”同音。
［54］看來表音原則早在文字出現之前就已經普遍為人們所熟悉了。
前面已經說過，最先需要為它們配備文字的那些詞，有很多是難以用表意的造字方法來對付的。
人們無疑很快就會發現可以用自己本來就熟悉的表音原則來解決面臨的問題。
所以，跟圖畫有明确界線的表意字的開始出現和假借方法的開始應用這兩件事，在時間上不會有什麼顯著的距離，大體上應該是同時發生的。
在古漢字裡有大量假借字，而且有很多是用來記錄極為常用的詞的。
例如常用的語氣詞“其”，就是用音近詞“箕”的象形字來記錄的。
在納西文裡，使用假借字的情況跟古漢字差不多。
例如“有”這個常用詞，就是用音近詞“蕪菁”的象形字來記錄的。
這種現象說明假借字的曆史一定非常悠久。
在文字形成的過程中，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應該是同時發展起來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隻是在表意字大量産生之後，假借方法才開始應用。
前面曾經指出，跟圖畫有明确界線的表意字的産生，有助于使那些本來跟圖畫分不出明确界線的象形符号，逐漸跟圖畫區分開來，成為真正的文字符号。
假借方法也能起這樣的作用。
那些性質還不明确的象形符号如果經常跟假借字放在一起使用，或是被假借來記錄跟它們所象的事物的名稱同音或音近的詞，就會較快地成為真正的文字符号。
在這一小節開頭我們曾說過，“用符号記錄成句語言中的詞的認真嘗試”是文字形成過程開始的真正标志。
根據以上的讨論我們可以進一步說，跟圖畫有明确界線的表意字和假借字的出現，是文字形成過程正式開始的具體标志。
［55］ 假借方法的普遍應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記錄語言的能力。
但是假借字多起來以後，又出現了新的問題。
被假借的字原來有自己所代表的詞，同時又被假借來記錄同音或音近的詞，而且假借它的詞可以有好幾個。
因此閱讀文字的人有時難以斷定某一個字在某一具體場合究竟代表哪一個詞。
為了克服假借所引起的字義混淆現象，人們把有些表意字或表意符号（以下簡稱“意符”）用作指示字義的符号，加注在假借字上。
例如：在殷墟甲骨文裡，“翼”的象形字（象鳥或蟲的翼），在假借來表示當明天講的“翌”這個詞的時候，有時加注“日”字，寫作。
在納西文裡，“蕨菜”的象形字在假借來表示同音詞“小官”的時候，往往加注端坐人形而寫作。
這種由表音的符号和指示字義的符号一起組成的字，就是文字學上所說的形聲字，表音部分稱為聲旁，表意部分稱為形旁。
人們為了使文字跟它們所表示的詞的聯系更為明确，一方面在一些被假借的字上加注形旁，另一方面還在一些表意字上加注音符。
例如：在殷墟甲骨文裡，“鳳”字本作，象高冠（？）美羽的鳳鳥，後來加注音符（凡）而成為（“鳳”“凡”古音相近。
大約在周代，鳳鳥形簡化為“鳥”旁，“凡”旁移到上方，就成了“鳳”的繁體“鳳”）。
在納西文裡，“山崖”寫作。
納西語當山崖講和當雞講的那兩個詞同音，所以在山崖的象形符号上加畫一個雞頭作為音符。
過去的文字學者把在象形字上加注音符而成的字看做象形字的一種特殊類型，其實還不如看做一種特殊的形聲字合理。
形聲字起初都是通過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指示字義的意符或音符而産生的。
就漢字的情況來看，直到它已經成熟之後，這仍然是形聲字産生的主要途徑。
形聲字的應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表達語言的明确性，是文字體系形成過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步驟。
但是這件事似乎并沒有很快導緻文字體系的最後形成，已經使用形聲字的納西文就是一個例證。
下面是引自麗江納西族經典《古事記》的一段原始文字：［56］ 表示拿蛋。
本是“解開”的表意字，在納西語裡當“解開”講和當“白”講的那兩個詞同音，所以這裡假借它來表示“白”。
是“黑”的表意字。
是風。
是蛋。
是湖。
表示蛋破發光。
最右邊是上文已經提到過的“山崖”的形聲字。
據納西族經師的解釋，這段原始文字的全部意思是：把這蛋抛在湖裡頭，左邊吹白風，右邊吹黑風，風蕩漾着湖水，湖水蕩漾着蛋，蛋撞在山崖上，便生出一個光華燦爛的東西來。
