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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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中，其結局，便是以經濟現象去遷就數學方式，而非以數學方式來解明經濟現象。
在這場合，數學方法排除它以外的其他一切研究方法的應用。
然而，所有上面所提出的四個促使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向世界傳播的理由，隻有在我們現在所要提到的這是後一個理由存在的條件下，始能取得現實的意義，這個理由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到了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乃至二十世紀初，已經把它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可避免的命運，給批判經濟理論，暴露得毫無躲閃餘地了。
為了對抗這經濟意識上的“危機”，奧大利學派便以“衛道”的義俠武士的裝束表演出來。
由古典學派至批判學派所一脈相承的客觀主義，都在逼着人去正視現實，去抉發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
奧大利學派既是負有“特殊”的使命，自不能不從相反的立場，采取主觀主義的研究方法。
經濟學之觀念的形而上學化，不能解釋實際經濟問題，雖然站在資本家立場的人，間嘗也發出不滿的議論，但在大體上，資本家的世界，特别是完全脫離生産領域，而一味在從事享樂的金融資本家的世界，毋甯是特别歡迎之一種“消費經濟學”。
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向世界不胫而走的最基本原因就在此。
（四）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傳入中國的原委 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也傳播到中國了，并且已像生起根來。
中國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麼我們也需要這種經濟學呢？上述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傳播到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理由，是否也對中國适用呢？本文的論點，原在說明奧大利學派傳到中國的實情，而在前節其所以要特别提論到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之向世界各國傳播，其目的也就是想借此說明它傳入中國的經過。
現代資本主義的各種意識，是伴随資本主義的商品陸續輸入的。
商品的輸入，特别與商品意識（經濟學）的輸入，原有極密切的關聯。
一個國家，它對商品的輸入，是由于自動，它對商品意識的輸入，始能自主；反之，它對商品的輸入，不是由于自動，而是由于輸入者的強制，則商品意識的輸入，就不是由于它自願或自主，而是由于商品強制輸入者，把商品意識的輸入，當作商品輸入的一個助成的手段。
在這種情形下，商品對被輸入國最可能是有害的，商品意識或經濟學對被輸入國亦最可能是有害的。
不錯，二十世紀開始以來，我們對于商品意識的輸入，正适應着我們對于商品的輸入，已經有自行選擇的可能了，但這種可能，在商品意識上或在經濟學上所受到的限制，比在商品上所受到的限制還大得多。
我們盡管每年派出大批的國外留學者，其中有不少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自動的去輸入我們自己所需要的經濟科學，但這種工作，首先，就受到了我們社會一般知識水準的阻礙，在外國，許多經濟理論，盡管已由實際的經驗與應用，變成了一般人的常識，在我們，卻需要大費氣力去學習。
其次，我們由外國輸入的經濟學，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在我們自己尚未造成資本主義的經濟條件，對于那種經濟學的研究，就不但會增加認識理解上的困難，同時其所研究的法則，是否正确，是否應驗，亦無從對照現實，予以确定。
再其次，資本主義發展到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文化政策的執行，愈成為必要，在過去，各先進國家尚誇稱它們對于落後地帶的經濟與文化負有開發傳播的使命。
一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它們對于落後地帶的工業開發，已經一般的有所躊躇，已經分别采行了“保留”或“帶住”落後地帶之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制的策略了；在配合這種策略的要求下，它們對于最有基本性的政治經濟學的“輸出”，就不能不采行遠較它們在自由放任主義時代為嚴格的限制了。
