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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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已經使用得相當廣泛，為他們服務的史官一類人的書寫技巧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從這些方面看，商代後期距離漢字脫離原始文字階段而形成完整文字體系的時代，應該已經有一段不太短的時間了。
［58］ 但是另一方面，在商代後期文字裡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比較原始的迹象，例如前一小節提到過的，某些表意字随語言環境而改變字形，以及文字排列偶爾跟語序不相應等現象。
這些現象在西周以後的漢字裡基本上已經絕迹。
從這方面看，商代後期距離漢字形成完整文字體系的時代似乎也不會很遠。
《尚書·多士》記載西周初年周公對商朝遺民的訓話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周公特别強調殷的先人有典冊記載“殷革夏命”之事，也許我國就是從夏商之際才開始有比較完備的記事典冊的。
漢字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很可能也就在夏商之際。
前面說過，原始漢字可能開始出現于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
大約到這一千年的末期，夏王朝建立了起來，我國進入了階級社會時期。
統治階級為了有效地進行統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較完善的文字。
因此原始漢字改進的速度一定會大大加快。
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傳下來這件事，就是原始漢字有了巨大改進的反映。
漢字大概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在夏商之際（約在前17世紀）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的。
有的學者主張漢字形成于夏初。
［59］由于大家都缺乏确鑿的根據，究竟孰是孰非，隻有留待發現有關的新資料以後再去判斷了。
還有學者認為“中國象形文字出于商代後期（盤庚、武丁以後）的蔔人集團”［60］。
這未免把漢字形成的時間估計得過晚了。
在漢字由原始文字發展成為完整的文字體系的過程裡，起主要作用的應該是為部落首領或國家統治者服務的巫、史一類人。
漢代人說倉颉是黃帝的史官，未必有可靠的根據，但是把史官當做造字的人還是有點道理的。
第二節 漢字形體的演變 即使隻從商代後期算起，漢字也已經有三千三百多年的曆史了。
在這段很長的時間裡，漢字的意音文字的本質沒有改變，但是無論在形體上還是在結構上，都發生了很重要的變化。
我們将在這一節和下一節裡分别說明這兩方面的變化。
在這一節裡，先簡單說明漢字形體的主要變化，然後再對各種主要字體分别作些介紹。
一、漢字形體的主要變化 從形體上看，漢字主要經曆了由繁到簡的變化。
這種變化表現在字體和字形兩方面。
字形的變化指一個個字的外形的變化。
字體的變化則指文字在字形特點和書寫風格上的總的變化，而且通常是指較明顯較巨大的變化而言的。
這兩方面的變化往往交織在一起而難以截然劃分。
1．字體的主要變化 漢字字體演變的過程可以分成兩個大階段，即古文字階段和隸、楷階段。
前一階段起自商代終于秦代（公元前3世紀晚期），後一階段起自漢代一直延續到現代。
由象形變為不象形，是字體演變過程中最容易覺察到的變化。
在整個古文字階段裡，漢字的象形程度在不斷降低。
古文字所使用的字符（“字符”是我們為文字所使用的符号，也就是構成文字的符号所起的專名），本來大都很象圖形。
古人為了書寫的方便，把它們逐漸改變成用比較平直的線條構成的、象形程度較低的符号。
這可以稱為“線條化”。
在從古文字演變為隸書的過程裡，字符的寫法發生了更大的變化。
它們絕大多數變成了完全喪失象形意味的、用點畫撇捺等筆畫組成的符号。
這可以稱為“筆畫化”。
下面所舉的是“馬”“魚”二字字體演變的簡單情況。
隸書書寫起來要比古文字方便得多。
由古文字變為隸書，應該看做漢字形體上最重要的一次簡化。
從表面上看，楷書對隸書的改變似乎不大。
但是楷書的筆畫書寫起來比隸書更加方便，所以由隸變楷也是一次重要的簡化。
2．字形的簡化和繁化 字體的變化跟字形的簡化往往是相伴的，這從上面所舉的“馬”“魚”二字就可以看出來。
在第二小節裡講古文字階段的字體演變和隸書改變古文字字形的方法的時候，還會舉到可以說明這一點的例子。
在字體沒有發生顯著變化的情況下，字形的簡化也在不斷進行。
早在殷墟甲骨文裡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如： 漢字演變為楷書之後，字形仍在不斷簡化。
