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政治經濟學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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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生産物，在地租、利潤、工資的名義下，分歸各階級……”（郭大力、王亞南譯《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序言）
從裡嘉圖這幾句簡短的話裡，我們看不出他與亞丹斯密前面那種說明的區别。
不過，斯密的樂觀主義的分配觀，到了裡嘉圖手中變得非常黯淡了。
他對于分配上這三個形态——地租、利潤、工資——個别性質，已會反映現實的情勢，加以明确的區别。
或者說，他正好是想要确定它們本質上的差别，确定它們相互間的對立關系，才把它們相提并論的。
裡嘉圖以後的經濟學者，或者說，在裡嘉圖以後，處在分配問題日益嚴重化，愈加需要從經濟意識上予以辯護的那種情勢下的經濟學者，他們就剛好利用這個公式的神秘性，企圖由這個公式來掩飾這三者間的區别，來從觀念上消除它們的對立性。
現在且分别就這個公式各組的個别方面及其綜合的全體方面，來辨析其不合理的究竟。
（1）從個别考察上看出的不合理 這裡所謂個别考察，就是就組織這個公式的三分組，加以考察。
首先，我們來看 土地——地租 把土地作為地租的來源，作為地租所由形成的原因；反過來，地租當作土地的結果，從常識上來判斷，這個命題，并不是不可以成立，而在實際上，這個命題，已在一般人觀念中，看得非常顯然，而且将其定式化了。
但這個命題用這種公式表現出來，其用意并不全在指示地租是以土地為其來源，而主要是要表明，有了土地，自然而然要求地租，地租是有了土地的自然結果。
結局，這個在一定的特殊的社會，以土地所有權，即以對地球一片段的私有為前提條件的土地——地租，就表現為超然曆史的存在了，就表現為再自然再合理不過的真理了。
但是這個當作“真理”存在的事實，一揭穿它在土地——地租這個公式中所含的秘密，就要暴露出不合理的“内情”。
土地是一種自然物，它雖然在每個社會形态下，都拿來作為生産要素，但并不是一拿來作為生産要素，就自然的要造出地租，造出一種作為物來理解的社會關系。
可知把自然物土地看作勒取地租的手段，是特定社會的産物，是由特定的人為法律所支持的。
一般地講，土地——地租這個公式，根本不能成立；就特定社會來說，那卻也隻能反映出不自然不合理的關系。
次說 資本——利潤 經濟學者對于公式中的這個分組，有時還用這種表現方式，即資本——利息。
這比資本——利潤這個表現方式，還有神秘性。
因為在資本——利息中，當中的媒介全消失了，生息資本回歸到所有者手中，是當作媒介的循環（即資本在現實運動中，先由貨币資本轉化為生産手段，再通過生産過程，轉化為商品，由商品售賣後歸到資本家手中的循環）分離的。
它表現為會自行生産貨币的貨币。
所以，這個表現方式：資本——利息，最無意義，但也許因為最無意義，就顯得最有神秘性了。
資本——利潤這個表現方式，無疑是比較接近現實，比較能顯示現實的關系。
但一般經濟學者對于這個表現方式的看法，是表示資本自然要産生利潤，正如土地自然要産生地租一樣。
利潤是當作資本的結果而産生出來的。
在這裡，我們因為篇幅的限制，不能深入地說明“資本是以物為媒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故資本——利潤這個表現方式根本不妥當。
但擁護這個表現方式的經濟學者，有時也不自覺地把它否定了，就是他們無論把資本當作價值體（就貨币來說）來考察，抑是當作物質體（就勞動的生産條件：機械、原料等等的使用價值方面來說）來考察，都難于安心地承認利潤會直接從資本産生出來的時候，他們就借助于轉一個彎的說明，說利潤是對于資本所有者即資本家的勞動的報酬，或資本家“忍欲”不事浪費（典型庸俗經濟學者西尼爾的大發現）的結果。
無論就那一個說法，都把資本——利潤這個表現方式否定了。
經濟學者盡管自己把這個表現方式否定了，但資本——利潤在他們心目中，仍然是看作一種出于自然的安排。
最後再看 勞動——工資 這是把工資作為勞動的價格來表現的。
照前面的說明，在這裡，勞動被看作是工資的來源，工資也自然是勞動的結果，不勞動，即無工資，勞動了，決不能不給予工資。
