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多民族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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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漢字為依據，而且大量使用漢語借詞。
《論語》、《孟子》、《孝經》、《貞觀政要》、《周書》、《孫子兵法》、《六韬》等大量的漢語文獻被譯成西夏文字，在西夏社會産生了廣泛的影響。
西夏仁宗因母後曹氏是漢人，自幼對漢族文化十分崇尚，在其統治西夏的五十四年中，始終堅持“崇儒”、“尚文”的施政方針。
他廣置學校，設立孔廟，并加封孔子為“文宣帝”以示尊崇。
此外還開設科舉，并允許宗室成員應試，西夏神宗早年即以科舉出身，且為廷試第一。
仁宗建有内學，挑選著名儒學家主持講授。
西夏自己的儒學家斡道沖就被任命為蕃、漢教授，他曾用西夏文翻譯過《論語注》，名為《論語小義》，還用西夏文撰成《周易蔔筮斷》一書，流傳于西夏各地。
黨項人在元朝的民族等級制度中，與畏兀兒等西北民族共同列為第二等級色目人，不同于契丹、女真列入漢人，因而民族文化風習保持相對持久。
元朝統一全國之後，黨項人作為重要的依靠力量被分遣到各地戍守，逐漸融入了當地漢族社會。
河南濮陽的西夏遺民在家譜中記載：“時北方人初至，猶射獵為俗，後漸知耕墾、播殖如華人。
”黨項之名大緻在元末明初也歸入了曆史。
女真建國前後，生産方式已經過渡到粗放的農耕階段，因此雖然活動的區域遠離漢地，但是接受漢文化的激進程度較契丹、黨項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三任皇帝熙宗尚未遷都中原，即已“失女真之本态”，“宛然一漢家少年子也”。
［30］遷都之後諸帝漢化愈深，文治更盛，号稱“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31］。
金滅北宋之後，實際儒學逐漸在金代文化思想中占據統治地位。
熙宗開始，諸帝都遵奉孔子，力崇儒學，宣講儒學在金朝蔚成風氣。
學習儒學為主的學校日益興盛，士人由科舉而位列宰相者甚多，還湧現了霸州杜時升、易州麻九疇、真定王若虛、磁州趙秉文等理學名家。
金朝以詞賦取士，詩詞成為文人普遍采用的文學體裁。
金人詩詞繼承北宋，模仿蘇（轼）黃（庭堅），金末元好問以其傾注飽經喪亂情感的詩詞，獨特的藝術造詣，成為當時北方文壇的魁首。
女真人自金太宗至金末，内遷一直沒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壓迫遷都汴京，内遷的女真人更多，約占人口總數的一半。
他們與漢人錯雜而居，互為婚姻，多習漢語，衣漢服，效仿漢族生活習慣，甚或棄武就文，趨尚文墨，民族特色逐漸喪失。
金亡之後，中原女真人大多改用漢姓，如完顔改王，烏古論改商，纥石烈改高，術虎改董，蒲查改李，赤盞改張等，與漢族更少分别。
元朝将女真人列入“漢人”這一等級，更在客觀上消除了女真人與漢人的民族畛域，使之徹底融為一體。
隻有東北地區的女真人依然保持舊俗，成為後來滿族的前身。
但是，作為元朝的統治民族，我們應當看到，蒙古族内遷漢地的隻是一小部分，民族的主體仍然居于漠北草原，并且沒有因為元朝的滅亡而消失或同化于他族，而是長期作為草原的主人活躍在曆史的舞台。
由于堅持遊牧、狩獵生活方式，漠北草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存在着一個強大而保守的草原遊牧貴族集團。
蒙古族與契丹、黨項、女真相比較，漢化進程明顯遲緩，而蒙古文化除漢文化之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傳統。
其實，元朝色目人在與漢族融合的過程中，也有例外的情況，那就是今天中華民族重要的成員回族。
當年伴随着蒙古對中亞、西亞的征服，有大批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波斯、阿拉伯人移居到中國，漢人稱之為回回人，他們被元朝政府列入色目人之中。
回回人的種族、語言、籍貫并不相同，但入居中國後，在伊斯蘭教強大的整合作用下，形成為新的文化共同體。
他們散居在全國各地，長期與漢人相處，深受漢文化的影響，但又始終保持着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緻力于興教建寺活動。
元朝滅亡後，内遷色目人基本融入漢族，隻有回回人沒有消失，最終發展成為今天的回族。
清代是中國曆史上民族融合的關鍵時期之一，無論其影響的幅度還是深度，都達到了新的曆史高峰。
在疆域遼闊且統一鞏固的多民族帝國裡，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融合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得到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其中滿漢之間的民族融合占據了主角位置。
