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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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見王譯，李斯特著《國家經濟學》）這段話已曆一個世紀，但我們今日講讀起來，似猶有新的意義。
不過，李斯特所指責的，是英國當時利用以阻害德國經濟改造的世界主義學派，即英國經濟學派的理論，而我們在此不憚陳述的，則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以阻害中國經濟改造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而且，在事實上，德國當時所受阻害，尚隻限于保護關稅的實施，而在中國，其毒害所及，并不止于保護關稅一項，整個社會經濟的變革，現代化的進程，皆由此直接間接遭受了妨阻。
自然，以中國所處的國際地位，我們已經講到了，商品和商品意識（即經濟學）的輸入及其流布，是無法完全自主的，但同時也得承認我們在這些方面，我們仍有自主與自動的可能運用範圍的存在。
外國經濟顧問，外國經濟專家，幫助中國經濟“複興”的計劃或提案，不會把中國經濟“複興”的障礙，歸因于帝國主義政策，這無疑是極其自然的。
但許多強調“中國經濟改造”的“權威”著作，也依照外國學者的浮面邏輯，不肯提論到帝國主義政策，即使近十餘年來，指斥帝國主義政策的議論漸漸多了，但大半又隻限于膚淺的感應，仍不肯繼續探究到帝國主義政策作用下的中國經濟，該是如何不宜于應用帝國主義者處理其經濟問題所依據的經濟學理，及其所定的單方。
結局，自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問題被提論到學術論壇以來，中國經濟學界為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獨占的局面，在一般社會論壇上，雖然已經有了一些動搖，但幾乎在全部的大學講壇上，在最有政治權勢的經濟研究機關裡面，依舊滿布着超曆史的形而上學的經濟理論，即使是對于擺在我們面前要我們去正視的經濟問題，它們最一般的仍是用常識的技術的觀點去處理。
站在學術的立場上，奧大利學派的經濟學說，無疑是我們應當研究的部門之一。
但如其我們知道它是挽近資本主義各國為了穩定其金融統治或世界統治所促成或育成的辯護經濟理論體系，我們對于這種學說的研究，就得采取批判的立場，借以确知各國的整個經濟動向，特别是認識它們對于落後地帶所推行的經濟政策。
萬不能“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的由那種經濟學說的意識中，去定立中國經濟的改造方案。
然而不幸的是：挽近以來，作為中國經濟設施之立案者或發言者的中國經濟學界，例皆不問中國社會已有的經濟基礎，不問所有的設計，應用起來，是否為中國社會已有的經濟條件所要求或允許。
他們很直觀的，把構成中國總經濟形态的商品、價值、利潤、工資、貨币、資本諸基本範疇，與他們從經濟學教本中，從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中，所習得的同名目的諸基本概念，看為同一的東西，迨其所定立的方案在實行上遇到障礙，他們再回過頭來歎說中國社會的技術條件不夠，而迄未反省到他們的計劃或立案，根本就未顧及中國社會以及中國社會的技術水準。
過去是如此，現在亦然。
（六）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對于民生主義經濟由理論到實踐的背離 其實，當中國經濟學界早陷在昏迷狀态中的二十餘年前，孫中山先生已很正确的提出了中國經濟改造的必由之路。
民生主義經濟中所創議的土地政策與資本政策，确不僅隻把握了中國社會的客觀經濟現實的症結和認清了資本主義的弊害，同時還很理論的斷定中國不經過土地上的變革，不由此掃除過去封建社會的殘餘的力量，決無法順利進行任何現代性的經濟改造，這是任何一個現代國家所曾經曆過來的鐵一般的事實；同時也是古典學派乃至批判經濟學者們從曆史的經濟法則所論證得昭然若揭的。
隻有奧大利學派最害怕曆史的階段論。
他們為了辯護金融資本階段的“永生”，遂不惜從觀念上把一切不同社會的特殊經濟性質或特殊經濟條件，加以舍象，原始人使用的石器木棒和近代資本家支配的生産手段，在他們看來，并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所以原始人使用石器木棒所得，是為了消費，資本家使用生産手段所得，同樣是為了消費。
以此類推到其他經濟形态，他們認定一切過去的同現代的，隻有簡單與複雜的區别。
在這樣的認識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就被一視同仁的涵蓋成為不着邊際，不關一切曆史現實的漠然的時間概念與空間概念，讓數學去發揮其演繹的功能。
