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多民族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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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大石的率領下至西域重新建國，史稱西遼，1218年亡于蒙古。
女真是唐朝黑水靺鞨的後裔，其族源可追溯至上古的肅慎。
主要活動範圍在黑龍江、松花江流域，因臣屬于遼，一部分人被遷至遼東，編入戶籍，稱為“熟女真”。
沒有遷徙者，社會形态相對落後，稱為“生女真”。
遼代後期，完顔部逐漸統一了生女真各部，首領完顔阿骨打于1115年正式稱帝，建國号金，定都上京（今黑龍江阿城南）。
1125年，金滅遼，1127年，滅北宋。
1141年，金與南宋簽訂“紹興和議”，雙方以東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一線劃界。
南宋稱臣于金，每年繳納“歲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
金第四任皇帝海陵王完顔亮在位時，遷都至燕京（今北京），改名中都大興府。
13世紀初，蒙古崛起于漠北草原，南下攻金。
金被迫放棄中都，遷都至北宋舊都汴京，扼守河南、陝西的狹窄地區，苟延殘喘。
1234年，金為蒙古和南宋聯軍所滅。
金被元滅亡之後，女真人散布在東北諸地。
元代時居住在遼陽等路的女真人，因長期與漢族雜居，從事農業，逐漸趨于漢化。
而分布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龍江中下遊的女真人，則是“無市井城郭，逐水草為居，以射獵為業”［15］。
明代初年，這部分女真人逐漸向南遷徙，并形成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東海女真三大部落。
三大部女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很不平衡，相互之間為了争奪全族的統治權而不斷進行兼并戰争，公元17世紀上半葉，建州女真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最後完成了對女真各部的統一。
努爾哈赤打破原有的氏族血緣關系，創立政治、經濟、軍事合一的八旗制度，統轄所有女真人，并緻力于語言文化的統一。
女真各部的統一，為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公元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了後金政權。
公元1635年，皇太極廢黜女真舊号，定族名為“滿洲”。
次年皇太極即皇帝位，改國号為“大清”。
公元1644年，明王朝滅亡，清遷都北京，建立了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
清代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空前鞏固和發展的時期，其疆域“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西極新疆疏勒至于蔥嶺，北極外興安嶺，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16］，基本奠定了近、現代中國的版圖。
清王朝的建立和國土的空前統一，為均已形成單一穩定的民族共同體的中國各個民族創造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系與交流的極好平台。
北方民族的統治在某種程度上還把奴隸制因素注入漢地，緻使社會經濟領域中出現了人身依附關系強化的倒退趨勢。
女真、蒙古社會中都有役使奴婢的傳統，進入中原後，通過戰争俘虜、罪犯家屬籍沒和人口販賣等方式，大量掠奪人口，作為奴婢。
