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多民族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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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是一塊古老的土地，1800萬年前的大陸闆塊運動，造就了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向東南沿海傾斜的地勢，形成了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和平原的不同地貌。
南北氣候曆經熱帶、亞熱帶、暖溫帶、中溫帶、寒溫帶，具備了不同的生态景觀。
中華民族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塊土地上，黃河、長江孕育了中華民族的文化。
當然，相對于這塊土地的滄桑巨變，中華民族的曆史隻是微不足道的一瞬，中國文化的興衰沉浮，也不過是幾千年的事。
但是，我們要追溯中國文化的起源發生，就必須關注這塊土地的地理生态環境，關注人類自起源到有史社會的漫長進化曆程。
在地理環境與人類曆史文化發展的關系問題上，西方學界曾有“地理唯物論”的觀點，認為地理條件規定着民族性與社會制度，制約着曆史和文化發展的方向。
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化讨論中，也有人用黃色陸地文明和藍色海洋文明概括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區别，并得出中華文明落後的結論。
對于此種“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觀點，我們自然無法認同，但是決不意味着漠視地理環境對曆史文化發展的重要影響。
具體到中國的地理環境而言，由于四周有明顯的天然屏障，而且這些屏障在史前甚至上古時期都是難以逾越的，所以中國不但與相距遙遠的世界上幾個最古老的文明發祥地缺乏聯系，而且同距離最近的古印度文明因為隔着喜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也無法溝通。
因此中華文明隻能是起源于本地，而且在早期的發展中也極少與外界文化發生關系，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性文明。
在相對封閉的區域之内，中華文明卻擁有較其他古老文明更為遼闊的發展腹地，而複雜的地理形勢，完備的氣候類型，則為曆史文化的多樣化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在中國三大自然區中，西北幹旱區和青藏高寒區經濟發展受到環境較大制約，曆來人煙稀少。
即使在人口密集的東部季風區，由于自然環境的差異，經濟活動和文化發展呈現出不同的态勢。
華南地區在采集經濟時代，環境無疑十分優越，但正因為一年四季都可以比較容易地獲取天然食物，缺乏用人工方法生産食物的壓力和動力，所以農業就發生得比較晚。
東北地區森林資源豐富，适宜狩獵和采集活動，但因為氣候寒冷，農業發展有相當的困難。
西南地區氣候适宜，但山多平地少，交通不便，無法發展大規模的農業，所以人口分散且民族複雜，文化多姿多彩但經濟發展相對滞後。
因此，綜合地理條件和氣候因素，黃河中下遊地區和長江中下遊地區，才是最适宜農業發展的兩大溫床。
在史前時期，對于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因素，無疑首推農業的發明，黃河中下遊地區和長江中下遊地區兩大農業溫床緊相毗連，各有特色又相互補充，它們的發展對于中華文明的起源、文明特點的形成以及往後的發展道路都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是偉大中華文明的搖籃。
第一節 從聚落到國家 世界最古老的、獨立發展的文明，有六大文明，即兩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國、墨西哥和秘魯。
在世界古老文明中，唯有中華文明延續時間最長，且始終未曾中斷。
關于中華文明的起源，曾經存在兩個極大的誤區，這就是基于歐洲中心論的中華文明外來說和中華文明單一起源說。
但大量的考古發掘表明：中華文明的産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發展，是在中國大地上土生土長的，當然這并不排斥在發展的過程中有時可能加上一些外來的因素、外來的影響；另外，中華文明也不是單一起源于黃河流域，而是呈多元發展态勢。
在文明的起源問題上，學術界通常是把文字、銅器、城市等作為文明的标志或基本要素。
但是根據不同區域考古發掘的情況來看，古代不同類型的文明在其演進過程中所呈現的物化形式存在很大差異，也就是說，我們很難歸納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明标志物。
