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多民族文化融合
關燈
小
中
大
、文化純潔都已不複存在，大量融進東夷、苗蠻等諸多部族的文化成分。
實際上，“世界上沒有血統很純粹的民族。
民族既非單元，文化也就不會單元。
反過來，文化越燦爛，民族的血統似乎越複雜”［5］。
第三節 民族融合與民族遷徙 中國古史傳說中有“五帝時代”，蘇秉琦氏根據考古發掘成果，揭示出其活動背景。
五帝時代大約以距今5000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大階段，前段以黃帝為代表，後段的代表是堯、舜、禹。
古史記載，堯、舜、禹活動的中心在晉南一帶，大約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中國”一詞。
此時，萬邦林立，各邦的“訴訟”、“朝賀”，均由四面八方“之中國”，出現了最初的“中國”概念。
但這隻是承認萬邦之中有一個不十分确切的中心，此時的“中國”概念可以說是“共識的中國”。
夏、商、周三代，基于方國的成熟與發展，出現了松散聯邦式的“中國”。
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實際隻是“理想的中國”。
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秦漢帝國建立，“理想的中國”才真正變為“現實的中國”［6］。
因此，“中國”概念的形成過程，又是中華民族多支祖先不斷組合與重組的過程。
五帝時代，夏、商、周時代，無不如此，隻是主題有所變化。
如果說夏、商兩代還是以“諸夷猾夏”、“諸夷率服”，夷、夏較量，互為消長為特點的話，那麼西周至春秋時期則是以“以夏變夷”為其主流，“尊王攘夷”成為諸侯競相揭橥的旗幟。
戰國時代，孟子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7］，标志着夷夏共同體重組的曆史使命已經大緻完成，從而為秦漢時期建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奠定了社會基礎。
夏、商、周三代在政治繼承制度和國家的政治構築形态方面，同處在由村落社會過渡到國家社會時期。
三代之間的關系，并不似後世王朝的前後繼替。
根據《史記》的說法，夏商周三代的祖先，禹、契和後稷，都在帝堯、帝舜的朝廷裡服務。
夏商周應是自黃帝下來一直平行存在的三個政治集團，他們之間的更替，隻是代表對統治中心的占據和勢力強弱的浮沉而已。
［8］但是三代在文化方面，根據文獻考古資料來看，基本表現為平行并進，互為重疊影響，大同小異。
所謂“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
（《禮記·禮器》）《論語·為政》：“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夏、商、周的氏族來源固然不一，宗廟各異，但均發展出城邑式的宗族統治機構，君王的繼承制度也有基本上的類似。
而且在物質文化方面，基本特點也是一緻的。
比如，都以農耕為主要生業，都以土葬為主要埋葬方式，陶器都以灰色印紋陶為特征，器形以三足和圈足為特征。
凡此種種，足以表明中國文化在其早期即産生了自身的凝聚力，可謂“尋其本則一脈相承”。
春秋、戰國是中國曆史上空前動蕩和分裂的時期，但是中國統一的基礎也就在列國兼并戰争之中奠定。
兼并戰争就是弱肉強食，強大的國家随着兼并的國家越來越多，實力越來越強。
齊國兼并了山東半島及沿海地區大量的東夷小國；楚國兼并了長江、漢水沿岸的各個諸侯國，基本統一了長江流域；燕、趙二國消滅了北中國的大量少數民族，将之同化；秦國在西北地區也大量兼并少數民族和諸侯小國。
這些兼并過程，既進一步拓寬了中國的疆域，又加速了各民族各地區文化的融會交流，為統一打下了基礎。
王室陵夷，諸侯力政，戰亂頻仍，生靈塗炭。
長久分裂造成的痛苦，也加劇了華夏民族業已存在的向往天下一統的心理趨勢。
