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多民族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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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堅每月一臨太學，親自考問學生經義，提拔成績優異者做官。
苻堅還下令“複魏晉士籍”，維護士族特權，争取漢族士大夫的支持。
由于政治修明，文化措施得當，前秦的國力增強，版圖一度西至西域，東極于海，北盡沙漠，南至西南邊陲，隻有占據東南一隅的東晉與之對峙。
漢化是必然的曆史趨勢，但是漢化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而是經常受到胡化的沖擊。
入主中原的各少數民族，由于尚處在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雖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漢族的影響，但基本上還保存着自己的部落組織，有自己的語言和習俗，統治方式也具有部落軍事統治和封建統治的二重性，生産方式和生活習俗表現出相當程度的野蠻和落後。
胡族軍事集團基于其遊牧民族的習性，赤裸裸地掠奪和濫殺，更是對華夏文明造成了嚴重破壞。
匈奴族建立的漢國，占據了黃河中下遊廣大地區，把各族人民大批地遷到山西地區，采用胡漢分治的辦法，加強控制。
後趙石勒頗具政治見識，崇尚漢族文化，但是也未能擺脫劉漢政權胡漢分治的民族局限，甚至走得更遠。
他下令以羯人為“國人”，不準稱他們為“胡”，“國人”的社會地位高人一等，完全與民族融合的客觀要求背道而馳。
前秦王猛的改革措施，觸犯了氐族貴族的利益，在漢化與胡化的問題上鬥争十分激烈，得力于苻堅的強力支持，才能夠推行。
而苻堅的支持并不是一貫的，王猛死後，族内守舊勢力擡頭，苻堅不僅放棄了王猛打擊氐豪的作法，還把關隴氐人15萬戶分配到諸方要鎮，殘酷壓迫當地人民，造成民族矛盾激化。
北魏的漢化改革深入而徹底，因而招緻了保守的鮮卑貴族的激烈反抗。
孝文帝遷都洛陽，鮮卑貴族堅決反對，最後不得不以南伐為名義，率30萬大軍南下。
連綿不斷的秋雨，讓長途跋涉的鮮卑貴族和士兵困乏不堪，到達洛陽後都不願繼續前進，孝文帝乘機宣布定都洛陽。
孝文帝的漢化措施也受到鮮卑宗室貴族的強烈抵制，他們對孝文帝信用漢人而疏遠“國戚”表示不滿，甚至屢屢發動叛亂進行反抗。
當然，文化融合的趨勢并不以部分人的意志為轉移，在強勢的漢文化壓力之下，入主中原的各少數民族迅速融入漢族這一主導民族。
匈奴、鮮卑、羯、氐、羌，包括南方的越、蠻、傒、俚、僚、爨，作為民族名号已然隐入曆史，但是其文化因子并未消解，在隋唐乃至以後的社會，仍然顯現着靈光。
漢代建立起的絲綢之路，加強了中原與西域地區的聯系，進而引發了各國之間向往接觸的強烈願望，并進行了初步的商貿和文化交往。
但是從漢末到隋初三百多年時間内，由于戰亂綿延不斷，中原王朝無力經營西域，緻使其長期為割據勢力和少數民族控制，絲綢之路時斷時續，中西交流受到嚴重影響。
隋朝立國之後，鑒于突厥、吐谷渾稱霸西域，阻斷絲綢之路的局面，決心打通西域。
隋炀帝委派大将薛世雄、裴矩建立伊吾城，控制咽喉要地，并廣開屯田，保證西域之路的暢通。
炀帝還任命知曉邊事的裴矩為“監知關市”，吸引西域諸國到張掖進行貿易。
裴矩通過與胡商的交往，詳細了解各國的風俗物産和山川險易，準确描述出了通往西方到達波斯、東羅馬的三條道路。
這些記錄不僅有助于國家的決策，而且使原來并不固定的通道更加确定、暢通。
隋大業五年（609），炀帝巡幸河右，深入祁連山腹地，極大地傳播了中原王朝的聲威，西域和中原的經貿往來随之日趨活躍。
地處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作為國際文化進入中原的門戶，在這方面最具有代表意義。
敦煌在漢代已經設郡，集聚了大批西域人和漢人，成為“華戎所交一都會”。