在這段原始文字裡，雖然已經使用了假借字和形聲字，但是很多意思仍然是用圖畫手法表示出來的。
漢字一定也經曆過跟納西文相類的、把文字跟圖畫混合在一起使用的原始階段。
不過二者的具體情況肯定會有較大的不同。
納西文主要是用來幫助經師記憶經典的，所以圖畫的成分很多。
原始漢字當然不會長期停滞在這種階段。
在殷墟甲骨文裡可以看到接近圖畫的表意手法的一些殘餘痕迹。
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某些表意字往往随語言環境而改變字形。
例如：甲骨蔔辭裡時常提到商王對祖先舉行進獻食品的“”祭（“”在典籍裡多作“登”。
《周禮·夏官·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鄭玄注“登，升也”）。
甲骨文裡“”字作，象兩手捧着一種叫做豆的盛食器皿。
如果蔔辭提到的祭所用的食品是鬯（一種香酒），“”字往往改寫為“”，兩手所捧的“豆”換成“鬯”。
蔔辭裡既有“鬯”之文，又有“鬯”之文，看來“”僅僅是“”字有特定用途的一個異體。
但是在漢字發展的較早階段（這裡所說的“漢字”包括原始漢字），情況恐怕并不如此簡單。
納西文在這方面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
在納西文裡，字形随語言環境而變化的現象很常見。
例如“吼”字通常寫作，象牛嘴出聲氣，如果說到“馬吼”，通常就把這個字裡的牛頭換作馬頭，并不需要另加一個“馬”字。
在漢字發展的較早階段，“”也應該是用來表示“鬯”的。
到商代後期，這種比較原始的用字習慣基本上已經被抛棄，“”字則作為“”的特殊異體而保存了下來。
類似的例子在甲骨文裡還可以找到一些。
此外，文字排列方式跟語言中的詞序不完全相應的現象，在甲骨文裡偶爾也能看到。
這些都可以看做古漢字曾經經曆過把文字跟圖畫混在一起使用的原始文字階段的證據。
［57］ 在形聲字出現之後，原始漢字大概還經過了多方面的改進，才最後發展成為能夠完整地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
估計在不斷增加新字的同時，至少還需要進行這樣一些改進：逐漸摒棄圖畫式表意手法，簡化字形并使之趨于比較固定，使文字的排列逐漸變得與語序完全一緻。
對漢字的形成過程目前隻能作以上這些很初步的推測。
附帶說一下，在古埃及的聖書字和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等古文字體系裡，也可以看到表意字、假借字和形聲字這幾種性質的文字。
由于漢字跟這些古文字體系都具有兼用意符和音符的特點，有的學者稱它們為意符音符文字，簡稱意音文字。
四、對漢字形成時間的推測 由于缺乏資料，對漢字形成過程從何時開始的問題，目前還無法進行認真的讨論。
我們在第二小節裡曾推測大汶口文化晚期（約前2800—前2500）的乙類符号有可能曾對原始漢字的産生起過某種影響。
按照這種推測，漢字形成過程開始的時間可能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
下面我們來讨論漢字大約在什麼時候脫離原始文字階段而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
由于前面屢次講到的研究資料的局限性，我們隻能主要根據商代後期漢字的發展水平來推測漢字形成完整體系的時間。
商代後期的漢字不但已經能夠完整地記錄語言，而且在有些方面還顯得相當成熟。
前面已經說過，商代的記名金文情況特殊，象形的程度比較高。
一般的金文和甲骨文跟這種金文相比，寫法要簡單得多（參看第二節的第二小節裡講商代字體變化的部分），不少字已經變得不大象形了。
有些字還由于文字直行排列的需要，改變了字形原來應有的方向，例如（犬）、（豕）等字都已變得足部騰空，（疒，即疾字初文）所包含的人形和床形也已經豎了起來。
當時，在上層統治階級的政治和社會生活裡
有的用作性質接近後世的族氏或人名的标記，有的用作器主或其所屬之族的職務或地位的标記。
在同一個陶尊上出現的兩個符号也許是分屬這兩類的。
汪文說：“這些圖形（引者按：指乙類符号）刻于陶器上，當是作為作器者的一種氏族标記。
例如，石斧形标記可能代表善制石斧的氏族。
