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政治經濟學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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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作舶來品輸入的政治經濟學
1.中國沒有産生政治經濟學的環境
就一般社會科學而論，政治經濟學算是一門最能反映現實，而又最須以現實為依據的科學，在這門科學是以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為探究對象的限内，像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後的半封建國家，一個直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人，主張把歐美資本主義制度當作理想移植過來的國家，當然沒有産生政治經濟學的可能。
我們現在所研究的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是當作完成的舶來品，從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輸入的，是緊随着那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或機械品而輸入的。
不過，這裡須得指出：這文化舶來品的輸入，若溯其淵源，那大體還是一種首先通過日本，再輸到中國來的轉口貨。
而政治經濟學這個譯名，也還是沿用日本的。
即如最先把西歐經濟名著《原富》譯述過來的嚴又陵氏，他對于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PoliticialEconomyorEconomics）原是譯為計學啦。
不過，随着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情形的演變，和中國文化水準相應提高，以前完全或主要由日本轉輸的經濟科學乃至其他一切近代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已漸能自行直接輸入了。
但無論經由日本輸入，或是直接由歐美輸入，直到現在，我們對于政治經濟學還不曾脫卻“述而不作”的階段。
就是幻想“一切古已有之”的國粹主義者，（記得“五四運動”時，某國粹雜志上登載過一篇崇孔論的大文章，其中就力說《論語》“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也疾，用之也舒，則财恒足矣”那幾句話，是孔子的經濟學原理，因而孔子是“大經濟學家”。
這高論，近已寂然了，但某經濟學博士卻在前幾年的上海某雜志上說王莽經濟政策上的諸種措施，是近代統制經濟的淵源，總算無獨有偶了。
）恐怕也無法否認這種事實罷！ 談到這裡，我們似乎不應“數典忘祖”地忘記提到以次這個“考據”。
十餘年前，日本有一位經濟學者泷本誠一氏，著有一部《歐洲經濟學史》，在這部書後面，他附有一篇題名為《重農學派之根本思想的根源》的附錄，這篇附錄的主旨，在反複說明重農派之思想的根源，完全出自我國古代的“四書”“五經”。
他最後總結這篇翻案文章的大意說：“要之，構成魁奈（Quesnay）學說之基礎的根本思想，完全吻合于‘書經’及其他經典上所表現的中國太古的王制，與其學說的旨趣不同的地方，絲毫沒有，這種論斷，我想不會不正當吧。
但現在一般人，都認為近代的經濟學，是發祥于法國或蘇格蘭，竟把其重要的母家中國完全置之不顧，這實在是我們東洋人的一大憾事啊！” 我們看到這段話，當然非常高興，經濟學竟是“吾家寶物”了。
但仔細加以考察，就知道這段傳奇的說明，完全不合事實。
魁奈這位醫師，原來曾有過一部《中國專制政治》（DespotismedelaChine）的論著，以表述他對于開明的專制政治的憧憬。
他鑒于法國農村凋敝情形，希望有這麼一個理想的政治體制來救治當時農業上的危機。
但因他是路易十五的侍醫，不便說法國腐敗政治所給予農村的破滅影響，乃用中國古代學者“托古改制”的戰術，把中國古代的君王專制，照其所理想的描摹出來，以諷喻規勸時君。
而他希望在那種政治體制下實現的農業，都是大農形态，富農形态，或資本主義化的農業形态。
他那種農業經濟思想，與中國古代重農的言論，以及見諸實行的農業措施，根本沒有相同之點，最多隻能說是彼此都是重視農業罷了。
所以，我們單從表面上，見到他稱贊中國的專制政治，就說他的重農思想是導源于中國，那是太牽強附會了。
我們原不否認近代經濟學的發祥地是在法國，是在蘇格蘭；并且還可補充地說：蘇格蘭的亞丹斯密且曾在着手其大著《國富論》的著述以前，“問道”過重農學派諸子，但重農學派諸子所由取得“近代資本主義之最初的系統的發言人”的資格的經濟理論，與中國古代重農思想無涉。
2.以德國作為比證 其實，因經濟落後，必然引起經濟思想落後的事實，是一切經濟發展比較落後國家都曾經曆過來的。
