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政治經濟學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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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的那種必然趨勢。
但是，我們的現實社會經濟狀況，對于政治經濟學上之理解的要求，卻正好同這種趨勢相反。
這就顯然要導出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目的論了。
從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系列上來看，中國經濟在受着資本主義的兩重的苦難，一是中國資本主義不易發達的苦難，一是環繞着中國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過于發達的苦難，這兩者互為因果，就造成了我們中國今日這種次殖民地經濟的地位。
如其說，政治經濟學的性質，不同于與現實社會無關的道地的形而上學一類東西，它是現實經濟的理論的表現，且應是現實經濟的理論的表現，我們對于這門學問的研究，就不能采取一種“毫無所謂”的漠然的态度，因這根本不是研究，而是在耍觀念上的把戲；還有，如其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是為了要對中國社會經濟改造有所貢獻，我們尤須認清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面目。
總之一句話，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應随時莫忘記，我國是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
中國人從事這種研究的出發點和要求，是與歐美大部分經濟學者乃至日本經濟學者不同的，他們依據各自社會實況與要求，所得出的結論，或者所矯造的結論，不但不能應用到我們的現實經濟上，甚且是妨阻我們理解世界經濟乃至中國經濟之特質的障礙。
而我們多年來的經濟學界的表現，已把這關鍵如實地說明了。
1.三個前提認識 我以為，我們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在開始他的研究以前，應有以次幾個前提認識。
第一，在尚論政治經濟學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為研究對象的限内，我們一反省到中國經濟在資本主義經濟系列中，所占的隸屬地位，就知道那種經濟學是用怎樣的眼光，怎樣的動機，來讨論“次殖民地”或“準殖民地”經濟。
也許我們還不肯自列于“殖民地”經濟範疇，但資本主義經濟學者在論殖民地經濟時，特别在前次大戰後，讨論布洛克經濟一類經濟問題時，始終是未忘懷中國，至少，他們對于殖民地經濟的一大部分理論，可以适用到中國經濟上來，所以，我們把他們在政治經濟學上的理論作為教義，那就無異承認自己是他們的代言人。
比如，今日中國經濟學論壇上出現的“以農立國論”就像不知不覺地在作着東亞共榮圈内的“農業中國”論的呼應。
第二，資本主義跨越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其危險性是加大了，但與這照應着，它的警覺性也加強了。
它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來防衛資本主義世界的統治。
雖然蘇聯的特殊經濟形态，從它内在矛盾沖突的空隙中突然聳立起來了，但這卻更要加強它的警覺性，使它需要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來從事防衛和對抗。
在文化方面，最有現實性的政治經濟學，當然是被特别注意到了的。
各國景氣研究機關的設置，大學校中的特設政治經濟學講座，以及研究景氣之類的經濟刊物之風行一時，俨然是要在經濟學上造出一種“景氣”，一以緩和國内反資本主義制度的傾向，一以鎮定那由實際經濟恐慌所引起的悲觀失望心理。
當然，把這些議論傳揚到諸落後民族間，特别是傳揚到大家“特别看重”的，而正好又在昂揚反帝國主義氣勢的中國，一有機會，它們是不會放過的。
結局，在以“買辦”舶來經濟學為能事的許多中國經濟學者眼光中，果然閃射着經濟學前途的“光明”，這一“人造的”回光，又終于發射出了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的結論。
第三，由于資本主義經濟運動内在的矛盾和缺陷，盡管站在辯護立場的經濟學者，在多方設法來掩飾裂縫，但早在資本主義極盛期的十九世紀中葉前後，就已經産生了許多站在批判立場的經濟學說。
［經濟學上曆史學派、奧大利學派，以及所謂新正統學派——指馬夏爾（A.Marshall）所領導的一批經濟學者——間“内讧”的理論，當然應屬于非批判經濟學說的範疇，反之，那些恰好是辯護理論的“叢合”。