統一天下，不但是國君的野心，同時也是全社會對秩序的渴望。
在諸子百家争鳴、文化多元發生階段，實際已經孕育着文化整合的力量。
“尊王攘夷”成為春秋霸主競相揭橥的旗幟，孔子念念不忘“宗周”，墨子倡言“一同天下之義”，都表現出社會向往統一與秩序。
戰國時代，孟子發出天下統一才能安定的橫議，荀子則呼喚“四海之内若一家”。
成文于戰國晚期的《禹貢》，以“九州”劃分天下，表明一統國家地域觀念的明确。
漢代初期，實施與民休息政策，往往以“和親”等方式安撫周邊少數民族。
漢武帝執政開始，漢王朝經過數十年的休養生息，進入政治、經濟發展的全盛時期。
漢武帝本人深具雄才大略，自然不甘心清靜無為的保守政治，執政期間，不但大力削弱地方割據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同時在軍事上開疆拓土，聲威遠播。
伴随着漢王朝擴張的步伐，高度發達的漢文化也傳播到了周邊地區，與當地的土著文化發生碰撞，相互交流。
其間，漢與西域的文化交流堪稱是最輝煌的篇章。
西域與内地的聯系，始于遙遠的曆史年代，但大規模的交流卻始于漢武帝時代。
漢王朝憑借強盛的軍事、經濟實力，開疆拓土，挺進西北。
當時對漢朝威脅最大的是西北地區的遊牧民族——匈奴。
建元三年（前138），漢武帝派遣張骞通使西域，尋找被匈奴驅逐西遷的大月氏人，希望他們返回故地，共同夾擊匈奴貴族。
張骞曆經千辛萬苦，跨越大宛、康居，到達大月氏。
盡管大月氏陶醉于大夏故國的肥沃土地，不願返鄉複仇，使張骞無功而返。
但張骞打通了貫穿中亞，進而聯結歐洲及北非的交通幹線——“絲綢之路”，内地與西域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從此拉開了新的序幕。
在統一的秦漢帝國之後，中國曆史進入了三國鼎立、“五胡亂華”、南北對峙的分裂和動蕩時期。
其中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自4世紀初到6世紀末葉，長期處于外來民族的控制之下。
内遷和沿邊的諸少數民族，紛紛登上北中國的曆史舞台，建立起自己的政權。
由于文明發展程度不同，文化存在差異，民族關系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局面。
其間有民族歧視、壓迫，甚至仇殺，有胡化抑或漢化的激烈對抗，但是總體趨勢是民族融合。
在高度發達的漢族文明影響之下，不同民族之間經過滲透融合，混融為中華民族的整體。
匈奴、羯、鮮卑、氐、羌這些顯赫一時的民族，以及許多雜“胡”，都是在此期間解體，步入了曆史。
公元3世紀末葉，西晉王室自相殘殺的“八王之亂”，開啟了中原乃至廣大北方地區混戰的序幕。
匈奴、鮮卑、羯、氐、羌諸民族利用西晉王朝自我毀滅創造的機會，先後在中原地區建立自己的政權，他們彼此之間以及與漢族政權之間進行了殘酷的厮殺，民族矛盾達到白熱化。
從公元304年匈奴劉淵建立漢國到北魏統一北方之前，短短的一百多年時間，王朝嬗代猶如走馬燈，戰亂頻仍，為害劇烈，成為中華文明史上黑暗的一頁。
史稱“五胡亂華”，即“五胡十六國時期”。
十六國指漢及前趙（匈奴）、後趙（羯）、前燕（鮮卑）、成漢（巴氐）、前涼（漢）、前秦（氐）、後秦（羌）、後燕（鮮卑）、西秦（鮮卑）、後涼（氐）、南涼（鮮卑）、西涼（漢）、北涼（盧水胡）、南燕（鮮卑）、北燕（漢）、夏（匈奴）等16個政權。
其中成漢在巴蜀地區。
在傳統的十六國之外，還有漢人冉闵建立的魏、丁靈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帥楊氏建立的仇池國、鮮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鮮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個政權，先後總計建立了21個政權。
其中，後趙、前燕、前秦都曾占據過北方的大部分疆域，前秦甚至基本上統一了北方，不過時間都很短。