這頗像是自然大公無私的法理。
但首先我們須得明了，勞動就它本身說，它是不存在的，是一個抽象；就社會方面考察，它是指着人類和自然的物質代謝機能所賴以促成人類的生産活動，無論就那一點解釋，我們顯然不能說是對它支付代價，對一個抽象，對一種活動機能支付代價，是怎麼也說不通的。
不錯，在“勞動力”（Arbeitskraft）這是語辭，尚未被提出以前，經濟學者是不覺含糊地把“勞動”來作為“勞動力”的代用語，但這也不能為他們的錯誤解脫。
勞動——工資，是被當作一種超然曆史的表現方式來解釋的。
好像工資勞動，勞動工資，是一切社會通有的形态，我們當前的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不過是把這種形态，當作一份曆史的傳統事實繼承下來罷了。
不但此也，在資本行使着統治的社會裡，竟用這種表現方式來确定勞動對于工資的要求權，一如土地對于地租的要求權，資本對于利潤的要求權一樣。
這樣“無私的”，一視同仁的表示，倒甯可說是出于經濟學者的“公正”與“慷慨”。
但我們如其把這整個公式的個别分組加以綜合的考察，卻又隻能證示那種表現方式中所蓄的“機詐”。
（2）從綜合考察上看出的不合理 這整個公式，即土地——地租，資本——利潤，勞動——工資的公式，所以成功為三位一體的組合，似乎隻有這一點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各分組的表現方式，都是消除了任何例外，除曆史限制的一般的表現方式。
從這出發，又導出了另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個别分組，都是看作自然安排的自然關系。
但我們一考察實際，就知道這兩個共同點，完全是存在于經濟學者觀念中的，或者說，經濟學者是把這兩者作為目的，來構成這個公式的。
我們且來檢點一下這三個分組的前項，即土地、資本、勞動，我們已經知道：土地是自然物，資本就它的價值關系來說也好，就它的物質體或使用價值的關系來說也好，通是以物為媒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而勞動，則是一個看作生産活動的社會機能，在其本身，且是一個抽象。
這三者的性質，看不出一個共同點。
而個别以它們這三個分組前項為來源的地租、利潤、工資，極其限，可以說它們分别構成社會各階級的所得或收入，是其共通點，但問題也從這裡發生了。
為什麼有的收入，如勞動者的收入，要靠勞動者自身的生産活動才能得到；有的收入，如資本家的收入，不用自己操勞，或隻行使監督職權就能得到；最後，有的收入，如地主的收入，他不但不用直接作生産活動，且無須操監督的煩勞，隻要法律确定地球的一個片段為他所私有，他就大可遊樂在千百裡外，而消費他人在那塊土地上所生産的果實。
這三個不同性質的收入，理應不能“一視同仁”。
而且不幸的是，這三個收入的來源，雖然被經濟學者分劃得非常清楚，但溯其本源，卻又都不外是出自一定勞動，推動一定資本，在一定土地上所生産的價值生産物。
這價值生産物，先分劃為工資與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再分劃為利潤與地租，這同一價值生産物，或者說，一定量的價值生産物，區劃為地租、利潤、工資三者的來源，它們之間分配的比例，或益于此必損于彼的比例關系，就顯然要表現為它們相互對立的關系，這無疑是這個三位一體公式的緻命的矛盾。
這種矛盾，前述裡嘉圖一流古典經濟學者，盡管不稍隐諱地揭露出來，而此後的庸俗經濟學者，卻故意用這種公式，來掩飾，來塗抹現實的對立痕迹。
并且，他們至少也意識到，勞動者賣了力，要獲得夠維持其生存，維持其繼續勞動所必要的工資，那不獨十分必要，而且是非常合理的。
由于公式中的這個分組取得了合理的存在（仍是他們想象中的），把其他兩分組與它合組在一個公式中，自然都合理化了。
不過，這樣做，有意識地這樣做，畢竟還是少數較有見地的經濟學者，其他不過習為模仿，機械地奉為金科玉律罷了。
在大體上，這個三位一體公式的流行，還受了四分主義的不少影響，也可說，兩者相互加大了不合理的程度。
在四分主義的體裁下，地租、工資、利潤是比例在分配項下（前述四分主義的創始者詹姆斯·穆勒，就曾在“論分配”那一章，把這三項分别為三節來說明），而将其來源土地、勞動、資本比例在生産項下，這樣，這個公式就像更取得合理的外觀了。