”他說的這種标記接近我們所說的後一種标記。
不過古代往往“以官為氏”，“以爵為氏”，“以技為氏”，［42］後一種标記往往會轉化為前一種标記，二者的界線不是絕對的。
玉器上的符号的用途尚待研究。
一個象形符号如果用作了性質接近後世族氏或人名的标記，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可以認為已經變成了文字。
例如一個名“鹿”的族用象鹿之形的符号（也可以說“鹿的圖形”）作為自己的标記，這跟用“鹿”的象形字來記錄“鹿”這個族名豈不是一回事嗎？但是實際上問題并不這樣簡單。
早在舊石器時代，隻要人們已經會畫鹿，就有可能指着鹿的圖形說出“鹿”這個詞來。
我們能不能說這時“鹿”字就産生了呢？當然不能。
因為這跟有意識地用鹿的象形符号來記錄成句的語言中的“鹿”這個詞，完全是兩回事。
根據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來看，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會的貧富分化已經相當顯著，階級的形成已經不是遙遠的事情了。
在這種條件下使用的作為族或個人标記的象形符号，跟原始社會較早時期的圖畫當然不能等量齊觀。
但是在并非用來記錄成句語言中的詞這一點上，二者卻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還不能把這種符号看做文字。
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雖然不能斷定為原始文字，畢竟是我國已發現的最像古代象形文字的一種符号。
從有些符号在并非出于一地的遺物上不止一次地出現的情況來看，這種符号的穩定性顯然也是相當強的。
它們無疑可以看做原始文字的先驅。
如果文字形成的過程接着開始的話，它們的大多數應該是會轉化成文字的。
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地域接近古代中國的中心地區。
有些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的作風，跟古漢字确實很相似。
看來這種符号雖然不見得是原始漢字的前身，但是很有可能曾對原始漢字的産生起過某種影響。
在這裡附帶讨論一下前面講甲類符号時提到過的、商周銅器上象形程度比較高的那類族徽的性質。
上面是這類族徽的一些例子。
上引汪文認為這類族徽跟大汶口文化乙類符号一樣，是一種“圖畫記事”，而不是真正的文字。
這類族徽的确可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早在原始漢字産生之前就已經出現。
在當時它們當然還不是文字。
但是汪文也承認“圖畫記事”中的“大部分圖形成為後來文字的前身”。
在漢字形成的過程中，那部分族徽無疑大都轉化成為文字了。
而且象形程度較高的族徽肯定也有一部分是在漢字形成後才被使用的。
這部分族徽一般都應該是文字。
所以我們認為商周銅器上象形程度較高的族徽，至多隻會有很小的一部分還不是文字。
它們的絕大部分是沒有理由不當做文字看待的。
由于族徽具有保守性，同一個字在銅器上用作族徽時的寫法，往往要比一般使用時更接近圖形。
這種區别是文字的古體與今體之别，而不是圖形與文字之别。
事實上銅器上的族徽的寫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同一個族徽往往有時寫得比較象形，有時則寫得跟一般金文比較接近。
有些圖繪性比較濃厚的、現在還無法确釋的族徽，在殷墟甲骨文中有作為族名或人名使用的例子。
它們作為文字的性質是不容懷疑的。
這一點郭沫若在《殷彜中圖形文字之一解》中早就指出來了。
［43］ 在一般稱為族徽文字的象形程度較高的金文裡，有一些字是用作個人的私名的。
所以有的學者把這種金文稱為記名金文，而不稱為族徽金文或族名金文。
我們在下文中也采用這一名稱。
3．關于所謂夏代文字 一般認為夏代已經進入階級社會時代。
目前除少數學者外，大家都認為夏代應該有文字，至少應該已有原始文字。
但是在考古發掘中卻還沒有發現确鑿無疑的夏代文字。
