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古代宗法和家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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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冢，嫁有贈，娶有助，莫不一均沾其惠。
”［63］對違反封建禮教，有不規行為者，即使陷于赤貧狀态，也不予贍恤，如歙縣棠樾鮑氏的義田條例就載明聚賭酗酒者，婦人打街罵巷不守規法者，幹犯長上、行止不端者都要“停給”，必待改過以後才重新考慮給予周濟。
族田的贍族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掩飾了宗族内部的階級對立，加強了族人對宗族的依賴性，從而誘使他們依附于宗族中的權貴人物。
族田和宗祠結合在一起，二者互相補充，“敬宗收族”的原則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樣：“祠堂者，敬宗者也；義田者，收族者也。
祖宗之神依于主，主則依于祠堂，無祠則無以妥亡者。
子姓之生依于食，食則給予田，無田則無以保生者。
故祠堂與義田并重而不可偏廢者也。
”［64］反過來，也可以說“凡宗族離散，皆由不設義田、宗祠之故”［65］。
族田一般由族長統率下的專人管理，須濡崔氏規定管族田者“必擇族中殷實練達之人方可”，廬江章氏則“由族中有科名者掌之”。
其實際權力，都操縱在官僚地主手中。
雖然族規和法律要求他們秉公處事，但“假公濟私，托收管之柄，肆侵蝕之謀”［66］，這類事屢見不鮮。
由于管理族田有巨大經濟利益，宗族内部為争奪管理權而内讧的現象也經常發生。
久而久之，在有的宗族中，不得典賣族田的族規成了一紙空文，族田多被勢豪侵漁兼并，而這種勢豪又往往為本族的成員。
這也是封建社會末世必然出現的社會現象。
4．族長 族長是管理全族事務的一族最高首領。
族長和宗子是不同的概念。
一個宗族宗子的身份是以其大宗世嫡的血統繼承而來的，而族長并非世襲，一般由推舉産生。
雖然宋儒一再呼籲要“立宗子法”，明儒如許相卿等也宣揚“大宗子有君道，合宗親疏長幼皆宜依向推崇，匡導衛翊，吉兇必咨，宴會必先”，以見“強幹弱枝之義”，［67］但宗子的威權久已不複存在。
明清法律規定，妻、妾、婢所生子都有平等的繼承權，實際上“一族之人，或父貴而子賤，或祖賤而孫貴，或嫡賤而庶貴……即一家之中，有父富而子貧，兄貧而弟富，嫡貧而庶富”［68］，正嫡所傳既然不一定能保持富貴并具有收族的能力，也就難以得到族衆的宗奉。
正因為如此，封建社會後期絕大多數宗族都已不知有所謂宗子，而設族長統理族務。
少數宗族即使立有宗子，但同時也有族長，宗子隻是本族名義上的代表，族中真正的權力仍操縱在族長手裡。
族長或稱族正，雖然在形式上是推舉産生的，但并不是宗族成員人人都有推舉或被推舉的權利。
能推舉族長的隻是族中的長老和或富或貴者，年輕人和貧窮的勞動人民都無從表示自己的意見。
而被推舉者更需具備一些條件。
首先必須是年輩較高的，也就是“分莫逾而年莫加”［69］，以尊長而督率卑幼，易于使族衆信服。
但這又不是絕對的，許多宗族的族長并非由輩分最高、年齡最大者擔任，如常州張氏的《宗約》聲明“族長雖序行序齒，究以德為主”，交河李氏的《譜例》規定所立族長，必須“品端心正，性情和平”，“恪遵家訓，規步方行”。
然而無論是“尚齒”，還是“尚德”，往往不過是門面裝潢，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财富和權勢。
雲陽塗氏的《祠規》就毫無隐諱地說族長應“公推族中殷實廉能者任之”。
明姚舜牧所立家訓中有這樣的話：“通族之人，皆祖宗之子孫也，一有貴且賢者出，祖宗有知，必以通族之人付托之矣。
”［70］清顧棟高說得更為明白：“夫使宗子無祿，何以收族人？不得爵于朝，何以為族人主？”所以“子孫之賢而貴者，受祖宗之遺澤，當類推以恤族，凡族人亦因而宗之”。