即如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的德國，它在哲學及其他學術方面的造詣，盡管早有非常炫赫的成果，但對于政治經濟學，它卻因為經濟發展受到了曆史的社會的障礙，而不得不向當時先進的英法二國，低頭來做學生，這是由德國一位大思想家非常坦率地承認過了的。
直到現在——按指一八七三年——編者——經濟學在德意志還是一種外來的科學。
……德國資本主義生産方法的發展，從而，近代資産階級社會的樹立，曾受到那幾種曆史事情的阻礙。
經濟學在德國發展的地盤，依然沒有。
這種科學，依然是當作完成品，從英法二國輸進來。
德國的經濟學教授，都還是學生。
（郭大力、王亞南譯《資本論》第一卷著者二版跋） 我們這裡且不忙比較今日中國是否處在七十年前德國所處的那種地位。
但有一個值得關心的問題，就是我們的經濟環境，不允許我們有自己的經濟學，則我們的同一經濟環境，也不允許我們正确了解從外國輸入的經濟學。
處在前資本主義客觀情況之下，要對于我們感到十分生疏的資本主義經濟問題，表示何等意見，或進一步要有所闡發，那除了我們在現實經濟上力圖改進，迎頭趕上之外，是非常困難的。
這情形，在七十年前的德國，也同樣經驗過，前述那位德國大思想家，曾緊接上面引述的文句，表示了以下的意見：“……德國的經濟學教授，都還是學生。
外國之現實之理論的表現，在他們手上，成了若幹教義的集成。
他們周圍的世界，是小資産階級的世界。
從這個世界的情形來解釋，這種種理論是被誤解了。
他們覺得在科學上自己沒有大的力量。
他們還感覺不安地知道，自己所讨究的問題，實際是自己所不熟習的問題。
他們大都憑借學說史之博學的美裝，或雜湊些無關系的材料……來掩飾。
”（同前揭書） 他後面這兩句話，是針對着德國曆史學派說的。
我們往往不自覺錯誤地把德國曆史學派與英國正統學派或古典學派對稱起來，仿佛德國也産生了一種與英國經濟學不同的新經濟科學。
其實，曆史學派在經濟學上的成就，頂多不過是在方法論上轉了一個小彎，而他們其所以要轉這一個小彎，無非為了德國當時在經濟自由競争上，敵不過先進的英國，才由李斯特（F.List）發端的幾位經濟學者，把德國原來當作其重商主義傳統的所謂官房學（Kameralwissenschaft），加以改裝增補，而成功為披起曆史經濟學說外衣的保護主義經濟政策理論。
站在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立場上，那不獨談不上何等新的創見，甚且把那種科學支離歪曲了。
不過，我們還得把話講回來，古典經濟學到英國的裡嘉圖，法國的西斯孟底（Sismondi）已經登峰造極了，在同一資本主義的視野裡，我們不能再苛求德國經濟學者作何等新的貢獻。
而這種支離的曆史經濟學說的形成，那還是一八七一年普法戰争前後德國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結果。
再就我國來說罷，由目前遠溯到甲午中日戰争前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分，不能說沒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因為曆史的政治的諸種情形的阻礙，以緻中國經濟，始終踯躅在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形态中。
就資本主義世界的全經濟序列來講，這種落後的經濟形态，不可避免地要以帶有極大隸屬性的次殖民地經濟形态，而以買辦商業金融，封建式的土地所有關系，以及關稅權、工業權、内河航行權的喪失，這一列具體事實表現出來。
而在這種經濟環境下的中國經濟學方面的研究者，很自然地會痛感到舊來封建傳統對于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所加的束縛與妨害。
雖然後來随着國民革命運動的進展，一部分研究者也漠然知道反封建與反帝國主義有必然的聯系，但他們卻認定，中國要擺脫封建與帝國主義的迫害，隻有自己也變成資本主義國家。
即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可惡，資本主義卻是可愛的，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現實經濟的理論上的表現，卻是大可嘉納的。
于是，祝福資本主義，禮贊資本主義經濟學教義，就大體形成了中國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支配的事實。
單就中國現實經濟形态立論，這種意識上的反映，不但為必然的結果，且還是不應十分非議的，因為與過去封建的社會經濟形态，封建的社會經濟意識較量起來，禮贊資本主義的制度及其理論的表現，甯可說是進步的表示。