其實，關于這點，與其說它們是在“輸出”上用工夫，就甯不如說它們是在被輸入地帶的“輸入”上用工夫，它們在諸落後地帶，是确實擁有這種特權的。
然而，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還是問題的一個側面，還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所以便于輸入的理由。
事實上，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學界，如我們前面所說都是充滿了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氣氛的。
由一般社會論壇到大學講壇，乃至由政府及私人設置的各種經濟研究機關，差不多直接間接都是由這所謂主觀主義經濟學說在發生領導作用。
愈到挽近，這種傾向亦愈為明顯。
在這種情勢下，資本主義各國向世界落後地帶傳揚介紹的經濟學理，即使再沒有帝國主義的打算，亦是會很自然的把它正在宣揚，正在奉行的理論，和盤托出來。
而它們這樣做，倒反而會顯出這正是它們的“無私”和“正直”。
而在諸落後地帶，特别如在我們中國，不論是自己派人到國外去研究，抑是由外國請人來幫同研究，自己既沒有選擇的權能，複沒有證驗的社會條件，當然一切隻有出自“順受”。
而況，我們前面已經述過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本身所具有的諸種傳播性的特征，有許多是特别宜于向落後國家的研究者傳授的，比如，常識化的現象因果論，就最容易為幼稚的和科學研究水準較低的頭腦所接受。
他們所強調的消費論、欲望論，時差利息利潤論，以及根據市場上諸般經濟表象所“做作”的各種表式和數字的說明，盡管是似是而非的，但在經濟學的初學者或經濟科學根底不深的人看來，卻是最合口味的。
經濟學常識化的這種傾向，又導出了同派在傳播中必然會形成的另一個特征，那就是把工商業上企業經營法，市情的報道，供需變動圖解，以及在經濟理論上，隻占着輔助的，副次的和極邊部分的經濟技術知識，認為是經濟學本體，這一點，也是對于經濟學研究者極當警戒的，而我們的一部分經濟學者，卻顯然犯了這個毛病。
此外，在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中，還有一個與常識化技術化表面上相反但實際上卻是相因的特征，一個最有基本性的特征，或者是說中國經濟學研究者因此中毒最深而為害最烈的一點，就是把經濟學看為玄學，看為形而上的純理論之學。
也許因為是奧大利學派一方把經濟學當作形而上學來處理，他們為了要在現實上取得存在的依據，乃不能不乞靈于技術和常識；也許還因為是他們把經濟學直截了當的看為抽象的演繹的學問，一種沒有曆史性的學問，他們就更易于為經濟的常識和技術所驅使。
但不論如何，經濟學的常識化、技術化，同時又玄學化，對于中國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人，盡管是多重的蒙混和翳障，但他們卻像很不免矛盾的分類的方法，将其調和起來，以常識化技術化的部分，是實用經濟學，而玄學化的部分則是純理經濟學，前者是容易理解的，一學即得，後者是根本不易理解的，隻要模糊理解就行。
總之，這三者，都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本身容易在中國經濟學界“繁殖”的重要原因。
（五）中國經濟學界充滿着奧大利學派經濟思想的實話及經濟實踐上反映出的奧大利學派的經濟意識 在前面，我們已把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正體，作了一個輪廓的描述，要說明中國經濟學界為何充滿了這個學派的思想的實際情形，似乎隻要讀者自己去做一點對照工夫就行，不用多所詞費。
比如，涉獵一下各大書局出版的關于經濟學部分的大學教本，我可保證百分之九十是依據美國各大學的經濟學教本抄述過來的，就其“取法乎上者”而言，亦不過是把卡斐（Carver），道希格（Tausig），依裡（Ely）及塞利格曼（Seligman）一流經濟學者的教材作為藍本，下焉者更不必說了。
但我不想這樣零碎枝節的分别指出那些書那些見解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傳揚品，隻須指明一個比較有概括性的測驗準則就行了。
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最基本命題，是建立在超曆史的觀點上，不論是學校教本，抑是普通出版物上有關經濟的理論或見解，隻要它們忽略了所研究對象的社會性質，如論商品，論貨币，論資本，論價值及工資，乃至論生産消費諸經濟形态，都不涉及其因以形成的特定社會基礎，而一味抽象演繹下去，那一見就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産物。
這一類的作品或高見，我們實在是厭見饫聞了。
我們論述到這裡，很容易“感慨系之”的憶及一位德國經濟學者的話，他在十九世紀中葉曾這樣指責當時的德國經濟學界：“政治經濟學的著作或教授，無不醉心于世界主義學派，而視一切保護稅為‘學理之疣’（Theoreticalabomination）。
彼輩有英國利益以助之，故無往而不勝利。