因此，有些學者又提出擺脫具體的物化形式和文化形式，把相對抽象的“國家”出現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标志。
實際上近百年來，把國家的出現視為史前社會的終結和文明社會的開端，已經在學術界獲得相當廣泛的共識。
當然，關于國家形成的标志，還存在不同的闡釋。
如果把國家的出現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标志，那麼從聚落到國家的社會進化曆程，就是研究文明起源的關鍵所在。
在這一問題上，摩爾根的“部落聯盟”和恩格斯的“軍事民主制”概念奠定了唯物史觀的基石，國内史學界長期沿襲氏族—部落—部落聯盟—國家的發展模式，缺乏社會形态和結構特征方面的深入探讨。
20世紀60年代起，塞維斯（ElmanR.Servic）等西方人類學家依照社會進化的觀點把民族學上各種社會加以分類，構想其演進程序為：遊團（band，地域性的狩獵采集集團）—部落（tribe，平等性的，一般與農業經濟相結合）—酋邦（chiefdom，具有初步不平等的分層社會）—國家（state，階級社會）。
華人學者張光直在其《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系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中，［1］系統引述了遊團、部落、酋邦、國家的概念，并将黃河流域古代社會進化程序與之相對應： 李學勤主編的《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一書，則根據考古發現，把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國家形成劃分為三大階段：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态；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國家形态。
分别對應的是：公元前7100—前5000年的彭頭山、磁山、裴李崗、老官台、河姆渡文化和前5000—前4000年的半坡、姜寨文化；前3500—前3000年間的仰韶後期、紅山後期、大汶口後期、屈家嶺前期、崧澤和良渚早期；前3000—前2000年夏之前的方國崛起時期，相當于考古學的龍山文化和古史傳說的颛顼、堯、舜、禹時期。
［2］ 其實，無論是基于文字、銅器、城市之類物化标志，還是作為社會結構文明标志的國家形成考量，中華文明都可以說是肇源于新石器時代。
中國的新石器文化遺址非常豐富，迄今已發現七千多處，遍及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
年代大約起于公元前6000年，一般延續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
根據目前正式發掘的一百多處遺址來看，中國新石器文化的面貌基本是明确的。
半坡、姜寨遺址揭示的聚落布局，顯然是一種有意識的安排，居住區内大房子和中小房基的對應關系，則似乎暗示着人群組織的形式。
據此我們可以推論，七八千年以前，黃河流域已經存在相當于村落規模，且有一定秩序的社會組織。
在秦安大地灣遺址、泰安大汶口遺址時期，此類聚落的規模更為擴大，大地灣遺址的面積是36萬平方米，大汶口遺址更多達80多萬平方米，反映出人口集結的規模和經濟、軍事的實力。
而聚落之間和聚落内部，根據建築規模、墓葬形制等方面考察，已經形成主從和不平等關系，出現了類似廟堂的建築群。
階層和階級的産生，實際是文明和國家起源的必然曆程。
大約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黃河、長江流域陸續出現了許多用夯土城牆或石頭築成的城邑遺址。
如山東章丘城子崖，河南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台，湖北天門石家河等遺址，發現有面積巨大的公共建築、陶器作坊、下水設施，護城河和防禦性建築。
石家河遺址甚至在方圓八平方公裡的範圍内有幾十處同期遺址，形成衛星式遺址群，足可構成一個方國。
城邑式遺址分布格局表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時代，黃河、長江中下遊地區已陸續形成了邦國林立的局面。
這種狀況同文獻記載中夏代之前“五帝”時期“萬國”并存的傳說相吻合。
應該說國家的雛形已然形成，即将跨入文明社會。
從“以玉為兵”的黃帝到“以銅為兵”的禹，中華民族實際是在向青銅時代過渡的過程中，完成了向文明的過渡。
傳說的堯、舜、禹時期，部落領袖實際已經具有相當于後世國王的權力，隻是這一職位還要由各部落首長協商推選，史稱“禅讓”。
據說堯、舜、禹之間就是經過“禅讓”轉移權力的。
新石器時代晚期，随着私有财産的豐富和部落領袖權力的增加，權力和财富的繼承也被壟斷。
夏禹死後，其子啟繼位，把“禅讓”的公天下，變成了傳子的家天下，确立了“大人世及以為禮”的制度（以子繼父為世，以弟繼兄為及）。
至此，國家形态正式産生，中國進入了有史社會。
第二節 神話傳說的文化寓意 神話自然不能當做曆史來穿鑿附會，但神話的流傳及其内涵，實在是文化傳統嬗變中其來有自的現象，不會憑空産生。