［71］事實上，族長一職很少有不被地主豪紳把持的，清高宗弘曆看到了這一點，曾經指出：“此等所舉族正，皆系紳衿土豪”，而且“鮮有守法之人”。
［72］一些較大宗族的族長還有若幹助手，所立名目各不相同，有宗長、宗相、宗直、評議、董事、知事等。
族下如分支、房，又設有支長、房長，在族長領導下管理本支、本房事務。
這些族中執事人員或者由族長指定，或者經過名義上的推選，同樣也都由地主豪紳或聽命于地主豪紳的人充當。
族長高居于族衆之上，擁有相當大的權力。
這包括：第一，主持祭祀典禮之權。
如族中立有宗子，按照古禮，祭祀祖先的典禮應由宗子主持，族長則任陪祭。
但大多數宗族未立宗子，在這種情況下，族長就是主祭人，成為祖先意旨的代表，俨然是祖先化身。
這種主祭權可以派生出許多其他權力，如主持宗譜的修續、負責宗祠的管理等等，并使族長在一切事務中都能代祖先立言，代祖先行事。
第二，主管族産之權。
通過主管族産，可以攫取許多經濟利益，而利用族産收入的一部分“收族”，又可進一步控制、約束族人，維持自己的特權地位。
這種權力使族長能夠擁有實現族權的物質基礎。
第三，對族人的教化和懲罰之權。
族長可以利用祭祀、會食、團拜、續譜、讀譜等儀式以及在其他任何場合向族人宣揚封建道德，族人必須聽從教誨。
如族人中有違反族規家法，損害族中權貴的利益，敗壞倫理綱常者，族長有權“切責之，痛責之”［73］，給予從停胙、停給贍米、罰跪、罰款、杖責直到宗譜除名，驅逐出境，送官究辦、私刑處死等懲罰。
第四，處理族中各種糾紛，調停争端之權。
族人之間如發生了有關婚姻、土地、房産等方面的争執，或因他事失和，都要由族長評判是非曲直，作出裁決。
族長“凡遇族中有不平之事，悉為之處分排解，不緻經官”［74］。
對族長的裁決，族人不得有任何異議。
此外，族人兄弟分家，立嗣承繼，生子取名等事，都必須得到族長認可。
族長還有權過問、幹預族人婚喪等事。
族長之權同西周春秋時期的宗子之權頗有相似之處，但深深打有封建制度的烙印。
族長專擅一族，“名分屬尊，行者宜恭順退讓，不可淩犯”［75］，“家之有長，猶國之有官”，族人敢有違抗者，“通族權其輕重，公同處置”。
［76］有的宗族為了防止族長濫用權力，曾制定了一些規定，如《交河李氏族譜·譜例》中有這樣的條文：“不許恃族長名色，做事不端，處事不公，以緻家法紊亂”，族長如“行詣有愧，觸犯規條，合族齊集，公讨其罪，如稍有改悔，聊示薄懲，以警其後，不然則削去族長名字，永遠不許再立”。
《泾川董氏宗譜·家規》也說：“倘族長不能稱職，族衆可以會議改選。
”但類似的規定大多隻是一紙空文，或者被宗族内不同派系的“紳衿土豪”用作争權奪利的依據。
擔任族長的人即或有所更換，對族長這一職務所具有的威權并無影響。
有不少宗族還規定重大事務須經“族議”決定，所謂族議，表面上宗族中全體成年男性成員都能參加，但往往流于形式，被族長及其親信所操縱，所議的結果，極少能夠違背族長的意旨。
5．族規 族長是根據族規行使權力的。
族規又稱族訓、族約、宗規、宗約、家規、家訓、家禮、家範、祠規等等，是宗族的法律，起着維護封建秩序的作用，對族衆具有強制性的約束力。
《張氏宗譜·家規》即指出：“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則有紀綱；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則有家訓。
綱紀不立，天下不平；家訓不設，家人不齊矣。
夫家中之有長幼内外之殊，公私親疏之别，賢愚頑秀之不同，苟非有訓以示之，而欲一其性情遵模範，絕無乖戾差忒之虞，雖聖人不能強也。
”《雲陽塗氏族譜·族範志序》也強調“族宜有範，猶國之不能無法制也”，聲稱族規“正以輔國家法制之所不及也”。
有相當一部分宗族的族規是某一祖先的遺訓，累世相傳，永不更改。
也有的宗族在修譜或續譜時由族中頭面人物議訂族規，一經訂立，同樣具有不可動搖的權威。
宗譜中無不包括族規，祠堂讀譜，主要就是讀宗譜中的族規。
此外，族規家訓也有單獨彙編成冊的，有些著名家族的族規、著名人物的家訓，其影響超出本宗族的範圍，在社會上廣為流傳。
不同宗族由于傳統、經曆、地域、勢力等種種差異，所立族規反映了不同的家風，各有特色，但更多的是具有共性，它們都以三綱五常為基礎，帶有濃厚的封建禮教和宋明理學的色彩，所體現的思想原則完全是一緻的。