尤可痛者，英國内閣善利用金錢勢力，鉗制海外輿論，苟于其商業有濟，則揮金如土，從未有所吝惜，大隊通訊員，領袖著作家……漫遊各地，專從事攻擊德國工業家要求實施保護稅之‘無理’的‘願望’……時流學說與德國學者之意見，既皆傾向于彼輩，以故為英國利益辯護者之工作，尤易易
在這場合，數學方法排除它以外的其他一切研究方法的應用。
然而，所有上面所提出的四個促使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向世界傳播的理由，隻有在我們現在所要提到的這是後一個理由存在的條件下，始能取得現實的意義，這個理由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到了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乃至二十世紀初，已經把它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可避免的命運，給批判經濟理論，暴露得毫無躲閃餘地了。
為了對抗這經濟意識上的“危機”，奧大利學派便以“衛道”的義俠武士的裝束表演出來。
由古典學派至批判學派所一脈相承的客觀主義，都在逼着人去正視現實，去抉發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
奧大利學派既是負有“特殊”的使命，自不能不從相反的立場，采取主觀主義的研究方法。
經濟學之觀念的形而上學化，不能解釋實際經濟問題，雖然站在資本家立場的人，間嘗也發出不滿的議論，但在大體上，資本家的世界，特别是完全脫離生産領域，而一味在從事享樂的金融資本家的世界，毋甯是特别歡迎之一種“消費經濟學”。
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向世界不胫而走的最基本原因就在此。
（四）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傳入中國的原委 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也傳播到中國了，并且已像生起根來。
中國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麼我們也需要這種經濟學呢？上述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傳播到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理由，是否也對中國适用呢？本文的論點，原在說明奧大利學派傳到中國的實情，而在前節其所以要特别提論到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之向世界各國傳播，其目的也就是想借此說明它傳入中國的經過。
現代資本主義的各種意識，是伴随資本主義的商品陸續輸入的。
商品的輸入，特别與商品意識（經濟學）的輸入，原有極密切的關聯。
一個國家，它對商品的輸入，是由于自動，它對商品意識的輸入，始能自主；反之，它對商品的輸入，不是由于自動，而是由于輸入者的強制，則商品意識的輸入，就不是由于它自願或自主，而是由于商品強制輸入者，把商品意識的輸入，當作商品輸入的一個助成的手段。
在這種情形下，商品對被輸入國最可能是有害的，商品意識或經濟學對被輸入國亦最可能是有害的。
不錯，二十世紀開始以來，我們對于商品意識的輸入，正适應着我們對于商品的輸入，已經有自行選擇的可能了，但這種可能，在商品意識上或在經濟學上所受到的限制，比在商品上所受到的限制還大得多。
我們盡管每年派出大批的國外留學者，其中有不少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自動的去輸入我們自己所需要的經濟科學，但這種工作，首先，就受到了我們社會一般知識水準的阻礙，在外國，許多經濟理論，盡管已由實際的經驗與應用，變成了一般人的常識，在我們，卻需要大費氣力去學習。
其次，我們由外國輸入的經濟學，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在我們自己尚未造成資本主義的經濟條件，對于那種經濟學的研究，就不但會增加認識理解上的困難，同時其所研究的法則，是否正确，是否應驗，亦無從對照現實，予以确定。
再其次，資本主義發展到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文化政策的執行，愈成為必要，在過去，各先進國家尚誇稱它們對于落後地帶的經濟與文化負有開發傳播的使命。
一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它們對于落後地帶的工業開發，已經一般的有所躊躇，已經分别采行了“保留”或“帶住”落後地帶之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制的策略了；在配合這種策略的要求下，它們對于最有基本性的政治經濟學的“輸出”，就不能不采行遠較它們在自由放任主義時代為嚴格的限制了。
其實，關于這點，與其說它們是在“輸出”上用工夫，就甯不如說它們是在被輸入地帶的“輸入”上用工夫，它們在諸落後地帶，是确實擁有這種特權的。
然而，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還是問題的一個側面，還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所以便于輸入的理由。