］就中，仍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分析對象，但卻是當作研究英國經濟狀況及經濟史之結果而産生的德國社會主義學派的批判理論，卻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愈來破綻愈大的趨勢的印證，愈加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内，形成了對抗傳統經濟思想的巨流；而以這種經濟理論為出發點的蘇聯經濟的出現，更加強了它在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地位。
所以各國經濟學界雖然如我們前面講過的，在多方重複舊的教義，并矯造新的光明，但在另一方面，卻也不難見到反對學說的發揚滋長。
英國格列果利教授（Prof.TheoderoGregory）在一九三二年發表一篇《資本主義的前途》的文章，開始他表示“現存制度繼續存在的希望，目前算是最微弱了，在近代經濟史發展上，向來不曾有過這種現象，兩年來的不景氣，使整個國際經濟結構的基礎發生動搖……”由于這種實況，就在各國引起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非難。
他先就美國某某學校當局如何懷疑資本制，又接着說到各國大學的情形：“至若大學的學術空氣，情形也不見得較佳，在歐洲大陸上，大學就是反對現存制度的中心。
”（見《前途雜志》創刊号譯文）他的這種言論，雖然不曾把那些想換一個方式來“堵住”資本主義“沒落”的法西斯理論分别開，但總可概見現代資本主義及以它為依附的政治經濟學，該是達到了怎樣一個破碎支離的階段。
由以上三點，我們首先知道，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說，原本就是不利于中國這種國家的社會經濟的改造的；其次知道，這種政治經濟學，還在當作一種文化侵略或文化麻醉的武器，以期防止我們的社會經濟有所改革；再其次知道，政治經濟學即使沒有任何禦用目的存乎其間，它本身已是遍體瘡痍，我們如果不從批判的觀點去研究，那就無論在實踐上抑是在理論上，都不能給予我們何等幫助。
2.三大研究鹄的 由上面分别論到的幾個前提認識，已經顯示出了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鹄的何在。
在大體上，那亦有三點可言。
第一，就是要由經濟學的研究，确定我們對于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知識，和作為我們從事社會活動的實際指導。
我們知道：當作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物質生活過程即經濟過程，是現實社會的基礎，所以，無論從事一般社會科學研究，抑是從事任何實際社會活動，都有通過經濟學，而了解此種現實社會基礎之必要。
波格達洛夫（Bogdanov）講過這樣的一段話：“不論是就曆史全般通體而論，或就社會意義的發展而論，不論是研究外交問題或宗教問題，都不能不顧及社會之經濟的紐帶（社會之基礎的構造），并不能不借用經濟學的結論，所以經濟學實可看為社會科學體系中的基礎。
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使命，無異物理學和化學在一切有機過程和無機過程中研究的使命，不知道物理學和化學的結論的植物學者、動物學者、天文學者和農業學者，等于解除武裝的兵士；同樣，社會學者、曆史家及法律家，如果沒有經濟學的認識，就要同他們處在同一的境地。
此外，想在社會鬥争和社會事業方面活動的人，如果不知道經濟學，也要和沒有武裝的士兵一樣。
”（參照周譯，波格達洛夫著《經濟科學概論》第四頁）在今日，經濟事業日趨複雜，人對自然，人對人的各種社會鬥争方式，卻直接間接介入經濟的因果關聯，而把我們每個人牽涉在裡面，我們即不作社會科學研究，不從事何等社會事業，在日常平淡生活上，亦就無形要受着各種經濟法則的支配。
在這種意義上，經濟學的研究，或對于經濟知識的獲得，就不限定是某一部分人的要求了。
第二，就是要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徹底了解近代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法則，由是确定資本主義的必然歸趨，并對它在此必然歸趨的演變過程中，所表露的破綻、矛盾、沖突以及拼命掙紮的諸般現象，加以合理的解釋或說明。
這種要求，也許是各不同性質的國家（不論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抑是資本主義國家，乃至殖民地國家）的經濟學研究者所共通的要求，但于中國特别緊要。
中國還踯躅在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中國還彷徨在向着資本主義前進，抑是向着民生主義為内容的社會主義前進的不定歧途。
如果理論連帶着現實，指示出了資本主義的禍害及其沒落前途，我們即使不要害怕資本主義，卻也沒有理由要“親近”資本主義。
第三，就是要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掃除有礙于中國社會經濟改造的一切觀念上的塵霧，那種塵霧，不僅是關于政治經濟學本身的，同樣是關于經濟學以外的一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方面的。