因為參加生産的要素，各在分配上獲得一份報酬，在另一方面，這個公式在形式上的配列，也給了采行四分主義的一種便利。
它們是無獨有偶，相得益彰了。
這是挽近經濟學一般内容的典型和标本。
濡染在這種經濟學傳統下的中國經濟學者，從而，在中國經濟學界，也自然是依樣畫葫蘆地千篇一律地反映出來，但偶然檢點時下的經濟學讀物，似乎有了一點“改革”。
說是因為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家特别看重消費的緣故，中國近來的經濟學著述，有的硬把消費論“調升”到生産論前面（如趙蘭坪、吳世瑞等的著作），使四分主義上的第一把交椅，由消費占據起來。
此外，在生産項下，除了土地、勞動、資本，又添一個生産要素，是曰“組織”，不過這一“改革”，就使分配項下以組織為來源的收入，尚不易找到受主了。
大概結局仍是劃歸負擔生産的組織責任的資本家。
但這對于三位一體公式，卻就未免發生破壞的影響了。
總之，中國經濟學界的政治經濟學著述，大體是依四分主義法式和三位一體公式的模本仿造出來的。
這種形式，這種體裁，這種性質的經濟學，又無怪研究者們把它看成了與現實經濟，與資本主義各國經濟變動，特别是與中國社會經濟改造問題，不生關系的學問了。
但是我們應不應該研究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呢？ （四）我們應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 對于中國經濟學界，一向研究政治經濟所采的方式，及其所視為政治經濟學之典型模本的内容，已在前兩節都批論過了。
在那種批論中，我始終沒有忘記一點，就是，與我們中國所處的現實社會經濟地位相照應，中國經濟學界不可避免，不可諱言地要表現一種落後的征候。
因為政治經濟學本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産物，我們自己的經濟環境無法産生一種特别的政治經濟學。
同時，現實經濟環境又限定了我們對于政治經濟學修養的程度，于是，我們對于舶來品的政治經濟學所表現的模仿或“人雲亦雲”的現象，就可說是十分必然的一種趨勢了。
而且，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在衰落過程中，更需要一種掩飾現實狀況的經濟學作為掩護，以緻我們前面指出的那種無關現實或歪曲現實的經濟學格外風行，這又足以加強我們經濟
不過，斯密的樂觀主義的分配觀，到了裡嘉圖手中變得非常黯淡了。
他對于分配上這三個形态——地租、利潤、工資——個别性質，已會反映現實的情勢，加以明确的區别。
或者說，他正好是想要确定它們本質上的差别，确定它們相互間的對立關系，才把它們相提并論的。
裡嘉圖以後的經濟學者，或者說，在裡嘉圖以後，處在分配問題日益嚴重化，愈加需要從經濟意識上予以辯護的那種情勢下的經濟學者，他們就剛好利用這個公式的神秘性，企圖由這個公式來掩飾這三者間的區别，來從觀念上消除它們的對立性。
現在且分别就這個公式各組的個别方面及其綜合的全體方面，來辨析其不合理的究竟。
（1）從個别考察上看出的不合理 這裡所謂個别考察，就是就組織這個公式的三分組，加以考察。
首先，我們來看 土地——地租 把土地作為地租的來源，作為地租所由形成的原因；反過來，地租當作土地的結果，從常識上來判斷，這個命題，并不是不可以成立，而在實際上，這個命題，已在一般人觀念中，看得非常顯然，而且将其定式化了。
但這個命題用這種公式表現出來，其用意并不全在指示地租是以土地為其來源，而主要是要表明，有了土地，自然而然要求地租，地租是有了土地的自然結果。
結局，這個在一定的特殊的社會，以土地所有權，即以對地球一片段的私有為前提條件的土地——地租，就表現為超然曆史的存在了，就表現為再自然再合理不過的真理了。
但是這個當作“真理”存在的事實，一揭穿它在土地——地租這個公式中所含的秘密，就要暴露出不合理的“内情”。
土地是一種自然物，它雖然在每個社會形态下，都拿來作為生産要素，但并不是一拿來作為生産要素，就自然的要造出地租，造出一種作為物來理解的社會關系。
可知把自然物土地看作勒取地租的手段，是特定社會的産物，是由特定的人為法律所支持的。
一般地講，土地——地租這個公式，根本不能成立；就特定社會來說，那卻也隻能反映出不自然不合理的關系。