赫胥黎說：“古代的傳說，如用現代嚴密的科學方法去檢驗，大都是像夢一樣平凡地消逝了。
但是奇怪的是，這種像夢一樣的傳說，往往是一個半醒半睡的夢，預示着真實。
”［3］古代文獻中記載的史前社會“三皇五帝”之類神話傳說，雖然屢經臆測改篡，但撥去曆史的迷霧，仍不難發現有價值的因素。
“三皇五帝”自然不會像儒家學派纂集的帝王譜系那樣精心排列，但是其具體名号如何，史前社會有無其人，實際上并不重要。
我們可以把他們看做是我們祖先處于史前各個不同文化階段的象征，可以籠統地說，他們是史前社會華夏、羌、夷、戎、狄、苗、蠻等氏族部落的首領，或者是氏族部落的象征物（圖騰），或者是氏族部落的名号。
他們所代表的氏族部落，“随着社會生産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部落的不斷遷移和相互交往的擴大，各個部落之間在某些時候，某些地方形成相反的利益，而在另一些時候和另一些地方又形成了相同的利益，由此引起了各個部落的分化和組合、戰争和聯盟，逐漸形成為不同的民族”（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
這些民族就是今天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前身。
東夷集團的活動區域主要在黃河下遊，包括今山東、河南東南和安徽中部地區。
在考古學上，屬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及青蓮崗文化江北類型分布區。
五帝中的太昊、少昊，以及與黃帝惡戰的蚩尤、鑿井的伯益、射日的後羿、為舜掌管刑法的臯陶，都屬于這個集團。
苗蠻集團主要活動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帶。
即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分布區，如若向東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也可歸入此集團。
三苗、伏羲、女娲、兜，都屬于這個集團。
随着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私有财産、私有觀念萌生，血緣關系逐漸為地域關系所取代，各氏族部落基于自己的利益和崇尚，訴諸武力解決矛盾沖突。
黃帝、炎帝所代表的部族，兄弟同室操戈，大戰于阪泉之野，炎帝潰敗，黃帝獨自成為華夏集團的代表。
此後，黃帝又與東夷集團的蚩尤大戰于涿鹿之野，獲勝後将蚩尤處死。
黃帝之後，華夏集團經堯、舜、禹幾代努力，又征服了苗蠻集團，把中華文明傳播到兩湖三湘大地。
華夏集團的勝利，鞏固了其在中華民族及文化多元發生中的主流地位，“華夏”成為中華民族的曆史稱号，“黃帝”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祭奠的人文始祖。
實際上經曆了大規模戰争、遷徙之後，華夏集團本身的民族血液
南北氣候曆經熱帶、亞熱帶、暖溫帶、中溫帶、寒溫帶，具備了不同的生态景觀。
中華民族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塊土地上，黃河、長江孕育了中華民族的文化。
當然，相對于這塊土地的滄桑巨變，中華民族的曆史隻是微不足道的一瞬，中國文化的興衰沉浮，也不過是幾千年的事。
但是，我們要追溯中國文化的起源發生，就必須關注這塊土地的地理生态環境，關注人類自起源到有史社會的漫長進化曆程。
在地理環境與人類曆史文化發展的關系問題上，西方學界曾有“地理唯物論”的觀點，認為地理條件規定着民族性與社會制度，制約着曆史和文化發展的方向。
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化讨論中，也有人用黃色陸地文明和藍色海洋文明概括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區别，并得出中華文明落後的結論。
對于此種“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觀點，我們自然無法認同，但是決不意味着漠視地理環境對曆史文化發展的重要影響。
具體到中國的地理環境而言，由于四周有明顯的天然屏障，而且這些屏障在史前甚至上古時期都是難以逾越的，所以中國不但與相距遙遠的世界上幾個最古老的文明發祥地缺乏聯系，而且同距離最近的古印度文明因為隔着喜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也無法溝通。
因此中華文明隻能是起源于本地，而且在早期的發展中也極少與外界文化發生關系，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性文明。
在相對封閉的區域之内，中華文明卻擁有較其他古老文明更為遼闊的發展腹地，而複雜的地理形勢，完備的氣候類型，則為曆史文化的多樣化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在中國三大自然區中，西北幹旱區和青藏高寒區經濟發展受到環境較大制約，曆來人煙稀少。
即使在人口密集的東部季風區，由于自然環境的差異，經濟活動和文化發展呈現出不同的态勢。