20世紀50年代以來，還在政府的領導下有組織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漢字簡化工作。
前面舉過的楷書的“馬”和“魚”，就在50年代簡化成了我們現在所用的“馬”和“魚”。
另一方面，在漢字發展的過程裡也存在着字形繁化的現象。
字形繁化可以分成兩類。
一類純粹是外形上的繁化，一類是文字結構上的變化所造成的繁化。
前一類繁化有時是為了明确字形以避免混淆而進行的。
例如“上”“下”二字在古文字裡本來多寫作“”“”，為了避免相互混淆，并避免與“二”字相混，後來各加一豎而寫作“上”“下”。
但是在多數情況下，這類繁化似乎隻是書寫習慣上的一種變化，并沒有什麼有意義的目的。
例如變為（辛），變為（角）等。
總的來看，純粹外形上的繁化隻涉及全部漢字的一個很小的部分，繁化的程度也很輕微，通常隻不過增添一兩筆而已。
文字結構上的變化所造成的繁化，最常見的是增加偏旁，如第一節裡舉過的“鳳”的象形字加注音符“凡”的例子，又如“韭”字俗寫加草頭作“韮”等。
漢字裡有大量加旁字，但是大部分加旁字跟未加偏旁的原字都分化成了兩個字。
例如“獅”這個詞本來用假借字“師”表示（《漢書》《後漢書》都把“獅子”寫作“師子”），後來加“犬”旁分化出了“獅”字來專門表示這個詞。
像上舉“鳳”“韮”那樣，用法跟原字毫無區别的加旁字，為數并不太多。
所以大部分加偏旁的現象可以解釋為文字的分化或字數的增加，不必看做字形的繁化。
不過如果以詞為本位，加偏旁的分化字的出現就應該看做字形的繁化了。
例如對“獅”這個詞來說，由寫作“師”變為寫作“獅”，的确是字形的繁化。
漢字簡化有時也是以詞為本位的。
例如：鬥争的“鬥”本來寫作“鬥”，50年代漢字簡化時用音近字“鬥”取代了它。
從文字的角度來看，這是文字合并或字數減少的現象。
從詞的角度來看，鬥争的“鬥”這個詞由寫作“鬥”變為寫作“鬥”，是字形的簡化。
即使是加旁字，如果就組成它們的偏旁來看，字形變化的主要趨向仍然是簡化。
因為在漢字形體演變的過程裡，偏旁跟獨立的字一樣，寫法絕大多數是由繁趨簡的。
有些偏旁還經曆了比一般的字形演變更為劇烈的簡化。
例如在隸書裡，“水”用作左旁時變為三短橫或三點，寫法比獨立成字時簡單得多。
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就漢字的單個符号來看，并不存在繁化的趨向。
”［61］這是有道理的。
當然，少數例外還是有的，如前面所說的“上”“下”之類。
二、漢字的各種主要字體 在這一小節裡，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研究漢字字體的主要資料，然後再分頭介紹古文字階段和隸楷階段的各種主要字體。
1．研究漢字字體的主要資料 研究漢字的字體，主要依靠各種古代遺物上的文字資料。
下面主要按照遺物的性質，分類加以介紹。
漢字字體比較劇烈的變化都發生在南北朝之前，所以我們介紹這些資料的時候也以南北朝之前的為主，南北朝的附帶提到一點，隋唐以後的就從略了。
A．甲骨文 指刻在占蔔用的龜甲獸骨以及一般獸骨和骨角器上的文字。
寫而不刻的字在甲骨上也有發現，但數量很少。
在已發現的甲骨文裡，最重要的是殷墟甲骨文。
50年代以來，在山西省、北京市和陝西省的一些地方陸續發現了一些西周時代的甲骨蔔辭。
其中以周原的發現最為重要。
1977年在陝西岐山縣鳳雛村周原遺址西周前期宮室廢墟的窖穴裡發現了大量蔔甲碎片，其中有近三百片刻有蔔辭。
據研究有一小部分蔔辭的時代早到周滅商之前。
1979年在同屬周原範圍的扶風縣齊家村一帶也發現了一些刻有蔔辭的西周時代甲骨。
B．金文 指鑄在或刻在銅器上的銘文。
古代銅器銘文的搜集和研究，早在宋代就已開始。
一千年來陸續發現的有銘文的古銅器為數頗多，屬于先秦時代的就有萬件以上。
在第一節裡已經說過，在商代前期銅器上，銘文極為少見，而且一般隻有一兩個字。
到了商代後期，有銘文的銅器逐漸增多，不過銘文内容多數仍然很簡單，主要記作器者之名（多用族名）和所紀念的先人的稱号（如父乙、祖己等）。
在商代後期較晚的階段，出現了一些篇幅較長的銘文，已發現的最長銘文有四十餘字。
進入戰國時代以後，銅器銘文發生了很大變化。
從西周到戰國早期，銅器銘文中習見的内容變化不大，主要是器主叙述作器緣由以及祝願子孫保有器物等類的話。
大約從戰國中期開始，傳統形式的銘文已經變得很少見，“物勒工名”式的銘文則大量出現。
這類銘文字數一般不多，所記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等。
春秋以前，銅器銘文大都是鑄在器物上的。
戰國中期以後，則往往是在器物制成後用刀刻出來的，兵器等物上的銘文還往往刻得很草率。
秦漢時代的銅器銘文，除了度量衡銅器上的銘文情況比較特殊外，大多數是物勒工名式的和标明器物主人或使用地點的簡短銘文。
魏晉以後的銅器銘文一般就不大受研究者重視了。
C．石刻文字 先秦的石刻文字往往見于戈、磬等器物上，非器物的刻石為數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石鼓文。
石鼓文刻在十個一米左右高的高腳饅頭形的石碣上，（《說文》：“碣，特立之石也。
”）原來立在秦國雍城（今陝西鳳翔縣）南面的三畤原上，唐初始見記載，後來曾經經過幾次遷徙，現在收藏在故宮博物院内。