據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統計數字，女真貴族、平民擁有的奴婢總人數将近140萬。
奴婢在金、元又稱為“驅口”，子孫相襲，沒有人身自由。
元朝法律規定，驅口是主人财産的組成部分，可以任意轉賣。
元朝的統治還帶有很強的民族歧視與壓迫色彩，統治者按照被征服的先後将治下百姓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四等，地位依次降低。
在戶籍管理方面，則依據職業、信仰等因素将全體居民分為若幹種，稱諸色戶計。
其中承擔特殊行當的“戶計”，都是父子兄弟世代相傳，不得随便脫籍，表現出更強的人身依附關系。
清代的大規模圈地，導緻京畿地區漢族農民變成“無田無家”的流民，清廷強迫他們“投充”，即依附于滿族地主。
而滿族地主對于投充人的人身及其财産，都可以随意處置，實際使投充人喪失了平民身份，變成世襲的奴隸。
習慣于自耕農生活的漢族農民對此自然強烈反抗，紛紛逃亡，清廷于是制定嚴厲的“逃人法”，緝捕逃人，形成嚴重的民族矛盾。
在北方民族南進的浪潮中，中華傳統文化遭受極大沖擊。
戰火所及，經籍散亡，學校隳廢，儒士颠沛流離，困窘不堪。
蒙古入主中原之後，很長時間裡滿足于“馬上治天下”，“視學校為不急，謂詩書為無用”。
［19］士大夫無以為生，“混于雜役，堕于屠沽，去為黃冠”［20］，甚至淪為驅口，處境十分悲慘。
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權，其官僚體系基本是本民族舊制與漢制的複合産物，如遼朝即實行南、北面官制度，“（北面）以國制治契丹，（南面）以漢制待漢人”［21］。
在官員的選擇方面，貴族世襲政治色彩明顯，唐宋發展完善的科舉制度反而降為從屬。
元代選官首重怯薛（皇帝的宿衛親軍）近侍，其次為刀筆胥吏，儒士反而出路狹窄，仕進無門。
延至清代前期，滿洲貴族仍然牢牢控制着重要的職位，在行政管理上，盡管使用漢人，但是并不賦予實權。
漢族士人社會地位的低落，實際是儒家文化受到輕視的反映。
在北方民族的觀念中，儒教思想相對陌生，他們更為熟悉的是薩滿之類本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以及外來的佛教、喇嘛教信仰。
元朝建立後，最高統治階層尊奉吐蕃僧侶為帝師，甚至親自受戒皈依喇嘛教，并在地方廣設帝師殿，供奉第一任帝師八思巴，其規模制度超出孔廟。
清代早期，喇嘛教還是十分盛行，在滿洲皇室和貴族階層獲得廣泛的崇奉，但不再具有國教的地位。
清朝定鼎中原之後，面對人口占據絕對多數且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國，自然産生出本能的文化恐懼。
為此，清廷提出“崇尚滿洲”的治國原則，并通過屢興文字獄、禁毀書籍的方式消弭漢族士人的民族意識和文化認同。
有清一代，文獻記錄的文字獄多達一百六十餘起［22］，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而案由多是涉及眷念前朝、否定清廷正統地位。
康熙朝的第一大案是莊廷珑《明史》案，莊氏為湖州富戶，有志著史傳世，購得明末朱國祯《皇明史概》殘稿，請人加工補寫，以為己作。
因書中多有清廷忌諱的“違礙”詞句，被人以“逆書”罪名告發。
當時莊氏已死，剖棺戮屍，作序、校補、審稿、出資助刊、刻印及買賣之人均遭株連殺害，死者七十餘人。
康熙五十年（1711），又發生戴名世《南山集》案。
戴氏為翰林院編修，以古文名家，著有《南山集偶抄》，其中引用方孝标《滇黔紀聞》，議論南明史事，并用南明諸帝年号，比為蜀漢，視作正統。
結果被參劾“語多狂悖”，戴名世處死，方孝标戮屍。
牽連兩家家屬及刊印、作序之人數百，本來皆議處死，後經康熙帝親自裁定，從寬戍邊。
較之莊氏史案，已是足夠寬大。
雍正朝影響最大的是呂留良案。
呂留良主程朱性理之學，尤重華夷之辨，有強烈的反清複明思想。
湖南人曾靜受其影響，著《知幾錄》、《知新錄》，宣揚華夷之别，表達對清朝的仇恨情緒。
雍正六年（1728），曾靜派弟子張熙策動川陝總督嶽鐘琪反清，被嶽告發逮捕。
呂留良遭剖棺戮屍，其後人及弟子或殺或充軍，曾靜、張熙師徒卻意外地被作為“誤信邪說”的從犯，赦而不殺。
