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政治經濟學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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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于中國經濟的改造，大有毒害？
事實上，提出中國經濟改造問題的中國經濟學者，他盡管極口诋罵帝國主義，昌言解脫民族資本發展的束縛，但他們所提出的改造方案，隻是依據同一套政治經濟學教義，那套教義，卻正好是叫中國民族資本“屈伏”在整個資本主義系列之下，而盡其殖民地經濟形态的機能的。
然而，這個非常明白的矛盾，他們并不曾意識到。
這就是因為他們從沒有把政治經濟學這種科學，當作與中國社會經濟問題有關的學問來研究。
以上三種不同的研究經濟學的方式，究其旨趣，無非是把理論與現實隔離開，不過程度互有不同罷了。
（三）我們一向在研究怎樣的政治經濟學？ 前一節關于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或方式的說明，已可想見我們一向所研究的經濟學，具有怎樣的内容了。
但為補充前面的說明，這裡且就我們所研究的政治經濟學本身，較具體地指出其根本的缺陷。
要就我們研究的經濟學本身來考察，勢不能不注意到我們時下流行的有關經濟學的書，特别是有關經濟學原理原則，或題稱為經濟學“原理”“概論”一類的書。
由大學講堂到一般經濟學的出版物，都應成為我們考察的對象。
不過，為了集中論點，指出一般趨勢起見，最好是就我們經濟學研究者奉為教義，視為不可逾越的圭臬來演述的經濟理論；或者就最通行的，每個經濟學初學者，都須領教領教的經濟學入門書，揭出其共通的千篇一律的論旨與方式，以為下面鑒别批論的張本。
自然，我這裡所批論的經濟學讀物，不僅是我們經濟學者的書，我們經濟學者編著所依據的，或直截了當用原本教授的，乃至指定初學者參考的外國經濟學者的著述，都包括在内。
因為事實上，現代經濟學教義所顯示的破綻，中國經濟學者還負不了責，且也似乎毋庸代人受過，他們至多不過做了一點傳述或轉述工作。
所有這些經濟學讀物的最顯著的共通點，由它們叙述的體裁，或叙述的程序，反映得非常明白。
經濟學上所謂四分主義說，三位一體說，差不多是所有這類讀物所依以構成其内容的方式。
揭開無論那一部這類的書，除了首先對經濟學加以定義，并解述其本質任務及方法外，接着就是生産、分配、交換、消費這四大部門的分别演繹，而在這四大部門的每一部門中，也差不多全是就資本、勞動、土地，從而，就資本家、勞動者、地主，又從而就利潤、工資、地租這幾大要素，幾大單元，整齊劃一的排比出來，構成經濟學的整然系列。
這種形式上的整秩，正好象征資本主義社會表面的秩序，而資本主義社會生産的無政府狀态和分配上的不合理卻也正好象征這種具有整秩外觀的經濟學的内部結構的淩亂。
我覺得，把經濟學上的這諸般法式或體裁加以論述，那就可想見我們所研究的政治經濟學，究具有怎樣的特質了。
同時，一般政治經濟學研究者，所以常在理論與現實之間掘起一條鴻溝，也不難由此得到理解。
現在且就上述的四分主義說和三位一體說，分别加以檢讨。
1.四分主義說的檢讨 經濟學上之有四分主義出現，那是經濟學已經庸俗化了的結果。
在以前古典學派的幾位經濟學大師的著述，都看不到此種體裁。
亞丹斯密的大著《國富論》以分工論開始，裡嘉圖的《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以價值論開始。
都是随着理論的展開，把生産、分配、交換、消費的事實，不拘形式地，分别就其在全經濟運動中扮演的機能，予以說明。
但自一八二一年詹姆士·穆勒（JamesMill）出版其《經濟學要義》（ElementsofPoliticalEconomy），把全書分為四章：第一章生産（Production），第二章分配（Distribution），第三章交易（Interchange），第四章消費（Consumption），于是經濟學上，就有所謂四分主義。
他這部書的寫成，原是由于他與裡嘉圖頗有友誼，裡嘉圖那部大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的出版，就是出于他的慫恿。
但因為他覺得那書艱深難解，不便初學，故特于攜子約翰穆勒（JohnStuartMill）散步時，擇講其中精義，令其筆記，後将此筆記整理潤色，以成此書。