一百多年的時間，北方基本處于戰亂狀态。
由于北方各族混戰，災難深重，中原地區的漢族百姓為逃避戰火，掀起移民江南的熱潮。
特别是東晉建都建業（今南京）之後，北方世家大族率先舉族遷居江南，追随正統王朝，爾後普通民衆大遷徙，許多地方官府機構會同民戶整個遷到江南，産生了曆史上獨特的“僑置郡縣”現象。
魏晉時期的南方，除漢族之外，主要有越、蠻、傒、俚、僚、爨等民族。
他們大多散居在深山峽谷之中，過着比較原始的村社生活。
代表漢族正統的晉政權南遷之後，政治中心随之南移，世家大族大量移居江南。
為補充兵源和勞動力，南朝統治者逼迫南方少數民族出山，采取的辦法是武力征服、燒山和懷柔。
南方民族被迫移居山外，為漢族貴族服役、耕作。
由于大批北方居民的遷入，黃河流域相對先進的生産技術傳到江南，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加之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相對太平的社會環境，使江南很快成為全國經濟的重心。
延至唐朝，全國财富以揚州為第一，益州為第二，标志着中國經濟中心正式由北方轉移到了南方。
江南之外，中原漢族百姓還逃避到遼西、涼州等邊遠地區。
遼西地區在中原混戰之時，相對和平穩定，河北的漢族百姓紛紛到此避難，設置了許多僑郡、僑縣，緻使“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
（《晉書·慕容皝載紀》）經濟也相應得到發展，成為新的經濟開發區。
涼州地區在西漢時代就因絲綢之路上發達的經濟貿易而得到一定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該地區還比較穩定，吸引了大批漢人，除傳統的河西走廊之外，連帶其他地區也得到了開發。
第四節 漢化與胡化的較量 民族的兼并、遷徙不但導緻了族群的混融，而且也加速了文化的融合。
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發揮決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血統，種族的歧視隻是暫時的，而文化的融合則是永久的。
陳寅恪先生即指出：“漢人與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
”［10］中古時期，北方諸民族文明發展程度參差不齊，且均遠遠落後于高度發達的漢族文明。
他們遷徙到傳統的漢族居住區之後，必然受到處于強勢地位的漢文化的熏陶，而他們所建立的政權，為了能夠穩定在漢族地區的統治，也不得不拉攏漢族頭面人物，吸收先進的漢族文化。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進入中原地區的北方少數民族，不但族群逐漸解體，固有的文化也被“漢化”。
在胡族漢化的曆史進程中，後趙的石勒，前秦的苻堅，北魏的孝文帝，都是頗具代表性的推動人物。
石勒雖然在政治上主要依靠羯人和其他“胡”族，但是非常注意拉攏漢族失意士人，如張賓就成了石勒的謀主。
在攻陷冀州時，石勒就搜羅當地“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
定都襄國後，又專設“崇仁裡”，安排漢人士族居住，下令禁止“胡”人“侮易衣冠華族”。
石勒還恢複九品中正制度，并通過察舉、考經等辦法，為士人參政廣開門路。
石勒在襄國設太學，令“胡”人貴族子弟入學，學習漢族文化。
還設專官主管經學、律學和史學，開辦文化事業，表現出對漢文明的崇尚。
由于石勒的籠絡，不少漢族士人甘願為他效勞，對後趙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胡之中，氐族受漢文明的影響較深，苻堅登基之後，即重用漢族寒門士人王猛，進行一系列改革，強化封建的中央集權制度。
苻堅還聽從王猛的建議，采取了一些恢複和發展漢族文化的措施。