雍正意圖利用曾、張進行宣傳，他把經過歪曲的與曾靜辯論“華夷之辨”以及自己即位合法性的文字，包括曾靜的忏悔作《歸仁錄》，合編為《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
乾隆即位以後，迅速将曾、張二人淩遲處死。
乾隆朝是清代文字獄最為頻繁的時期，而且絕大部分案件都是望文生義、穿鑿曲解，加以莫須有之罪。
沈德潛《詠黑牡丹》詩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句，乾隆以其暗含影射，下令剖棺锉屍。
詩文中“明”、“清”二字的使用，往往遭到深文周納。
徐述夔去世多年後，遺著《一柱樓詩集》因含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抛半邊”、“明朝期振奮，一舉去清都”之類文字，而遭剖棺锉屍，後代問斬。
乾隆朝文字獄還有一個顯著特點，文字獄的對象已不僅僅限于士大夫，而且擴展到士農工商各個階層，幾乎成為遍及社會的政治運動。
滿族入主中原後，在語言、禮儀、服飾諸傳統習俗層面，也采取放棄漢族傳統而進行滿族化的政策。
順治初年，強迫漢人剃發留辮，服用滿式衣冠，規定“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25］。
此項高壓舉措自然引起漢人的強烈反應，滿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嘉定、江陰軍民則發出“頭可斷，發決不可薙”的誓言，并以死抗争。
許多士大夫更以“士可殺不可辱”相期，清初王夫之堅守夷夏大防，“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26］，甚至主張對非我族類者，“殺之而不為不仁，奪之而不為不義”［27］。
王夫之的思想延至清代末年，仍在鼓舞着主張反清複明的志士。
第六節 北方民族的漢化與民族融合 北方民族憑借武力征服統治漢地，但是在與漢族社會的廣泛接觸過程中，依然沒有逃脫征服者反而被征服的命運，通過遣使、朝貢、互市、聯姻等不同方式的經濟文化交流，北方民族相繼走向漢化，主體部分内遷之後逐步融入漢族。
契丹雖是遊牧民族，但長期活動在華北農業區的北緣，對漢族農業文明有着深入的接觸和了解，并很早就開始發展農耕和紡織。
遼開國之初，阿保機即在上京建孔子廟，春秋祭奠。
遼聖宗喜歡讀《貞觀政要》和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的事迹，經常詢問臣下有關唐朝貞觀、開元之政事，以汲取經驗教訓。
遼後期皇帝道宗自謂“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28］，他在清甯元年（1055）下诏設學養士，在各州相繼建立孔子廟，并頒賜“五經”諸家注疏，命令博士、助教認真傳授。
此後還在中京設國子監，诏令有司頒行《史記》、《漢書》，翰林學士宣講五經大義。
遼亡于金，契丹人大多被金朝編入部族軍，守衛北部邊境或承擔畜牧業勞動，部分契丹貴族則在金朝任職，并加入了女真貴族漢化的潮流。
遼太祖長子耶律倍的八世孫、金尚書右丞耶律履之子耶律楚材，蒙元前期在漢廷怯薛掌管漢地文書，漢人稱為中書令，實際是一個漢化相當徹底的契丹士大夫。
他反複向蒙古統治者陳說儒家治國之道，并緻力推行減少屠殺、依照中原傳統确定賦稅制度、通過考試選拔人才、設立機構編纂刊刻經史著作等旨在恢複漢地正常統治秩序的措施。
契丹出身的耶律楚材為保護和延續中原農業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故後人稱其“大有造于中國，功德塞天地”［29］。
在元代的四個民族等級中，契丹人、女真人和北方漢族居民被視為一體，統稱“漢人”，陶宗儀《南村辍耕錄》中所列漢人八種就有契丹人。
實際最遲至元末明初，契丹除少部分融入漠北蒙古族和東北女真族之外，基本都與漢族社會融合，契丹之名逐漸從曆史的舞台上消失。
黨項族是以黨項羌為主體，吸收西北地區氐、羌、吐蕃等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發展本身就經曆了一個較長時段的民族融合過程。