不過，在中國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的難産期内，資本主義對世界行使的統治，已日複一日地暴露了破綻，蘇聯經濟形态的飛躍發展，更說明了資本主義經濟黯淡的前途，于是在最近十年來，我們本來是囚在封建社會經濟形态上的意識，卻為世界大經濟環境的改變，卻為世界整個經濟意識的改變，而必然對于原來無條件接受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的教義，逐漸引起了加以選擇的重新評價的要求。
這就是說，我們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但必須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也可能采取批判的态度了。
可是，正因為這種“可能”，不是中國社會經濟本身改進的結果，而是世界大經濟環境改變的結果，結局，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觀點上，盡管有一部分人從世界整個經濟動态上着眼，還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人，仍不免被中國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态所困惑，覺得資本主義經濟是我們必須經過的光明大道，從而，資本主義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是我們的福音。
在目前的中國經濟學界，顯然還是以後一傾向為特别顯著。
中國的經濟學者，強半是由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學府“聞道”歸來，如果我們不妨僭越地說，學者是具有某種成見的别名，則當前的經濟學界的後一傾向的顯著，就無怪其然了。
因此，把多年以來的乃至時下的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情形，加以比較詳細的檢讨，那也許是頗有益處的。
（二）我們是在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 提出我們是在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這個問題，似乎着眼在觀察研究的技術方面，例如如何譯述、編著、組織研究會、發表論文等等，但我不想枝節地論到這些方面，我所注意的，毋甯在考究他們把政治經濟學當作怎樣一種性質的學問來研究。
大體上，中國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人，對于這門科學，有兩種看法。
設加以不十分妥切的區别，其一就是過于形而下學的看法，其二則是過于形而上學的看法。
且分别加以說明。
1.形而下學的看法 在最初，在政治經濟學開始介紹到中國來時，乃至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大家對于這門學問，是很直觀地或望文生義地把它看作是極形而下學的學問，是發财緻富的學問，或者是使個人發财使國家緻富的學問。
那是毫不足怪的。
過去許多經濟學者，特别是資
我們現在所研究的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是當作完成的舶來品，從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輸入的，是緊随着那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或機械品而輸入的。
不過，這裡須得指出：這文化舶來品的輸入，若溯其淵源，那大體還是一種首先通過日本，再輸到中國來的轉口貨。
而政治經濟學這個譯名，也還是沿用日本的。
即如最先把西歐經濟名著《原富》譯述過來的嚴又陵氏，他對于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PoliticialEconomyorEconomics）原是譯為計學啦。
不過，随着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情形的演變，和中國文化水準相應提高，以前完全或主要由日本轉輸的經濟科學乃至其他一切近代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已漸能自行直接輸入了。
但無論經由日本輸入，或是直接由歐美輸入，直到現在，我們對于政治經濟學還不曾脫卻“述而不作”的階段。
就是幻想“一切古已有之”的國粹主義者，（記得“五四運動”時，某國粹雜志上登載過一篇崇孔論的大文章，其中就力說《論語》“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也疾，用之也舒，則财恒足矣”那幾句話，是孔子的經濟學原理，因而孔子是“大經濟學家”。
這高論，近已寂然了，但某經濟學博士卻在前幾年的上海某雜志上說王莽經濟政策上的諸種措施，是近代統制經濟的淵源，總算無獨有偶了。
）恐怕也無法否認這種事實罷！ 談到這裡，我們似乎不應“數典忘祖”地忘記提到以次這個“考據”。
