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古代書籍制度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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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研究版式的異同，是鑒定古籍版本的一個重要方面。
2．蝴蝶裝 蝴蝶裝又作“蝴蜨裝”，始于唐末，盛行于北宋。
前面提到，蝴蝶裝的裝訂法，是每頁從中縫将有文字的兩個半頁對折，背面空白處在外，然後把這樣對折的一疊散頁用一張紙從前包裹到後，并将各頁折口處牢牢地粘連在這張紙上，以免脫落。
蝴蝶裝用以包裹書冊前後、形成封面和封底的紙，叫“書衣”（今稱“書皮”）。
書衣往往内用軟紙，外加一層硬紙，有時還用绫錦為表，很像現在的精裝書。
書衣封面左邊有時貼上張狹長的簽條，叫“書簽”，上寫書名、冊次，有時加上卷次。
書冊的上端叫“書頭”或“書首”，下端叫“書根”，右邊粘連的一邊叫“書背”或“書脊”，左邊翻閱的一邊叫“書口”。
由于蝴蝶裝的書衣都很堅硬結實，所以上架的方法與今天的書籍相似，是立放在書架上。
隻不過今天的書籍插立時是書背向外，書頭在上，書根向下壓在闆上，而蝴蝶裝則是書背向上，書根向外，書口向下壓在闆上。
北京圖書館舊藏宋代蝴蝶裝《冊府元龜》和《歐陽文忠公集》，書根上寫着書名和卷次，而且是由書背的一側向書口一側直行向下書寫，書口處又有摩擦痕迹，這都是書口向下立放的證明。
蝴蝶裝在宋代似乎還有不用粘貼而用線縫的。
宋人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四說：“王洙原叔内翰嘗雲：作書冊，粘葉為上，歲久脫爛，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
若縫缋，歲久斷絕，即難次序。
”“他日得奇書，不複作縫缋也。
”這裡所說的“縫缋”，就是指用線縫住單頁而成冊，其具體方法已不得其詳。
不過，大概正是因為張邦基所說縫線斷絕後次序容易混亂，當時人較少采用。
3．包背裝 包背裝始于北宋末，一直沿用到明代中葉。
包背裝書籍，書口正是書頁的版心，上刻篇名、書名、卷次、頁碼後，作用如同蝴蝶裝的書耳，查閱方便。
但如果仍然采用蝴蝶裝的插架辦法，書口向下壓在書架上，經常磨損後勢必導緻書頁從中縫處斷裂為兩半。
這樣，不僅版心上的書名、篇名等不可辨識，翻閱和展讀時又會像蝴蝶裝那樣屢遇空白。
因此，人們便改用平放上架的方法，把許多書平疊放置。
既然是平放，書衣也就不必用硬質的材料了，這樣就出現了軟書衣。
而書根上的書名、篇名之類，也就由上下直寫改為橫寫，如同後來的線裝書一樣。
包背裝的書籍，要想把每頁的兩邊牢牢地粘在書背上，比起蝴蝶裝更為費事。
而需要粘連的兩個外邊，版框外又總有較寬的餘紙，因此有人便采用新方法，在餘紙上打二至三個小孔，再用紙撚穿進小孔，把一冊書訂牢。
這打孔穿訂的一邊叫做“書腦”，外邊再用整張的書衣包裹起來，外表依然和包背裝一樣。
這種經過改進的包背裝，就已經為後來的線裝打開了通路。
4．線裝 線裝書書腦一側的上下兩角容易磨損，有些貴重的書籍便用绫錦之類把書角包裹起來，叫“包角”。
有時舊書修補或重裝。
在每頁書裡襯上一張白紙，叫“襯紙”。
襯紙往往比原書紙長大，這樣修補或重裝的書籍，原書紙一般黃舊，襯底則潔白，黃白相間，人稱“金鑲玉”，又稱“袍套裝”或“惜古襯”。
散頁裝訂的書籍，特别是線裝書，封面内往往訂有空白紙，多的有二至三張，作用如同“贅簡”，起保護作用，這稱為“護頁”或“副頁”，也稱“看頁”。
護葉後是題署書名及著作人姓名等的扉頁，過去稱“内封面”。
卷末封底内，也訂有空白的護頁，過去人所作的題跋，就常寫在其上。
由于線裝書都是軟書衣，為保護書籍，也為便于上架收藏，明清以來的藏書家，還常為線裝書制作書套，又稱為“函”。
套函一般用硬紙作襯裡，外面裱糊藍布，裡面裱糊白紙，把書籍的四邊包起，隻留書頭和書根，再用兩個牙簽插緊。
有的則把書頭和書根也包裹在内，稱為“四合套”。
書套因為是用糨糊裱糊而成，易被鼠咬蟲蝕，日久又易散壞，所以有些人愛用“夾闆”，就是用兩塊與書冊一樣大小的木闆，上下兩頭各穿上一根帶子，把書冊夾緊紮牢。
現在圖書館及私人收藏古籍，還常用套匣。
這種套匣隻包裹書冊的封面、封底、書頭、書根、書背，書口的一面空缺，書籍裝套時用夾闆或者不用，由空缺的一面裝進去，套匣的書背上寫書名、卷數、作者等等。
線裝書本來也是平放架上的，用書套之後，就可以像現代書籍一樣立放架上，既整齊美觀，又便于取用和放還。
如上所述，我國古代的書籍制度由簡牍到冊頁（葉），經曆了漫長的曆史過程和不同的發展階段。
不同的書籍制度，總是與那一時期人類的文明程度相适應。
書籍制度的發展曆程，也如同人類文明的各個方面一樣，沿着由低到高、由粗轉精的道路在不斷前進，其間凝聚着我國曆代人民的心血和智慧。
由于書籍制度反映并決定着書籍的外部形态，因此可以說，無論哪種形式，在曆史上都曾對記錄和交流人類的思想情感、保存和傳播各種文化知識，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對于中華民族幾千年悠久文明的形成，也具有不可低估的貢獻。
*** ［1］ 《尚書·洛诰》。
［2］ 《尚書·顧命》。
［3］ 《論衡·量知》。
［4］ 《太平禦覽》卷六六〇引。