黨項雖然以遊牧為主要生活方式，但是與漢族地區的接觸比較早，因此漢化的傾向非常明顯。
元昊親自主持、野利仁榮等人創制的西夏文字，形體結構
女真是唐朝黑水靺鞨的後裔，其族源可追溯至上古的肅慎。
主要活動範圍在黑龍江、松花江流域，因臣屬于遼，一部分人被遷至遼東，編入戶籍，稱為“熟女真”。
沒有遷徙者，社會形态相對落後，稱為“生女真”。
遼代後期，完顔部逐漸統一了生女真各部，首領完顔阿骨打于1115年正式稱帝，建國号金，定都上京（今黑龍江阿城南）。
1125年，金滅遼，1127年，滅北宋。
1141年，金與南宋簽訂“紹興和議”，雙方以東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一線劃界。
南宋稱臣于金，每年繳納“歲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
金第四任皇帝海陵王完顔亮在位時，遷都至燕京（今北京），改名中都大興府。
13世紀初，蒙古崛起于漠北草原，南下攻金。
金被迫放棄中都，遷都至北宋舊都汴京，扼守河南、陝西的狹窄地區，苟延殘喘。
1234年，金為蒙古和南宋聯軍所滅。
金被元滅亡之後，女真人散布在東北諸地。
元代時居住在遼陽等路的女真人，因長期與漢族雜居，從事農業，逐漸趨于漢化。
而分布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龍江中下遊的女真人，則是“無市井城郭，逐水草為居，以射獵為業”［15］。
明代初年，這部分女真人逐漸向南遷徙，并形成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東海女真三大部落。
三大部女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很不平衡，相互之間為了争奪全族的統治權而不斷進行兼并戰争，公元17世紀上半葉，建州女真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最後完成了對女真各部的統一。
努爾哈赤打破原有的氏族血緣關系，創立政治、經濟、軍事合一的八旗制度，統轄所有女真人，并緻力于語言文化的統一。
女真各部的統一，為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公元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了後金政權。
公元1635年，皇太極廢黜女真舊号，定族名為“滿洲”。
次年皇太極即皇帝位，改國号為“大清”。
公元1644年，明王朝滅亡，清遷都北京，建立了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
清代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空前鞏固和發展的時期，其疆域“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西極新疆疏勒至于蔥嶺，北極外興安嶺，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16］，基本奠定了近、現代中國的版圖。
清王朝的建立和國土的空前統一，為均已形成單一穩定的民族共同體的中國各個民族創造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系與交流的極好平台。
北方民族的統治在某種程度上還把奴隸制因素注入漢地，緻使社會經濟領域中出現了人身依附關系強化的倒退趨勢。
女真、蒙古社會中都有役使奴婢的傳統，進入中原後，通過戰争俘虜、罪犯家屬籍沒和人口販賣等方式，大量掠奪人口，作為奴婢。
據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統計數字，女真貴族、平民擁有的奴婢總人數将近140萬。
奴婢在金、元又稱為“驅口”，子孫相襲，沒有人身自由。
元朝法律規定，驅口是主人财産的組成部分，可以任意轉賣。