他廣立學校，提倡儒學，令公卿貴族、将佐子弟以及宿衛戰士和宮中後妃入學受業。
實際上，“世界上沒有血統很純粹的民族。
民族既非單元，文化也就不會單元。
反過來，文化越燦爛，民族的血統似乎越複雜”［5］。
第三節 民族融合與民族遷徙 中國古史傳說中有“五帝時代”，蘇秉琦氏根據考古發掘成果，揭示出其活動背景。
五帝時代大約以距今5000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大階段，前段以黃帝為代表，後段的代表是堯、舜、禹。
古史記載，堯、舜、禹活動的中心在晉南一帶，大約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中國”一詞。
此時，萬邦林立，各邦的“訴訟”、“朝賀”，均由四面八方“之中國”，出現了最初的“中國”概念。
但這隻是承認萬邦之中有一個不十分确切的中心，此時的“中國”概念可以說是“共識的中國”。
夏、商、周三代，基于方國的成熟與發展，出現了松散聯邦式的“中國”。
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實際隻是“理想的中國”。
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秦漢帝國建立，“理想的中國”才真正變為“現實的中國”［6］。
因此，“中國”概念的形成過程，又是中華民族多支祖先不斷組合與重組的過程。
五帝時代，夏、商、周時代，無不如此，隻是主題有所變化。
如果說夏、商兩代還是以“諸夷猾夏”、“諸夷率服”，夷、夏較量，互為消長為特點的話，那麼西周至春秋時期則是以“以夏變夷”為其主流，“尊王攘夷”成為諸侯競相揭橥的旗幟。
戰國時代，孟子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7］，标志着夷夏共同體重組的曆史使命已經大緻完成，從而為秦漢時期建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奠定了社會基礎。
夏、商、周三代在政治繼承制度和國家的政治構築形态方面，同處在由村落社會過渡到國家社會時期。
三代之間的關系，并不似後世王朝的前後繼替。
根據《史記》的說法，夏商周三代的祖先，禹、契和後稷，都在帝堯、帝舜的朝廷裡服務。
夏商周應是自黃帝下來一直平行存在的三個政治集團，他們之間的更替，隻是代表對統治中心的占據和勢力強弱的浮沉而已。
［8］但是三代在文化方面，根據文獻考古資料來看，基本表現為平行并進，互為重疊影響，大同小異。
所謂“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
（《禮記·禮器》）《論語·為政》：“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夏、商、周的氏族來源固然不一，宗廟各異，但均發展出城邑式的宗族統治機構，君王的繼承制度也有基本上的類似。
而且在物質文化方面，基本特點也是一緻的。
比如，都以農耕為主要生業，都以土葬為主要埋葬方式，陶器都以灰色印紋陶為特征，器形以三足和圈足為特征。
凡此種種，足以表明中國文化在其早期即産生了自身的凝聚力，可謂“尋其本則一脈相承”。
春秋、戰國是中國曆史上空前動蕩和分裂的時期，但是中國統一的基礎也就在列國兼并戰争之中奠定。
兼并戰争就是弱肉強食，強大的國家随着兼并的國家越來越多，實力越來越強。
齊國兼并了山東半島及沿海地區大量的東夷小國；楚國兼并了長江、漢水沿岸的各個諸侯國，基本統一了長江流域；燕、趙二國消滅了北中國的大量少數民族，将之同化；秦國在西北地區也大量兼并少數民族和諸侯小國。
這些兼并過程，既進一步拓寬了中國的疆域，又加速了各民族各地區文化的融會交流，為統一打下了基礎。
王室陵夷，諸侯力政，戰亂頻仍，生靈塗炭。
長久分裂造成的痛苦，也加劇了華夏民族業已存在的向往天下一統的心理趨勢。
統一天下，不但是國君的野心，同時也是全社會對秩序的渴望。
在諸子百家争鳴、文化多元發生階段，實際已經孕育着文化整合的力量。
