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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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旨的說明
近五年來，我曾不大明顯的，把“中國經濟學”這個命題，作為我研究的重心。
“中國經濟學”這個語辭，是不止一次的被提出來了，但我卻不曾對它加以限界的釋明。
因為在理論上，這樣一個名稱，是不大妥切的。
而且很容易引起許多不必要的誤解。
當作一門科學的經濟學，是不允許我們用這個名稱傷害它的一般妥當性和系統性的，經濟學隻有一個。
不錯，讀者也許從意大利經濟學史家柯沙（Cossa）的著作中，從英國經濟學史家英格拉姆（Ingram）的著作中，見到“英國經濟學”、“德國經濟學”……的字樣。
在學說史上的這種國别分類的研究法，其最大缺點，尚隻是在各國經濟思想領域，樹立起國界的藩籬，破壞各個派别在各國間的關聯性和派屬性，把重要的經濟學說和不重要的經濟學說，等同的并列起來，使現代經濟學整體，受到支離分解的弊害。
但因為他們大抵是把各國已經過去了的經濟思想或學說，分别彙積起來，當作史學看，雖然有了我們在上面所指的那些毛病，但當作史料看，卻就沒有什麼了。
事實上，像柯沙、英格拉姆輩的經濟學說史，并不曾逸出史料的範疇。
經濟學在他們心目中，是不大發生一般性和科學的系統性的問題的。
反之，我是經濟科學之一般性的确認者。
我相信，在一定的社會生産關系之下，在一定的生産條件和交換條件之下，形成的經濟法則，可以應用到一切具有同一社會生産關系或同一生産條件與交換條件的諸社會。
當然哪，任何一個社會，它的自然條件，從而，它的曆史條件，不能與其他社會恰好一緻；在這種限度之内，任何一個社會的經濟法則，就理應不能完全适應到其他社會。
但在這裡，我們有兩種事實須分别清楚：其一是，一切經濟法則，是就同一社會發展階段的個别社會的經濟事象，分别舍象其特異點，而抽出其一緻點所得的結論；其二是，現代經濟學，雖然主要是從英國經濟的特殊環境而定立起來，但英國經濟的一般趨勢，大體内容，甚至其演變展拓程序，在法、美、德諸國同樣表現得很明顯。
英國的經濟學或經濟理論，不但由其他較遲發展的諸資本主義國家，得到了印證，事實上，當英國經濟學者開始其科學研究之頃，其他國家，特别是法國經濟學者，已半憑經驗，半憑天才的預感，把現代經濟的諸基本法則暗示或圖示（如法國重農學派主導者魁奈的經濟表）出來，使英國經濟學者在研究上得到不少的便利。
由上面這簡括的說明，使我們對于經濟學的産生及其應用，有了以次這幾個基本概念： 第一，經濟學的一般性同世界性，是以經濟的一般性和世界性作為現實的基礎。
第二，經濟的一般性或世界性，從而，經濟學的一般的世界性格，不但不否認各特定社會的特殊經濟條件，甚且，就其積極面的意義上講，是把個别特殊經濟條件抽象化一般化的結果；就其消極一面的意義上講，是把不能一般化共同化的特異點，舍象去了的結果。
第三，由上述研究過程産生的經濟學，在應用上，即使是對于和産生那種經濟學，立在同一社會發展階段的經濟現實，也有某種不同，顯言之，就是，如其我們現在所論究的經濟學，是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現實的科學，則這種科學，對于已經發達到資本主義階段的經濟，也可能因其發展的成熟程度的差異，可能因其發展時所具有的特殊條件，而不易一般化，而被特殊過程舍象去了的特殊條件所作用，而不能“按圖索骥”似的套現成的公式；而它對于将要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經濟，或者是，對于尚未成就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當然更是不能“削足适履”似的去應用了。
後面這一點關于經濟學之應用的理解，是我在這裡所特别着意的。
在理論上，經濟學在各國盡管隻有一個，而在應用上，經濟學對于任何國家，卻都不是一樣。
我是在這個前提認識下，提出“中國經濟學”這個名稱的。
而其所以要提出這個名稱的最有力的動機，就是痛感到經濟學在中國是太被誤用了，而且一直還在被誤用着。