早在清兵入關之前，清政權與明王朝之間已經有着經常的接觸。
努爾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之初，就重視在漢族的文明寶庫中尋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要素，他設置專門的翻譯機構，将《明會典》、《武經》、《洪武寶訓》、《大學衍義》、《資治通鑒》和《通鑒綱目》等書翻譯成滿文，還翻譯了《三國演義》、《西廂記》、《金瓶梅》等文學名著。
清初的科舉考試中，也設有專門的翻譯科。
漢文經典的大量翻譯，勢必影響文化相對落後的滿人在政治、社會、人倫等方面的價值取向，潛移默化地改變處在“半遊牧”狀态的滿族的文化心理。
努爾哈赤、皇太極都經常引用漢文經典訓誡諸王“世守孝悌之道”、“體恤士卒”。
清兵入關之後，随着滿人大批内遷，滿漢之間的地域界限被打破，進而形成交錯雜居的局面。
盡管清初實行“崇尚滿洲”的治國方略，強制推行圈地、投充、剃發等激化民族矛盾的政策，并在科舉、任官甚至居住區域諸多方面，刻意地區分滿漢，以求維護滿族文化的地位。
但是在漢族地區的統治趨于穩固之後，置身于漢文化汪洋大海之中的滿洲貴族，逐漸迷失了自己，依然沒有逃脫被漢化的命運。
清代的康、雍、乾三帝自幼都接受過良好的漢化教育，就其個人文化素質而論，甚至超出了曆史上絕大多數的漢族皇帝。
康熙帝一生以好學著稱，精通漢文經典名著，親自撰寫了多種解經著作。
他崇尚程朱理學，重用漢人理學名臣，還親自為太子講授四書五經，務令精熟貫通。
康熙又愛好自然科學，對農學、醫學、氣象都有濃厚的興趣，還專門向歐洲傳教士學習過幾何學等西方科學知識。
雍正帝在經史之外，通曉佛、道之學，還自撰論著闡述治國理念，對華夷之别、君臣職分等重大政治問題都進行過深入透徹的論述。
乾隆帝擅長詩文書畫，寫作的漢文詩篇達五萬餘首，題字遍及天下，在曆史、地理、考古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詣。
在諸帝的示範之下，滿洲貴族學習漢族文化蔚然成風，由于享有優渥的物質待遇，他們把大量的精力消磨在漢族傳統士大夫熱衷的詩書琴棋畫等藝術門類。
《八旗通志》記載有五百多種滿族士人的經史子集著作，民國初年成書的《八旗畫錄》收錄了從順治至清末的滿族畫家二百九十餘人，其間享有盛名者頗衆。
普通的滿族百姓在與漢人的交錯雜居中，也逐漸吸收和順應漢民族的文化習俗，他們與漢族通婚，語言文字習用漢語，許多滿人已不會說滿語，最後連姓氏大部分也改用漢姓。
可以說截止到清末，除了部分區域和家族，滿漢民族已然融為一體。
*** ［1］ 《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店，1983，第49—54頁。
［2］ 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
［3］ 赫胥黎《類人猿的自然史》，《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科學出版社，1971，第1頁。
［4］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
［5］ 岑仲勉《西周社會制度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11頁。
［6］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三聯書店，1999。
［7］ 《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
［8］ 參見張光直《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系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載《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店，1983。
［9］ 顧颉剛《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僞與辨僞》，《漢代學術史略》附錄，東方出版社，1996。
［10］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唐太宗貞觀七年，中華書局，1982。
［12］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中華書局，1982。
［13］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九六，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中華書局，1982。
［14］ 〔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 宋濂《元史·地理志》卷五九，中華書局，1976，第1400頁。