因為，政治經濟學是一種最有實踐性，最有現實性（把它看為與現實無關的學問，如前面所說，那不是因為政治經濟學本身沒有現實性，正是想回避它的現實性）的科學，能夠在經濟學方面把握正确的理論核心，則在政治學、社會學、哲學乃至自然科學方面所抱的諸種成見與幻想，都可廓清。
事實上，在帝國主義勢力影響下的中國，全般的社會意識，都滲透有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毒素，中國社會經濟上每一種變革，都有那種毒素在其中發生阻礙作用。
所以，中國不言改造則已，否則政治經濟學便當成為中國反對落後封建意識，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文化武器”，從而，如何運用這個武器，如何鍛煉這個武器，就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責任了。
此外，我還想特别提出下面這一點要求，以加大我們研究者的責任，那就是，我們要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逐漸努力創建一種專為中國人攻讀的政治經濟學。
也許有人疑問：第一，科學無國界，用不着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科學；第二，政治經濟學是現實經濟之理論上的表現，落後的中國經濟，如我們前面第一節所說，是怎樣也不能産生一種經濟學的。
但如果把我們所要求創立的政治經濟學，解釋為特别有利于中國人閱讀，特别能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特别能指出中國社會經濟改造途徑的經濟理論教程，那又當别論了，那種理論的全般體系，可以特别注意其論斷或結論在中國社會經濟上的應用；此外，其例解，其引證，盡可能把中國經濟實況，作為材料。
像這樣一種體裁與内容的政治經濟學，到目下為止，我們尚不曾發現。
我們盡管已有不少進步的政治經濟學讀物可供參考，也有不少的外國的政治經濟學者在為中國社會經濟理論努力，并已有相當的成果，但總不能十分适合我們的要求。
自然，像我在這裡所規定的供中國人研究的政治經濟學的内容，實際無非就是一個比較更切實用的政治經濟學讀本，但我其所以要把這方面的努力，作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一個鹄的，就是認為創立一種特别具有改造中國社會經濟，解除中國思想束縛的性質與内容的政治經濟學，是頗不同于依據現成材料來編述一個政治經濟學讀本的。
那頗需要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者，在有關世界經濟及中國經濟之正确理論體系上，分别來一些闡發準備的工夫。
但是，我們的現實社會經濟狀況，對于政治經濟學上之理解的要求，卻正好同這種趨勢相反。
這就顯然要導出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目的論了。
從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系列上來看，中國經濟在受着資本主義的兩重的苦難，一是中國資本主義不易發達的苦難，一是環繞着中國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過于發達的苦難，這兩者互為因果，就造成了我們中國今日這種次殖民地經濟的地位。
如其說，政治經濟學的性質，不同于與現實社會無關的道地的形而上學一類東西，它是現實經濟的理論的表現，且應是現實經濟的理論的表現，我們對于這門學問的研究，就不能采取一種“毫無所謂”的漠然的态度，因這根本不是研究，而是在耍觀念上的把戲；還有，如其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是為了要對中國社會經濟改造有所貢獻，我們尤須認清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面目。
總之一句話，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應随時莫忘記，我國是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
中國人從事這種研究的出發點和要求，是與歐美大部分經濟學者乃至日本經濟學者不同的，他們依據各自社會實況與要求，所得出的結論，或者所矯造的結論，不但不能應用到我們的現實經濟上，甚且是妨阻我們理解世界經濟乃至中國經濟之特質的障礙。
而我們多年來的經濟學界的表現，已把這關鍵如實地說明了。
1.三個前提認識 我以為，我們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在開始他的研究以前，應有以次幾個前提認識。
第一，在尚論政治經濟學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為研究對象的限内，我們一反省到中國經濟在資本主義經濟系列中，所占的隸屬地位，就知道那種經濟學是用怎樣的眼光，怎樣的動機，來讨論“次殖民地”或“準殖民地”經濟。