隋代裴矩描述的通西域的三條道路，“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唐人則把坐落于敦煌西南的陽關看做是一條文化分水嶺，“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敦煌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為軍事、文化并重的城鎮。
往來于絲綢之路的各國商賈、僧侶、使節在此休整，辦理關牒手續，許多貿易活動在此拍闆成交，有些商人幹脆定居創業，成為大唐的編戶齊民。
民族的雜處，導緻了文化的融合，不同背景的文化經過初步的整合之後，又向東傳播到關中和中原地區。
在西南地區，烏蠻聯合白蠻建立的南诏，接受唐的封号，臣屬于唐。
唐玄宗時，南诏王皮邏閣在唐朝的支持和直接參與下，統一六诏。
公元766年，南诏王閣羅鳳建立《南诏德化碑》，追述南诏與唐朝建立和發展關系的曆史，表示“我自古及今，為漢不侵不叛之臣”。
南诏作為西南多民族融合的共同體，在中原與南亞地區的聯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紐帶作用。
在東北地區，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國，也一直接受唐朝的冊封，保持着臣屬關系。
渤海國全盛時期，其疆域涵蓋今東北大部、朝鮮半島北部及俄國濱海地區部分，号稱“海東盛國”。
渤海國是唐朝與東亞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
魏晉南北朝時期多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展示了新民族重構的曆史進程。
由于戰亂、地理隔絕等因素的制約，基于民族融合而産生的文化融合效應，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還遠遠沒有顯示出來，等到隋唐建立統一的帝國之後，胡漢文化融合的效應才得到充分的釋放。
在多元文化的氛圍之下，長安出現了“胡化之風”，唐人坦然接受傳統漢族士人極力诋拒的胡人風尚。
唐太宗的廢太子李承乾，在宮城裡建五狼頭纛，五人置一帳落，平時喜歡說突厥話，穿突厥服，役使宮奴數百人，椎髻彩衣作胡舞，撞擊叫嘯，聲聞于外。
他甚至聲稱：“一朝有天下，當帥數千騎獵于金城西，然後解發為突厥。
”［13］足見其不習慣衣冠文明而向往遊牧民族的生活。
承乾做太子時八歲，假使不是李家本身尚存有不少胡俗，身旁又有不少胡兒，應不會有如此言行舉止。
胡人風尚還滲透到了社會各個階層，就連中唐反對胡化、大聲疾呼“願求牙曠正華音，不令夷夏相交侵”的大詩人白居易，也喜歡在庭院中住氈帳，并寫下了不少氈帳詩。
西域的胡商在長安廣設酒店、珠寶店，聘用能歌善舞的“胡姬”為招待，李白、王績等文人因經常出入胡商的酒店，筆端遂有“胡姬貌如花，當垆笑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風吹柳花滿店香，胡姬壓酒勸客嘗”等名吟，胡姬酒肆把異域文化普及到了市井酒樓。
唐人還非常喜歡“胡食”、“胡裝”。
胡食之中，燒餅最受歡迎，日本僧圓仁入唐，曾見“時行胡餅，俗家皆然”［14］。
姚汝能《安祿山事迹》稱：“天寶初，貴遊士庶好衣胡服……衣服之制度，襟度窄小。
”“就中偏稱小腰身”的回鹘裝，有“四周垂絲網”的吐谷渾長裙帽，用“烏羊毛”織成、頂部略尖、四周織有花紋的蕃帽，髻堆面赭的化妝形式，成為長安服飾的流行風。
在日常生活中，胡瓶、胡床、胡餅、胡麻、胡椒等用品和食物都與人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陝西富平縣唐代房陵大長公主墓壁畫，有七幅侍女畫中的侍女手持帶把壺、高足杯、多曲長杯等各種外來器物，表現貴族進食場景，其中手持高足杯的侍女連用手指掐住杯足那種不自然的執物方式，也模仿着異邦情調，顯示出商品輸入、文化碰撞後引起的生活方式的變化。