由于這些石碣的外形稍有些像鼓，一般稱之為石鼓。
石鼓各石都刻有一首四言詩，原來共有七百餘字，由于石的表面不斷剝蝕，殘脫的字已達一大半。
關于石鼓的時代，曆來有很多争論。
由于石鼓上有些字的寫法跟《說文解字》所收的、相傳為西周宣王時文字的“籀文”相似，過去很多人把它看做周宣王時的東西。
經過一些學者研究，石鼓已經證明是東周時代秦國的東西。
但是關于它的具體年代仍有不少異說，最早的早到春秋早期，最晚的晚到戰國中期。
從字體看，石鼓文似乎不會早于春秋晚期，也不會晚于戰國早期，大體上可以看做春秋戰國間的秦國文字。
（校按：近些年來，以石鼓文為春秋中晚期秦國文字的說法漸為多數學者所接受。
） 石鼓文之外，比較重要的先秦石刻文字，還有北宋時發現的秦王詛楚王的告神之文，即所謂詛楚文。
當時大概每告一神即刻一石，埋在祀神之處。
北宋時發現了三塊這樣的刻石，每塊刻有三百餘字，除神名各異外，文字基本相同。
由于原石早佚，現在隻能看到摹刻本。
多數學者認為詛楚文是秦惠文王詛楚懷王之文，其時代屬戰國中晚期之交。
石鼓文和詛楚文是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秦國文字的重要資料。
西漢石刻文字傳留下來的不多。
東漢時代，刻碑之風興起（碑有特定的形制，秦始皇刻石等不能稱碑隻能稱碣），有大量碑文和摩崖文字（刻在崖壁上的文字）等傳留下來。
在近代發現漢代簡牍之前，碑刻是研究漢代字體的最重要的資料。
東漢碑刻一般使用工整的隸書。
現代書法家所寫的隸書多數出自漢碑。
魏和西晉時代的碑刻一般也用隸書。
漢末曾将儒家主要經典刻石立于洛陽太學。
由于其事始于靈帝熹平四年（175），世稱熹平石經。
其字體也是工整的隸書。
曹魏正始（240—249）年間，又将《尚書》《春秋》二經的“古文”本刻石立于洛陽太學，每個字都用古文、小篆、隸書三種字體書寫三次，世人稱為正始石經或三體石經。
兩種石經都早已毀壞，但自清末、民國以來發現了一些殘石，對研究古代文字形體頗有幫助。
晉以後，墓志逐漸流行。
墓志放在墓葬内，多數刻在石質的闆上，也可以看做石刻文字。
東晉時代的碑刻（包括墓志）往往使用一種介于隸書、楷書之間的字體（即後面要講到的“新隸體”。
魏和西晉時代的碑刻，有少數已經使用了這種字體）。
南北朝時代的碑刻一般就用楷書了。
D．簡牍文字 我國在使用植物纖維紙之前，長期以竹木簡為主要書寫材料。
簡是細長條的薄片，用繩把簡編連起來就成為冊，通常用毛筆蘸墨在上面書寫。
殷墟甲骨文屢見“冊”字，《尚書·多士》也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可見至遲在商代簡冊就已通行了。
商代和西周春秋時代的主要文字資料應該是簡冊文字，可惜竹木易腐，未能保存下來。
已發現的簡冊以戰國時代的為最早。
西漢和西晉時代都曾發現過大批戰國時代的簡冊（西漢時代發現的就是後面要講到的“古文經”。
西晉時代發現的是“汲冢竹書”），但原物早已毀壞。
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湖南長沙市、常德市、慈利縣、河南信陽市和湖北江陵縣、荊門市等地的楚墓裡都出過竹簡。
此外，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發現的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也出土了一批竹簡。
這是已發現的時代最早的一批簡。
曾是附屬于楚的小國，文字作風與楚國基本相同。
秦簡是在20世紀70年代第一次發現的。
1975年底，湖北雲夢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了一千一百多枚竹簡。
這座墓是在始皇三十年（前217）或稍後的時間下葬的。
竹簡抄寫時間不一，估計不出戰國末年至秦初這段時期。
古代往往以簡、牍并稱。
簡很窄，通常隻寫一行字。
牍是可以寫幾行字的長方形木闆（寬度不一）。
已發現的最早的牍出土于戰國晚期的秦墓。
漢代的邊塞遺址和墓葬也都出過一些木牍。
對研究字體來說，簡牍文字跟下面就要講到的帛和紙上的文字都非常重要。
因為這些文字一般是以當時日常使用的字體書寫的，不像金石文字往往比較保守，傾向于使用比較舊的字體。
秦簡是研究秦代隸書的最重要的資料。
漢簡是研究隸書的發展變化和草書形成過程的最重要的資料。
魏晉時代簡、紙上的文字是研究行書、楷書等字體的重要資料。
E．帛和紙上的文字 在使用植物纖維紙之前，除竹木簡外還有一種比較重要的書寫材料，這就是帛。
古人常說“竹帛”，以帛與竹簡并提。
已發現的時代最早的一件帛書，也是屬于戰國時代的楚國的。
這件帛書是1942年在長沙的一個楚墓中被盜掘出來的，20世紀40年代中期就流入了美國。
它是一張長47厘米、高38.7厘米的帛，上面有墨書的九百多個字，還有一些跟文字配合的彩色圖像。
2世紀初蔡倫改進造紙方法之後，植物纖維紙開始較多地用于書寫。
作為書寫材料，紙跟帛的性質比較接近。
帛由于價格昂貴，不能取代簡牍。
紙出現後逐漸把簡牍排擠出曆史舞台，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
這一過程大概到4世紀才基本完成。