在河南偃師縣的二裡頭文化遺址裡發現過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例如：［44］ 這些符号大多數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
它們大都發現于二裡頭遺址的三、四期地層，屬于二裡頭文化後期。
二裡頭文化後期，有人認為相當于商代早期，有人認為相當于夏代。
持後一種看法的學者大都把上舉這種符号看做夏代的文字。
我們認為這種符号跟原始社會時期的甲類符号屬于一個系統，不但不可能是成熟的文字，而且也不可能是原始文字。
陝西商縣紫荊的二裡頭文化遺址裡也發現過少量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個别的可能是象形符号。
報道者認為可能是夏代文字。
［45］由于資料太少，尚難肯定其性質。
河南登封縣王城崗的龍山文化晚期遺址裡也發現過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
有的學者認為這個遺址是夏代的，并把所出陶器符号看做夏代文字。
［46］由于已發表的資料太少，其性質也難以肯定。
4．商代前期的文字資料 由于至今還沒有發現确鑿無疑的夏代以前的漢字（包括原始漢字），商代前期的漢字是已知的最古的漢字。
可惜已發現的資料也很貧乏。
50年代以來發現了不少商代前期的遺址，但是出土的文字資料卻很少。
在鄭州二裡岡和南關外的商代前期遺址裡發現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
［47］它們跟二裡頭文化陶器符号一樣，大多數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也是跟原始社會時期的甲類符号同類的東西，并不是文字。
在二裡岡還發現過兩塊字骨。
［48］一塊隻刻有一個像是“”的字（“”字見于殷墟甲骨文），出自商代前期地層。
一塊是采集品，上面刻有十來個字，字形跟殷墟甲骨文相似，文例則比較特殊。
河北藁城縣台西商代遺址裡也發現過一些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和符号，其中一部分的時代稍早于商代後期。
［49］它們一般都是單個地刻在陶器上的，确實像文字的有“止”、“目”、“刀”等（見下圖）。
其字體古于殷墟發現的商代後期的陶文和甲骨文。
江西清江縣吳城商代遺址裡發現的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和符号，也有一些是早于商代後期的。
［50］它們既有單個地刻在器物上的，也有四五個以至十來個刻在一起的。
可惜後一類刻文還沒有讀通。
吳城出土的有些陶器上的文字或符号，作風比較獨特，似乎不屬于商文化的系統。
在已發現的商代前期銅器裡，有銘文的銅器非常少，器上的銘文通常隻有一兩個字。
有的究竟是不是應該看做文字，還有讨論餘地。
［51］ 總之，已發現的商代前期的文字資料又少又零碎，顯然不能充分反映漢字當時的發展水平，對我們研究漢字的起源沒有重大參考價值。
三、對漢字形成過程的推測 由于确鑿可信的夏代以前的漢字尚未發現，商代前期漢字的資料又很貧乏，我們隻能以商代後期的漢字為主要依據，參考文字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某些時代較晚的原始文字的情況，對漢字形成的過程試做一些初步的推測。
下面所用的古漢字一般都引自殷墟甲骨文，少量的引自銅器銘文（如“方”“圓”的古字）。
在原始文字方面則引用雲南的納西族所使用過的納西圖畫文字（以下簡稱“納西文”）的資料。
［52］ 在文字産生之前，人們早已在用實物、圖畫或各種符号記事表意了，而且所用的各種方法跟古漢字的造字原則有很多共通之處。
［53］所以從技術上看，文字産生的條件很早就出現了。
可是文字産生的社會條件卻出現得相當晚。
在社會生産和社會關系發展到使人們感到必須用記錄語言的辦法來記事和傳遞信息之前，文字是不會産生的。
而這種形勢通常要到階級社會形成前夕甚至階級社會形成之後才會出現。
孤立地來看似乎可以認為是跟語言中的某個詞相對應的符号的出現，如上一小節所說的用作性質接近後世族氏的标記的象形符号的出現，并不意味着文字形成的過程已經開始。
隻有用符号記錄成句語言中的詞的認真嘗試，才是這一過程開始的真正标志。