經濟學當作一種完成的舶來品輸入中國已經有幾十年了，我們對于經濟學是怎樣一門科學，需要怎樣去應用始有助于中國經濟變革的理解，還是格格不入。
而且，這種所謂格格不入，并不是指着一般人，而是指着一般經濟學研究者，就中，特别是數到那些經濟學的輸入者，那些以現實經濟之立案者或指導者自居的經濟學者們。
說經濟學者不了解經濟學是什麼，設加以限界，說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學的經濟學是什麼，也許有人會感到稀罕。
但和尚不知道佛經是什麼，不知道他每日所念的所宣揚的佛經是什麼，卻是一件極其尋常的事。
如其我們經濟學者所念的或所專攻的是形而上學的經濟理論，他在理解上，就和一般和尚的距離更加接近了。
我這裡所謂形而上學的經濟理論，主要是指着奧大利學派的經濟學，這個學派的經濟學是講的一些什麼，是如何傳到中國，是如何在中國特别猖獗起來，是如何抵觸我們的經濟國策并妨礙我們的經濟改造，這是我要在下面展開的研究程序。
（二）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正體 屬于奧大利學派的學者很多，他們之間的理論，也并不完全一緻。
但把門格（K.Menger），威色（Wiser）及龐巴衛克（BöhmBawerk）作為他們的主導者，把他們的理論，當作該派經濟學的主體，卻是為一般所公認的。
我們在這裡不能有充分的篇幅來詳述他們的理論體系，僅按照他們所着重的幾個論點，“批隙導竅”的加以說明，他們是反對古典學派的，但在方法論上，卻是從相反的觀點，來抄襲古典學派所建立的邏輯程序。
他們特别強調經濟學方法論，強調價值論，強調分配論，把分配論的認識基礎，建立在價值論上，把價值論的基本命題，安置在方法論上，這完全是從古典學派抄襲過來的，挽近各國特别是在美國之奧大利學派的傳習者們，所宣揚的“經濟學的改造”“經濟學的（文藝）複興”（RenaissanceofEconomics），也許就是指着這種“抄襲”，雖然他們會特别着意于“抄襲”中所采取的不同觀點。
首先，就他們的方法論略加注釋罷。
在他們看來，國民經濟現象，可以從曆史的，理論的及實際的三個見地來考察。
當作“存在的科學”的理論經濟學，是應當同那種當作“當為的科學”的實際經濟學，即财政學與經濟政策分開的，但古典學派把它們混同起來了；統計的研究與曆史的研究，原隻對理論經濟學提供實際的例證與材料，但曆史學派卻把它們拿來代替理論的認識。
由于這兩方面的關系，他們就以再造理論經濟學的“十字軍”的姿态而出現了。
他們認為：理論經濟學的研究，應該采取所謂“嚴密的方法”（dieexakteMethode），使現實的經濟現象，成為最簡單最嚴密的考察分析的類型要素。
作為經濟學考察對象的現象形态，如像絕對的隻追求經濟目的的那種人，和那種人在從事經濟活動時的心理狀态，始終是最普遍的最重要的。
把他們的這種經濟的心理狀态，孤立起來加以研究，是經濟學的起點。
（Menger）惟其如此，他們就認定真的經濟理論，必須先“探究人類活動的大動脈——快樂與痛苦的感情”（Jevons）。
為滿足欲望，而不絕忍受犧牲，以及“由此發生的快樂與痛苦之關系，便是經濟學研究的範圍”（Jevons）。
在此種限度内，經濟學就差不多是一種“享樂學”（Gossen）。
基于人類本能需求（享樂主義）的這種自然性質，使經濟法則與自然科學和心理學不發生沖突。
因為“有關經濟學的問題的讨論，是須得在自然科學與心理學的原則上去進行的”（BöhmBawerk）。
然則經濟學上的全般理論，何以能從心理的研究去達成呢？他們像很系統的把價值論當作經濟學的樞紐。
價值論能在心理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他們的整個學說，就算有了着落。
限界效用價值論，可以說是他們全部經濟學說的神經中樞。
在他們看來，所謂價值，乃吾人在滿足欲望上，對于财貨所感到的一種重要程度的評價，即價值是由主觀評價而發生的。
此主觀評價，雖然要通過财貨的客觀價值，如肉之滋養價值，煤之燃燒價值，然後始能評判其在何種程度滿足吾人的欲望，但經濟學的價值研究對象，卻不是此客觀價值，而甯是主觀價值。
惟其如此，一切财貨，即使都有客觀價值，都是滿足吾人欲望的效用，卻并不是一切有效用的東西，都有價值（即主觀評定的價值）。