元朝的統治還帶有很強的民族歧視與壓迫色彩，統治者按照被征服的先後将治下百姓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四等，地位依次降低。
在戶籍管理方面，則依據職業、信仰等因素将全體居民分為若幹種，稱諸色戶計。
其中承擔特殊行當的“戶計”，都是父子兄弟世代相傳，不得随便脫籍，表現出更強的人身依附關系。
清代的大規模圈地，導緻京畿地區漢族農民變成“無田無家”的流民，清廷強迫他們“投充”，即依附于滿族地主。
而滿族地主對于投充人的人身及其财産，都可以随意處置，實際使投充人喪失了平民身份，變成世襲的奴隸。
習慣于自耕農生活的漢族農民對此自然強烈反抗，紛紛逃亡，清廷于是制定嚴厲的“逃人法”，緝捕逃人，形成嚴重的民族矛盾。
在北方民族南進的浪潮中，中華傳統文化遭受極大沖擊。
戰火所及，經籍散亡，學校隳廢，儒士颠沛流離，困窘不堪。
蒙古入主中原之後，很長時間裡滿足于“馬上治天下”，“視學校為不急，謂詩書為無用”。
［19］士大夫無以為生，“混于雜役，堕于屠沽，去為黃冠”［20］，甚至淪為驅口，處境十分悲慘。
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權，其官僚體系基本是本民族舊制與漢制的複合産物，如遼朝即實行南、北面官制度，“（北面）以國制治契丹，（南面）以漢制待漢人”［21］。
在官員的選擇方面，貴族世襲政治色彩明顯，唐宋發展完善的科舉制度反而降為從屬。
元代選官首重怯薛（皇帝的宿衛親軍）近侍，其次為刀筆胥吏，儒士反而出路狹窄，仕進無門。
延至清代前期，滿洲貴族仍然牢牢控制着重要的職位，在行政管理上，盡管使用漢人，但是并不賦予實權。
漢族士人社會地位的低落，實際是儒家文化受到輕視的反映。
在北方民族的觀念中，儒教思想相對陌生，他們更為熟悉的是薩滿之類本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以及外來的佛教、喇嘛教信仰。
元朝建立後，最高統治階層尊奉吐蕃僧侶為帝師，甚至親自受戒皈依喇嘛教，并在地方廣設帝師殿，供奉第一任帝師八思巴，其規模制度超出孔廟。
清代早期，喇嘛教還是十分盛行，在滿洲皇室和貴族階層獲得廣泛的崇奉，但不再具有國教的地位。
清朝定鼎中原之後，面對人口占據絕對多數且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國，自然産生出本能的文化恐懼。
為此，清廷提出“崇尚滿洲”的治國原則，并通過屢興文字獄、禁毀書籍的方式消弭漢族士人的民族意識和文化認同。
有清一代，文獻記錄的文字獄多達一百六十餘起［22］，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而案由多是涉及眷念前朝、否定清廷正統地位。
康熙朝的第一大案是莊廷珑《明史》案，莊氏為湖州富戶，有志著史傳世，購得明末朱國祯《皇明史概》殘稿，請人加工補寫，以為己作。
因書中多有清廷忌諱的“違礙”詞句，被人以“逆書”罪名告發。
當時莊氏已死，剖棺戮屍，作序、校補、審稿、出資助刊、刻印及買賣之人均遭株連殺害，死者七十餘人。
康熙五十年（1711），又發生戴名世《南山集》案。
戴氏為翰林院編修，以古文名家，著有《南山集偶抄》，其中引用方孝标《滇黔紀聞》，議論南明史事，并用南明諸帝年号，比為蜀漢，視作正統。
結果被參劾“語多狂悖”，戴名世處死，方孝标戮屍。
牽連兩家家屬及刊印、作序之人數百，本來皆議處死，後經康熙帝親自裁定，從寬戍邊。
較之莊氏史案，已是足夠寬大。
雍正朝影響最大的是呂留良案。
呂留良主程朱性理之學，尤重華夷之辨，有強烈的反清複明思想。
湖南人曾靜受其影響，著《知幾錄》、《知新錄》，宣揚華夷之别，表達對清朝的仇恨情緒。
雍正六年（1728），曾靜派弟子張熙策動川陝總督嶽鐘琪反清，被嶽告發逮捕。
呂留良遭剖棺戮屍，其後人及弟子或殺或充軍，曾靜、張熙師徒卻意外地被作為“誤信邪說”的從犯，赦而不殺。
雍正意圖利用曾、張進行宣傳，他把經過歪曲的與曾靜辯論“華夷之辨”以及自己即位合法性的文字，包括曾靜的忏悔作《歸仁錄》，合編為《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
乾隆即位以後，迅速将曾、張二人淩遲處死。