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先造出來的字應該是最典型的象形字，如象人形的“人”字、象鹿形的“鹿”字等。
因為這一類字顯然最容易造。
但是實際情況恐怕并不是這樣的。
跟這類字相比，圖畫的表意能力不見得有多大遜色。
唐蘭在《中國文字學》裡曾經引原始岩窟藝術裡人射鹿的圖畫，跟古漢字裡的“人射鹿”三個字對比（見下圖）。
誰都能看出來，如果僅僅為了表示人射鹿這類意思，并沒有必要撇開圖畫去另造文字。
從後面要談到的納西文的情況來看，在原始文字階段，文字和圖畫大概是長期混在一起使用的。
對人、鹿等物和射這種具體動作的象形符号來說，文字和圖畫的界線是不明确的。
人們最先需要為它們配備正式的文字的詞，其意義大概都是難于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的，如數詞、虛詞、表示事物屬性的詞等等。
原始文字産生之前，人們在用圖畫、符号等記事表意的時候，已經在使用抽象的幾何圖形和象征等比較曲折的表意手法了。
這些方法可以用來為一部分上面提到的那些詞造字。
有些詞的意義可以用抽象的圖形表示，如古漢字最初以“”“”來表示“方”“圓”這兩個詞。
古漢字裡襲用原始社會時期劃道道的記數方法的“”“”“”“”（四）這幾個數字，其字形也可以認為是抽象圖形。
還有一些詞的意義可以用象征等手法表示。
如古漢字用成年男子的圖形表示“大”這個詞，因為成年人比孩子“大”（也有人認為“大”字以張開兩臂的人形表示大的意思，這也是一種曲折的表意方法）。
用這些方法造出來的字雖然外形往往仍然像圖畫，本質上卻跟圖畫截然有别。
例如用“”表示“大鹿”，跟畫一頭很大的鹿來表示這個意思是根本不同的兩種表意方法。
不知道表示“大”，就無法理解“”說的是什麼。
如果把它們當圖畫看待，隻能理解為一個人跟一頭鹿在一起。
鹿這類具體事物的象形符号，大概是在“大”這類跟圖畫有明确界線的文字産生之後，才在它們的影響之下逐漸跟圖畫區分開來，成為真正的文字符号的。
凡是字形本身跟所代表的詞的意義有聯系，跟詞的語音沒有聯系的字，包括前面講過的“鹿”、“射”、“”、“大”各類字，我們都稱為表意字。
顯然，語言裡有很多詞是很難或完全不可能為它們造表意字的。
上面指出過的那些難以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其意義的詞，其中的大多數，即使采用象征等比較曲折的表意手法，也仍然無法為它們造出合适的文字來。
在文字産生之前，人們還曾使用過跟所表示的對象沒有内在聯系的硬性規定的符号，把這種符号用作所有權的标記，或是用來表示數量或其他意義（如前面舉過的哈尼族用于記數的和）。
原始社會時期使用的甲類符号，顯然有很多是屬于這種性質的。
我們姑且用一個現成的詞——“記号”，作為這種符号的專稱。
那些難以為它們造表意字的詞，是不是可以分别為它們規定某種記号作為文字呢？ 在文字形成過程剛開始的時候，通常是會有少量流行的記号被吸收成為文字符号的。
古漢字裡“”（五）“”（六）“”（七）“”（八）這幾個數字的前身，大概就是原始社會時期用來記數的記号（參看第二小節）。
但是要新造很多記号字卻是有困難的。
記号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詞沒有内在聯系，比較難認難記，不容易被人接受。
它的局限性實際上比表意字還要大得多。
要克服表意字和記号字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困難，隻有一條出路：采用表音的方法。
這就是借用某個字或某種事物的圖形作為表音符号（以下簡稱音符），來記錄跟這個字或這種事物的名稱同音或音近的詞。
這樣，那些難以為它們造表意字的詞，就也可以用文字記錄下來了。
這種記錄語言的方法，就是文字學上所說的假借。
用這種方法為詞配備的字就是假借字。
假借字所用的音符嚴格說應該稱為“借音符”，以與拼音文字的音符相區别。
從民族學資料來看，有不少還沒有文字的民族，在利用實物表意的方法中就已經用上了表音原則。
例如：雲南的景頗族過去通行“樹葉信”。
他們把一些不同種類的樹葉和其他東西分别用來表示某種固定的意義。
在景頗族載瓦支系用來談情說愛的樹葉信中，“蒲軟”樹葉所表示的意思是“我要到你們那裡去”，“豆門”樹葉所表示的意思是“你快打扮起來吧”。