按：此段文字，古今多以為應劭轉錄《别錄》原文，而餘嘉錫先生則認為隻是應劭自己對《别錄》中“已殺青”一語的解釋，見其《書籍制度補考》一文。
此文原刊于《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特刊》，後收入《餘嘉錫論學雜著》下冊，中華書局，1963。
［5］ 《過零丁洋》。
［6］ 《春秋左傳正義·序》孔穎達《疏》。
［7］ 《儀禮·聘禮》賈公彥《疏》。
［8］ 王國維《簡牍檢署考》引《太平禦覽》。
［9］ 參看馬衡《漢永光二年文書考釋》及《漢兵器簿記略》二文，見《凡将齋金石叢稿》卷七及《居延漢簡甲編》。
［10］ 湖南省文管會《長沙楊家灣M006号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12期。
［11］ 《漢書·禮樂志》顔師古《注》。
［12］ 參看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第11頁。
［13］ 見《史記·酷吏列傳》、《漢書·朱博傳》。
［14］ 《論衡·謝短》。
［15］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第10—11頁。
［16］ 參看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第342—346頁。
［17］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第83頁。
［18］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第231頁。
［19］ 《莊子·天下》。
［20］ 《史記·秦始皇本紀》。
［21］ 《史記·滑稽列傳》。
［22］ 《簡牍檢署考》。
［23］ 參看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第352—357頁。
［24］ 《史記·高祖本紀》。
［25］ 《全漢文》卷五二。
［26］ 《後漢書·儒林傳》。
［27］ 《隋書·經籍志》。
［28］ 參看《馬王堆二、三号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第7期；及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第315頁。
［29］ 《隋書·經籍志》。
［30］ 曉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1974年第9期。
［31］ 商承祚《戰國楚帛書述略》，《文物》1964年第9期。
［32］ 曉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1974年第9期。
［33］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
［34］ 《隋書·經籍志》。
［35］ 見《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第六七下顔注引。
［36］ 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1948，第168頁。
［37］ 潘吉星《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科學出版社，1999，第55—57頁。
［38］ 蕭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第35頁。
［39］ 《晉書·左思傳》。
［40］ 《北堂書鈔》卷一〇四引王隐《晉書》。
［41］ 《洞天清錄集·古翰墨真迹辨》。
［42］ 參看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三，《雜說第三十》“染潢及治書法”一節。
［43］ 沈括《夢溪筆談》卷一。
［44］ 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五。
［45］ 涵芬樓本《說郛》卷四八引侯延慶《退齋筆錄》。
［46］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5卷《化學與相關技術》第一分冊《紙和印刷》序，劉祖慰譯，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7］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12頁。
［48］ 詳參蕭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第54—57頁。
［49］ 〔日〕長澤規矩也《和漢書印刷曆史》，吉川弘文館，1992，第5—6頁。
［50］ 李緻忠《〈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譯制考》，《新聞出版報》，1996年12月。
［51］ 蕭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第45頁。
［52］ 參蕭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第58—59頁。