唐朝還主動吸收外來文化，陸續引入的異域新穎的音樂、舞蹈、繪畫等藝術樣式，為傳統文化注入了新鮮元素。
唐太宗時，增訂國家雅樂為十部樂，分别是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廣泛融合了域外音樂形式。
箜篌、琵琶、笙、笛、箫、筚篥、銅钹等西域樂器，随之進入了中原文化生活。
西域曹國的曹保、曹善才、曹剛一家以善彈琵琶著名，安國的安萬善以吹奏筚篥聞名。
唐代士大夫多醉心胡樂，王建有詩雲：“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
”風靡于長安的胡舞更使唐人心醉神迷，以至有“祿山胡旋迷君眼”、“貴妃胡旋迷君心”的詩句，其時流行的胡旋、胡騰、柘枝等胡舞樣式，至今仍能在唐墓壁畫和敦煌壁畫雕刻中看到。
異域文化的湧入，為唐人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萬千風采。
總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過程中，應該說漢化是總體的趨勢，但是文化的融合并非隻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甚至是多向的。
伴随着胡族入居中原，背景廣闊的異質文化彙入漢族社會，在對傳統文化造成劇烈沖擊的同時，也為其帶來了新鮮而有活力的因素。
實際上正是由于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特别是得益于突破國家、民族、地域限制的“絲綢之路”的暢通，最終促進了南北統一後隋唐文化新的整合，造就了空前的輝煌盛世。
秦漢時期形成的中華文化共同體，經過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時期異質文化因素的滋養，不但内核不失強固，而且更具有兼容并包的文化自信，最終形成了向四周強力輻射的文化圈。
第五節 北方民族政權建構與文化沖突 在經曆魏晉南北朝的“五胡亂華”、隋唐時期的胡漢文化融合之後，公元10—13世紀，中國曆史又進入了一個北方民族活動的高峰期。
此間契丹人、黨項人、女真人、蒙古人先後建立了遼、夏（史稱西夏）、金、元四個強大的民族政權。
公元17世紀，東北地區的女真人後裔形成滿族，他們建立的滿清王朝為中國曆史上大規模的民族融合畫上了圓滿的句号。
遼、西夏、金、元、清這些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與曆史上匈奴、突厥、回鹘建立的草原遊牧民族政權具有很大的不同，他們都是仿照漢族王朝的模式而建立，擁有國号、年号、漢式政權機構和相關的禮儀制度。
其統治範圍，已不再局限于民族原居住地，而是不同程度地拓展到漢族社會。
遼、西夏控制了部分北方和西北的農耕地區；金則入主中原，與南宋形成對峙；元更是混一南北，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北方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清代，中國的疆域得到進一步的拓展和鞏固，北方民族融合達到高峰。
在民族融合的廣闊背景之下，異質文化之間的沖突、交流、融彙陸續發生，其中北方民族的漢化依然是主流傾向，漢文化的核心地位更加強化。
北方民族均是華夏民族夷狄遇之的所謂野蠻民族。
據文獻所稱，契丹是鮮卑宇文部之後，源流出于古老的東胡。
唐初，契丹八部組成部落聯盟，聯盟長稱可汗，受唐賜姓為李。
唐代中期起，聯盟内耶律氏家族勢力不斷壯大。
至10世紀初，耶律阿保機遂取代可汗之職，并于916年稱帝建立契丹國。
其次子耶律德光在位期間，利用中原的混亂局勢，幫助軍閥石敬瑭取代後唐建立後晉政權，因而得到長城以南、包括今天北京和河北、山西北部的燕雲十六州作為酬勞。
947年，德光出兵滅掉後晉，進入汴京，模仿漢王朝禮儀接受百官朝賀，正式定國号為遼。
由于在中原難以立足，很快撤回北方。
北宋建立後，遼、宋之間互有攻守。
