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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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題之外，提出時間觀念，以财貨實現的未來，對現在的時間距離遠近，來測知它的價值的大小。
從而，來測定資本家應取得的利潤的多少，和勞動者應得工資的多少。
不錯，他們在這裡，曾把将來财貨對現在财貨，隻有較小限界效用，作為其間的橋梁，但滿足欲望的限界效用的大小，和時間的長短，究有如何的聯系呢？如其時間的長短，如一年一月之類，系以确實的時間經過為準，而非主觀所實感出的時間距離，那又不啻在主觀的評價上，參進了客觀的因素。
其實，在現實商品市場上，不僅這裡用時間觀念區别出來的所謂現在财未來财，是一種多餘（然在奧大利學派學者當然是必要），而其他如第一級财第二級财的分類，也于實際毫無關系。
而且在市場當作買者的供給者，和當作賣者的需要者，如其他是以資本家的資格出現，他們對于其所買賣對象物，至少會“迂回的”間接的同買賣者的消費相關聯，但交換的必需性，特别是“為賣而買”的交換的必需性，定會使一切主觀的評價，都被消滅，都被壓平到一定的客觀标準。
而況，每個人的主觀評價，在開始，就已經是把一定的客觀标準作為基礎。
顯然的，奧大利學派的這種支離的價值論，是在他們的方法論上注定了錯誤的根源的。
在方法論上，他們把古典學派抽象化一般化了的經濟人（Economicman），更進一步予以超時代化自然化。
古典學派把握個人自利的心理狀态，始而強調生産，往後則強調分配，尚不難與時代的一般要求相配合。
奧大利學派把握個人自利的心理狀态，卻強調消費，認定“生産是為了消費”。
他們把這婦孺皆知的自明道理，當作“真理”來發現，以為由此建立的經濟學，就立在不可動搖的堅固基礎上。
但問題的要鍵，不在當作研究出發點的命題，有怎樣的真實性，而在由它導引出的結論，有怎樣的妥當性，換言之，就是看他們的研究，是否依據當前經濟現實，是否能用以說明當前的經濟現實。
在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産社會，不論是資本家，抑是為資本家雇用的勞動者，都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生産，他們都是在生産交換價值，而非生産使用價值。
如其他們真是為了消費而生産，則由生産過剩，消費不足所引起的恐慌事實，就無從得到理解了。
總之，奧大利學派在方法論上所研究的個人，是沒有社會性的個人，是好像在一定社會生産關系以外活動的超人；像這種人的心理狀态，當然與現實社會沒有密切的聯系。
而一味把這種人的心理狀态，特别是把他的消費欲望作為研究前提和對象的經濟學，無疑是具有充分的形而上學的性質的。
（三）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向世界各國的傳播 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化，可以說是對于經濟學本身的否定。
但二十世紀的經濟學界，卻竟像是很自然的把這種否定其本身存在的這種形而上的經濟看作是經濟學一般。
簡言之，就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及其變種或亞種，卻滿布于各國經濟學界（除了挽近蘇聯以外）。
這事實，在其德國的信奉者沈伯達（Schumpeter）曾這樣傲慢的誇稱着：“最近在各國唯一可以并應當得到一般承認的經濟學，就是限界效用說，最近所有的理論經濟學的著作，有十分之九，是在心理學派的思想圈裡繞着。
”如其我們覺得它的擁護者的說法，難免失之誇張，再看它在美國方面的反對者，費伯倫（Veblen）的議論吧。
費氏指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及其諸變種說：“這類經濟學誘人入形而上學，它将來無疑的還要繁盛，但對于實際問題的解釋，它還不曾作，而且也不能作。
”像這樣不能說明經濟現實問題的經濟學，“為什麼已經如此繁盛”，而“将來還要繁盛”呢？我們需要在這裡說明它的原由。
首先，我們應當指出：奧大利學派的整個經濟學，是從自然的觀點出發。
凡屬從自然觀點出發的學說，很容易給人以不易颠撲的印象。