十餘年前，日本有一位經濟學者泷本誠一氏，著有一部《歐洲經濟學史》，在這部書後面，他附有一篇題名為《重農學派之根本思想的根源》的附錄，這篇附錄的主旨，在反複說明重農派之思想的根源，完全出自我國古代的“四書”“五經”。
他最後總結這篇翻案文章的大意說：“要之，構成魁奈（Quesnay）學說之基礎的根本思想，完全吻合于‘書經’及其他經典上所表現的中國太古的王制，與其學說的旨趣不同的地方，絲毫沒有，這種論斷，我想不會不正當吧。
但現在一般人，都認為近代的經濟學，是發祥于法國或蘇格蘭，竟把其重要的母家中國完全置之不顧，這實在是我們東洋人的一大憾事啊！” 我們看到這段話，當然非常高興，經濟學竟是“吾家寶物”了。
但仔細加以考察，就知道這段傳奇的說明，完全不合事實。
魁奈這位醫師，原來曾有過一部《中國專制政治》（DespotismedelaChine）的論著，以表述他對于開明的專制政治的憧憬。
他鑒于法國農村凋敝情形，希望有這麼一個理想的政治體制來救治當時農業上的危機。
但因他是路易十五的侍醫，不便說法國腐敗政治所給予農村的破滅影響，乃用中國古代學者“托古改制”的戰術，把中國古代的君王專制，照其所理想的描摹出來，以諷喻規勸時君。
而他希望在那種政治體制下實現的農業，都是大農形态，富農形态，或資本主義化的農業形态。
他那種農業經濟思想，與中國古代重農的言論，以及見諸實行的農業措施，根本沒有相同之點，最多隻能說是彼此都是重視農業罷了。
所以，我們單從表面上，見到他稱贊中國的專制政治，就說他的重農思想是導源于中國，那是太牽強附會了。
我們原不否認近代經濟學的發祥地是在法國，是在蘇格蘭；并且還可補充地說：蘇格蘭的亞丹斯密且曾在着手其大著《國富論》的著述以前，“問道”過重農學派諸子，但重農學派諸子所由取得“近代資本主義之最初的系統的發言人”的資格的經濟理論，與中國古代重農思想無涉。
2.以德國作為比證 其實，因經濟落後，必然引起經濟思想落後的事實，是一切經濟發展比較落後國家都曾經曆過來的。
即如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的德國，它在哲學及其他學術方面的造詣，盡管早有非常炫赫的成果，但對于政治經濟學，它卻因為經濟發展受到了曆史的社會的障礙，而不得不向當時先進的英法二國，低頭來做學生，這是由德國一位大思想家非常坦率地承認過了的。
直到現在——按指一八七三年——編者——經濟學在德意志還是一種外來的科學。
……德國資本主義生産方法的發展，從而，近代資産階級社會的樹立，曾受到那幾種曆史事情的阻礙。
經濟學在德國發展的地盤，依然沒有。
這種科學，依然是當作完成品，從英法二國輸進來。
德國的經濟學教授，都還是學生。
（郭大力、王亞南譯《資本論》第一卷著者二版跋） 我們這裡且不忙比較今日中國是否處在七十年前德國所處的那種地位。
但有一個值得關心的問題，就是我們的經濟環境，不允許我們有自己的經濟學，則我們的同一經濟環境，也不允許我們正确了解從外國輸入的經濟學。
處在前資本主義客觀情況之下，要對于我們感到十分生疏的資本主義經濟問題，表示何等意見，或進一步要有所闡發，那除了我們在現實經濟上力圖改進，迎頭趕上之外，是非常困難的。
這情形，在七十年前的德國，也同樣經驗過，前述那位德國大思想家，曾緊接上面引述的文句，表示了以下的意見：“……德國的經濟學教授，都還是學生。
外國之現實之理論的表現，在他們手上，成了若幹教義的集成。
他們周圍的世界，是小資産階級的世界。
從這個世界的情形來解釋，這種種理論是被誤解了。
他們覺得在科學上自己沒有大的力量。
他們還感覺不安地知道，自己所讨究的問題，實際是自己所不熟習的問題。
他們大都憑借學說史之博學的美裝，或雜湊些無關系的材料……來掩飾。
”（同前揭書） 他後面這兩句話，是針對着德國曆史學派說的。
我們往往不自覺錯誤地把德國曆史學派與英國正統學派或古典學派對稱起來，仿佛德國也産生了一種與英國經濟學不同的新經濟科學。
其實，曆史學派在經濟學上的成就，頂多不過是在方法論上轉了一個小彎，而他們其所以要轉這一個小彎，無非為了德國當時在經濟自由競争上，敵不過先進的英國，才由李斯特（F.List）發端的幾位經濟學者，把德國原來當作其重商主義傳統的所謂官房學（Kameralwissenschaft），加以改裝增補，而成功為披起曆史經濟學說外衣的保護主義經濟政策理論。
站在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立場上，那不獨談不上何等新的創見，甚且把那種科學支離歪曲了。
不過，我們還得把話講回來，古典經濟學到英國的裡嘉圖，法國的西斯孟底（Sismondi）已經登峰造極了，在同一資本主義的視野裡，我們不能再苛求德國經濟學者作何等新的貢獻。
而這種支離的曆史經濟學說的形成，那還是一八七一年普法戰争前後德國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結果。
再就我國來說罷，由目前遠溯到甲午中日戰争前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分，不能說沒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因為曆史的政治的諸種情形的阻礙，以緻中國經濟，始終踯躅在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形态中。