1004年，遼、宋在澶州（今河南濮陽）訂立“澶淵之盟”，雙方約為兄弟，各守疆界。
宋每年向遼支付“歲币”銀10萬兩，絹20萬匹。
此後雙方基本相安無事，直至1125年，遼被新崛起的金所滅。
其部分殘餘勢力在皇族
苻堅還下令“複魏晉士籍”，維護士族特權，争取漢族士大夫的支持。
由于政治修明，文化措施得當，前秦的國力增強，版圖一度西至西域，東極于海，北盡沙漠，南至西南邊陲，隻有占據東南一隅的東晉與之對峙。
漢化是必然的曆史趨勢，但是漢化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而是經常受到胡化的沖擊。
入主中原的各少數民族，由于尚處在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雖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漢族的影響，但基本上還保存着自己的部落組織，有自己的語言和習俗，統治方式也具有部落軍事統治和封建統治的二重性，生産方式和生活習俗表現出相當程度的野蠻和落後。
胡族軍事集團基于其遊牧民族的習性，赤裸裸地掠奪和濫殺，更是對華夏文明造成了嚴重破壞。
匈奴族建立的漢國，占據了黃河中下遊廣大地區，把各族人民大批地遷到山西地區，采用胡漢分治的辦法，加強控制。
後趙石勒頗具政治見識，崇尚漢族文化，但是也未能擺脫劉漢政權胡漢分治的民族局限，甚至走得更遠。
他下令以羯人為“國人”，不準稱他們為“胡”，“國人”的社會地位高人一等，完全與民族融合的客觀要求背道而馳。
前秦王猛的改革措施，觸犯了氐族貴族的利益，在漢化與胡化的問題上鬥争十分激烈，得力于苻堅的強力支持，才能夠推行。
而苻堅的支持并不是一貫的，王猛死後，族内守舊勢力擡頭，苻堅不僅放棄了王猛打擊氐豪的作法，還把關隴氐人15萬戶分配到諸方要鎮，殘酷壓迫當地人民，造成民族矛盾激化。
北魏的漢化改革深入而徹底，因而招緻了保守的鮮卑貴族的激烈反抗。
孝文帝遷都洛陽，鮮卑貴族堅決反對，最後不得不以南伐為名義，率30萬大軍南下。
連綿不斷的秋雨，讓長途跋涉的鮮卑貴族和士兵困乏不堪，到達洛陽後都不願繼續前進，孝文帝乘機宣布定都洛陽。
孝文帝的漢化措施也受到鮮卑宗室貴族的強烈抵制，他們對孝文帝信用漢人而疏遠“國戚”表示不滿，甚至屢屢發動叛亂進行反抗。
當然，文化融合的趨勢并不以部分人的意志為轉移，在強勢的漢文化壓力之下，入主中原的各少數民族迅速融入漢族這一主導民族。
匈奴、鮮卑、羯、氐、羌，包括南方的越、蠻、傒、俚、僚、爨，作為民族名号已然隐入曆史，但是其文化因子并未消解，在隋唐乃至以後的社會，仍然顯現着靈光。
漢代建立起的絲綢之路，加強了中原與西域地區的聯系，進而引發了各國之間向往接觸的強烈願望，并進行了初步的商貿和文化交往。
但是從漢末到隋初三百多年時間内，由于戰亂綿延不斷，中原王朝無力經營西域，緻使其長期為割據勢力和少數民族控制，絲綢之路時斷時續，中西交流受到嚴重影響。
隋朝立國之後，鑒于突厥、吐谷渾稱霸西域，阻斷絲綢之路的局面，決心打通西域。
隋炀帝委派大将薛世雄、裴矩建立伊吾城，控制咽喉要地，并廣開屯田，保證西域之路的暢通。
炀帝還任命知曉邊事的裴矩為“監知關市”，吸引西域諸國到張掖進行貿易。
裴矩通過與胡商的交往，詳細了解各國的風俗物産和山川險易，準确描述出了通往西方到達波斯、東羅馬的三條道路。
這些記錄不僅有助于國家的決策，而且使原來并不固定的通道更加确定、暢通。
隋大業五年（609），炀帝巡幸河右，深入祁連山腹地，極大地傳播了中原王朝的聲威，西域和中原的經貿往來随之日趨活躍。
地處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作為國際文化進入中原的門戶，在這方面最具有代表意義。
敦煌在漢代已經設郡，集聚了大批西域人和漢人，成為“華戎所交一都會”。
隋代裴矩描述的通西域的三條道路，“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唐人則把坐落于敦煌西南的陽關看做是一條文化分水嶺，“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敦煌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為軍事、文化并重的城鎮。