也許我們還不肯自列于“殖民地”經濟範疇，但資本主義經濟學者在論殖民地經濟時，特别在前次大戰後，讨論布洛克經濟一類經濟問題時，始終是未忘懷中國，至少，他們對于殖民地經濟的一大部分理論，可以适用到中國經濟上來，所以，我們把他們在政治經濟學上的理論作為教義，那就無異承認自己是他們的代言人。
比如，今日中國經濟學論壇上出現的“以農立國論”就像不知不覺地在作着東亞共榮圈内的“農業中國”論的呼應。
第二，資本主義跨越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其危險性是加大了，但與這照應着，它的警覺性也加強了。
它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來防衛資本主義世界的統治。
雖然蘇聯的特殊經濟形态，從它内在矛盾沖突的空隙中突然聳立起來了，但這卻更要加強它的警覺性，使它需要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來從事防衛和對抗。
在文化方面，最有現實性的政治經濟學，當然是被特别注意到了的。
各國景氣研究機關的設置，大學校中的特設政治經濟學講座，以及研究景氣之類的經濟刊物之風行一時，俨然是要在經濟學上造出一種“景氣”，一以緩和國内反資本主義制度的傾向，一以鎮定那由實際經濟恐慌所引起的悲觀失望心理。
當然，把這些議論傳揚到諸落後民族間，特别是傳揚到大家“特别看重”的，而正好又在昂揚反帝國主義氣勢的中國，一有機會，它們是不會放過的。
結局，在以“買辦”舶來經濟學為能事的許多中國經濟學者眼光中，果然閃射着經濟學前途的“光明”，這一“人造的”回光，又終于發射出了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的結論。
第三，由于資本主義經濟運動内在的矛盾和缺陷，盡管站在辯護立場的經濟學者，在多方設法來掩飾裂縫，但早在資本主義極盛期的十九世紀中葉前後，就已經産生了許多站在批判立場的經濟學說。
［經濟學上曆史學派、奧大利學派，以及所謂新正統學派——指馬夏爾（A.Marshall）所領導的一批經濟學者——間“内讧”的理論，當然應屬于非批判經濟學說的範疇，反之，那些恰好是辯護理論的“叢合”。
］就中，仍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分析對象，但卻是當作研究英國經濟狀況及經濟史之結果而産生的德國社會主義學派的批判理論，卻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愈來破綻愈大的趨勢的印證，愈加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内，形成了對抗傳統經濟思想的巨流；而以這種經濟理論為出發點的蘇聯經濟的出現，更加強了它在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地位。
所以各國經濟學界雖然如我們前面講過的，在多方重複舊的教義，并矯造新的光明，但在另一方面，卻也不難見到反對學說的發揚滋長。
英國格列果利教授（Prof.TheoderoGregory）在一九三二年發表一篇《資本主義的前途》的文章，開始他表示“現存制度繼續存在的希望，目前算是最微弱了，在近代經濟史發展上，向來不曾有過這種現象，兩年來的不景氣，使整個國際經濟結構的基礎發生動搖……”由于這種實況，就在各國引起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非難。
他先就美國某某學校當局如何懷疑資本制，又接着說到各國大學的情形：“至若大學的學術空氣，情形也不見得較佳，在歐洲大陸上，大學就是反對現存制度的中心。
”（見《前途雜志》創刊号譯文）他的這種言論，雖然不曾把那些想換一個方式來“堵住”資本主義“沒落”的法西斯理論分别開，但總可概見現代資本主義及以它為依附的政治經濟學，該是達到了怎樣一個破碎支離的階段。
由以上三點，我們首先知道，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說，原本就是不利于中國這種國家的社會經濟的改造的；其次知道，這種政治經濟學，還在當作一種文化侵略或文化麻醉的武器，以期防止我們的社會經濟有所改革；再其次知道，政治經濟學即使沒有任何禦用目的存乎其間，它本身已是遍體瘡痍，我們如果不從批判的觀點去研究，那就無論在實踐上抑是在理論上，都不能給予我們何等幫助。
2.三大研究鹄的 由上面分别論到的幾個前提認識，已經顯示出了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鹄的何在。
在大體上，那亦有三點可言。
第一，就是要由經濟學的研究，确定我們對于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知識，和作為我們從事社會活動的實際指導。
我們知道：當作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物質生活過程即經濟過程，是現實社會的基礎，所以，無論從事一般社會科學研究，抑是從事任何實際社會活動，都有通過經濟學，而了解此種現實社會基礎之必要。
波格達洛夫（Bogdanov）講過這樣的一段話：“不論是就曆史全般通體而論，或就社會意義的發展而論，不論是研究外交問題或宗教問題，都不能不顧及社會之經濟的紐帶（社會之基礎的構造），并不能不借用經濟學的結論，所以經濟學實可看為社會科學體系中的基礎。