财貨的價值，隻是在吾人的欲望滿足上，對它有了一定的需求關系，才能表現出來。
所以，同一财貨，可因供用的
“中國經濟學”這個語辭，是不止一次的被提出來了，但我卻不曾對它加以限界的釋明。
因為在理論上，這樣一個名稱，是不大妥切的。
而且很容易引起許多不必要的誤解。
當作一門科學的經濟學，是不允許我們用這個名稱傷害它的一般妥當性和系統性的，經濟學隻有一個。
不錯，讀者也許從意大利經濟學史家柯沙（Cossa）的著作中，從英國經濟學史家英格拉姆（Ingram）的著作中，見到“英國經濟學”、“德國經濟學”……的字樣。
在學說史上的這種國别分類的研究法，其最大缺點，尚隻是在各國經濟思想領域，樹立起國界的藩籬，破壞各個派别在各國間的關聯性和派屬性，把重要的經濟學說和不重要的經濟學說，等同的并列起來，使現代經濟學整體，受到支離分解的弊害。
但因為他們大抵是把各國已經過去了的經濟思想或學說，分别彙積起來，當作史學看，雖然有了我們在上面所指的那些毛病，但當作史料看，卻就沒有什麼了。
事實上，像柯沙、英格拉姆輩的經濟學說史，并不曾逸出史料的範疇。
經濟學在他們心目中，是不大發生一般性和科學的系統性的問題的。
反之，我是經濟科學之一般性的确認者。
我相信，在一定的社會生産關系之下，在一定的生産條件和交換條件之下，形成的經濟法則，可以應用到一切具有同一社會生産關系或同一生産條件與交換條件的諸社會。
當然哪，任何一個社會，它的自然條件，從而，它的曆史條件，不能與其他社會恰好一緻；在這種限度之内，任何一個社會的經濟法則，就理應不能完全适應到其他社會。
但在這裡，我們有兩種事實須分别清楚：其一是，一切經濟法則，是就同一社會發展階段的個别社會的經濟事象，分别舍象其特異點，而抽出其一緻點所得的結論；其二是，現代經濟學，雖然主要是從英國經濟的特殊環境而定立起來，但英國經濟的一般趨勢，大體内容，甚至其演變展拓程序，在法、美、德諸國同樣表現得很明顯。
英國的經濟學或經濟理論，不但由其他較遲發展的諸資本主義國家，得到了印證，事實上，當英國經濟學者開始其科學研究之頃，其他國家，特别是法國經濟學者，已半憑經驗，半憑天才的預感，把現代經濟的諸基本法則暗示或圖示（如法國重農學派主導者魁奈的經濟表）出來，使英國經濟學者在研究上得到不少的便利。
由上面這簡括的說明，使我們對于經濟學的産生及其應用，有了以次這幾個基本概念： 第一，經濟學的一般性同世界性，是以經濟的一般性和世界性作為現實的基礎。
第二，經濟的一般性或世界性，從而，經濟學的一般的世界性格，不但不否認各特定社會的特殊經濟條件，甚且，就其積極面的意義上講，是把個别特殊經濟條件抽象化一般化的結果；就其消極一面的意義上講，是把不能一般化共同化的特異點，舍象去了的結果。
第三，由上述研究過程産生的經濟學，在應用上，即使是對于和産生那種經濟學，立在同一社會發展階段的經濟現實，也有某種不同，顯言之，就是，如其我們現在所論究的經濟學，是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現實的科學，則這種科學，對于已經發達到資本主義階段的經濟，也可能因其發展的成熟程度的差異，可能因其發展時所具有的特殊條件，而不易一般化，而被特殊過程舍象去了的特殊條件所作用，而不能“按圖索骥”似的套現成的公式；而它對于将要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經濟，或者是，對于尚未成就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當然更是不能“削足适履”似的去應用了。
後面這一點關于經濟學之應用的理解，是我在這裡所特别着意的。
在理論上，經濟學在各國盡管隻有一個，而在應用上，經濟學對于任何國家，卻都不是一樣。
我是在這個前提認識下，提出“中國經濟學”這個名稱的。
而其所以要提出這個名稱的最有力的動機，就是痛感到經濟學在中國是太被誤用了，而且一直還在被誤用着。
經濟學當作一種完成的舶來品輸入中國已經有幾十年了，我們對于經濟學是怎樣一門科學，需要怎樣去應用始有助于中國經濟變革的理解，還是格格不入。
而且，這種所謂格格不入，并不是指着一般人，而是指着一般經濟學研究者，就中，特别是數到那些經濟學的輸入者，那些以現實經濟之立案者或指導者自居的經濟學者們。