比如馬爾薩斯（Malthus）的人口論，就是把人類最無可否認的兩個要求：食欲與性欲，作為它的出發點。
在當時以後許久，人口論其所以那樣被人稱揚，那樣淆惑人的視聽，這是最重要原因之一。
但科學的真理，并不是在解說自明的事實。
愈是自明的事實，愈不需要科學。
奧大利學派強調的消費欲望，盡管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但經濟科學實在用不着費篇幅來講解它，并講解人們在滿足消費欲望時的心理狀态。
經濟科學所需說明的，甯是滿足消費欲望的物質條件，為什麼有些人能夠充分得到，有些人卻不能夠，和在它們之間的必然的因果關系，但奧大利學派極力回避這種說明，且借着強調無需解說的事體來作為回避應當解說的事體的手段。
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向各國傳揚的第二個原由，就是它的全部學說内容，原本就滲雜進了已經被古典學派安置在極堅固基礎上的諸般經濟原理。
如自由競争，需要與供給，以及利潤等經濟形态的運動法則，它都局部的迂回的甚至最機詐的，用不同的方式，收編進來，特别是作為它“全部學說之鎖鑰”的主觀價值論的理論形式，直到今日，還不曾被人發現，那正好是對它反對最烈的古典學派之勞動價值學說之理論方式的變相抄襲，最顯而易見的一點，是古典學派把價值與價格的區别，理解為本質與現象的區别，并認定後者的變動，是以前者為中心，奧大利學派所強調的限界效用價值與限界價值間的關系，正是以此為摹本，而由是取得科學的外觀。
此外，如古典學派把商品生産所費的勞動看為其價值的來源，把它的效用或使用價值看為它取得交換價值的條件，套這個公式，奧大利學派卻把商品滿足吾人欲望時的效用看為其價值的來源，而把它的稀少性，看為它取得交換價值的條件。
還有，古典學派所闡述的商品價值中，包含有資本價值以上的剩餘價值，奧大利學派學者則強調生産财貨的價值，每小于其生産物的價值。
這一切，已夠表現奧大利派學者的“抄襲”“技術”。
但經濟科學的可貴，并不是在它的邏輯程序，而是在應用邏輯程序所表現的正确事實。
如其說奧大利學派盛行的第二個原因，是它變相抄襲了科學的研究形式，則第三個原因，就是在另一方面，把許多可以直接訴之于常識的膚淺見解，都吸收來充實它那研究形式的内容。
比如，作為其研究起點的消費欲望，特别是關于欲望種類及其滿足程度的說明，簡直是常識以下的東西。
至于用觀念上的時間差所引起的價值差，即以現在财貨對将來财貨有較大價值的“大發現”，來解釋資本利息及利潤的來源，來解釋勞動者之工資應少得的原因，那卻不僅是依據常識，同時又是“制造常識”。
他如前面所說的第一級财、第二級财、第三級财，乃至無限級财的價值，都是以它前一級财的限界效用決定，而逆推至第一級财的價值，則是由該第一級财對其消費者在滿足欲望時所直感出的重要程度來決定雲雲，那雖然在一般常識中也找不出來，卻很顯然要借常識去理解，稍有科學訓練的人，就極容易把這些看成無從分析的呓語了。
最後，如像我們前面還不曾提及，但奧大利學派信奉者，已早目為極關重要之理論關節的“代替财”、“補充财”一類術語，殆莫不是從極一般的常識中引導出來。
奧大利學派是強調純粹經濟理論的。
為了補充這種常識化的缺點，他們有意無意的把他們的理論與數學結合起來，借數學的一般性與不可動搖的科學性，使自己七颠八倒的經濟學說，得到有力的支持。
這很可以說是這個學派向世界傳揚或展開的第四個理由。
事實上，被算作奧大利學派前驅的諸學者，如法國的庫爾諾（Cournot），瑞士的瓦拉斯（Walras），英國的傑芬斯（Jevons）及德國的高森（Gossen）等等，原都是把數學的解析方式，作為其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此後接受了奧大利學派諸基本命題的馬夏爾，其在德國的支持者裡夫曼（R.Liefmann）及沈伯達，特别是所謂在美國的奧大利學派學者如克拉克（Clark），卡斐（Carver），斐雪爾（Fisher）之流，殆莫不是應用數學的解析方式，來說明經濟事象，甚至在價值論上極力非難奧大利學派的卡塞爾（Cassel），他在研究方法上，卻更有數學的傾向，這種經濟學之數理研究的作風，一方面使奧大利經濟學說更容易傳播，同時，也因為奧大利學派的所謂純理的而同時又是表象的研究，更适于采用數學的方法。
數學方法，原是可以應用而且應當應用的。
但它被用來解釋經濟現象，卻有一個限度。