華南地區在采集經濟時代，環境無疑十分優越，但正因為一年四季都可以比較容易地獲取天然食物，缺乏用人工方法生産食物的壓力和動力，所以農業就發生得比較晚。
東北地區森林資源豐富，适宜狩獵和采集活動，但因為氣候寒冷，農業發展有相當的困難。
西南地區氣候适宜，但山多平地少，交通不便，無法發展大規模的農業，所以人口分散且民族複雜，文化多姿多彩但經濟發展相對滞後。
因此，綜合地理條件和氣候因素，黃河中下遊地區和長江中下遊地區，才是最适宜農業發展的兩大溫床。
在史前時期，對于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因素，無疑首推農業的發明，黃河中下遊地區和長江中下遊地區兩大農業溫床緊相毗連，各有特色又相互補充，它們的發展對于中華文明的起源、文明特點的形成以及往後的發展道路都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是偉大中華文明的搖籃。
第一節 從聚落到國家 世界最古老的、獨立發展的文明，有六大文明，即兩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國、墨西哥和秘魯。
在世界古老文明中，唯有中華文明延續時間最長，且始終未曾中斷。
關于中華文明的起源，曾經存在兩個極大的誤區，這就是基于歐洲中心論的中華文明外來說和中華文明單一起源說。
但大量的考古發掘表明：中華文明的産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發展，是在中國大地上土生土長的，當然這并不排斥在發展的過程中有時可能加上一些外來的因素、外來的影響；另外，中華文明也不是單一起源于黃河流域，而是呈多元發展态勢。
在文明的起源問題上，學術界通常是把文字、銅器、城市等作為文明的标志或基本要素。
但是根據不同區域考古發掘的情況來看，古代不同類型的文明在其演進過程中所呈現的物化形式存在很大差異，也就是說，我們很難歸納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明标志物。
因此，有些學者又提出擺脫具體的物化形式和文化形式，把相對抽象的“國家”出現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标志。
實際上近百年來，把國家的出現視為史前社會的終結和文明社會的開端，已經在學術界獲得相當廣泛的共識。
當然，關于國家形成的标志，還存在不同的闡釋。
如果把國家的出現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标志，那麼從聚落到國家的社會進化曆程，就是研究文明起源的關鍵所在。
在這一問題上，摩爾根的“部落聯盟”和恩格斯的“軍事民主制”概念奠定了唯物史觀的基石，國内史學界長期沿襲氏族—部落—部落聯盟—國家的發展模式，缺乏社會形态和結構特征方面的深入探讨。
20世紀60年代起，塞維斯（ElmanR.Servic）等西方人類學家依照社會進化的觀點把民族學上各種社會加以分類，構想其演進程序為：遊團（band，地域性的狩獵采集集團）—部落（tribe，平等性的，一般與農業經濟相結合）—酋邦（chiefdom，具有初步不平等的分層社會）—國家（state，階級社會）。
華人學者張光直在其《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系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中，［1］系統引述了遊團、部落、酋邦、國家的概念，并将黃河流域古代社會進化程序與之相對應： 李學勤主編的《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一書，則根據考古發現，把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國家形成劃分為三大階段：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态；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國家形态。
分别對應的是：公元前7100—前5000年的彭頭山、磁山、裴李崗、老官台、河姆渡文化和前5000—前4000年的半坡、姜寨文化；前3500—前3000年間的仰韶後期、紅山後期、大汶口後期、屈家嶺前期、崧澤和良渚早期；前3000—前2000年夏之前的方國崛起時期，相當于考古學的龍山文化和古史傳說的颛顼、堯、舜、禹時期。
［2］ 其實，無論是基于文字、銅器、城市之類物化标志，還是作為社會結構文明标志的國家形成考量，中華文明都可以說是肇源于新石器時代。
中國的新石器文化遺址非常豐富，迄今已發現七千多處，遍及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
年代大約起于公元前6000年，一般延續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
根據目前正式發掘的一百多處遺址來看，中國新石器文化的面貌基本是明确的。
半坡、姜寨遺址揭示的聚落布局，顯然是一種有意識的安排，居住區内大房子和中小房基的對應關系，則似乎暗示着人群組織的形式。