事實上，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學界，如我們前面所說都是充滿了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氣氛的。
由一般社會論壇到大學講壇，乃至由政府及私人設置的各種經濟研究機關，差不多直接間接都是由這所謂主觀主義經濟學說在發生領導作用。
愈到挽近，這種傾向亦愈為明顯。
在這種情勢下，資本主義各國向世界落後地帶傳揚介紹的經濟學理，即使再沒有帝國主義的打算，亦是會很自然的把它正在宣揚，正在奉行的理論，和盤托出來。
而它們這樣做，倒反而會顯出這正是它們的“無私”和“正直”。
而在諸落後地帶，特别如在我們中國，不論是自己派人到國外去研究，抑是由外國請人來幫同研究，自己既沒有選擇的權能，複沒有證驗的社會條件，當然一切隻有出自“順受”。
而況，我們前面已經述過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本身所具有的諸種傳播性的特征，有許多是特别宜于向落後國家的研究者傳授的，比如，常識化的現象因果論，就最容易為幼稚的和科學研究水準較低的頭腦所接受。
他們所強調的消費論、欲望論，時差利息利潤論，以及根據市場上諸般經濟表象所“做作”的各種表式和數字的說明，盡管是似是而非的，但在經濟學的初學者或經濟科學根底不深的人看來，卻是最合口味的。
經濟學常識化的這種傾向，又導出了同派在傳播中必然會形成的另一個特征，那就是把工商業上企業經營法，市情的報道，供需變動圖解，以及在經濟理論上，隻占着輔助的，副次的和極邊部分的經濟技術知識，認為是經濟學本體，這一點，也是對于經濟學研究者極當警戒的，而我們的一部分經濟學者，卻顯然犯了這個毛病。
此外，在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中，還有一個與常識化技術化表面上相反但實際上卻是相因的特征，一個最有基本性的特征，或者是說中國經濟學研究者因此中毒最深而為害最烈的一點，就是把經濟學看為玄學，看為形而上的純理論之學。
也許因為是奧大利學派一方把經濟學當作形而上學來處理，他們為了要在現實上取得存在的依據，乃不能不乞靈于技術和常識；也許還因為是他們把經濟學直截了當的看為抽象的演繹的學問，一種沒有曆史性的學問，他們就更易于為經濟的常識和技術所驅使。
但不論如何，經濟學的常識化、技術化，同時又玄學化，對于中國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人，盡管是多重的蒙混和翳障，但他們卻像很不免矛盾的分類的方法，将其調和起來，以常識化技術化的部分，是實用經濟學，而玄學化的部分則是純理經濟學，前者是容易理解的，一學即得，後者是根本不易理解的，隻要模糊理解就行。
總之，這三者，都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本身容易在中國經濟學界“繁殖”的重要原因。
（五）中國經濟學界充滿着奧大利學派經濟思想的實話及經濟實踐上反映出的奧大利學派的經濟意識 在前面，我們已把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正體，作了一個輪廓的描述，要說明中國經濟學界為何充滿了這個學派的思想的實際情形，似乎隻要讀者自己去做一點對照工夫就行，不用多所詞費。
比如，涉獵一下各大書局出版的關于經濟學部分的大學教本，我可保證百分之九十是依據美國各大學的經濟學教本抄述過來的，就其“取法乎上者”而言，亦不過是把卡斐（Carver），道希格（Tausig），依裡（Ely）及塞利格曼（Seligman）一流經濟學者的教材作為藍本，下焉者更不必說了。
但我不想這樣零碎枝節的分别指出那些書那些見解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傳揚品，隻須指明一個比較有概括性的測驗準則就行了。
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最基本命題，是建立在超曆史的觀點上，不論是學校教本，抑是普通出版物上有關經濟的理論或見解，隻要它們忽略了所研究對象的社會性質，如論商品，論貨币，論資本，論價值及工資，乃至論生産消費諸經濟形态，都不涉及其因以形成的特定社會基礎，而一味抽象演繹下去，那一見就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産物。
這一類的作品或高見，我們實在是厭見饫聞了。
我們論述到這裡，很容易“感慨系之”的憶及一位德國經濟學者的話，他在十九世紀中葉曾這樣指責當時的德國經濟學界：“政治經濟學的著作或教授，無不醉心于世界主義學派，而視一切保護稅為‘學理之疣’（Theoreticalabomination）。
彼輩有英國利益以助之，故無往而不勝利。
尤可痛者，英國内閣善利用金錢勢力，鉗制海外輿論，苟于其商業有濟，則揮金如土，從未有所吝惜，大隊通訊員，領袖著作家……漫遊各地，專從事攻擊德國工業家要求實施保護稅之‘無理’的‘願望’……時流學說與德國學者之意見，既皆傾向于彼輩，以故為英國利益辯護者之工作，尤易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