乾隆朝是清代文字獄最為頻繁的時期，而且絕大部分案件都是望文生義、穿鑿曲解，加以莫須有之罪。
沈德潛《詠黑牡丹》詩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句，乾隆以其暗含影射，下令剖棺锉屍。
詩文中“明”、“清”二字的使用，往往遭到深文周納。
徐述夔去世多年後，遺著《一柱樓詩集》因含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抛半邊”、“明朝期振奮，一舉去清都”之類文字，而遭剖棺锉屍，後代問斬。
乾隆朝文字獄還有一個顯著特點，文字獄的對象已不僅僅限于士大夫，而且擴展到士農工商各個階層，幾乎成為遍及社會的政治運動。
滿族入主中原後，在語言、禮儀、服飾諸傳統習俗層面，也采取放棄漢族傳統而進行滿族化的政策。
順治初年，強迫漢人剃發留辮，服用滿式衣冠，規定“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25］。
此項高壓舉措自然引起漢人的強烈反應，滿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嘉定、江陰軍民則發出“頭可斷，發決不可薙”的誓言，并以死抗争。
許多士大夫更以“士可殺不可辱”相期，清初王夫之堅守夷夏大防，“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26］，甚至主張對非我族類者，“殺之而不為不仁，奪之而不為不義”［27］。
王夫之的思想延至清代末年，仍在鼓舞着主張反清複明的志士。
第六節 北方民族的漢化與民族融合 北方民族憑借武力征服統治漢地，但是在與漢族社會的廣泛接觸過程中，依然沒有逃脫征服者反而被征服的命運，通過遣使、朝貢、互市、聯姻等不同方式的經濟文化交流，北方民族相繼走向漢化，主體部分内遷之後逐步融入漢族。
契丹雖是遊牧民族，但長期活動在華北農業區的北緣，對漢族農業文明有着深入的接觸和了解，并很早就開始發展農耕和紡織。
遼開國之初，阿保機即在上京建孔子廟，春秋祭奠。
遼聖宗喜歡讀《貞觀政要》和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的事迹，經常詢問臣下有關唐朝貞觀、開元之政事，以汲取經驗教訓。
遼後期皇帝道宗自謂“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28］，他在清甯元年（1055）下诏設學養士，在各州相繼建立孔子廟，并頒賜“五經”諸家注疏，命令博士、助教認真傳授。
此後還在中京設國子監，诏令有司頒行《史記》、《漢書》，翰林學士宣講五經大義。
遼亡于金，契丹人大多被金朝編入部族軍，守衛北部邊境或承擔畜牧業勞動，部分契丹貴族則在金朝任職，并加入了女真貴族漢化的潮流。
遼太祖長子耶律倍的八世孫、金尚書右丞耶律履之子耶律楚材，蒙元前期在漢廷怯薛掌管漢地文書，漢人稱為中書令，實際是一個漢化相當徹底的契丹士大夫。
他反複向蒙古統治者陳說儒家治國之道，并緻力推行減少屠殺、依照中原傳統确定賦稅制度、通過考試選拔人才、設立機構編纂刊刻經史著作等旨在恢複漢地正常統治秩序的措施。
契丹出身的耶律楚材為保護和延續中原農業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故後人稱其“大有造于中國，功德塞天地”［29］。
在元代的四個民族等級中，契丹人、女真人和北方漢族居民被視為一體，統稱“漢人”，陶宗儀《南村辍耕錄》中所列漢人八種就有契丹人。
實際最遲至元末明初，契丹除少部分融入漠北蒙古族和東北女真族之外，基本都與漢族社會融合，契丹之名逐漸從曆史的舞台上消失。
黨項族是以黨項羌為主體，吸收西北地區氐、羌、吐蕃等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發展本身就經曆了一個較長時段的民族融合過程。
黨項雖然以遊牧為主要生活方式，但是與漢族地區的接觸比較早，因此漢化的傾向非常明顯。
元昊親自主持、野利仁榮等人創制的西夏文字，形體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