大體說來，族規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強調尊崇君權，履行對封建國家的義務。
許多族規都把明清皇帝的勸民谕旨放在正文之前，并有定期會集族衆在祠堂“講聖谕”的規定，以表示對君權的擁護。
明太祖朱元璋的谕旨告誡百姓“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裡，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清聖祖玄烨的谕旨告誡百姓“敦孝弟以重人倫，笃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争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财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警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匿逃以免株連，完稅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都概括了封建國家對安分守己的良民的基本要求，而族規的許多條文即據此而訂，這也包含着恭遵谕旨的意思。
對封建國家的義務，主要是交納賦稅。
族規對此往往也有明确規定，如明龐尚鵬所訂《龐氏家訓》就說：“每年通計夏秋稅糧若幹，水夫民壯丁料若幹，即于本年二月内照數完納，或貯有見銀，或臨期粜谷，切勿遷延。
”清常州南門張氏更聲稱拖欠應繳朝廷的錢糧，“必不容于天地鬼神”，“凡我宗族，夏熟秋成，及期完納，毋累官私焉，實亦忠之一端也，而實保家之道也”。
［77］ 第二，把尊祖、敬宗、收族的宗法原則具體化，規定了祭祀祖先的種種禮儀，族長、房長等宗族首領的推舉辦法和他們應享的特權，宗祠、族産、宗學的管理制度以及族産收入的分配辦法等等。
凡此前文均已涉及，不再重複。
第三，提倡封建倫理道德，規定不同宗族成員不同的等級名分和行為準則。
封建倫理的中心環節是要求卑幼者對尊長者必須絕對服從，各種族規所宣揚的敦人倫、崇孝悌，都是以此作為準繩。
從“父為子綱”的原則出發，“孝為百善先”，孝道被擺到家庭、家族倫理中最重要的位置。
這所謂“孝”，不僅是指子孫對父祖的一般意義上的侍奉、尊敬和生養死葬之事，而是要求盲目地唯父、祖之命是從，不許有一絲一毫的違背，完全是一種适應父權統治需要的精神枷鎖。
司馬光所訂家規《居家雜議》中提出：“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之……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
”又說：“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居閑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語言應對必下聲怡氣，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于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孝親”和“敬長”每每相提并論，許多宗族的族規規定，子孫受到尊長的苛責，即使尊長錯了，也得俯首默受，不許分辨是非，［78］子弟有事外出，必須先咨告家長，不得擅自行動，［79］子弟見父母，“坐必起，行必以序，不可免冠徒跣，應對毋以爾我”［80］。
為了培養這種奴隸主義的服從，有的家族要求“凡小兒甫能言，則教以尊尊長長”［81］。
顯而易見，由子女對父母，子孫對祖先的無條件的“孝”，可以派生出卑幼者在一切尊長者面前的馴順，以及所有宗族成員對代表祖先的族長的聽命，從而在宗族内部實行等級服從和等級控制。
封建禮教限定婦女隻能處于從屬的地位，如《孔子家語·本命解》所言：“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禮者也。