比較重要的時代較早的字紙，發現于上面提到過的魏晉時代的“樓蘭遺址”，其年代範圍大概跟同出的簡牍差不多，内容有書信、文書和簿籍殘片等。
在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吐魯番等地，發現過一些晉代和南北朝的卷子和字紙，對研究字體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自古流傳下來的魏晉以來名家書迹，一般也屬于帛紙文字。
可惜現存的大都是臨摹本或臨摹本的刻本。
F．其他 除上面所舉的五大類外，還有不少對研究字體有用的古代遺物上的文字資料，例如在山西侯馬市和河南溫縣發現的、時代大約在春秋戰國間的盟書（用朱或墨寫在玉、石片上的盟辭），戰國時代的貨币文字，戰國秦漢時代的印章文字，商代以來的各種陶瓦制品上的文字，戰國以來的各種漆木器上的文字等。
這裡不一一介紹了。
以上介紹的這些資料，同時也是研究漢字字形和結構的重要資料。
2．古文字階段的字體 我們把早于小篆的各種字體和小篆都看做古文字。
這是現代多數文字學者的觀點。
按照傳統文字學的觀點，小篆是不算古文字的。
古文字階段字體變化的情況非常複雜。
所以這一階段的字體不像隸楷階段那樣有公認的分類方法。
下面先介紹一下傳統文字學對古文字字體的看法，然後主要根據古代遺物上的文字資料，簡單講一下古文字在字體方面的演變情況。
A．傳統文字學對古文字字體的看法 按照傳統文字學的看法，我們所說的古文字包含古文、大篆（以籀文為代表）和小篆三種字體。
許慎《說文解字》“叙”說他編書的體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篆文”在這裡指小篆。
“古、籀”指古文和籀文，是小篆之前的兩種古文字。
《說文》所收的字，其字形一般根據小篆，如果古文或籀文的寫法跟小篆不同，就兼錄古文或籀文。
此外，也有一些字的字頭，由于特殊的原因，取古文或籀文，小篆反而附在後面。
書中所錄的籀文出自相傳為西周晚期宣王時代的太史籀所編的字書《史籀篇》，古文出自西漢時代在孔子故宅牆壁裡發現的以及張蒼等人所獻的、用古文字抄寫的《尚書》、《春秋左氏傳》等儒家經典，下文簡稱古文經。
許慎在《說文》“叙”裡對上述幾種字體的時代和相互關系有所說明。
他說：“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可見他認為古文的時代最早，籀文即大篆，是在古文之後出現的。
但是《說文》所錄古文出自古文經，《尚書》等儒家主要經典為孔子所傳，《春秋左氏傳》相傳為春秋時人左丘明所編寫，他們的時代都晚于太史籀，為什麼古文經的字體卻古于籀文呢？許慎認為這是由于孔子和左丘明有意要用較古的字體傳寫經書。
所以他在說了籀文“與古文或異”之後，緊接着就說：“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至于小篆，許慎認為是秦始皇并天下後李斯等人“省改”“史籀大篆”而成的、用來統一全國文字的标準字體。
古文字學在近代興起之後，學者們通過對古代遺物上的文字資料的研究，發現許慎對古代字體的看法并不符合實際。
首先，許慎對古文的看法有問題。
他把早于籀文的字體稱為古文，當然是可以的。
但是認為古文經的字體就是古文，則是錯誤的。
據王國維等學者研究，《說文》所錄的“古文”的字形跟早于籀文的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都不相近，然而跟戰國時代東方國家（指秦之東各國）遺物上的文字卻往往相合。
這說明西漢時代發現的古文經，是戰國時代東方國家儒生用當時通行的字體抄寫的。
所以《說文》中的“古文”實際上是戰國時代東方國家的文字，而不是早于籀文的古文字。
［63］前面講過的三體石經的古文，跟《說文》的古文是同性質的。
其次，許慎對大篆跟小篆的關系的看法也有問題。
按照他的說法，西周晚期的大篆在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似乎沒有發生過什麼變化，小篆是秦統一後李斯等人通過對大篆進行簡化而制定出來的。
但是從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遺物和秦代遺物上的文字來看，秦代的小篆顯然是由春秋時代秦國使用的篆文逐漸演變而成的。
例如：可以代表春秋戰國間的秦國篆文的石鼓文，把“吾”寫作（見于偏旁），把“中”寫作（與《說文》“中”字籀文相近），字形确實比小篆繁。
但是在戰國中晚期之交的詛楚文裡，“吾”（見于偏旁）和“中”的寫法就已經跟小篆相同了。
可見這兩個字的簡化是秦國文字演變的結果，并不是在秦統一後才由李斯等人規定的。
在書寫風格的變化上也存在類似情況。
實際上在統一前夕的秦國篆文跟統一後的小篆之間，無論在字形上還是在書體上都不存在任何明顯的區别。
這一點很多學者都已經指出來了。
錢玄同在為卓定謀《章草考》所作的序裡說：“許叔重（引者按：叔重是許慎的字）謂李斯諸人取大篆省改為小篆，實則戰國時秦文已如此，可見李斯諸人但取固有的省改之體來統一推行，并非創自他們也。
”這是很正确的。
有些講字體的人以《說文》所錄的籀文以及石鼓文、毛公鼎銘文等代表大篆。