資本主義經濟的來龍與去脈，絕不能在這種經濟學中找到線索。
在經濟大恐慌一再威脅着資本主義生存的當代，這種否定曆史經濟法則的經濟學的風行，在資本主義各國，至少有其消極的意義。
然在現代化挫折中的中國，對于這種經濟學無批判的吸收，就等于對中國社會經濟性質的忽視，也就等于對民生主義經濟理論的蒙蔽。
所以，近二十餘年來經濟學的研究介紹，盡管愈來愈熱鬧，愈繁昌，對于孫中山先生所正确提論到的民生主義經濟理論，即須根本從土地所有關系上，挖去封建勢力寄托的地盤，然後始能談到現代性的經濟設施的經濟理論，反而，其實是必然，被平淡的擱在一邊了。
在國民革命過程的二十餘年中，民生主義中最基本的且是最初步的土地改革政策，其所以未曾見諸實行，當然有我們國情造成的諸種客觀的障礙存在，但如說到主觀上的努力不夠，其罪戾有一大部分應該歸到我們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的作風。
一切在經濟建設上有發言權的經濟學者，殆沒有一個肯觸到中國社會所需要的本質的變革。
不錯，當他們看到經濟建設上遇到了現實障礙的時候，間或也漠然提到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并以此來含混其立案對于現實的隔膜。
但“經濟落後”的社會意義是什麼？他們在講壇上，在論壇上，從不曾給予我們以明确具體的指示。
一個以民生主義為現實經濟指導原則的國家，其經濟學界乃至經濟界所奉行的，竟完全是與這個指導原則相背離的經濟理論，這已夠令人感到稀罕，但最稀罕的，卻是這種存在已久的事實，直到今日，還不曾有人把它指明出來。
（七）經濟學者的責任 我現在可用下面這幾點比較綜括的意見來結束我的題旨： （1）我是絕對尊重學術自由研究精神的，對于任何一個學派的經濟學說的研究，不但可借以擴大我們對于現代思想的理解，且可借以增進我們對于世界經濟現實的理解。
在這種意義上，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至少和古典學派，曆史學派，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經濟學，同樣值得我們研究和注意。
（2）正惟其如此，我們研究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至少要明了它這種經濟學，是适應資本主義衰落期的現實要求而産生的，在經濟學史上，它并不像它的一般信奉者所譽稱的“經濟學的複興”或“再造”。
因為，如其我們不否認經濟學是現實經濟的反映，那麼，在資本主義臨到了多災多難的嚴重時期，決不能在資本家的立場，還有什麼“更新”的學理的“發現”。
即或我們主觀上感染太深，不容易去掉這種幻想，我們亦得承認：在現代經濟思潮裡，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究不過其中的一個支流。
即使再強調它的重要性，亦不能竟把它當作是經濟學全體。
（3）自然，我并不素樸的或表面的承認中國有什麼奧大利學派，相應着中國經濟形态的落後，中國的經濟意識形态亦是非常落後的。
自己不能制造商品，對于舶來商品不易辨認其真僞；自己無從創建經濟學，對于舶來經濟學亦自不易判别其是非。
在這種認識下，我們即使不能否認中國經濟學界，也受了中國買辦商業金融資産者意識的影響，特别是受了帝國主義文化政策的影響，但我們仍不能據此就斷定中國有什麼奧大利學派經濟學。
實際上，建立一種經濟理論固然是談何容易，就是信奉一種經濟理論，也并不很簡單。
一般的講，我們經濟學界對于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與其說是自覺的自動的去理解和研究，毋甯說是被動的，人雲亦雲的。
因此，我現在來批判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的作風，實在是哀憫的心情多，而指責的意思少。
但是， （4）正如同我們的經濟，受着曆史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束縛，仍必須拼命掙紮，以求得解放一樣，我們的外铄的，不由自主的經濟意識，亦當由我們努力，由我們展開研究的視野，俾能配合并進一步指導我們的經濟解放。
況且我們經濟解放的途徑已經由孫中山先生指示出來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動态，又大足以啟迪我們，隻要我們的經濟學者，肯從他們一向被拘囚于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象牙之塔”中開脫出來，中國經濟學界定然會一新其面目。
這至少是我們經濟學者應當擔負的自覺的責任。