往來于絲綢之路的各國商賈、僧侶、使節在此休整，辦理關牒手續，許多貿易活動在此拍闆成交，有些商人幹脆定居創業，成為大唐的編戶齊民。
民族的雜處，導緻了文化的融合，不同背景的文化經過初步的整合之後，又向東傳播到關中和中原地區。
在西南地區，烏蠻聯合白蠻建立的南诏，接受唐的封号，臣屬于唐。
唐玄宗時，南诏王皮邏閣在唐朝的支持和直接參與下，統一六诏。
公元766年，南诏王閣羅鳳建立《南诏德化碑》，追述南诏與唐朝建立和發展關系的曆史，表示“我自古及今，為漢不侵不叛之臣”。
南诏作為西南多民族融合的共同體，在中原與南亞地區的聯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紐帶作用。
在東北地區，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國，也一直接受唐朝的冊封，保持着臣屬關系。
渤海國全盛時期，其疆域涵蓋今東北大部、朝鮮半島北部及俄國濱海地區部分，号稱“海東盛國”。
渤海國是唐朝與東亞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
魏晉南北朝時期多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展示了新民族重構的曆史進程。
由于戰亂、地理隔絕等因素的制約，基于民族融合而産生的文化融合效應，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還遠遠沒有顯示出來，等到隋唐建立統一的帝國之後，胡漢文化融合的效應才得到充分的釋放。
在多元文化的氛圍之下，長安出現了“胡化之風”，唐人坦然接受傳統漢族士人極力诋拒的胡人風尚。
唐太宗的廢太子李承乾，在宮城裡建五狼頭纛，五人置一帳落，平時喜歡說突厥話，穿突厥服，役使宮奴數百人，椎髻彩衣作胡舞，撞擊叫嘯，聲聞于外。
他甚至聲稱：“一朝有天下，當帥數千騎獵于金城西，然後解發為突厥。
”［13］足見其不習慣衣冠文明而向往遊牧民族的生活。
承乾做太子時八歲，假使不是李家本身尚存有不少胡俗，身旁又有不少胡兒，應不會有如此言行舉止。
胡人風尚還滲透到了社會各個階層，就連中唐反對胡化、大聲疾呼“願求牙曠正華音，不令夷夏相交侵”的大詩人白居易，也喜歡在庭院中住氈帳，并寫下了不少氈帳詩。
西域的胡商在長安廣設酒店、珠寶店，聘用能歌善舞的“胡姬”為招待，李白、王績等文人因經常出入胡商的酒店，筆端遂有“胡姬貌如花，當垆笑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風吹柳花滿店香，胡姬壓酒勸客嘗”等名吟，胡姬酒肆把異域文化普及到了市井酒樓。
唐人還非常喜歡“胡食”、“胡裝”。
胡食之中，燒餅最受歡迎，日本僧圓仁入唐，曾見“時行胡餅，俗家皆然”［14］。
姚汝能《安祿山事迹》稱：“天寶初，貴遊士庶好衣胡服……衣服之制度，襟度窄小。
”“就中偏稱小腰身”的回鹘裝，有“四周垂絲網”的吐谷渾長裙帽，用“烏羊毛”織成、頂部略尖、四周織有花紋的蕃帽，髻堆面赭的化妝形式，成為長安服飾的流行風。
在日常生活中，胡瓶、胡床、胡餅、胡麻、胡椒等用品和食物都與人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陝西富平縣唐代房陵大長公主墓壁畫，有七幅侍女畫中的侍女手持帶把壺、高足杯、多曲長杯等各種外來器物，表現貴族進食場景，其中手持高足杯的侍女連用手指掐住杯足那種不自然的執物方式，也模仿着異邦情調，顯示出商品輸入、文化碰撞後引起的生活方式的變化。
唐朝還主動吸收外來文化，陸續引入的異域新穎的音樂、舞蹈、繪畫等藝術樣式，為傳統文化注入了新鮮元素。
唐太宗時，增訂國家雅樂為十部樂，分别是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廣泛融合了域外音樂形式。