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此外還要求婦女加強“德、言、工、貌”四方面的修養，稱之為“四德”。
宋明以來，理學的興起更加收緊了對婦女的束縛，這在族規中也有所反映。
有的宗族規定：“女子止主中饋女紅紡織之事，不得操夫之權，獨秉家政，及預聞戶外事。
”“女子但令識字，教之孝行禮節，不必多讀書。
”“女子稍長，每月朔望，命其先禮佛，次谒見祖父母及父母，善誨導之。
蓋女性多鸷，禮佛所以啟其慈心也，雍容谒見，所以娴事舅姑也。
”［82］有的宗族要求對女子從小進行有關三從四德的教育，族中婦女都要“孝事公姑，和處妯娌，順相丈夫，女工習尚，中饋勤劰，慈儉貞潔”，平時應深居簡出，“不幸寡居，則丹心鐵石，白首冰霜”，婦人女子如遇人倫大變而能慷慨殉節，即“登于宗譜”，大力表彰。
［83］有的宗族還專門制訂《女訓》、《女誡》、《新婦譜》等，用來約束婦女，如《鄭氏規範》的《女訓》說：“家之和不和，皆系婦人之賢否。
何謂賢？事舅姑以孝順，奉丈夫以恭敬，待娣姒以溫和，接子孫以慈愛，如此之類是已。
何謂不賢？淫狎妒忌，恃強淩弱，搖鼓是非，縱意徇私，如此之類是已。
天道甚近，福善禍淫，為婦人者，不可不畏。
”《龐氏家訓》的《女誡》更威脅道：“長舌厲階，畫地成獄。
妒悍相殘，身攢百镞。
”出自對婦女的偏見，許多宗族還把“不聽婦人之言”當做訓條。
這些針對婦女的歧視性、壓迫性的規定，極大地貶低了婦女的人格，所體現的“夫為妻綱”、男尊女卑的原則反映了家庭和宗族中另一種以性别劃分的不同等級，這也正是封建宗法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了避免發生敗壞倫常之事，不少族規家訓很注意嚴守内外之别、男女之防，甚至把叔嫂戲言立為嚴禁，［84］并不許童女倚簾窺幕，鄰兒穿房入闼，［85］以防微杜漸。
第四，宣揚同族一氣，不論貧富應各守本分而又互助互愛，規定了敦本睦族的一些措施。
所有的族規都要求宗族成員努力維護和加強本族的團結，強調一族之人出自同一祖先，同本同源，應該相求相應，相問相親。
族衆之間存在着貧富差别，許多族規又進行“人生貧富貴賤，自有定分”［86］，“夫均一本，榮悴亦屬偶然，何得生心異視”［87］之類的說教，要求族中的貧困者不要對富有者生嫉妒之心，而應各安本分。
”［63］對違反封建禮教，有不規行為者，即使陷于赤貧狀态，也不予贍恤，如歙縣棠樾鮑氏的義田條例就載明聚賭酗酒者，婦人打街罵巷不守規法者，幹犯長上、行止不端者都要“停給”，必待改過以後才重新考慮給予周濟。
族田的贍族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掩飾了宗族内部的階級對立，加強了族人對宗族的依賴性，從而誘使他們依附于宗族中的權貴人物。
族田和宗祠結合在一起，二者互相補充，“敬宗收族”的原則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樣：“祠堂者，敬宗者也；義田者，收族者也。
祖宗之神依于主，主則依于祠堂，無祠則無以妥亡者。
子姓之生依于食，食則給予田，無田則無以保生者。
故祠堂與義田并重而不可偏廢者也。
”［64］反過來，也可以說“凡宗族離散，皆由不設義田、宗祠之故”［65］。
族田一般由族長統率下的專人管理，須濡崔氏規定管族田者“必擇族中殷實練達之人方可”，廬江章氏則“由族中有科名者掌之”。
其實際權力，都操縱在官僚地主手中。
雖然族規和法律要求他們秉公處事，但“假公濟私，托收管之柄，肆侵蝕之謀”［66］，這類事屢見不鮮。
由于管理族田有巨大經濟利益，宗族内部為争奪管理權而内讧的現象也經常發生。
久而久之，在有的宗族中，不得典賣族田的族規成了一紙空文，族田多被勢豪侵漁兼并，而這種勢豪又往往為本族的成員。
這也是封建社會末世必然出現的社會現象。
4．族長 族長是管理全族事務的一族最高首領。
族長和宗子是不同的概念。
一個宗族宗子的身份是以其大宗世嫡的血統繼承而來的，而族長并非世襲，一般由推舉産生。
雖然宋儒一再呼籲要“立宗子法”，明儒如許相卿等也宣揚“大宗子有君道，合宗親疏長幼皆宜依向推崇，匡導衛翊，吉兇必咨，宴會必先”，以見“強幹弱枝之義”，［67］但宗子的威權久已不複存在。