還有些人把所有早于小篆的古文字都稱為大篆，相應地把包括小篆在内的、隸書之前的文字都稱為篆文或篆書。
現代的有些古文字學者又根據自己的研究給大篆下了新的定義，如唐蘭認為“由春秋到戰國初期的文字，就是所謂大篆”［64］
從這些方面看，商代後期距離漢字脫離原始文字階段而形成完整文字體系的時代，應該已經有一段不太短的時間了。
［58］ 但是另一方面，在商代後期文字裡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比較原始的迹象，例如前一小節提到過的，某些表意字随語言環境而改變字形，以及文字排列偶爾跟語序不相應等現象。
這些現象在西周以後的漢字裡基本上已經絕迹。
從這方面看，商代後期距離漢字形成完整文字體系的時代似乎也不會很遠。
《尚書·多士》記載西周初年周公對商朝遺民的訓話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周公特别強調殷的先人有典冊記載“殷革夏命”之事，也許我國就是從夏商之際才開始有比較完備的記事典冊的。
漢字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很可能也就在夏商之際。
前面說過，原始漢字可能開始出現于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
大約到這一千年的末期，夏王朝建立了起來，我國進入了階級社會時期。
統治階級為了有效地進行統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較完善的文字。
因此原始漢字改進的速度一定會大大加快。
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傳下來這件事，就是原始漢字有了巨大改進的反映。
漢字大概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在夏商之際（約在前17世紀）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的。
有的學者主張漢字形成于夏初。
［59］由于大家都缺乏确鑿的根據，究竟孰是孰非，隻有留待發現有關的新資料以後再去判斷了。
還有學者認為“中國象形文字出于商代後期（盤庚、武丁以後）的蔔人集團”［60］。
這未免把漢字形成的時間估計得過晚了。
在漢字由原始文字發展成為完整的文字體系的過程裡，起主要作用的應該是為部落首領或國家統治者服務的巫、史一類人。
漢代人說倉颉是黃帝的史官，未必有可靠的根據，但是把史官當做造字的人還是有點道理的。
第二節 漢字形體的演變 即使隻從商代後期算起，漢字也已經有三千三百多年的曆史了。
在這段很長的時間裡，漢字的意音文字的本質沒有改變，但是無論在形體上還是在結構上，都發生了很重要的變化。
我們将在這一節和下一節裡分别說明這兩方面的變化。
在這一節裡，先簡單說明漢字形體的主要變化，然後再對各種主要字體分别作些介紹。
一、漢字形體的主要變化 從形體上看，漢字主要經曆了由繁到簡的變化。
這種變化表現在字體和字形兩方面。
字形的變化指一個個字的外形的變化。
字體的變化則指文字在字形特點和書寫風格上的總的變化，而且通常是指較明顯較巨大的變化而言的。
這兩方面的變化往往交織在一起而難以截然劃分。
1．字體的主要變化 漢字字體演變的過程可以分成兩個大階段，即古文字階段和隸、楷階段。
前一階段起自商代終于秦代（公元前3世紀晚期），後一階段起自漢代一直延續到現代。
由象形變為不象形，是字體演變過程中最容易覺察到的變化。
在整個古文字階段裡，漢字的象形程度在不斷降低。
古文字所使用的字符（“字符”是我們為文字所使用的符号，也就是構成文字的符号所起的專名），本來大都很象圖形。
古人為了書寫的方便，把它們逐漸改變成用比較平直的線條構成的、象形程度較低的符号。
這可以稱為“線條化”。
在從古文字演變為隸書的過程裡，字符的寫法發生了更大的變化。
它們絕大多數變成了完全喪失象形意味的、用點畫撇捺等筆畫組成的符号。
這可以稱為“筆畫化”。
下面所舉的是“馬”“魚”二字字體演變的簡單情況。
隸書書寫起來要比古文字方便得多。
由古文字變為隸書，應該看做漢字形體上最重要的一次簡化。
從表面上看，楷書對隸書的改變似乎不大。
但是楷書的筆畫書寫起來比隸書更加方便，所以由隸變楷也是一次重要的簡化。
2．字形的簡化和繁化 字體的變化跟字形的簡化往往是相伴的，這從上面所舉的“馬”“魚”二字就可以看出來。
在第二小節裡講古文字階段的字體演變和隸書改變古文字字形的方法的時候，還會舉到可以說明這一點的例子。
在字體沒有發生顯著變化的情況下，字形的簡化也在不斷進行。
早在殷墟甲骨文裡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如： 漢字演變為楷書之後，字形仍在不斷簡化。
20世紀50年代以來，還在政府的領導下有組織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漢字簡化工作。
前面舉過的楷書的“馬”和“魚”，就在50年代簡化成了我們現在所用的“馬”和“魚”。
另一方面，在漢字發展的過程裡也存在着字形繁化的現象。
字形繁化可以分成兩類。