［16］ 趙爾巽等《清史稿·地理志》卷五四，中華書局，1977，第1891頁。
［17］ 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蘇天爵編《元文類》卷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8］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中華書局，1985—1987。
［19］ 程钜夫《雪樓集》卷十《奏議·學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 彭大雅撰、徐霆疏證《黑鞑事略》，《叢書集成》初編本。
［21］ 脫脫等《遼史·百官志一》，中華書局，1974。
［22］ 據郭成康、林鐵鈞《清代文字獄》統計，群衆出版社，1990。
［23］ 詳見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24］ 魯迅《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
［25］ 《清世祖實錄》卷一七，中華書局，1985—1987。
［26］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一四，“哀帝”，中華書局，1975。
［27］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八，“五代”上，中華書局，1975。
［28］ 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9］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八，“耶律楚材”條，中華書局，1997。
［30］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六引《金虜節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1］ 脫脫《金史》卷一二五，列傳第六十三，文藝上，中華書局，1975。
［32］ 元朝後期鎮江路所轄一司三縣，即住有非漢族的外來僑寓人口一百七十餘戶，其中包括蒙古29戶，畏兀兒14戶，回回59戶，也裡可溫（指外來的基督徒）23戶，河西（黨項）3戶，契丹21戶，女真25戶。
《至順鎮江志》卷三《戶口·僑寓》，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90—91頁。
《論語》、《孟子》、《孝經》、《貞觀政要》、《周書》、《孫子兵法》、《六韬》等大量的漢語文獻被譯成西夏文字，在西夏社會産生了廣泛的影響。
西夏仁宗因母後曹氏是漢人，自幼對漢族文化十分崇尚，在其統治西夏的五十四年中，始終堅持“崇儒”、“尚文”的施政方針。
他廣置學校，設立孔廟，并加封孔子為“文宣帝”以示尊崇。
此外還開設科舉，并允許宗室成員應試，西夏神宗早年即以科舉出身，且為廷試第一。
仁宗建有内學，挑選著名儒學家主持講授。
西夏自己的儒學家斡道沖就被任命為蕃、漢教授，他曾用西夏文翻譯過《論語注》，名為《論語小義》，還用西夏文撰成《周易蔔筮斷》一書，流傳于西夏各地。
黨項人在元朝的民族等級制度中，與畏兀兒等西北民族共同列為第二等級色目人，不同于契丹、女真列入漢人，因而民族文化風習保持相對持久。
元朝統一全國之後，黨項人作為重要的依靠力量被分遣到各地戍守，逐漸融入了當地漢族社會。
河南濮陽的西夏遺民在家譜中記載：“時北方人初至，猶射獵為俗，後漸知耕墾、播殖如華人。
”黨項之名大緻在元末明初也歸入了曆史。
女真建國前後，生産方式已經過渡到粗放的農耕階段，因此雖然活動的區域遠離漢地，但是接受漢文化的激進程度較契丹、黨項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三任皇帝熙宗尚未遷都中原，即已“失女真之本态”，“宛然一漢家少年子也”。
［30］遷都之後諸帝漢化愈深，文治更盛，号稱“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31］。
金滅北宋之後，實際儒學逐漸在金代文化思想中占據統治地位。
熙宗開始，諸帝都遵奉孔子，力崇儒學，宣講儒學在金朝蔚成風氣。
學習儒學為主的學校日益興盛，士人由科舉而位列宰相者甚多，還湧現了霸州杜時升、易州麻九疇、真定王若虛、磁州趙秉文等理學名家。
金朝以詞賦取士，詩詞成為文人普遍采用的文學體裁。
金人詩詞繼承北宋，模仿蘇（轼）黃（庭堅），金末元好問以其傾注飽經喪亂情感的詩詞，獨特的藝術造詣，成為當時北方文壇的魁首。
女真人自金太宗至金末，内遷一直沒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壓迫遷都汴京，内遷的女真人更多，約占人口總數的一半。
他們與漢人錯雜而居，互為婚姻，多習漢語，衣漢服，效仿漢族生活習慣，甚或棄武就文，趨尚文墨，民族特色逐漸喪失。