說經濟學者不了解經濟學是什麼，設加以限界，說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學的經濟學是什麼，也許有人會感到稀罕。
但和尚不知道佛經是什麼，不知道他每日所念的所宣揚的佛經是什麼，卻是一件極其尋常的事。
如其我們經濟學者所念的或所專攻的是形而上學的經濟理論，他在理解上，就和一般和尚的距離更加接近了。
我這裡所謂形而上學的經濟理論，主要是指着奧大利學派的經濟學，這個學派的經濟學是講的一些什麼，是如何傳到中國，是如何在中國特别猖獗起來，是如何抵觸我們的經濟國策并妨礙我們的經濟改造，這是我要在下面展開的研究程序。
（二）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正體 屬于奧大利學派的學者很多，他們之間的理論，也并不完全一緻。
但把門格（K.Menger），威色（Wiser）及龐巴衛克（BöhmBawerk）作為他們的主導者，把他們的理論，當作該派經濟學的主體，卻是為一般所公認的。
我們在這裡不能有充分的篇幅來詳述他們的理論體系，僅按照他們所着重的幾個論點，“批隙導竅”的加以說明，他們是反對古典學派的，但在方法論上，卻是從相反的觀點，來抄襲古典學派所建立的邏輯程序。
他們特别強調經濟學方法論，強調價值論，強調分配論，把分配論的認識基礎，建立在價值論上，把價值論的基本命題，安置在方法論上，這完全是從古典學派抄襲過來的，挽近各國特别是在美國之奧大利學派的傳習者們，所宣揚的“經濟學的改造”“經濟學的（文藝）複興”（RenaissanceofEconomics），也許就是指着這種“抄襲”，雖然他們會特别着意于“抄襲”中所采取的不同觀點。
首先，就他們的方法論略加注釋罷。
在他們看來，國民經濟現象，可以從曆史的，理論的及實際的三個見地來考察。
當作“存在的科學”的理論經濟學，是應當同那種當作“當為的科學”的實際經濟學，即财政學與經濟政策分開的，但古典學派把它們混同起來了；統計的研究與曆史的研究，原隻對理論經濟學提供實際的例證與材料，但曆史學派卻把它們拿來代替理論的認識。
由于這兩方面的關系，他們就以再造理論經濟學的“十字軍”的姿态而出現了。
他們認為：理論經濟學的研究，應該采取所謂“嚴密的方法”（dieexakteMethode），使現實的經濟現象，成為最簡單最嚴密的考察分析的類型要素。
作為經濟學考察對象的現象形态，如像絕對的隻追求經濟目的的那種人，和那種人在從事經濟活動時的心理狀态，始終是最普遍的最重要的。
把他們的這種經濟的心理狀态，孤立起來加以研究，是經濟學的起點。
（Menger）惟其如此，他們就認定真的經濟理論，必須先“探究人類活動的大動脈——快樂與痛苦的感情”（Jevons）。
為滿足欲望，而不絕忍受犧牲，以及“由此發生的快樂與痛苦之關系，便是經濟學研究的範圍”（Jevons）。
在此種限度内，經濟學就差不多是一種“享樂學”（Gossen）。
基于人類本能需求（享樂主義）的這種自然性質，使經濟法則與自然科學和心理學不發生沖突。
因為“有關經濟學的問題的讨論，是須得在自然科學與心理學的原則上去進行的”（BöhmBawerk）。
然則經濟學上的全般理論，何以能從心理的研究去達成呢？他們像很系統的把價值論當作經濟學的樞紐。
價值論能在心理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他們的整個學說，就算有了着落。
限界效用價值論，可以說是他們全部經濟學說的神經中樞。
在他們看來，所謂價值，乃吾人在滿足欲望上，對于财貨所感到的一種重要程度的評價，即價值是由主觀評價而發生的。
此主觀評價，雖然要通過财貨的客觀價值，如肉之滋養價值，煤之燃燒價值，然後始能評判其在何種程度滿足吾人的欲望，但經濟學的價值研究對象，卻不是此客觀價值，而甯是主觀價值。
惟其如此，一切财貨，即使都有客觀價值，都是滿足吾人欲望的效用，卻并不是一切有效用的東西，都有價值（即主觀評定的價值）。
财貨的價值，隻是在吾人的欲望滿足上，對它有了一定的需求關系，才能表現出來。
所以，同一财貨，可因供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