次說 資本——利潤 經濟學者對于公式中的這個分組，有時還用這種表現方式，即資本——利息。
這比資本——利潤這個表現方式，還有神秘性。
因為在資本——利息中，當中的媒介全消失了，生息資本回歸到所有者手中，是當作媒介的循環（即資本在現實運動中，先由貨币資本轉化為生産手段，再通過生産過程，轉化為商品，由商品售賣後歸到資本家手中的循環）分離的。
它表現為會自行生産貨币的貨币。
所以，這個表現方式：資本——利息，最無意義，但也許因為最無意義，就顯得最有神秘性了。
資本——利潤這個表現方式，無疑是比較接近現實，比較能顯示現實的關系。
但一般經濟學者對于這個表現方式的看法，是表示資本自然要産生利潤，正如土地自然要産生地租一樣。
利潤是當作資本的結果而産生出來的。
在這裡，我們因為篇幅的限制，不能深入地說明“資本是以物為媒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故資本——利潤這個表現方式根本不妥當。
但擁護這個表現方式的經濟學者，有時也不自覺地把它否定了，就是他們無論把資本當作價值體（就貨币來說）來考察，抑是當作物質體（就勞動的生産條件：機械、原料等等的使用價值方面來說）來考察，都難于安心地承認利潤會直接從資本産生出來的時候，他們就借助于轉一個彎的說明，說利潤是對于資本所有者即資本家的勞動的報酬，或資本家“忍欲”不事浪費（典型庸俗經濟學者西尼爾的大發現）的結果。
無論就那一個說法，都把資本——利潤這個表現方式否定了。
經濟學者盡管自己把這個表現方式否定了，但資本——利潤在他們心目中，仍然是看作一種出于自然的安排。
最後再看 勞動——工資 這是把工資作為勞動的價格來表現的。
照前面的說明，在這裡，勞動被看作是工資的來源，工資也自然是勞動的結果，不勞動，即無工資，勞動了，決不能不給予工資。
這頗像是自然大公無私的法理。
但首先我們須得明了，勞動就它本身說，它是不存在的，是一個抽象；就社會方面考察，它是指着人類和自然的物質代謝機能所賴以促成人類的生産活動，無論就那一點解釋，我們顯然不能說是對它支付代價，對一個抽象，對一種活動機能支付代價，是怎麼也說不通的。
不錯，在“勞動力”（Arbeitskraft）這是語辭，尚未被提出以前，經濟學者是不覺含糊地把“勞動”來作為“勞動力”的代用語，但這也不能為他們的錯誤解脫。
勞動——工資，是被當作一種超然曆史的表現方式來解釋的。
好像工資勞動，勞動工資，是一切社會通有的形态，我們當前的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不過是把這種形态，當作一份曆史的傳統事實繼承下來罷了。
不但此也，在資本行使着統治的社會裡，竟用這種表現方式來确定勞動對于工資的要求權，一如土地對于地租的要求權，資本對于利潤的要求權一樣。
這樣“無私的”，一視同仁的表示，倒甯可說是出于經濟學者的“公正”與“慷慨”。
但我們如其把這整個公式的個别分組加以綜合的考察，卻又隻能證示那種表現方式中所蓄的“機詐”。
（2）從綜合考察上看出的不合理 這整個公式，即土地——地租，資本——利潤，勞動——工資的公式，所以成功為三位一體的組合，似乎隻有這一點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各分組的表現方式，都是消除了任何例外，除曆史限制的一般的表現方式。
從這出發，又導出了另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個别分組，都是看作自然安排的自然關系。
但我們一考察實際，就知道這兩個共同點，完全是存在于經濟學者觀念中的，或者說，經濟學者是把這兩者作為目的，來構成這個公式的。
我們且來檢點一下這三個分組的前項，即土地、資本、勞動，我們已經知道：土地是自然物，資本就它的價值關系來說也好，就它的物質體或使用價值的關系來說也好，通是以物為媒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而勞動，則是一個看作生産活動的社會機能，在其本身，且是一個抽象。
這三者的性質，看不出一個共同點。
而個别以它們這三個分組前項為來源的地租、利潤、工資，極其限，可以說它們分别構成社會各階級的所得或收入，是其共通點，但問題也從這裡發生了。