一類純粹是外形上的繁化，一類是文字結構上的變化所造成的繁化。
前一類繁化有時是為了明确字形以避免混淆而進行的。
例如“上”“下”二字在古文字裡本來多寫作“”“”，為了避免相互混淆，并避免與“二”字相混，後來各加一豎而寫作“上”“下”。
但是在多數情況下，這類繁化似乎隻是書寫習慣上的一種變化，并沒有什麼有意義的目的。
例如變為（辛），變為（角）等。
總的來看，純粹外形上的繁化隻涉及全部漢字的一個很小的部分，繁化的程度也很輕微，通常隻不過增添一兩筆而已。
文字結構上的變化所造成的繁化，最常見的是增加偏旁，如第一節裡舉過的“鳳”的象形字加注音符“凡”的例子，又如“韭”字俗寫加草頭作“韮”等。
漢字裡有大量加旁字，但是大部分加旁字跟未加偏旁的原字都分化成了兩個字。
例如“獅”這個詞本來用假借字“師”表示（《漢書》《後漢書》都把“獅子”寫作“師子”），後來加“犬”旁分化出了“獅”字來專門表示這個詞。
像上舉“鳳”“韮”那樣，用法跟原字毫無區别的加旁字，為數并不太多。
所以大部分加偏旁的現象可以解釋為文字的分化或字數的增加，不必看做字形的繁化。
不過如果以詞為本位，加偏旁的分化字的出現就應該看做字形的繁化了。
例如對“獅”這個詞來說，由寫作“師”變為寫作“獅”，的确是字形的繁化。
漢字簡化有時也是以詞為本位的。
例如：鬥争的“鬥”本來寫作“鬥”，50年代漢字簡化時用音近字“鬥”取代了它。
從文字的角度來看，這是文字合并或字數減少的現象。
從詞的角度來看，鬥争的“鬥”這個詞由寫作“鬥”變為寫作“鬥”，是字形的簡化。
即使是加旁字，如果就組成它們的偏旁來看，字形變化的主要趨向仍然是簡化。
因為在漢字形體演變的過程裡，偏旁跟獨立的字一樣，寫法絕大多數是由繁趨簡的。
有些偏旁還經曆了比一般的字形演變更為劇烈的簡化。
例如在隸書裡，“水”用作左旁時變為三短橫或三點，寫法比獨立成字時簡單得多。
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就漢字的單個符号來看，并不存在繁化的趨向。
”［61］這是有道理的。
當然，少數例外還是有的，如前面所說的“上”“下”之類。
二、漢字的各種主要字體 在這一小節裡，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研究漢字字體的主要資料，然後再分頭介紹古文字階段和隸楷階段的各種主要字體。
1．研究漢字字體的主要資料 研究漢字的字體，主要依靠各種古代遺物上的文字資料。
下面主要按照遺物的性質，分類加以介紹。
漢字字體比較劇烈的變化都發生在南北朝之前，所以我們介紹這些資料的時候也以南北朝之前的為主，南北朝的附帶提到一點，隋唐以後的就從略了。
A．甲骨文 指刻在占蔔用的龜甲獸骨以及一般獸骨和骨角器上的文字。
寫而不刻的字在甲骨上也有發現，但數量很少。
在已發現的甲骨文裡，最重要的是殷墟甲骨文。
50年代以來，在山西省、北京市和陝西省的一些地方陸續發現了一些西周時代的甲骨蔔辭。
其中以周原的發現最為重要。
1977年在陝西岐山縣鳳雛村周原遺址西周前期宮室廢墟的窖穴裡發現了大量蔔甲碎片，其中有近三百片刻有蔔辭。
據研究有一小部分蔔辭的時代早到周滅商之前。
1979年在同屬周原範圍的扶風縣齊家村一帶也發現了一些刻有蔔辭的西周時代甲骨。
B．金文 指鑄在或刻在銅器上的銘文。
古代銅器銘文的搜集和研究，早在宋代就已開始。
一千年來陸續發現的有銘文的古銅器為數頗多，屬于先秦時代的就有萬件以上。
在第一節裡已經說過，在商代前期銅器上，銘文極為少見，而且一般隻有一兩個字。
到了商代後期，有銘文的銅器逐漸增多，不過銘文内容多數仍然很簡單，主要記作器者之名（多用族名）和所紀念的先人的稱号（如父乙、祖己等）。
在商代後期較晚的階段，出現了一些篇幅較長的銘文，已發現的最長銘文有四十餘字。
進入戰國時代以後，銅器銘文發生了很大變化。
從西周到戰國早期，銅器銘文中習見的内容變化不大，主要是器主叙述作器緣由以及祝願子孫保有器物等類的話。
大約從戰國中期開始，傳統形式的銘文已經變得很少見，“物勒工名”式的銘文則大量出現。
這類銘文字數一般不多，所記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等。
春秋以前，銅器銘文大都是鑄在器物上的。
戰國中期以後，則往往是在器物制成後用刀刻出來的，兵器等物上的銘文還往往刻得很草率。
秦漢時代的銅器銘文，除了度量衡銅器上的銘文情況比較特殊外，大多數是物勒工名式的和标明器物主人或使用地點的簡短銘文。
魏晉以後的銅器銘文一般就不大受研究者重視了。
C．石刻文字 先秦的石刻文字往往見于戈、磬等器物上，非器物的刻石為數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石鼓文。
石鼓文刻在十個一米左右高的高腳饅頭形的石碣上，（《說文》：“碣，特立之石也。
”）原來立在秦國雍城（今陝西鳳翔縣）南面的三畤原上，唐初始見記載，後來曾經經過幾次遷徙，現在收藏在故宮博物院内。
由于這些石碣的外形稍有些像鼓，一般稱之為石鼓。
石鼓各石都刻有一首四言詩，原來共有七百餘字，由于石的表面不斷剝蝕，殘脫的字已達一大半。
關于石鼓的時代，曆來有很多争論。
由于石鼓上有些字的寫法跟《說文解字》所收的、相傳為西周宣王時文字的“籀文”相似，過去很多人把它看做周宣王時的東西。