他為了把裡嘉圖的艱深理論，加以明易條理講說，特采此四分法。
這種四分法體裁的采用裡嘉圖的理論體系，雖然變得矇糊不清了，但卻非常适合此後經濟學日益膚淺化普遍化與通俗化的要求。
所以愈到後來，四分法就愈加成為經濟學著述最通行的體裁了。
通觀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象，好像其經濟運動的程序，首先是生産物由生産領域産生出來，再分配在直接間接參加生産活動的各主體之間，比如，分配在資本家、勞動者及土地所有者之間，他們各将其所得，行使交換，最後把各各交換的成果，拿來消費。
最初一看，把這諸般經濟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按照這種次第，分為四個部門，排比出來，仿佛是再明白再自然不過的了。
但稍加檢讨，就知道這是極不合理的分論法。
這裡簡單指出以次兩個錯誤： （1）理論體系的支離 一個有組織的理論體系，應當有一個重心，有一個統一全部脈絡的中心樞紐。
等于“四頭政治”的四分法，不能把這個重心，這個中心樞紐告訴我們。
一個社會的總生産物，以如何的方式，如何的比例，分配在各成員之間；他們以如何的方式行使交換，以及消費的一般條件及其比重如何，均是取決于當前的生産形态。
有那種社會生産形态，就有那種與其相适應的分配形态，由一般流通顯示出的交換關系，它是作為全生産過程中的一個機能而作用着的，至于消費，在作為生産手段的消費的限内，已經是生産中的要素形态；而此外在作為生活資料的消費的限内，那在經濟學上，不過是當作附随事項，在必要場合提到罷了。
自然，一般消費能力的大小，交換範圍的廣狹，乃至分配比例的變動，都會在生産規模生産形态上，發生反撥的作用，但其作用，仍不過是行于一定生産形态生産關系所允許的範圍之内，生産在全經濟活動中所占的這種統一全部脈絡的中樞地位，單是把它位置在四分法的第一把交椅上，是表現不出來的。
把陪角同主角“平等”起來，把群衆和領袖看得一樣沒有差别，我們的經濟學者們是很容易感到不成體統的，但經濟學上的這平列式的無頭無腦的無政府狀态，他們卻絲毫感覺不到，且反而認定這正是井井有條的理論體系。
這裡我得順便指出，經濟學上四分法的這種“古典”作風，雖然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經濟學著述所一般宗法，但比較有點理解有點特見的經濟學者，卻大抵知道這是一種阻礙理論展開的格式，這是可以從他們著述中看得出來的。
（2）說明程序的淩亂 也許說，特别看重生産，把分配，特别是把交換、消費屈居在隸從地位，那是經濟學上某一部分人或某派的主張，而非大家一緻贊同的“公意”；還可說，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并不一定要特别對生産另眼相觀，才能建立起來，像大經濟學者裡嘉圖的名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就是着重分配問題；（裡氏在該書序言說：“……這種分配受支配于一定法則，确定這種法則，是經濟學上的主要問題。
”）主張限界效用說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者們，特别強調消費問題；此外，曆史學派的幾位名經濟學者，還把交換作為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樞紐，他們個别都完成了一定的經濟理論體系。
在這裡，因為篇幅的關系，我不能深入地解答這些問題，不過，我得指明，裡嘉圖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分配上面，那與這裡成為問題的四分主義無關，他不過由此限定研究的範圍，等于寫部分配論的著述一樣。
曆史學派經濟學者，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者，分别把交換或消費作為其理論的出發點，雖其理論的支離，我們往後還有從長讨論的機會，但他們并不一定是四分主義的宗法者。
即使退一萬步說，經濟理論的建立，并不一定要把社會生産形态作為重心，但整個經濟理論由四分主義或四分法去說明，一定是要顯得淩亂不堪的。
首先，現實的經濟活動，并不是顯分畛域地生産了再分配，接着再交換，最後始歸于消費。
一把生産過程看作是再生産過程，它的生産手段，就是交換分配過來的結果，同時生産還是一直由消費支持着進行的。