明清法律規定，妻、妾、婢所生子都有平等的繼承權，實際上“一族之人，或父貴而子賤，或祖賤而孫貴，或嫡賤而庶貴……即一家之中，有父富而子貧，兄貧而弟富，嫡貧而庶富”［68］，正嫡所傳既然不一定能保持富貴并具有收族的能力，也就難以得到族衆的宗奉。
正因為如此，封建社會後期絕大多數宗族都已不知有所謂宗子，而設族長統理族務。
少數宗族即使立有宗子，但同時也有族長，宗子隻是本族名義上的代表，族中真正的權力仍操縱在族長手裡。
族長或稱族正，雖然在形式上是推舉産生的，但并不是宗族成員人人都有推舉或被推舉的權利。
能推舉族長的隻是族中的長老和或富或貴者，年輕人和貧窮的勞動人民都無從表示自己的意見。
而被推舉者更需具備一些條件。
首先必須是年輩較高的，也就是“分莫逾而年莫加”［69］，以尊長而督率卑幼，易于使族衆信服。
但這又不是絕對的，許多宗族的族長并非由輩分最高、年齡最大者擔任，如常州張氏的《宗約》聲明“族長雖序行序齒，究以德為主”，交河李氏的《譜例》規定所立族長，必須“品端心正，性情和平”，“恪遵家訓，規步方行”。
然而無論是“尚齒”，還是“尚德”，往往不過是門面裝潢，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财富和權勢。
雲陽塗氏的《祠規》就毫無隐諱地說族長應“公推族中殷實廉能者任之”。
明姚舜牧所立家訓中有這樣的話：“通族之人，皆祖宗之子孫也，一有貴且賢者出，祖宗有知，必以通族之人付托之矣。
”［70］清顧棟高說得更為明白：“夫使宗子無祿，何以收族人？不得爵于朝，何以為族人主？”所以“子孫之賢而貴者，受祖宗之遺澤，當類推以恤族，凡族人亦因而宗之”。
［71］事實上，族長一職很少有不被地主豪紳把持的，清高宗弘曆看到了這一點，曾經指出：“此等所舉族正，皆系紳衿土豪”，而且“鮮有守法之人”。
［72］一些較大宗族的族長還有若幹助手，所立名目各不相同，有宗長、宗相、宗直、評議、董事、知事等。
族下如分支、房，又設有支長、房長，在族長領導下管理本支、本房事務。
這些族中執事人員或者由族長指定，或者經過名義上的推選，同樣也都由地主豪紳或聽命于地主豪紳的人充當。
族長高居于族衆之上，擁有相當大的權力。
這包括：第一，主持祭祀典禮之權。
如族中立有宗子，按照古禮，祭祀祖先的典禮應由宗子主持，族長則任陪祭。
但大多數宗族未立宗子，在這種情況下，族長就是主祭人，成為祖先意旨的代表，俨然是祖先化身。
這種主祭權可以派生出許多其他權力，如主持宗譜的修續、負責宗祠的管理等等，并使族長在一切事務中都能代祖先立言，代祖先行事。
第二，主管族産之權。
通過主管族産，可以攫取許多經濟利益，而利用族産收入的一部分“收族”，又可進一步控制、約束族人，維持自己的特權地位。
這種權力使族長能夠擁有實現族權的物質基礎。
第三，對族人的教化和懲罰之權。
族長可以利用祭祀、會食、團拜、續譜、讀譜等儀式以及在其他任何場合向族人宣揚封建道德，族人必須聽從教誨。
如族人中有違反族規家法，損害族中權貴的利益，敗壞倫理綱常者，族長有權“切責之，痛責之”［73］，給予從停胙、停給贍米、罰跪、罰款、杖責直到宗譜除名，驅逐出境，送官究辦、私刑處死等懲罰。
第四，處理族中各種糾紛，調停争端之權。
族人之間如發生了有關婚姻、土地、房産等方面的争執，或因他事失和，都要由族長評判是非曲直，作出裁決。
族長“凡遇族中有不平之事，悉為之處分排解，不緻經官”［74］。
對族長的裁決，族人不得有任何異議。
此外，族人兄弟分家，立嗣承繼，生子取名等事，都必須得到族長認可。
族長還有權過問、幹預族人婚喪等事。
族長之權同西周春秋時期的宗子之權頗有相似之處，但深深打有封建制度的烙印。
族長專擅一族，“名分屬尊，行者宜恭順退讓，不可淩犯”［75］，“家之有長，猶國之有官”，族人敢有違抗者，“通族權其輕重，公同處置”。
［76］有的宗族為了防止族長濫用權力，曾制定了一些規定，如《交河李氏族譜·譜例》中有這樣的條文：“不許恃族長名色，做事不端，處事不公，以緻家法紊亂”，族長如“行詣有愧，觸犯規條，合族齊集，公讨其罪，如稍有改悔，聊示薄懲，以警其後，不然則削去族長名字，永遠不許再立”。
《泾川董氏宗譜·家規》也說：“倘族長不能稱職，族衆可以會議改選。