對于已經由其他方法論證出的經濟運動法則，再借數字或數理的解析，予以更明确的說明，那是被容許的。
但如一開始就訴之于數學的諸般概念，并非把一切的經濟命題，分别拘束在一些解析
從而，來測定資本家應取得的利潤的多少，和勞動者應得工資的多少。
不錯，他們在這裡，曾把将來财貨對現在财貨，隻有較小限界效用，作為其間的橋梁，但滿足欲望的限界效用的大小，和時間的長短，究有如何的聯系呢？如其時間的長短，如一年一月之類，系以确實的時間經過為準，而非主觀所實感出的時間距離，那又不啻在主觀的評價上，參進了客觀的因素。
其實，在現實商品市場上，不僅這裡用時間觀念區别出來的所謂現在财未來财，是一種多餘（然在奧大利學派學者當然是必要），而其他如第一級财第二級财的分類，也于實際毫無關系。
而且在市場當作買者的供給者，和當作賣者的需要者，如其他是以資本家的資格出現，他們對于其所買賣對象物，至少會“迂回的”間接的同買賣者的消費相關聯，但交換的必需性，特别是“為賣而買”的交換的必需性，定會使一切主觀的評價，都被消滅，都被壓平到一定的客觀标準。
而況，每個人的主觀評價，在開始，就已經是把一定的客觀标準作為基礎。
顯然的，奧大利學派的這種支離的價值論，是在他們的方法論上注定了錯誤的根源的。
在方法論上，他們把古典學派抽象化一般化了的經濟人（Economicman），更進一步予以超時代化自然化。
古典學派把握個人自利的心理狀态，始而強調生産，往後則強調分配，尚不難與時代的一般要求相配合。
奧大利學派把握個人自利的心理狀态，卻強調消費，認定“生産是為了消費”。
他們把這婦孺皆知的自明道理，當作“真理”來發現，以為由此建立的經濟學，就立在不可動搖的堅固基礎上。
但問題的要鍵，不在當作研究出發點的命題，有怎樣的真實性，而在由它導引出的結論，有怎樣的妥當性，換言之，就是看他們的研究，是否依據當前經濟現實，是否能用以說明當前的經濟現實。
在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産社會，不論是資本家，抑是為資本家雇用的勞動者，都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生産，他們都是在生産交換價值，而非生産使用價值。
如其他們真是為了消費而生産，則由生産過剩，消費不足所引起的恐慌事實，就無從得到理解了。
總之，奧大利學派在方法論上所研究的個人，是沒有社會性的個人，是好像在一定社會生産關系以外活動的超人；像這種人的心理狀态，當然與現實社會沒有密切的聯系。
而一味把這種人的心理狀态，特别是把他的消費欲望作為研究前提和對象的經濟學，無疑是具有充分的形而上學的性質的。
（三）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向世界各國的傳播 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化，可以說是對于經濟學本身的否定。
但二十世紀的經濟學界，卻竟像是很自然的把這種否定其本身存在的這種形而上的經濟看作是經濟學一般。
簡言之，就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及其變種或亞種，卻滿布于各國經濟學界（除了挽近蘇聯以外）。
這事實，在其德國的信奉者沈伯達（Schumpeter）曾這樣傲慢的誇稱着：“最近在各國唯一可以并應當得到一般承認的經濟學，就是限界效用說，最近所有的理論經濟學的著作，有十分之九，是在心理學派的思想圈裡繞着。
”如其我們覺得它的擁護者的說法，難免失之誇張，再看它在美國方面的反對者，費伯倫（Veblen）的議論吧。
費氏指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及其諸變種說：“這類經濟學誘人入形而上學，它将來無疑的還要繁盛，但對于實際問題的解釋，它還不曾作，而且也不能作。
”像這樣不能說明經濟現實問題的經濟學，“為什麼已經如此繁盛”，而“将來還要繁盛”呢？我們需要在這裡說明它的原由。
首先，我們應當指出：奧大利學派的整個經濟學，是從自然的觀點出發。
凡屬從自然觀點出發的學說，很容易給人以不易颠撲的印象。
比如馬爾薩斯（Malthus）的人口論，就是把人類最無可否認的兩個要求：食欲與性欲，作為它的出發點。
在當時以後許久，人口論其所以那樣被人稱揚，那樣淆惑人的視聽，這是最重要原因之一。
但科學的真理，并不是在解說自明的事實。
愈是自明的事實，愈不需要科學。