“尊王攘夷”成為春秋霸主競相揭橥的旗幟，孔子念念不忘“宗周”，墨子倡言“一同天下之義”，都表現出社會向往統一與秩序。
戰國時代，孟子發出天下統一才能安定的橫議，荀子則呼喚“四海之内若一家”。
成文于戰國晚期的《禹貢》，以“九州”劃分天下，表明一統國家地域觀念的明确。
漢代初期，實施與民休息政策，往往以“和親”等方式安撫周邊少數民族。
漢武帝執政開始，漢王朝經過數十年的休養生息，進入政治、經濟發展的全盛時期。
漢武帝本人深具雄才大略，自然不甘心清靜無為的保守政治，執政期間，不但大力削弱地方割據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同時在軍事上開疆拓土，聲威遠播。
伴随着漢王朝擴張的步伐，高度發達的漢文化也傳播到了周邊地區，與當地的土著文化發生碰撞，相互交流。
其間，漢與西域的文化交流堪稱是最輝煌的篇章。
西域與内地的聯系，始于遙遠的曆史年代，但大規模的交流卻始于漢武帝時代。
漢王朝憑借強盛的軍事、經濟實力，開疆拓土，挺進西北。
當時對漢朝威脅最大的是西北地區的遊牧民族——匈奴。
建元三年（前138），漢武帝派遣張骞通使西域，尋找被匈奴驅逐西遷的大月氏人，希望他們返回故地，共同夾擊匈奴貴族。
張骞曆經千辛萬苦，跨越大宛、康居，到達大月氏。
盡管大月氏陶醉于大夏故國的肥沃土地，不願返鄉複仇，使張骞無功而返。
但張骞打通了貫穿中亞，進而聯結歐洲及北非的交通幹線——“絲綢之路”，内地與西域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從此拉開了新的序幕。
在統一的秦漢帝國之後，中國曆史進入了三國鼎立、“五胡亂華”、南北對峙的分裂和動蕩時期。
其中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自4世紀初到6世紀末葉，長期處于外來民族的控制之下。
内遷和沿邊的諸少數民族，紛紛登上北中國的曆史舞台，建立起自己的政權。
由于文明發展程度不同，文化存在差異，民族關系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局面。
其間有民族歧視、壓迫，甚至仇殺，有胡化抑或漢化的激烈對抗，但是總體趨勢是民族融合。
在高度發達的漢族文明影響之下，不同民族之間經過滲透融合，混融為中華民族的整體。
匈奴、羯、鮮卑、氐、羌這些顯赫一時的民族，以及許多雜“胡”，都是在此期間解體，步入了曆史。
公元3世紀末葉，西晉王室自相殘殺的“八王之亂”，開啟了中原乃至廣大北方地區混戰的序幕。
匈奴、鮮卑、羯、氐、羌諸民族利用西晉王朝自我毀滅創造的機會，先後在中原地區建立自己的政權，他們彼此之間以及與漢族政權之間進行了殘酷的厮殺，民族矛盾達到白熱化。
從公元304年匈奴劉淵建立漢國到北魏統一北方之前，短短的一百多年時間，王朝嬗代猶如走馬燈，戰亂頻仍，為害劇烈，成為中華文明史上黑暗的一頁。
史稱“五胡亂華”，即“五胡十六國時期”。
十六國指漢及前趙（匈奴）、後趙（羯）、前燕（鮮卑）、成漢（巴氐）、前涼（漢）、前秦（氐）、後秦（羌）、後燕（鮮卑）、西秦（鮮卑）、後涼（氐）、南涼（鮮卑）、西涼（漢）、北涼（盧水胡）、南燕（鮮卑）、北燕（漢）、夏（匈奴）等16個政權。
其中成漢在巴蜀地區。
在傳統的十六國之外，還有漢人冉闵建立的魏、丁靈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帥楊氏建立的仇池國、鮮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鮮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個政權，先後總計建立了21個政權。
其中，後趙、前燕、前秦都曾占據過北方的大部分疆域，前秦甚至基本上統一了北方，不過時間都很短。
一百多年的時間，北方基本處于戰亂狀态。
由于北方各族混戰，災難深重，中原地區的漢族百姓為逃避戰火，掀起移民江南的熱潮。