勞動手段的消費，勞動力的消費，乃至勞動者對于生活資料的消費，通是作為生産上的作用來說明的。
在觀念上把它們硬分出次第來，已經夠支離了，而況現在依次的解說上，又須全般的重疊。
消費主要是在生産領域進行的，結局，就大體要在生産項下來說明，往後又變一個花樣，在消費項下來說明。
分配的幾個主體，首先就在生産方面，事實上，生産上還不絕在行使着分配。
生産物當作生産要素加入生産領域，生産物又當作完成品從生産領域移到市場，它的來龍去脈，對交換發生了不可分離的關系。
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勞動力的買賣，是資本家生産日記上的一件基本事實，但這在生産項下必須處理的問題，又得在四分主義的交換項下去聽候擺布。
總之，在四分主義下勉強割裂開的諸般經濟事實，是難免說了又說的。
現在且進而論到與四分主義“相得益彰”的經濟三位一體說。
2.三位一體說 經濟學上的三位一體說，或經濟三位一體說，是用這個公式表現出來： 土地——地租 資本——利潤 勞動——工資 這個公式，自亞丹斯密以來，即為經濟學者所崇尚。
但對于這個公式的運用，則不盡相同。
斯密大著《國富論》第一篇，标題為“論勞動生産力改良的原因，并論勞動生産物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自然順序”，對于标題後半截，他是這樣說明的：“不論是誰，隻要自己的收入，出自他的源泉，他的收入，就一定出自這三個源泉：勞動、資本，或土地。
出自勞動的收入，稱為工資；出自資本的收入，稱為利潤；……專由土地生出的收入，通常稱為地租。
”（《國富論》中譯本上卷第六一頁）“一個每年土地勞動生産物的全價格，自然分為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土地地租這三部分。
對于三個不同階級的人民——依地租為生，依利潤為生及依工資為生的人民——構成各各不同的收入。
”（同前揭書第六〇頁） 斯密提出這種分配觀來的當時，困難的問題，尚在生産不得自由，所以對于分配，他認為隻要聽其自由相互競争，各階級間的利益，必跻于平等。
他是非常樂觀的，但是到了半世紀後，英國經濟學上的困難問題，漸漸移到分配上了，所以裡嘉圖那部應時産生的大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就把分配問題作為他研究的中心，他在同書序言上，加以這樣的說明：“勞動、機械、資本聯合使用在土地上面，所生産的一切土地生産物，分歸社會上三個階級即地主資本家與勞動者……”“全
然而，這個非常明白的矛盾，他們并不曾意識到。
這就是因為他們從沒有把政治經濟學這種科學，當作與中國社會經濟問題有關的學問來研究。
以上三種不同的研究經濟學的方式，究其旨趣，無非是把理論與現實隔離開，不過程度互有不同罷了。
（三）我們一向在研究怎樣的政治經濟學？ 前一節關于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或方式的說明，已可想見我們一向所研究的經濟學，具有怎樣的内容了。
但為補充前面的說明，這裡且就我們所研究的政治經濟學本身，較具體地指出其根本的缺陷。
要就我們研究的經濟學本身來考察，勢不能不注意到我們時下流行的有關經濟學的書，特别是有關經濟學原理原則，或題稱為經濟學“原理”“概論”一類的書。
由大學講堂到一般經濟學的出版物，都應成為我們考察的對象。
不過，為了集中論點，指出一般趨勢起見，最好是就我們經濟學研究者奉為教義，視為不可逾越的圭臬來演述的經濟理論；或者就最通行的，每個經濟學初學者，都須領教領教的經濟學入門書，揭出其共通的千篇一律的論旨與方式，以為下面鑒别批論的張本。
自然，我這裡所批論的經濟學讀物，不僅是我們經濟學者的書，我們經濟學者編著所依據的，或直截了當用原本教授的，乃至指定初學者參考的外國經濟學者的著述，都包括在内。
因為事實上，現代經濟學教義所顯示的破綻，中國經濟學者還負不了責，且也似乎毋庸代人受過，他們至多不過做了一點傳述或轉述工作。
所有這些經濟學讀物的最顯著的共通點，由它們叙述的體裁，或叙述的程序，反映得非常明白。
經濟學上所謂四分主義說，三位一體說，差不多是所有這類讀物所依以構成其内容的方式。
揭開無論那一部這類的書，除了首先對經濟學加以定義，并解述其本質任務及方法外，接着就是生産、分配、交換、消費這四大部門的分别演繹，而在這四大部門的每一部門中，也差不多全是就資本、勞動、土地，從而，就資本家、勞動者、地主，又從而就利潤、工資、地租這幾大要素，幾大單元，整齊劃一的排比出來，構成經濟學的整然系列。