經過一些學者研究，石鼓已經證明是東周時代秦國的東西。
但是關于它的具體年代仍有不少異說，最早的早到春秋早期，最晚的晚到戰國中期。
從字體看，石鼓文似乎不會早于春秋晚期，也不會晚于戰國早期，大體上可以看做春秋戰國間的秦國文字。
（校按：近些年來，以石鼓文為春秋中晚期秦國文字的說法漸為多數學者所接受。
） 石鼓文之外，比較重要的先秦石刻文字，還有北宋時發現的秦王詛楚王的告神之文，即所謂詛楚文。
當時大概每告一神即刻一石，埋在祀神之處。
北宋時發現了三塊這樣的刻石，每塊刻有三百餘字，除神名各異外，文字基本相同。
由于原石早佚，現在隻能看到摹刻本。
多數學者認為詛楚文是秦惠文王詛楚懷王之文，其時代屬戰國中晚期之交。
石鼓文和詛楚文是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秦國文字的重要資料。
西漢石刻文字傳留下來的不多。
東漢時代，刻碑之風興起（碑有特定的形制，秦始皇刻石等不能稱碑隻能稱碣），有大量碑文和摩崖文字（刻在崖壁上的文字）等傳留下來。
在近代發現漢代簡牍之前，碑刻是研究漢代字體的最重要的資料。
東漢碑刻一般使用工整的隸書。
現代書法家所寫的隸書多數出自漢碑。
魏和西晉時代的碑刻一般也用隸書。
漢末曾将儒家主要經典刻石立于洛陽太學。
由于其事始于靈帝熹平四年（175），世稱熹平石經。
其字體也是工整的隸書。
曹魏正始（240—249）年間，又将《尚書》《春秋》二經的“古文”本刻石立于洛陽太學，每個字都用古文、小篆、隸書三種字體書寫三次，世人稱為正始石經或三體石經。
兩種石經都早已毀壞，但自清末、民國以來發現了一些殘石，對研究古代文字形體頗有幫助。
晉以後，墓志逐漸流行。
墓志放在墓葬内，多數刻在石質的闆上，也可以看做石刻文字。
東晉時代的碑刻（包括墓志）往往使用一種介于隸書、楷書之間的字體（即後面要講到的“新隸體”。
魏和西晉時代的碑刻，有少數已經使用了這種字體）。
南北朝時代的碑刻一般就用楷書了。
D．簡牍文字 我國在使用植物纖維紙之前，長期以竹木簡為主要書寫材料。
簡是細長條的薄片，用繩把簡編連起來就成為冊，通常用毛筆蘸墨在上面書寫。
殷墟甲骨文屢見“冊”字，《尚書·多士》也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可見至遲在商代簡冊就已通行了。
商代和西周春秋時代的主要文字資料應該是簡冊文字，可惜竹木易腐，未能保存下來。
已發現的簡冊以戰國時代的為最早。
西漢和西晉時代都曾發現過大批戰國時代的簡冊（西漢時代發現的就是後面要講到的“古文經”。
西晉時代發現的是“汲冢竹書”），但原物早已毀壞。
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湖南長沙市、常德市、慈利縣、河南信陽市和湖北江陵縣、荊門市等地的楚墓裡都出過竹簡。
此外，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發現的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也出土了一批竹簡。
這是已發現的時代最早的一批簡。
曾是附屬于楚的小國，文字作風與楚國基本相同。
秦簡是在20世紀70年代第一次發現的。
1975年底，湖北雲夢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了一千一百多枚竹簡。
這座墓是在始皇三十年（前217）或稍後的時間下葬的。
竹簡抄寫時間不一，估計不出戰國末年至秦初這段時期。
古代往往以簡、牍并稱。
簡很窄，通常隻寫一行字。
牍是可以寫幾行字的長方形木闆（寬度不一）。
已發現的最早的牍出土于戰國晚期的秦墓。
漢代的邊塞遺址和墓葬也都出過一些木牍。
對研究字體來說，簡牍文字跟下面就要講到的帛和紙上的文字都非常重要。
因為這些文字一般是以當時日常使用的字體書寫的，不像金石文字往往比較保守，傾向于使用比較舊的字體。
秦簡是研究秦代隸書的最重要的資料。
漢簡是研究隸書的發展變化和草書形成過程的最重要的資料。
魏晉時代簡、紙上的文字是研究行書、楷書等字體的重要資料。
E．帛和紙上的文字 在使用植物纖維紙之前，除竹木簡外還有一種比較重要的書寫材料，這就是帛。
古人常說“竹帛”，以帛與竹簡并提。
已發現的時代最早的一件帛書，也是屬于戰國時代的楚國的。
這件帛書是1942年在長沙的一個楚墓中被盜掘出來的，20世紀40年代中期就流入了美國。
它是一張長47厘米、高38.7厘米的帛，上面有墨書的九百多個字，還有一些跟文字配合的彩色圖像。
2世紀初蔡倫改進造紙方法之後，植物纖維紙開始較多地用于書寫。
作為書寫材料，紙跟帛的性質比較接近。
帛由于價格昂貴，不能取代簡牍。
紙出現後逐漸把簡牍排擠出曆史舞台，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
這一過程大概到4世紀才基本完成。
比較重要的時代較早的字紙，發現于上面提到過的魏晉時代的“樓蘭遺址”，其年代範圍大概跟同出的簡牍差不多，内容有書信、文書和簿籍殘片等。