［53］ 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五一。
［54］ 見《舊五代史·唐明宗紀》注引，及南宋佚名《愛日齋叢鈔》（《四庫全書》輯本）卷一引。
2．蝴蝶裝 蝴蝶裝又作“蝴蜨裝”，始于唐末，盛行于北宋。
前面提到，蝴蝶裝的裝訂法，是每頁從中縫将有文字的兩個半頁對折，背面空白處在外，然後把這樣對折的一疊散頁用一張紙從前包裹到後，并将各頁折口處牢牢地粘連在這張紙上，以免脫落。
蝴蝶裝用以包裹書冊前後、形成封面和封底的紙，叫“書衣”（今稱“書皮”）。
書衣往往内用軟紙，外加一層硬紙，有時還用绫錦為表，很像現在的精裝書。
書衣封面左邊有時貼上張狹長的簽條，叫“書簽”，上寫書名、冊次，有時加上卷次。
書冊的上端叫“書頭”或“書首”，下端叫“書根”，右邊粘連的一邊叫“書背”或“書脊”，左邊翻閱的一邊叫“書口”。
由于蝴蝶裝的書衣都很堅硬結實，所以上架的方法與今天的書籍相似，是立放在書架上。
隻不過今天的書籍插立時是書背向外，書頭在上，書根向下壓在闆上，而蝴蝶裝則是書背向上，書根向外，書口向下壓在闆上。
北京圖書館舊藏宋代蝴蝶裝《冊府元龜》和《歐陽文忠公集》，書根上寫着書名和卷次，而且是由書背的一側向書口一側直行向下書寫，書口處又有摩擦痕迹，這都是書口向下立放的證明。
蝴蝶裝在宋代似乎還有不用粘貼而用線縫的。
宋人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四說：“王洙原叔内翰嘗雲：作書冊，粘葉為上，歲久脫爛，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
若縫缋，歲久斷絕，即難次序。
”“他日得奇書，不複作縫缋也。
”這裡所說的“縫缋”，就是指用線縫住單頁而成冊，其具體方法已不得其詳。
不過，大概正是因為張邦基所說縫線斷絕後次序容易混亂，當時人較少采用。
3．包背裝 包背裝始于北宋末，一直沿用到明代中葉。
包背裝書籍，書口正是書頁的版心，上刻篇名、書名、卷次、頁碼後，作用如同蝴蝶裝的書耳，查閱方便。
但如果仍然采用蝴蝶裝的插架辦法，書口向下壓在書架上，經常磨損後勢必導緻書頁從中縫處斷裂為兩半。
這樣，不僅版心上的書名、篇名等不可辨識，翻閱和展讀時又會像蝴蝶裝那樣屢遇空白。
因此，人們便改用平放上架的方法，把許多書平疊放置。
既然是平放，書衣也就不必用硬質的材料了，這樣就出現了軟書衣。
而書根上的書名、篇名之類，也就由上下直寫改為橫寫，如同後來的線裝書一樣。
包背裝的書籍，要想把每頁的兩邊牢牢地粘在書背上，比起蝴蝶裝更為費事。
而需要粘連的兩個外邊，版框外又總有較寬的餘紙，因此有人便采用新方法，在餘紙上打二至三個小孔，再用紙撚穿進小孔，把一冊書訂牢。
這打孔穿訂的一邊叫做“書腦”，外邊再用整張的書衣包裹起來，外表依然和包背裝一樣。
這種經過改進的包背裝，就已經為後來的線裝打開了通路。
4．線裝 線裝書書腦一側的上下兩角容易磨損，有些貴重的書籍便用绫錦之類把書角包裹起來，叫“包角”。
有時舊書修補或重裝。
在每頁書裡襯上一張白紙，叫“襯紙”。
襯紙往往比原書紙長大，這樣修補或重裝的書籍，原書紙一般黃舊，襯底則潔白，黃白相間，人稱“金鑲玉”，又稱“袍套裝”或“惜古襯”。
散頁裝訂的書籍，特别是線裝書，封面内往往訂有空白紙，多的有二至三張，作用如同“贅簡”，起保護作用，這稱為“護頁”或“副頁”，也稱“看頁”。
護葉後是題署書名及著作人姓名等的扉頁，過去稱“内封面”。
卷末封底内，也訂有空白的護頁，過去人所作的題跋，就常寫在其上。
由于線裝書都是軟書衣，為保護書籍，也為便于上架收藏，明清以來的藏書家，還常為線裝書制作書套，又稱為“函”。
套函一般用硬紙作襯裡，外面裱糊藍布，裡面裱糊白紙，把書籍的四邊包起，隻留書頭和書根，再用兩個牙簽插緊。
有的則把書頭和書根也包裹在内，稱為“四合套”。
書套因為是用糨糊裱糊而成，易被鼠咬蟲蝕，日久又易散壞，所以有些人愛用“夾闆”，就是用兩塊與書冊一樣大小的木闆，上下兩頭各穿上一根帶子，把書冊夾緊紮牢。
現在圖書館及私人收藏古籍，還常用套匣。
這種套匣隻包裹書冊的封面、封底、書頭、書根、書背，書口的一面空缺，書籍裝套時用夾闆或者不用，由空缺的一面裝進去，套匣的書背上寫書名、卷數、作者等等。
線裝書本來也是平放架上的，用書套之後，就可以像現代書籍一樣立放架上，既整齊美觀，又便于取用和放還。
如上所述，我國古代的書籍制度由簡牍到冊頁（葉），經曆了漫長的曆史過程和不同的發展階段。
不同的書籍制度，總是與那一時期人類的文明程度相适應。
書籍制度的發展曆程，也如同人類文明的各個方面一樣，沿着由低到高、由粗轉精的道路在不斷前進，其間凝聚着我國曆代人民的心血和智慧。
由于書籍制度反映并決定着書籍的外部形态，因此可以說，無論哪種形式，在曆史上都曾對記錄和交流人類的思想情感、保存和傳播各種文化知識，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對于中華民族幾千年悠久文明的形成，也具有不可低估的貢獻。
*** ［1］ 《尚書·洛诰》。
［2］ 《尚書·顧命》。
［3］ 《論衡·量知》。
［4］ 《太平禦覽》卷六六〇引。
按：此段文字，古今多以為應劭轉錄《别錄》原文，而餘嘉錫先生則認為隻是應劭自己對《别錄》中“已殺青”一語的解釋，見其《書籍制度補考》一文。
此文原刊于《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特刊》，後收入《餘嘉錫論學雜著》下冊，中華書局，1963。
［5］ 《過零丁洋》。