*** [1]由實物征收征借時起，到廣大農村卷入内戰動亂中的目前止，土地重又變成不能過于引人注意的目标了。
此點可參考前面“中國地租形态論”末節——一九四七年六月補注。
”（見王譯，李斯特著《國家經濟學》）這段話已曆一個世紀，但我們今日講讀起來，似猶有新的意義。
不過，李斯特所指責的，是英國當時利用以阻害德國經濟改造的世界主義學派，即英國經濟學派的理論，而我們在此不憚陳述的，則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以阻害中國經濟改造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而且，在事實上，德國當時所受阻害，尚隻限于保護關稅的實施，而在中國，其毒害所及，并不止于保護關稅一項，整個社會經濟的變革，現代化的進程，皆由此直接間接遭受了妨阻。
自然，以中國所處的國際地位，我們已經講到了，商品和商品意識（即經濟學）的輸入及其流布，是無法完全自主的，但同時也得承認我們在這些方面，我們仍有自主與自動的可能運用範圍的存在。
外國經濟顧問，外國經濟專家，幫助中國經濟“複興”的計劃或提案，不會把中國經濟“複興”的障礙，歸因于帝國主義政策，這無疑是極其自然的。
但許多強調“中國經濟改造”的“權威”著作，也依照外國學者的浮面邏輯，不肯提論到帝國主義政策，即使近十餘年來，指斥帝國主義政策的議論漸漸多了，但大半又隻限于膚淺的感應，仍不肯繼續探究到帝國主義政策作用下的中國經濟，該是如何不宜于應用帝國主義者處理其經濟問題所依據的經濟學理，及其所定的單方。
結局，自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問題被提論到學術論壇以來，中國經濟學界為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獨占的局面，在一般社會論壇上，雖然已經有了一些動搖，但幾乎在全部的大學講壇上，在最有政治權勢的經濟研究機關裡面，依舊滿布着超曆史的形而上學的經濟理論，即使是對于擺在我們面前要我們去正視的經濟問題，它們最一般的仍是用常識的技術的觀點去處理。
站在學術的立場上，奧大利學派的經濟學說，無疑是我們應當研究的部門之一。
但如其我們知道它是挽近資本主義各國為了穩定其金融統治或世界統治所促成或育成的辯護經濟理論體系，我們對于這種學說的研究，就得采取批判的立場，借以确知各國的整個經濟動向，特别是認識它們對于落後地帶所推行的經濟政策。
萬不能“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的由那種經濟學說的意識中，去定立中國經濟的改造方案。
然而不幸的是：挽近以來，作為中國經濟設施之立案者或發言者的中國經濟學界，例皆不問中國社會已有的經濟基礎，不問所有的設計，應用起來，是否為中國社會已有的經濟條件所要求或允許。
他們很直觀的，把構成中國總經濟形态的商品、價值、利潤、工資、貨币、資本諸基本範疇，與他們從經濟學教本中，從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中，所習得的同名目的諸基本概念，看為同一的東西，迨其所定立的方案在實行上遇到障礙，他們再回過頭來歎說中國社會的技術條件不夠，而迄未反省到他們的計劃或立案，根本就未顧及中國社會以及中國社會的技術水準。
過去是如此，現在亦然。
（六）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對于民生主義經濟由理論到實踐的背離 其實，當中國經濟學界早陷在昏迷狀态中的二十餘年前，孫中山先生已很正确的提出了中國經濟改造的必由之路。
民生主義經濟中所創議的土地政策與資本政策，确不僅隻把握了中國社會的客觀經濟現實的症結和認清了資本主義的弊害，同時還很理論的斷定中國不經過土地上的變革，不由此掃除過去封建社會的殘餘的力量，決無法順利進行任何現代性的經濟改造，這是任何一個現代國家所曾經曆過來的鐵一般的事實；同時也是古典學派乃至批判經濟學者們從曆史的經濟法則所論證得昭然若揭的。
隻有奧大利學派最害怕曆史的階段論。
他們為了辯護金融資本階段的“永生”，遂不惜從觀念上把一切不同社會的特殊經濟性質或特殊經濟條件，加以舍象，原始人使用的石器木棒和近代資本家支配的生産手段，在他們看來，并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所以原始人使用石器木棒所得，是為了消費，資本家使用生産手段所得，同樣是為了消費。
以此類推到其他經濟形态，他們認定一切過去的同現代的，隻有簡單與複雜的區别。
在這樣的認識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就被一視同仁的涵蓋成為不着邊際，不關一切曆史現實的漠然的時間概念與空間概念，讓數學去發揮其演繹的功能。
資本主義經濟的來龍與去脈，絕不能在這種經濟學中找到線索。
在經濟大恐慌一再威脅着資本主義生存的當代，這種否定曆史經濟法則的經濟學的風行，在資本主義各國，至少有其消極的意義。