就資本主義世界的全經濟序列來講，這種落後的經濟形态，不可避免地要以帶有極大隸屬性的次殖民地經濟形态，而以買辦商業金融，封建式的土地所有關系，以及關稅權、工業權、内河航行權的喪失，這一列具體事實表現出來。
而在這種經濟環境下的中國經濟學方面的研究者，很自然地會痛感到舊來封建傳統對于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所加的束縛與妨害。
雖然後來随着國民革命運動的進展，一部分研究者也漠然知道反封建與反帝國主義有必然的聯系，但他們卻認定，中國要擺脫封建與帝國主義的迫害，隻有自己也變成資本主義國家。
即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可惡，資本主義卻是可愛的，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現實經濟的理論上的表現，卻是大可嘉納的。
于是，祝福資本主義，禮贊資本主義經濟學教義，就大體形成了中國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支配的事實。
單就中國現實經濟形态立論，這種意識上的反映，不但為必然的結果，且還是不應十分非議的，因為與過去封建的社會經濟形态，封建的社會經濟意識較量起來，禮贊資本主義的制度及其理論的表現，甯可說是進步的表示。
不過，在中國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的難産期内，資本主義對世界行使的統治，已日複一日地暴露了破綻，蘇聯經濟形态的飛躍發展，更說明了資本主義經濟黯淡的前途，于是在最近十年來，我們本來是囚在封建社會經濟形态上的意識，卻為世界大經濟環境的改變，卻為世界整個經濟意識的改變，而必然對于原來無條件接受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的教義，逐漸引起了加以選擇的重新評價的要求。
這就是說，我們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但必須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也可能采取批判的态度了。
可是，正因為這種“可能”，不是中國社會經濟本身改進的結果，而是世界大經濟環境改變的結果，結局，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觀點上，盡管有一部分人從世界整個經濟動态上着眼，還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人，仍不免被中國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态所困惑，覺得資本主義經濟是我們必須經過的光明大道，從而，資本主義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是我們的福音。
在目前的中國經濟學界，顯然還是以後一傾向為特别顯著。
中國的經濟學者，強半是由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學府“聞道”歸來，如果我們不妨僭越地說，學者是具有某種成見的别名，則當前的經濟學界的後一傾向的顯著，就無怪其然了。
因此，把多年以來的乃至時下的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情形，加以比較詳細的檢讨，那也許是頗有益處的。
（二）我們是在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 提出我們是在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這個問題，似乎着眼在觀察研究的技術方面，例如如何譯述、編著、組織研究會、發表論文等等，但我不想枝節地論到這些方面，我所注意的，毋甯在考究他們把政治經濟學當作怎樣一種性質的學問來研究。
大體上，中國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人，對于這門科學，有兩種看法。
設加以不十分妥切的區别，其一就是過于形而下學的看法，其二則是過于形而上學的看法。
且分别加以說明。
1.形而下學的看法 在最初，在政治經濟學開始介紹到中國來時，乃至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大家對于這門學問，是很直觀地或望文生義地把它看作是極形而下學的學問，是發财緻富的學問，或者是使個人發财使國家緻富的學問。
那是毫不足怪的。
過去許多經濟學者，特别是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