金亡之後，中原女真人大多改用漢姓，如完顔改王，烏古論改商，纥石烈改高，術虎改董，蒲查改李，赤盞改張等，與漢族更少分别。
元朝将女真人列入“漢人”這一等級，更在客觀上消除了女真人與漢人的民族畛域，使之徹底融為一體。
隻有東北地區的女真人依然保持舊俗，成為後來滿族的前身。
但是，作為元朝的統治民族，我們應當看到，蒙古族内遷漢地的隻是一小部分，民族的主體仍然居于漠北草原，并且沒有因為元朝的滅亡而消失或同化于他族，而是長期作為草原的主人活躍在曆史的舞台。
由于堅持遊牧、狩獵生活方式，漠北草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存在着一個強大而保守的草原遊牧貴族集團。
蒙古族與契丹、黨項、女真相比較，漢化進程明顯遲緩，而蒙古文化除漢文化之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傳統。
其實，元朝色目人在與漢族融合的過程中，也有例外的情況，那就是今天中華民族重要的成員回族。
當年伴随着蒙古對中亞、西亞的征服，有大批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波斯、阿拉伯人移居到中國，漢人稱之為回回人，他們被元朝政府列入色目人之中。
回回人的種族、語言、籍貫并不相同，但入居中國後，在伊斯蘭教強大的整合作用下，形成為新的文化共同體。
他們散居在全國各地，長期與漢人相處，深受漢文化的影響，但又始終保持着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緻力于興教建寺活動。
元朝滅亡後，内遷色目人基本融入漢族，隻有回回人沒有消失，最終發展成為今天的回族。
清代是中國曆史上民族融合的關鍵時期之一，無論其影響的幅度還是深度，都達到了新的曆史高峰。
在疆域遼闊且統一鞏固的多民族帝國裡，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融合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得到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其中滿漢之間的民族融合占據了主角位置。
早在清兵入關之前，清政權與明王朝之間已經有着經常的接觸。
努爾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之初，就重視在漢族的文明寶庫中尋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要素，他設置專門的翻譯機構，将《明會典》、《武經》、《洪武寶訓》、《大學衍義》、《資治通鑒》和《通鑒綱目》等書翻譯成滿文，還翻譯了《三國演義》、《西廂記》、《金瓶梅》等文學名著。
清初的科舉考試中，也設有專門的翻譯科。
漢文經典的大量翻譯，勢必影響文化相對落後的滿人在政治、社會、人倫等方面的價值取向，潛移默化地改變處在“半遊牧”狀态的滿族的文化心理。
努爾哈赤、皇太極都經常引用漢文經典訓誡諸王“世守孝悌之道”、“體恤士卒”。
清兵入關之後，随着滿人大批内遷，滿漢之間的地域界限被打破，進而形成交錯雜居的局面。
盡管清初實行“崇尚滿洲”的治國方略，強制推行圈地、投充、剃發等激化民族矛盾的政策，并在科舉、任官甚至居住區域諸多方面，刻意地區分滿漢，以求維護滿族文化的地位。
但是在漢族地區的統治趨于穩固之後，置身于漢文化汪洋大海之中的滿洲貴族，逐漸迷失了自己，依然沒有逃脫被漢化的命運。
清代的康、雍、乾三帝自幼都接受過良好的漢化教育，就其個人文化素質而論，甚至超出了曆史上絕大多數的漢族皇帝。
康熙帝一生以好學著稱，精通漢文經典名著，親自撰寫了多種解經著作。
他崇尚程朱理學，重用漢人理學名臣，還親自為太子講授四書五經，務令精熟貫通。
康熙又愛好自然科學，對農學、醫學、氣象都有濃厚的興趣，還專門向歐洲傳教士學習過幾何學等西方科學知識。
雍正帝在經史之外，通曉佛、道之學，還自撰論著闡述治國理念，對華夷之别、君臣職分等重大政治問題都進行過深入透徹的論述。
乾隆帝擅長詩文書畫，寫作的漢文詩篇達五萬餘首，題字遍及天下，在曆史、地理、考古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詣。
在諸帝的示範之下，滿洲貴族學習漢族文化蔚然成風，由于享有優渥的物質待遇，他們把大量的精力消磨在漢族傳統士大夫熱衷的詩書琴棋畫等藝術門類。
《八旗通志》記載有五百多種滿族士人的經史子集著作，民國初年成書的《八旗畫錄》收錄了從順治至清末的滿族畫家二百九十餘人，其間享有盛名者頗衆。
普通的滿族百姓在與漢人的交錯雜居中，也逐漸吸收和順應漢民族的文化習俗，他們與漢族通婚，語言文字習用漢語，許多滿人已不會說滿語，最後連姓氏大部分也改用漢姓。
可以說截止到清末，除了部分區域和家族，滿漢民族已然融為一體。
*** ［1］ 《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店，1983，第49—54頁。
［2］ 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