［6］ 《春秋左傳正義·序》孔穎達《疏》。
［7］ 《儀禮·聘禮》賈公彥《疏》。
［8］ 王國維《簡牍檢署考》引《太平禦覽》。
［9］ 參看馬衡《漢永光二年文書考釋》及《漢兵器簿記略》二文，見《凡将齋金石叢稿》卷七及《居延漢簡甲編》。
［10］ 湖南省文管會《長沙楊家灣M006号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12期。
［11］ 《漢書·禮樂志》顔師古《注》。
［12］ 參看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第11頁。
［13］ 見《史記·酷吏列傳》、《漢書·朱博傳》。
［14］ 《論衡·謝短》。
［15］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第10—11頁。
［16］ 參看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第342—346頁。
［17］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第83頁。
［18］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第231頁。
［19］ 《莊子·天下》。
［20］ 《史記·秦始皇本紀》。
［21］ 《史記·滑稽列傳》。
［22］ 《簡牍檢署考》。
［23］ 參看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第352—357頁。
［24］ 《史記·高祖本紀》。
［25］ 《全漢文》卷五二。
［26］ 《後漢書·儒林傳》。
［27］ 《隋書·經籍志》。
［28］ 參看《馬王堆二、三号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第7期；及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第315頁。
［29］ 《隋書·經籍志》。
［30］ 曉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1974年第9期。
［31］ 商承祚《戰國楚帛書述略》，《文物》1964年第9期。
［32］ 曉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1974年第9期。
［33］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
［34］ 《隋書·經籍志》。
［35］ 見《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第六七下顔注引。
［36］ 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1948，第168頁。
［37］ 潘吉星《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科學出版社，1999，第55—57頁。
［38］ 蕭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第35頁。
［39］ 《晉書·左思傳》。
［40］ 《北堂書鈔》卷一〇四引王隐《晉書》。
［41］ 《洞天清錄集·古翰墨真迹辨》。
［42］ 參看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三，《雜說第三十》“染潢及治書法”一節。
［43］ 沈括《夢溪筆談》卷一。
［44］ 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五。
［45］ 涵芬樓本《說郛》卷四八引侯延慶《退齋筆錄》。
［46］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5卷《化學與相關技術》第一分冊《紙和印刷》序，劉祖慰譯，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7］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12頁。
［48］ 詳參蕭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第54—57頁。
［49］ 〔日〕長澤規矩也《和漢書印刷曆史》，吉川弘文館，1992，第5—6頁。
［50］ 李緻忠《〈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譯制考》，《新聞出版報》，1996年12月。
［51］ 蕭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第45頁。
［52］ 參蕭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第58—59頁。
［53］ 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五一。
［54］ 見《舊五代史·唐明宗紀》注引，及南宋佚名《愛日齋叢鈔》（《四庫全書》輯本）卷一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