據此我們可以推論，七八千年以前，黃河流域已經存在相當于村落規模，且有一定秩序的社會組織。
在秦安大地灣遺址、泰安大汶口遺址時期，此類聚落的規模更為擴大，大地灣遺址的面積是36萬平方米，大汶口遺址更多達80多萬平方米，反映出人口集結的規模和經濟、軍事的實力。
而聚落之間和聚落内部，根據建築規模、墓葬形制等方面考察，已經形成主從和不平等關系，出現了類似廟堂的建築群。
階層和階級的産生，實際是文明和國家起源的必然曆程。
大約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黃河、長江流域陸續出現了許多用夯土城牆或石頭築成的城邑遺址。
如山東章丘城子崖，河南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台，湖北天門石家河等遺址，發現有面積巨大的公共建築、陶器作坊、下水設施，護城河和防禦性建築。
石家河遺址甚至在方圓八平方公裡的範圍内有幾十處同期遺址，形成衛星式遺址群，足可構成一個方國。
城邑式遺址分布格局表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時代，黃河、長江中下遊地區已陸續形成了邦國林立的局面。
這種狀況同文獻記載中夏代之前“五帝”時期“萬國”并存的傳說相吻合。
應該說國家的雛形已然形成，即将跨入文明社會。
從“以玉為兵”的黃帝到“以銅為兵”的禹，中華民族實際是在向青銅時代過渡的過程中，完成了向文明的過渡。
傳說的堯、舜、禹時期，部落領袖實際已經具有相當于後世國王的權力，隻是這一職位還要由各部落首長協商推選，史稱“禅讓”。
據說堯、舜、禹之間就是經過“禅讓”轉移權力的。
新石器時代晚期，随着私有财産的豐富和部落領袖權力的增加，權力和财富的繼承也被壟斷。
夏禹死後，其子啟繼位，把“禅讓”的公天下，變成了傳子的家天下，确立了“大人世及以為禮”的制度（以子繼父為世，以弟繼兄為及）。
至此，國家形态正式産生，中國進入了有史社會。
第二節 神話傳說的文化寓意 神話自然不能當做曆史來穿鑿附會，但神話的流傳及其内涵，實在是文化傳統嬗變中其來有自的現象，不會憑空産生。
赫胥黎說：“古代的傳說，如用現代嚴密的科學方法去檢驗，大都是像夢一樣平凡地消逝了。
但是奇怪的是，這種像夢一樣的傳說，往往是一個半醒半睡的夢，預示着真實。
”［3］古代文獻中記載的史前社會“三皇五帝”之類神話傳說，雖然屢經臆測改篡，但撥去曆史的迷霧，仍不難發現有價值的因素。
“三皇五帝”自然不會像儒家學派纂集的帝王譜系那樣精心排列，但是其具體名号如何，史前社會有無其人，實際上并不重要。
我們可以把他們看做是我們祖先處于史前各個不同文化階段的象征，可以籠統地說，他們是史前社會華夏、羌、夷、戎、狄、苗、蠻等氏族部落的首領，或者是氏族部落的象征物（圖騰），或者是氏族部落的名号。
他們所代表的氏族部落，“随着社會生産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部落的不斷遷移和相互交往的擴大，各個部落之間在某些時候，某些地方形成相反的利益，而在另一些時候和另一些地方又形成了相同的利益，由此引起了各個部落的分化和組合、戰争和聯盟，逐漸形成為不同的民族”（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
這些民族就是今天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前身。
東夷集團的活動區域主要在黃河下遊，包括今山東、河南東南和安徽中部地區。
在考古學上，屬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及青蓮崗文化江北類型分布區。
五帝中的太昊、少昊，以及與黃帝惡戰的蚩尤、鑿井的伯益、射日的後羿、為舜掌管刑法的臯陶，都屬于這個集團。
苗蠻集團主要活動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帶。
即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分布區，如若向東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也可歸入此集團。
三苗、伏羲、女娲、兜，都屬于這個集團。
随着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私有财産、私有觀念萌生，血緣關系逐漸為地域關系所取代，各氏族部落基于自己的利益和崇尚，訴諸武力解決矛盾沖突。
黃帝、炎帝所代表的部族，兄弟同室操戈，大戰于阪泉之野，炎帝潰敗，黃帝獨自成為華夏集團的代表。
此後，黃帝又與東夷集團的蚩尤大戰于涿鹿之野，獲勝後将蚩尤處死。
黃帝之後，華夏集團經堯、舜、禹幾代努力，又征服了苗蠻集團，把中華文明傳播到兩湖三湘大地。
華夏集團的勝利，鞏固了其在中華民族及文化多元發生中的主流地位，“華夏”成為中華民族的曆史稱号，“黃帝”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祭奠的人文始祖。
實際上經曆了大規模戰争、遷徙之後，華夏集團本身的民族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