箜篌、琵琶、笙、笛、箫、筚篥、銅钹等西域樂器，随之進入了中原文化生活。
西域曹國的曹保、曹善才、曹剛一家以善彈琵琶著名，安國的安萬善以吹奏筚篥聞名。
唐代士大夫多醉心胡樂，王建有詩雲：“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
”風靡于長安的胡舞更使唐人心醉神迷，以至有“祿山胡旋迷君眼”、“貴妃胡旋迷君心”的詩句，其時流行的胡旋、胡騰、柘枝等胡舞樣式，至今仍能在唐墓壁畫和敦煌壁畫雕刻中看到。
異域文化的湧入，為唐人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萬千風采。
總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過程中，應該說漢化是總體的趨勢，但是文化的融合并非隻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甚至是多向的。
伴随着胡族入居中原，背景廣闊的異質文化彙入漢族社會，在對傳統文化造成劇烈沖擊的同時，也為其帶來了新鮮而有活力的因素。
實際上正是由于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特别是得益于突破國家、民族、地域限制的“絲綢之路”的暢通，最終促進了南北統一後隋唐文化新的整合，造就了空前的輝煌盛世。
秦漢時期形成的中華文化共同體，經過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時期異質文化因素的滋養，不但内核不失強固，而且更具有兼容并包的文化自信，最終形成了向四周強力輻射的文化圈。
第五節 北方民族政權建構與文化沖突 在經曆魏晉南北朝的“五胡亂華”、隋唐時期的胡漢文化融合之後，公元10—13世紀，中國曆史又進入了一個北方民族活動的高峰期。
此間契丹人、黨項人、女真人、蒙古人先後建立了遼、夏（史稱西夏）、金、元四個強大的民族政權。
公元17世紀，東北地區的女真人後裔形成滿族，他們建立的滿清王朝為中國曆史上大規模的民族融合畫上了圓滿的句号。
遼、西夏、金、元、清這些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與曆史上匈奴、突厥、回鹘建立的草原遊牧民族政權具有很大的不同，他們都是仿照漢族王朝的模式而建立，擁有國号、年号、漢式政權機構和相關的禮儀制度。
其統治範圍，已不再局限于民族原居住地，而是不同程度地拓展到漢族社會。
遼、西夏控制了部分北方和西北的農耕地區；金則入主中原，與南宋形成對峙；元更是混一南北，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北方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清代，中國的疆域得到進一步的拓展和鞏固，北方民族融合達到高峰。
在民族融合的廣闊背景之下，異質文化之間的沖突、交流、融彙陸續發生，其中北方民族的漢化依然是主流傾向，漢文化的核心地位更加強化。
北方民族均是華夏民族夷狄遇之的所謂野蠻民族。
據文獻所稱，契丹是鮮卑宇文部之後，源流出于古老的東胡。
唐初，契丹八部組成部落聯盟，聯盟長稱可汗，受唐賜姓為李。
唐代中期起，聯盟内耶律氏家族勢力不斷壯大。
至10世紀初，耶律阿保機遂取代可汗之職，并于916年稱帝建立契丹國。
其次子耶律德光在位期間，利用中原的混亂局勢，幫助軍閥石敬瑭取代後唐建立後晉政權，因而得到長城以南、包括今天北京和河北、山西北部的燕雲十六州作為酬勞。
947年，德光出兵滅掉後晉，進入汴京，模仿漢王朝禮儀接受百官朝賀，正式定國号為遼。
由于在中原難以立足，很快撤回北方。
北宋建立後，遼、宋之間互有攻守。
1004年，遼、宋在澶州（今河南濮陽）訂立“澶淵之盟”，雙方約為兄弟，各守疆界。
宋每年向遼支付“歲币”銀10萬兩，絹20萬匹。
此後雙方基本相安無事，直至1125年，遼被新崛起的金所滅。
其部分殘餘勢力在皇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