特别是東晉建都建業（今南京）之後，北方世家大族率先舉族遷居江南，追随正統王朝，爾後普通民衆大遷徙，許多地方官府機構會同民戶整個遷到江南，産生了曆史上獨特的“僑置郡縣”現象。
魏晉時期的南方，除漢族之外，主要有越、蠻、傒、俚、僚、爨等民族。
他們大多散居在深山峽谷之中，過着比較原始的村社生活。
代表漢族正統的晉政權南遷之後，政治中心随之南移，世家大族大量移居江南。
為補充兵源和勞動力，南朝統治者逼迫南方少數民族出山，采取的辦法是武力征服、燒山和懷柔。
南方民族被迫移居山外，為漢族貴族服役、耕作。
由于大批北方居民的遷入，黃河流域相對先進的生産技術傳到江南，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加之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相對太平的社會環境，使江南很快成為全國經濟的重心。
延至唐朝，全國财富以揚州為第一，益州為第二，标志着中國經濟中心正式由北方轉移到了南方。
江南之外，中原漢族百姓還逃避到遼西、涼州等邊遠地區。
遼西地區在中原混戰之時，相對和平穩定，河北的漢族百姓紛紛到此避難，設置了許多僑郡、僑縣，緻使“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
（《晉書·慕容皝載紀》）經濟也相應得到發展，成為新的經濟開發區。
涼州地區在西漢時代就因絲綢之路上發達的經濟貿易而得到一定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該地區還比較穩定，吸引了大批漢人，除傳統的河西走廊之外，連帶其他地區也得到了開發。
第四節 漢化與胡化的較量 民族的兼并、遷徙不但導緻了族群的混融，而且也加速了文化的融合。
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發揮決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血統，種族的歧視隻是暫時的，而文化的融合則是永久的。
陳寅恪先生即指出：“漢人與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
”［10］中古時期，北方諸民族文明發展程度參差不齊，且均遠遠落後于高度發達的漢族文明。
他們遷徙到傳統的漢族居住區之後，必然受到處于強勢地位的漢文化的熏陶，而他們所建立的政權，為了能夠穩定在漢族地區的統治，也不得不拉攏漢族頭面人物，吸收先進的漢族文化。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進入中原地區的北方少數民族，不但族群逐漸解體，固有的文化也被“漢化”。
在胡族漢化的曆史進程中，後趙的石勒，前秦的苻堅，北魏的孝文帝，都是頗具代表性的推動人物。
石勒雖然在政治上主要依靠羯人和其他“胡”族，但是非常注意拉攏漢族失意士人，如張賓就成了石勒的謀主。
在攻陷冀州時，石勒就搜羅當地“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
定都襄國後，又專設“崇仁裡”，安排漢人士族居住，下令禁止“胡”人“侮易衣冠華族”。
石勒還恢複九品中正制度，并通過察舉、考經等辦法，為士人參政廣開門路。
石勒在襄國設太學，令“胡”人貴族子弟入學，學習漢族文化。
還設專官主管經學、律學和史學，開辦文化事業，表現出對漢文明的崇尚。
由于石勒的籠絡，不少漢族士人甘願為他效勞，對後趙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胡之中，氐族受漢文明的影響較深，苻堅登基之後，即重用漢族寒門士人王猛，進行一系列改革，強化封建的中央集權制度。
苻堅還聽從王猛的建議，采取了一些恢複和發展漢族文化的措施。
他廣立學校，提倡儒學，令公卿貴族、将佐子弟以及宿衛戰士和宮中後妃入學受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