［3］ 赫胥黎《類人猿的自然史》，《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科學出版社，1971，第1頁。
［4］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
［5］ 岑仲勉《西周社會制度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11頁。
［6］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三聯書店，1999。
［7］ 《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
［8］ 參見張光直《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系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載《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店，1983。
［9］ 顧颉剛《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僞與辨僞》，《漢代學術史略》附錄，東方出版社，1996。
［10］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唐太宗貞觀七年，中華書局，1982。
［12］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中華書局，1982。
［13］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九六，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中華書局，1982。
［14］ 〔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 宋濂《元史·地理志》卷五九，中華書局，1976，第1400頁。
［16］ 趙爾巽等《清史稿·地理志》卷五四，中華書局，1977，第1891頁。
［17］ 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蘇天爵編《元文類》卷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8］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中華書局，1985—1987。
［19］ 程钜夫《雪樓集》卷十《奏議·學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 彭大雅撰、徐霆疏證《黑鞑事略》，《叢書集成》初編本。
［21］ 脫脫等《遼史·百官志一》，中華書局，1974。
［22］ 據郭成康、林鐵鈞《清代文字獄》統計，群衆出版社，1990。
［23］ 詳見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24］ 魯迅《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
［25］ 《清世祖實錄》卷一七，中華書局，1985—1987。
［26］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一四，“哀帝”，中華書局，1975。
［27］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八，“五代”上，中華書局，1975。
［28］ 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9］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八，“耶律楚材”條，中華書局，1997。
［30］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六引《金虜節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1］ 脫脫《金史》卷一二五，列傳第六十三，文藝上，中華書局，1975。
［32］ 元朝後期鎮江路所轄一司三縣，即住有非漢族的外來僑寓人口一百七十餘戶，其中包括蒙古29戶，畏兀兒14戶，回回59戶，也裡可溫（指外來的基督徒）23戶，河西（黨項）3戶，契丹21戶，女真25戶。
《至順鎮江志》卷三《戶口·僑寓》，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90—9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