在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吐魯番等地，發現過一些晉代和南北朝的卷子和字紙，對研究字體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自古流傳下來的魏晉以來名家書迹，一般也屬于帛紙文字。
可惜現存的大都是臨摹本或臨摹本的刻本。
F．其他 除上面所舉的五大類外，還有不少對研究字體有用的古代遺物上的文字資料，例如在山西侯馬市和河南溫縣發現的、時代大約在春秋戰國間的盟書（用朱或墨寫在玉、石片上的盟辭），戰國時代的貨币文字，戰國秦漢時代的印章文字，商代以來的各種陶瓦制品上的文字，戰國以來的各種漆木器上的文字等。
這裡不一一介紹了。
以上介紹的這些資料，同時也是研究漢字字形和結構的重要資料。
2．古文字階段的字體 我們把早于小篆的各種字體和小篆都看做古文字。
這是現代多數文字學者的觀點。
按照傳統文字學的觀點，小篆是不算古文字的。
古文字階段字體變化的情況非常複雜。
所以這一階段的字體不像隸楷階段那樣有公認的分類方法。
下面先介紹一下傳統文字學對古文字字體的看法，然後主要根據古代遺物上的文字資料，簡單講一下古文字在字體方面的演變情況。
A．傳統文字學對古文字字體的看法 按照傳統文字學的看法，我們所說的古文字包含古文、大篆（以籀文為代表）和小篆三種字體。
許慎《說文解字》“叙”說他編書的體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篆文”在這裡指小篆。
“古、籀”指古文和籀文，是小篆之前的兩種古文字。
《說文》所收的字，其字形一般根據小篆，如果古文或籀文的寫法跟小篆不同，就兼錄古文或籀文。
此外，也有一些字的字頭，由于特殊的原因，取古文或籀文，小篆反而附在後面。
書中所錄的籀文出自相傳為西周晚期宣王時代的太史籀所編的字書《史籀篇》，古文出自西漢時代在孔子故宅牆壁裡發現的以及張蒼等人所獻的、用古文字抄寫的《尚書》、《春秋左氏傳》等儒家經典，下文簡稱古文經。
許慎在《說文》“叙”裡對上述幾種字體的時代和相互關系有所說明。
他說：“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可見他認為古文的時代最早，籀文即大篆，是在古文之後出現的。
但是《說文》所錄古文出自古文經，《尚書》等儒家主要經典為孔子所傳，《春秋左氏傳》相傳為春秋時人左丘明所編寫，他們的時代都晚于太史籀，為什麼古文經的字體卻古于籀文呢？許慎認為這是由于孔子和左丘明有意要用較古的字體傳寫經書。
所以他在說了籀文“與古文或異”之後，緊接着就說：“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至于小篆，許慎認為是秦始皇并天下後李斯等人“省改”“史籀大篆”而成的、用來統一全國文字的标準字體。
古文字學在近代興起之後，學者們通過對古代遺物上的文字資料的研究，發現許慎對古代字體的看法并不符合實際。
首先，許慎對古文的看法有問題。
他把早于籀文的字體稱為古文，當然是可以的。
但是認為古文經的字體就是古文，則是錯誤的。
據王國維等學者研究，《說文》所錄的“古文”的字形跟早于籀文的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都不相近，然而跟戰國時代東方國家（指秦之東各國）遺物上的文字卻往往相合。
這說明西漢時代發現的古文經，是戰國時代東方國家儒生用當時通行的字體抄寫的。
所以《說文》中的“古文”實際上是戰國時代東方國家的文字，而不是早于籀文的古文字。
［63］前面講過的三體石經的古文，跟《說文》的古文是同性質的。
其次，許慎對大篆跟小篆的關系的看法也有問題。
按照他的說法，西周晚期的大篆在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似乎沒有發生過什麼變化，小篆是秦統一後李斯等人通過對大篆進行簡化而制定出來的。
但是從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遺物和秦代遺物上的文字來看，秦代的小篆顯然是由春秋時代秦國使用的篆文逐漸演變而成的。
例如：可以代表春秋戰國間的秦國篆文的石鼓文，把“吾”寫作（見于偏旁），把“中”寫作（與《說文》“中”字籀文相近），字形确實比小篆繁。
但是在戰國中晚期之交的詛楚文裡，“吾”（見于偏旁）和“中”的寫法就已經跟小篆相同了。
可見這兩個字的簡化是秦國文字演變的結果，并不是在秦統一後才由李斯等人規定的。
在書寫風格的變化上也存在類似情況。
實際上在統一前夕的秦國篆文跟統一後的小篆之間，無論在字形上還是在書體上都不存在任何明顯的區别。
這一點很多學者都已經指出來了。
錢玄同在為卓定謀《章草考》所作的序裡說：“許叔重（引者按：叔重是許慎的字）謂李斯諸人取大篆省改為小篆，實則戰國時秦文已如此，可見李斯諸人但取固有的省改之體來統一推行，并非創自他們也。
”這是很正确的。
有些講字體的人以《說文》所錄的籀文以及石鼓文、毛公鼎銘文等代表大篆。
還有些人把所有早于小篆的古文字都稱為大篆，相應地把包括小篆在内的、隸書之前的文字都稱為篆文或篆書。
現代的有些古文字學者又根據自己的研究給大篆下了新的定義，如唐蘭認為“由春秋到戰國初期的文字，就是所謂大篆”［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