因為在他們的語言裡，當到達講的那個詞跟樹名“薄軟”同音，當打扮講的那個詞跟樹名“豆門”同音。
［54］看來表音原則早在文字出現之前就已經普遍為人們所熟悉了。
前面已經說過，最先需要為它們配備文字的那些詞，有很多是難以用表意的造字方法來對付的。
人們無疑很快就會發現可以用自己本來就熟悉的表音原則來解決面臨的問題。
所以，跟圖畫有明确界線的表意字的開始出現和假借方法的開始應用這兩件事，在時間上不會有什麼顯著的距離，大體上應該是同時發生的。
在古漢字裡有大量假借字，而且有很多是用來記錄極為常用的詞的。
例如常用的語氣詞“其”，就是用音近詞“箕”的象形字來記錄的。
在納西文裡，使用假借字的情況跟古漢字差不多。
例如“有”這個常用詞，就是用音近詞“蕪菁”的象形字來記錄的。
這種現象說明假借字的曆史一定非常悠久。
在文字形成的過程中，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應該是同時發展起來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隻是在表意字大量産生之後，假借方法才開始應用。
前面曾經指出，跟圖畫有明确界線的表意字的産生，有助于使那些本來跟圖畫分不出明确界線的象形符号，逐漸跟圖畫區分開來，成為真正的文字符号。
假借方法也能起這樣的作用。
那些性質還不明确的象形符号如果經常跟假借字放在一起使用，或是被假借來記錄跟它們所象的事物的名稱同音或音近的詞，就會較快地成為真正的文字符号。
在這一小節開頭我們曾說過，“用符号記錄成句語言中的詞的認真嘗試”是文字形成過程開始的真正标志。
根據以上的讨論我們可以進一步說，跟圖畫有明确界線的表意字和假借字的出現，是文字形成過程正式開始的具體标志。
［55］ 假借方法的普遍應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記錄語言的能力。
但是假借字多起來以後，又出現了新的問題。
被假借的字原來有自己所代表的詞，同時又被假借來記錄同音或音近的詞，而且假借它的詞可以有好幾個。
因此閱讀文字的人有時難以斷定某一個字在某一具體場合究竟代表哪一個詞。
為了克服假借所引起的字義混淆現象，人們把有些表意字或表意符号（以下簡稱“意符”）用作指示字義的符号，加注在假借字上。
例如：在殷墟甲骨文裡，“翼”的象形字（象鳥或蟲的翼），在假借來表示當明天講的“翌”這個詞的時候，有時加注“日”字，寫作。
在納西文裡，“蕨菜”的象形字在假借來表示同音詞“小官”的時候，往往加注端坐人形而寫作。
這種由表音的符号和指示字義的符号一起組成的字，就是文字學上所說的形聲字，表音部分稱為聲旁，表意部分稱為形旁。
人們為了使文字跟它們所表示的詞的聯系更為明确，一方面在一些被假借的字上加注形旁，另一方面還在一些表意字上加注音符。
例如：在殷墟甲骨文裡，“鳳”字本作，象高冠（？）美羽的鳳鳥，後來加注音符（凡）而成為（“鳳”“凡”古音相近。
大約在周代，鳳鳥形簡化為“鳥”旁，“凡”旁移到上方，就成了“鳳”的繁體“鳳”）。
在納西文裡，“山崖”寫作。
納西語當山崖講和當雞講的那兩個詞同音，所以在山崖的象形符号上加畫一個雞頭作為音符。
過去的文字學者把在象形字上加注音符而成的字看做象形字的一種特殊類型，其實還不如看做一種特殊的形聲字合理。
形聲字起初都是通過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指示字義的意符或音符而産生的。
就漢字的情況來看，直到它已經成熟之後，這仍然是形聲字産生的主要途徑。
形聲字的應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表達語言的明确性，是文字體系形成過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步驟。
但是這件事似乎并沒有很快導緻文字體系的最後形成，已經使用形聲字的納西文就是一個例證。
下面是引自麗江納西族經典《古事記》的一段原始文字：［56］ 表示拿蛋。
本是“解開”的表意字，在納西語裡當“解開”講和當“白”講的那兩個詞同音，所以這裡假借它來表示“白”。
是“黑”的表意字。
是風。
是蛋。
是湖。
表示蛋破發光。