這種形式上的整秩，正好象征資本主義社會表面的秩序，而資本主義社會生産的無政府狀态和分配上的不合理卻也正好象征這種具有整秩外觀的經濟學的内部結構的淩亂。
我覺得，把經濟學上的這諸般法式或體裁加以論述，那就可想見我們所研究的政治經濟學，究具有怎樣的特質了。
同時，一般政治經濟學研究者，所以常在理論與現實之間掘起一條鴻溝，也不難由此得到理解。
現在且就上述的四分主義說和三位一體說，分别加以檢讨。
1.四分主義說的檢讨 經濟學上之有四分主義出現，那是經濟學已經庸俗化了的結果。
在以前古典學派的幾位經濟學大師的著述，都看不到此種體裁。
亞丹斯密的大著《國富論》以分工論開始，裡嘉圖的《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以價值論開始。
都是随着理論的展開，把生産、分配、交換、消費的事實，不拘形式地，分别就其在全經濟運動中扮演的機能，予以說明。
但自一八二一年詹姆士·穆勒（JamesMill）出版其《經濟學要義》（ElementsofPoliticalEconomy），把全書分為四章：第一章生産（Production），第二章分配（Distribution），第三章交易（Interchange），第四章消費（Consumption），于是經濟學上，就有所謂四分主義。
他這部書的寫成，原是由于他與裡嘉圖頗有友誼，裡嘉圖那部大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的出版，就是出于他的慫恿。
但因為他覺得那書艱深難解，不便初學，故特于攜子約翰穆勒（JohnStuartMill）散步時，擇講其中精義，令其筆記，後将此筆記整理潤色，以成此書。
他為了把裡嘉圖的艱深理論，加以明易條理講說，特采此四分法。
這種四分法體裁的采用裡嘉圖的理論體系，雖然變得矇糊不清了，但卻非常适合此後經濟學日益膚淺化普遍化與通俗化的要求。
所以愈到後來，四分法就愈加成為經濟學著述最通行的體裁了。
通觀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象，好像其經濟運動的程序，首先是生産物由生産領域産生出來，再分配在直接間接參加生産活動的各主體之間，比如，分配在資本家、勞動者及土地所有者之間，他們各将其所得，行使交換，最後把各各交換的成果，拿來消費。
最初一看，把這諸般經濟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按照這種次第，分為四個部門，排比出來，仿佛是再明白再自然不過的了。
但稍加檢讨，就知道這是極不合理的分論法。
這裡簡單指出以次兩個錯誤： （1）理論體系的支離 一個有組織的理論體系，應當有一個重心，有一個統一全部脈絡的中心樞紐。
等于“四頭政治”的四分法，不能把這個重心，這個中心樞紐告訴我們。
一個社會的總生産物，以如何的方式，如何的比例，分配在各成員之間；他們以如何的方式行使交換，以及消費的一般條件及其比重如何，均是取決于當前的生産形态。
有那種社會生産形态，就有那種與其相适應的分配形态，由一般流通顯示出的交換關系，它是作為全生産過程中的一個機能而作用着的，至于消費，在作為生産手段的消費的限内，已經是生産中的要素形态；而此外在作為生活資料的消費的限内，那在經濟學上，不過是當作附随事項，在必要場合提到罷了。
自然，一般消費能力的大小，交換範圍的廣狹，乃至分配比例的變動，都會在生産規模生産形态上，發生反撥的作用，但其作用，仍不過是行于一定生産形态生産關系所允許的範圍之内，生産在全經濟活動中所占的這種統一全部脈絡的中樞地位，單是把它位置在四分法的第一把交椅上，是表現不出來的。
把陪角同主角“平等”起來，把群衆和領袖看得一樣沒有差别，我們的經濟學者們是很容易感到不成體統的，但經濟學上的這平列式的無頭無腦的無政府狀态，他們卻絲毫感覺不到，且反而認定這正是井井有條的理論體系。
這裡我得順便指出，經濟學上四分法的這種“古典”作風，雖然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經濟學著述所一般宗法，但比較有點理解有點特見的經濟學者，卻大抵知道這是一種阻礙理論展開的格式，這是可以從他們著述中看得出來的。