”但類似的規定大多隻是一紙空文，或者被宗族内不同派系的“紳衿土豪”用作争權奪利的依據。
擔任族長的人即或有所更換，對族長這一職務所具有的威權并無影響。
有不少宗族還規定重大事務須經“族議”決定，所謂族議，表面上宗族中全體成年男性成員都能參加，但往往流于形式，被族長及其親信所操縱，所議的結果，極少能夠違背族長的意旨。
5．族規 族長是根據族規行使權力的。
族規又稱族訓、族約、宗規、宗約、家規、家訓、家禮、家範、祠規等等，是宗族的法律，起着維護封建秩序的作用，對族衆具有強制性的約束力。
《張氏宗譜·家規》即指出：“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則有紀綱；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則有家訓。
綱紀不立，天下不平；家訓不設，家人不齊矣。
夫家中之有長幼内外之殊，公私親疏之别，賢愚頑秀之不同，苟非有訓以示之，而欲一其性情遵模範，絕無乖戾差忒之虞，雖聖人不能強也。
”《雲陽塗氏族譜·族範志序》也強調“族宜有範，猶國之不能無法制也”，聲稱族規“正以輔國家法制之所不及也”。
有相當一部分宗族的族規是某一祖先的遺訓，累世相傳，永不更改。
也有的宗族在修譜或續譜時由族中頭面人物議訂族規，一經訂立，同樣具有不可動搖的權威。
宗譜中無不包括族規，祠堂讀譜，主要就是讀宗譜中的族規。
此外，族規家訓也有單獨彙編成冊的，有些著名家族的族規、著名人物的家訓，其影響超出本宗族的範圍，在社會上廣為流傳。
不同宗族由于傳統、經曆、地域、勢力等種種差異，所立族規反映了不同的家風，各有特色，但更多的是具有共性，它們都以三綱五常為基礎，帶有濃厚的封建禮教和宋明理學的色彩，所體現的思想原則完全是一緻的。
大體說來，族規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強調尊崇君權，履行對封建國家的義務。
許多族規都把明清皇帝的勸民谕旨放在正文之前，并有定期會集族衆在祠堂“講聖谕”的規定，以表示對君權的擁護。
明太祖朱元璋的谕旨告誡百姓“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裡，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清聖祖玄烨的谕旨告誡百姓“敦孝弟以重人倫，笃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争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财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警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匿逃以免株連，完稅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都概括了封建國家對安分守己的良民的基本要求，而族規的許多條文即據此而訂，這也包含着恭遵谕旨的意思。
對封建國家的義務，主要是交納賦稅。
族規對此往往也有明确規定，如明龐尚鵬所訂《龐氏家訓》就說：“每年通計夏秋稅糧若幹，水夫民壯丁料若幹，即于本年二月内照數完納，或貯有見銀，或臨期粜谷，切勿遷延。
”清常州南門張氏更聲稱拖欠應繳朝廷的錢糧，“必不容于天地鬼神”，“凡我宗族，夏熟秋成，及期完納，毋累官私焉，實亦忠之一端也，而實保家之道也”。
［77］ 第二，把尊祖、敬宗、收族的宗法原則具體化，規定了祭祀祖先的種種禮儀，族長、房長等宗族首領的推舉辦法和他們應享的特權，宗祠、族産、宗學的管理制度以及族産收入的分配辦法等等。
凡此前文均已涉及，不再重複。
第三，提倡封建倫理道德，規定不同宗族成員不同的等級名分和行為準則。
封建倫理的中心環節是要求卑幼者對尊長者必須絕對服從，各種族規所宣揚的敦人倫、崇孝悌，都是以此作為準繩。
從“父為子綱”的原則出發，“孝為百善先”，孝道被擺到家庭、家族倫理中最重要的位置。