奧大利學派強調的消費欲望，盡管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但經濟科學實在用不着費篇幅來講解它，并講解人們在滿足消費欲望時的心理狀态。
經濟科學所需說明的，甯是滿足消費欲望的物質條件，為什麼有些人能夠充分得到，有些人卻不能夠，和在它們之間的必然的因果關系，但奧大利學派極力回避這種說明，且借着強調無需解說的事體來作為回避應當解說的事體的手段。
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向各國傳揚的第二個原由，就是它的全部學說内容，原本就滲雜進了已經被古典學派安置在極堅固基礎上的諸般經濟原理。
如自由競争，需要與供給，以及利潤等經濟形态的運動法則，它都局部的迂回的甚至最機詐的，用不同的方式，收編進來，特别是作為它“全部學說之鎖鑰”的主觀價值論的理論形式，直到今日，還不曾被人發現，那正好是對它反對最烈的古典學派之勞動價值學說之理論方式的變相抄襲，最顯而易見的一點，是古典學派把價值與價格的區别，理解為本質與現象的區别，并認定後者的變動，是以前者為中心，奧大利學派所強調的限界效用價值與限界價值間的關系，正是以此為摹本，而由是取得科學的外觀。
此外，如古典學派把商品生産所費的勞動看為其價值的來源，把它的效用或使用價值看為它取得交換價值的條件，套這個公式，奧大利學派卻把商品滿足吾人欲望時的效用看為其價值的來源，而把它的稀少性，看為它取得交換價值的條件。
還有，古典學派所闡述的商品價值中，包含有資本價值以上的剩餘價值，奧大利學派學者則強調生産财貨的價值，每小于其生産物的價值。
這一切，已夠表現奧大利派學者的“抄襲”“技術”。
但經濟科學的可貴，并不是在它的邏輯程序，而是在應用邏輯程序所表現的正确事實。
如其說奧大利學派盛行的第二個原因，是它變相抄襲了科學的研究形式，則第三個原因，就是在另一方面，把許多可以直接訴之于常識的膚淺見解，都吸收來充實它那研究形式的内容。
比如，作為其研究起點的消費欲望，特别是關于欲望種類及其滿足程度的說明，簡直是常識以下的東西。
至于用觀念上的時間差所引起的價值差，即以現在财貨對将來财貨有較大價值的“大發現”，來解釋資本利息及利潤的來源，來解釋勞動者之工資應少得的原因，那卻不僅是依據常識，同時又是“制造常識”。
他如前面所說的第一級财、第二級财、第三級财，乃至無限級财的價值，都是以它前一級财的限界效用決定，而逆推至第一級财的價值，則是由該第一級财對其消費者在滿足欲望時所直感出的重要程度來決定雲雲，那雖然在一般常識中也找不出來，卻很顯然要借常識去理解，稍有科學訓練的人，就極容易把這些看成無從分析的呓語了。
最後，如像我們前面還不曾提及，但奧大利學派信奉者，已早目為極關重要之理論關節的“代替财”、“補充财”一類術語，殆莫不是從極一般的常識中引導出來。
奧大利學派是強調純粹經濟理論的。
為了補充這種常識化的缺點，他們有意無意的把他們的理論與數學結合起來，借數學的一般性與不可動搖的科學性，使自己七颠八倒的經濟學說，得到有力的支持。
這很可以說是這個學派向世界傳揚或展開的第四個理由。
事實上，被算作奧大利學派前驅的諸學者，如法國的庫爾諾（Cournot），瑞士的瓦拉斯（Walras），英國的傑芬斯（Jevons）及德國的高森（Gossen）等等，原都是把數學的解析方式，作為其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此後接受了奧大利學派諸基本命題的馬夏爾，其在德國的支持者裡夫曼（R.Liefmann）及沈伯達，特别是所謂在美國的奧大利學派學者如克拉克（Clark），卡斐（Carver），斐雪爾（Fisher）之流，殆莫不是應用數學的解析方式，來說明經濟事象，甚至在價值論上極力非難奧大利學派的卡塞爾（Cassel），他在研究方法上，卻更有數學的傾向，這種經濟學之數理研究的作風，一方面使奧大利經濟學說更容易傳播，同時，也因為奧大利學派的所謂純理的而同時又是表象的研究，更适于采用數學的方法。
數學方法，原是可以應用而且應當應用的。
但它被用來解釋經濟現象，卻有一個限度。
對于已經由其他方法論證出的經濟運動法則，再借數字或數理的解析，予以更明确的說明，那是被容許的。
但如一開始就訴之于數學的諸般概念，并非把一切的經濟命題，分别拘束在一些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