（2）說明程序的淩亂 也許說，特别看重生産，把分配，特别是把交換、消費屈居在隸從地位，那是經濟學上某一部分人或某派的主張，而非大家一緻贊同的“公意”；還可說，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并不一定要特别對生産另眼相觀，才能建立起來，像大經濟學者裡嘉圖的名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就是着重分配問題；（裡氏在該書序言說：“……這種分配受支配于一定法則，确定這種法則，是經濟學上的主要問題。
”）主張限界效用說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者們，特别強調消費問題；此外，曆史學派的幾位名經濟學者，還把交換作為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樞紐，他們個别都完成了一定的經濟理論體系。
在這裡，因為篇幅的關系，我不能深入地解答這些問題，不過，我得指明，裡嘉圖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分配上面，那與這裡成為問題的四分主義無關，他不過由此限定研究的範圍，等于寫部分配論的著述一樣。
曆史學派經濟學者，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者，分别把交換或消費作為其理論的出發點，雖其理論的支離，我們往後還有從長讨論的機會，但他們并不一定是四分主義的宗法者。
即使退一萬步說，經濟理論的建立，并不一定要把社會生産形态作為重心，但整個經濟理論由四分主義或四分法去說明，一定是要顯得淩亂不堪的。
首先，現實的經濟活動，并不是顯分畛域地生産了再分配，接着再交換，最後始歸于消費。
一把生産過程看作是再生産過程，它的生産手段，就是交換分配過來的結果，同時生産還是一直由消費支持着進行的。
勞動手段的消費，勞動力的消費，乃至勞動者對于生活資料的消費，通是作為生産上的作用來說明的。
在觀念上把它們硬分出次第來，已經夠支離了，而況現在依次的解說上，又須全般的重疊。
消費主要是在生産領域進行的，結局，就大體要在生産項下來說明，往後又變一個花樣，在消費項下來說明。
分配的幾個主體，首先就在生産方面，事實上，生産上還不絕在行使着分配。
生産物當作生産要素加入生産領域，生産物又當作完成品從生産領域移到市場，它的來龍去脈，對交換發生了不可分離的關系。
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勞動力的買賣，是資本家生産日記上的一件基本事實，但這在生産項下必須處理的問題，又得在四分主義的交換項下去聽候擺布。
總之，在四分主義下勉強割裂開的諸般經濟事實，是難免說了又說的。
現在且進而論到與四分主義“相得益彰”的經濟三位一體說。
2.三位一體說 經濟學上的三位一體說，或經濟三位一體說，是用這個公式表現出來： 土地——地租 資本——利潤 勞動——工資 這個公式，自亞丹斯密以來，即為經濟學者所崇尚。
但對于這個公式的運用，則不盡相同。
斯密大著《國富論》第一篇，标題為“論勞動生産力改良的原因，并論勞動生産物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自然順序”，對于标題後半截，他是這樣說明的：“不論是誰，隻要自己的收入，出自他的源泉，他的收入，就一定出自這三個源泉：勞動、資本，或土地。
出自勞動的收入，稱為工資；出自資本的收入，稱為利潤；……專由土地生出的收入，通常稱為地租。
”（《國富論》中譯本上卷第六一頁）“一個每年土地勞動生産物的全價格，自然分為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土地地租這三部分。
對于三個不同階級的人民——依地租為生，依利潤為生及依工資為生的人民——構成各各不同的收入。
”（同前揭書第六〇頁） 斯密提出這種分配觀來的當時，困難的問題，尚在生産不得自由，所以對于分配，他認為隻要聽其自由相互競争，各階級間的利益，必跻于平等。
他是非常樂觀的，但是到了半世紀後，英國經濟學上的困難問題，漸漸移到分配上了，所以裡嘉圖那部應時産生的大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就把分配問題作為他研究的中心，他在同書序言上，加以這樣的說明：“勞動、機械、資本聯合使用在土地上面，所生産的一切土地生産物，分歸社會上三個階級即地主資本家與勞動者……”“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