這所謂“孝”，不僅是指子孫對父祖的一般意義上的侍奉、尊敬和生養死葬之事，而是要求盲目地唯父、祖之命是從，不許有一絲一毫的違背，完全是一種适應父權統治需要的精神枷鎖。
司馬光所訂家規《居家雜議》中提出：“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之……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
”又說：“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居閑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語言應對必下聲怡氣，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于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孝親”和“敬長”每每相提并論，許多宗族的族規規定，子孫受到尊長的苛責，即使尊長錯了，也得俯首默受，不許分辨是非，［78］子弟有事外出，必須先咨告家長，不得擅自行動，［79］子弟見父母，“坐必起，行必以序，不可免冠徒跣，應對毋以爾我”［80］。
為了培養這種奴隸主義的服從，有的家族要求“凡小兒甫能言，則教以尊尊長長”［81］。
顯而易見，由子女對父母，子孫對祖先的無條件的“孝”，可以派生出卑幼者在一切尊長者面前的馴順，以及所有宗族成員對代表祖先的族長的聽命，從而在宗族内部實行等級服從和等級控制。
封建禮教限定婦女隻能處于從屬的地位，如《孔子家語·本命解》所言：“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禮者也。
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此外還要求婦女加強“德、言、工、貌”四方面的修養，稱之為“四德”。
宋明以來，理學的興起更加收緊了對婦女的束縛，這在族規中也有所反映。
有的宗族規定：“女子止主中饋女紅紡織之事，不得操夫之權，獨秉家政，及預聞戶外事。
”“女子但令識字，教之孝行禮節，不必多讀書。
”“女子稍長，每月朔望，命其先禮佛，次谒見祖父母及父母，善誨導之。
蓋女性多鸷，禮佛所以啟其慈心也，雍容谒見，所以娴事舅姑也。
”［82］有的宗族要求對女子從小進行有關三從四德的教育，族中婦女都要“孝事公姑，和處妯娌，順相丈夫，女工習尚，中饋勤劰，慈儉貞潔”，平時應深居簡出，“不幸寡居，則丹心鐵石，白首冰霜”，婦人女子如遇人倫大變而能慷慨殉節，即“登于宗譜”，大力表彰。
［83］有的宗族還專門制訂《女訓》、《女誡》、《新婦譜》等，用來約束婦女，如《鄭氏規範》的《女訓》說：“家之和不和，皆系婦人之賢否。
何謂賢？事舅姑以孝順，奉丈夫以恭敬，待娣姒以溫和，接子孫以慈愛，如此之類是已。
何謂不賢？淫狎妒忌，恃強淩弱，搖鼓是非，縱意徇私，如此之類是已。
天道甚近，福善禍淫，為婦人者，不可不畏。
”《龐氏家訓》的《女誡》更威脅道：“長舌厲階，畫地成獄。
妒悍相殘，身攢百镞。
”出自對婦女的偏見，許多宗族還把“不聽婦人之言”當做訓條。
這些針對婦女的歧視性、壓迫性的規定，極大地貶低了婦女的人格，所體現的“夫為妻綱”、男尊女卑的原則反映了家庭和宗族中另一種以性别劃分的不同等級，這也正是封建宗法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了避免發生敗壞倫常之事，不少族規家訓很注意嚴守内外之别、男女之防，甚至把叔嫂戲言立為嚴禁，［84］并不許童女倚簾窺幕，鄰兒穿房入闼，［85］以防微杜漸。
第四，宣揚同族一氣，不論貧富應各守本分而又互助互愛，規定了敦本睦族的一些措施。
所有的族規都要求宗族成員努力維護和加強本族的團結，強調一族之人出自同一祖先，同本同源，應該相求相應，相問相親。
族衆之間存在着貧富差别，許多族規又進行“人生貧富貴賤，自有定分”［86］，“夫均一本，榮悴亦屬偶然，何得生心異視”［87］之類的說教，要求族中的貧困者不要對富有者生嫉妒之心，而應各安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