最右邊是上文已經提到過的“山崖”的形聲字。
據納西族經師的解釋，這段原始文字的全部意思是：把這蛋抛在湖裡頭，左邊吹白風，右邊吹黑風，風蕩漾着湖水，湖水蕩漾着蛋，蛋撞在山崖上，便生出一個光華燦爛的東西來。
在這段原始文字裡，雖然已經使用了假借字和形聲字，但是很多意思仍然是用圖畫手法表示出來的。
漢字一定也經曆過跟納西文相類的、把文字跟圖畫混合在一起使用的原始階段。
不過二者的具體情況肯定會有較大的不同。
納西文主要是用來幫助經師記憶經典的，所以圖畫的成分很多。
原始漢字當然不會長期停滞在這種階段。
在殷墟甲骨文裡可以看到接近圖畫的表意手法的一些殘餘痕迹。
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某些表意字往往随語言環境而改變字形。
例如：甲骨蔔辭裡時常提到商王對祖先舉行進獻食品的“”祭（“”在典籍裡多作“登”。
《周禮·夏官·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鄭玄注“登，升也”）。
甲骨文裡“”字作，象兩手捧着一種叫做豆的盛食器皿。
如果蔔辭提到的祭所用的食品是鬯（一種香酒），“”字往往改寫為“”，兩手所捧的“豆”換成“鬯”。
蔔辭裡既有“鬯”之文，又有“鬯”之文，看來“”僅僅是“”字有特定用途的一個異體。
但是在漢字發展的較早階段（這裡所說的“漢字”包括原始漢字），情況恐怕并不如此簡單。
納西文在這方面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
在納西文裡，字形随語言環境而變化的現象很常見。
例如“吼”字通常寫作，象牛嘴出聲氣，如果說到“馬吼”，通常就把這個字裡的牛頭換作馬頭，并不需要另加一個“馬”字。
在漢字發展的較早階段，“”也應該是用來表示“鬯”的。
到商代後期，這種比較原始的用字習慣基本上已經被抛棄，“”字則作為“”的特殊異體而保存了下來。
類似的例子在甲骨文裡還可以找到一些。
此外，文字排列方式跟語言中的詞序不完全相應的現象，在甲骨文裡偶爾也能看到。
這些都可以看做古漢字曾經經曆過把文字跟圖畫混在一起使用的原始文字階段的證據。
［57］ 在形聲字出現之後，原始漢字大概還經過了多方面的改進，才最後發展成為能夠完整地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
估計在不斷增加新字的同時，至少還需要進行這樣一些改進：逐漸摒棄圖畫式表意手法，簡化字形并使之趨于比較固定，使文字的排列逐漸變得與語序完全一緻。
對漢字的形成過程目前隻能作以上這些很初步的推測。
附帶說一下，在古埃及的聖書字和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等古文字體系裡，也可以看到表意字、假借字和形聲字這幾種性質的文字。
由于漢字跟這些古文字體系都具有兼用意符和音符的特點，有的學者稱它們為意符音符文字，簡稱意音文字。
四、對漢字形成時間的推測 由于缺乏資料，對漢字形成過程從何時開始的問題，目前還無法進行認真的讨論。
我們在第二小節裡曾推測大汶口文化晚期（約前2800—前2500）的乙類符号有可能曾對原始漢字的産生起過某種影響。
按照這種推測，漢字形成過程開始的時間可能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
下面我們來讨論漢字大約在什麼時候脫離原始文字階段而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
由于前面屢次講到的研究資料的局限性，我們隻能主要根據商代後期漢字的發展水平來推測漢字形成完整體系的時間。
商代後期的漢字不但已經能夠完整地記錄語言，而且在有些方面還顯得相當成熟。
前面已經說過，商代的記名金文情況特殊，象形的程度比較高。
一般的金文和甲骨文跟這種金文相比，寫法要簡單得多（參看第二節的第二小節裡講商代字體變化的部分），不少字已經變得不大象形了。
有些字還由于文字直行排列的需要，改變了字形原來應有的方向，例如（犬）、（豕）等字都已變得足部騰空，（疒，即疾字初文）所包含的人形和床形也已經豎了起來。
當時，在上層統治階級的政治和社會生活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