然在現代化挫折中的中國，對于這種經濟學無批判的吸收，就等于對中國社會經濟性質的忽視，也就等于對民生主義經濟理論的蒙蔽。
所以，近二十餘年來經濟學的研究介紹，盡管愈來愈熱鬧，愈繁昌，對于孫中山先生所正确提論到的民生主義經濟理論，即須根本從土地所有關系上，挖去封建勢力寄托的地盤，然後始能談到現代性的經濟設施的經濟理論，反而，其實是必然，被平淡的擱在一邊了。
在國民革命過程的二十餘年中，民生主義中最基本的且是最初步的土地改革政策，其所以未曾見諸實行，當然有我們國情造成的諸種客觀的障礙存在，但如說到主觀上的努力不夠，其罪戾有一大部分應該歸到我們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的作風。
一切在經濟建設上有發言權的經濟學者，殆沒有一個肯觸到中國社會所需要的本質的變革。
不錯，當他們看到經濟建設上遇到了現實障礙的時候，間或也漠然提到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并以此來含混其立案對于現實的隔膜。
但“經濟落後”的社會意義是什麼？他們在講壇上，在論壇上，從不曾給予我們以明确具體的指示。
一個以民生主義為現實經濟指導原則的國家，其經濟學界乃至經濟界所奉行的，竟完全是與這個指導原則相背離的經濟理論，這已夠令人感到稀罕，但最稀罕的，卻是這種存在已久的事實，直到今日，還不曾有人把它指明出來。
（七）經濟學者的責任 我現在可用下面這幾點比較綜括的意見來結束我的題旨： （1）我是絕對尊重學術自由研究精神的，對于任何一個學派的經濟學說的研究，不但可借以擴大我們對于現代思想的理解，且可借以增進我們對于世界經濟現實的理解。
在這種意義上，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至少和古典學派，曆史學派，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經濟學，同樣值得我們研究和注意。
（2）正惟其如此，我們研究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至少要明了它這種經濟學，是适應資本主義衰落期的現實要求而産生的，在經濟學史上，它并不像它的一般信奉者所譽稱的“經濟學的複興”或“再造”。
因為，如其我們不否認經濟學是現實經濟的反映，那麼，在資本主義臨到了多災多難的嚴重時期，決不能在資本家的立場，還有什麼“更新”的學理的“發現”。
即或我們主觀上感染太深，不容易去掉這種幻想，我們亦得承認：在現代經濟思潮裡，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究不過其中的一個支流。
即使再強調它的重要性，亦不能竟把它當作是經濟學全體。
（3）自然，我并不素樸的或表面的承認中國有什麼奧大利學派，相應着中國經濟形态的落後，中國的經濟意識形态亦是非常落後的。
自己不能制造商品，對于舶來商品不易辨認其真僞；自己無從創建經濟學，對于舶來經濟學亦自不易判别其是非。
在這種認識下，我們即使不能否認中國經濟學界，也受了中國買辦商業金融資産者意識的影響，特别是受了帝國主義文化政策的影響，但我們仍不能據此就斷定中國有什麼奧大利學派經濟學。
實際上，建立一種經濟理論固然是談何容易，就是信奉一種經濟理論，也并不很簡單。
一般的講，我們經濟學界對于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與其說是自覺的自動的去理解和研究，毋甯說是被動的，人雲亦雲的。
因此，我現在來批判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的作風，實在是哀憫的心情多，而指責的意思少。
但是， （4）正如同我們的經濟，受着曆史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束縛，仍必須拼命掙紮，以求得解放一樣，我們的外铄的，不由自主的經濟意識，亦當由我們努力，由我們展開研究的視野，俾能配合并進一步指導我們的經濟解放。
況且我們經濟解放的途徑已經由孫中山先生指示出來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動态，又大足以啟迪我們，隻要我們的經濟學者，肯從他們一向被拘囚于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象牙之塔”中開脫出來，中國經濟學界定然會一新其面目。
這至少是我們經濟學者應當擔負的自覺的責任。
*** [1]由實物征收征借時起，到廣大農村卷入内戰動亂中的目前止，土地重又變成不能過于引人注意的目标了。
此點可參考前面“中國地租形态論”末節——一九四七年六月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