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使命，無異物理學和化學在一切有機過程和無機過程中研究的使命，不知道物理學和化學的結論的植物學者、動物學者、天文學者和農業學者，等于解除武裝的兵士；同樣，社會學者、曆史家及法律家，如果沒有經濟學的認識，就要同他們處在同一的境地。
此外，想在社會鬥争和社會事業方面活動的人，如果不知道經濟學，也要和沒有武裝的士兵一樣。
”（參照周譯，波格達洛夫著《經濟科學概論》第四頁）在今日，經濟事業日趨複雜，人對自然，人對人的各種社會鬥争方式，卻直接間接介入經濟的因果關聯，而把我們每個人牽涉在裡面，我們即不作社會科學研究，不從事何等社會事業，在日常平淡生活上，亦就無形要受着各種經濟法則的支配。
在這種意義上，經濟學的研究，或對于經濟知識的獲得，就不限定是某一部分人的要求了。
第二，就是要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徹底了解近代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法則，由是确定資本主義的必然歸趨，并對它在此必然歸趨的演變過程中，所表露的破綻、矛盾、沖突以及拼命掙紮的諸般現象，加以合理的解釋或說明。
這種要求，也許是各不同性質的國家（不論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抑是資本主義國家，乃至殖民地國家）的經濟學研究者所共通的要求，但于中國特别緊要。
中國還踯躅在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中國還彷徨在向着資本主義前進，抑是向着民生主義為内容的社會主義前進的不定歧途。
如果理論連帶着現實，指示出了資本主義的禍害及其沒落前途，我們即使不要害怕資本主義，卻也沒有理由要“親近”資本主義。
第三，就是要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掃除有礙于中國社會經濟改造的一切觀念上的塵霧，那種塵霧，不僅是關于政治經濟學本身的，同樣是關于經濟學以外的一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方面的。
因為，政治經濟學是一種最有實踐性，最有現實性（把它看為與現實無關的學問，如前面所說，那不是因為政治經濟學本身沒有現實性，正是想回避它的現實性）的科學，能夠在經濟學方面把握正确的理論核心，則在政治學、社會學、哲學乃至自然科學方面所抱的諸種成見與幻想，都可廓清。
事實上，在帝國主義勢力影響下的中國，全般的社會意識，都滲透有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毒素，中國社會經濟上每一種變革，都有那種毒素在其中發生阻礙作用。
所以，中國不言改造則已，否則政治經濟學便當成為中國反對落後封建意識，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文化武器”，從而，如何運用這個武器，如何鍛煉這個武器，就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責任了。
此外，我還想特别提出下面這一點要求，以加大我們研究者的責任，那就是，我們要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逐漸努力創建一種專為中國人攻讀的政治經濟學。
也許有人疑問：第一，科學無國界，用不着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科學；第二，政治經濟學是現實經濟之理論上的表現，落後的中國經濟，如我們前面第一節所說，是怎樣也不能産生一種經濟學的。
但如果把我們所要求創立的政治經濟學，解釋為特别有利于中國人閱讀，特别能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特别能指出中國社會經濟改造途徑的經濟理論教程，那又當别論了，那種理論的全般體系，可以特别注意其論斷或結論在中國社會經濟上的應用；此外，其例解，其引證，盡可能把中國經濟實況，作為材料。
像這樣一種體裁與内容的政治經濟學，到目下為止，我們尚不曾發現。
我們盡管已有不少進步的政治經濟學讀物可供參考，也有不少的外國的政治經濟學者在為中國社會經濟理論努力，并已有相當的成果，但總不能十分适合我們的要求。
自然，像我在這裡所規定的供中國人研究的政治經濟學的内容，實際無非就是一個比較更切實用的政治經濟學讀本，但我其所以要把這方面的努力，作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一個鹄的，就是認為創立一種特别具有改造中國社會經濟，解除中國思想束縛的性質與内容的政治經濟學，是頗不同于依據現成材料來編述一個政治經濟學讀本的。
那頗需要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者，在有關世界經濟及中國經濟之正确理論體系上，分别來一些闡發準備的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