為什麼有的收入，如勞動者的收入，要靠勞動者自身的生産活動才能得到；有的收入，如資本家的收入，不用自己操勞，或隻行使監督職權就能得到；最後，有的收入，如地主的收入，他不但不用直接作生産活動，且無須操監督的煩勞，隻要法律确定地球的一個片段為他所私有，他就大可遊樂在千百裡外，而消費他人在那塊土地上所生産的果實。
這三個不同性質的收入，理應不能“一視同仁”。
而且不幸的是，這三個收入的來源，雖然被經濟學者分劃得非常清楚，但溯其本源，卻又都不外是出自一定勞動，推動一定資本，在一定土地上所生産的價值生産物。
這價值生産物，先分劃為工資與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再分劃為利潤與地租，這同一價值生産物，或者說，一定量的價值生産物，區劃為地租、利潤、工資三者的來源，它們之間分配的比例，或益于此必損于彼的比例關系，就顯然要表現為它們相互對立的關系，這無疑是這個三位一體公式的緻命的矛盾。
這種矛盾，前述裡嘉圖一流古典經濟學者，盡管不稍隐諱地揭露出來，而此後的庸俗經濟學者，卻故意用這種公式，來掩飾，來塗抹現實的對立痕迹。
并且，他們至少也意識到，勞動者賣了力，要獲得夠維持其生存，維持其繼續勞動所必要的工資，那不獨十分必要，而且是非常合理的。
由于公式中的這個分組取得了合理的存在（仍是他們想象中的），把其他兩分組與它合組在一個公式中，自然都合理化了。
不過，這樣做，有意識地這樣做，畢竟還是少數較有見地的經濟學者，其他不過習為模仿，機械地奉為金科玉律罷了。
在大體上，這個三位一體公式的流行，還受了四分主義的不少影響，也可說，兩者相互加大了不合理的程度。
在四分主義的體裁下，地租、工資、利潤是比例在分配項下（前述四分主義的創始者詹姆斯·穆勒，就曾在“論分配”那一章，把這三項分别為三節來說明），而将其來源土地、勞動、資本比例在生産項下，這樣，這個公式就像更取得合理的外觀了。
因為參加生産的要素，各在分配上獲得一份報酬，在另一方面，這個公式在形式上的配列，也給了采行四分主義的一種便利。
它們是無獨有偶，相得益彰了。
這是挽近經濟學一般内容的典型和标本。
濡染在這種經濟學傳統下的中國經濟學者，從而，在中國經濟學界，也自然是依樣畫葫蘆地千篇一律地反映出來，但偶然檢點時下的經濟學讀物，似乎有了一點“改革”。
說是因為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家特别看重消費的緣故，中國近來的經濟學著述，有的硬把消費論“調升”到生産論前面（如趙蘭坪、吳世瑞等的著作），使四分主義上的第一把交椅，由消費占據起來。
此外，在生産項下，除了土地、勞動、資本，又添一個生産要素，是曰“組織”，不過這一“改革”，就使分配項下以組織為來源的收入，尚不易找到受主了。
大概結局仍是劃歸負擔生産的組織責任的資本家。
但這對于三位一體公式，卻就未免發生破壞的影響了。
總之，中國經濟學界的政治經濟學著述，大體是依四分主義法式和三位一體公式的模本仿造出來的。
這種形式，這種體裁，這種性質的經濟學，又無怪研究者們把它看成了與現實經濟，與資本主義各國經濟變動，特别是與中國社會經濟改造問題，不生關系的學問了。
但是我們應不應該研究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呢？ （四）我們應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 對于中國經濟學界，一向研究政治經濟所采的方式，及其所視為政治經濟學之典型模本的内容，已在前兩節都批論過了。
在那種批論中，我始終沒有忘記一點，就是，與我們中國所處的現實社會經濟地位相照應，中國經濟學界不可避免，不可諱言地要表現一種落後的征候。
因為政治經濟學本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産物，我們自己的經濟環境無法産生一種特别的政治經濟學。
同時，現實經濟環境又限定了我們對于政治經濟學修養的程度，于是，我們對于舶來品的政治經濟學所表現的模仿或“人雲亦雲”的現象，就可說是十分必然的一種趨勢了。
而且，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在衰落過程中，更需要一種掩飾現實狀況的經濟學作為掩護，以緻我們前面指出的那種無關現實或歪曲現實的經濟學格外風行，這又足以加強我們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