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國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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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從這裡發現出來的。
可是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借“國家”或政府或政治上的大人物來擔當這“緩和”的任務，在另一方面，就無異加強加深了各國國家主義經濟主體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所以，國家資本主義就不但是國家主義經濟體系，同時還是備戰經濟體系。
這種局面一步一步的造成，為了維持整個資本階級的存在，許多個别資本家，特别是那些中下級資本家，就不免要在某些場合某種程度失其存在；為了完成或充實備戰經濟體系，就是大資本家階級，亦不得已為了要保持其資本的所有權，而不得不在某些場合某種程度暫時放棄其資本的直接使用權，芒克（Munk）的使用權革命的“大理論”（見芒克氏著《武力經濟學》），就是從這裡發現出來的。
銀行、大工廠，以及其他一切大的經營，就被重新改編過：德國在戰時包括有一百萬勞動者規模的戈林工廠，就是如此改編過來的。
經過了改編的一切産業，盡管資本家還保持其所有權，并依據所有權取得納粹經濟法令規定的利得，但那些産業，那些資本，都帶上了“國家”的帽子。
事實上，國家，或政府，或政治上的握權者，都在這種意義上，變成了資本家産業的“經理者”，盡管如上述芒克所說，若幹大資本家都“憎惡”這種資本形态，但這是他們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條件所命定了要采行的可能形态。
在這種形态下，正因為國家更明顯的變成為大資本家所有，同時，全社會的資本，也更表現得成為國家所有。
如其我們不妨稱這種資本為“國家資本”，那麼，這種國家資本，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高階段的特殊形态。
（四）中國社會是否能允許國家資本存在？ 依上面的說明，我們已見到兩個本質絕對不同的“國家資本”形态了。
其一是蘇聯型的國家資本，又其一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資本。
任何一個萬能的精神抄襲者，恐怕他也不好意思說：我們今日成為問題的官僚資本，正好是蘇聯型的國家資本，那麼，我們待考慮的，就是看我們的官僚資本，究與資本主義發展各階段的那一種的形态相類似；或除表象的類似以外，還有何種特質。
無論從那一方面說，資本主義極盛時，自由主義經濟，配合着議會政治的那一場合的“國家資本”，我們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為我們不獨沒有那種經濟條件，也沒有那種政治條件，尤其是從政者不得任意侵漁公私産業，混領公私資本，那與我們所謂官僚資本，根本無何等類似點。
如其我們還承認中國未完全脫卻初期的過渡的社會形态，如其我們還無法否認中國私人資本尚在開始形成的期間，中國政治上還是表現為專斷主義，官僚主義，封建主義的混合的形态，那我們在土地方面，在流動資本方面，乃至在其他現代性産業方面，凡以公家名義從事的經營甚至最大一部分以私人名義從事的經營，都不免與官的特權發生關系；我會在其他場合（見拙作《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把中國官僚資本分解為三個形态：官自己主要借官權取得的所有資本形态，官依職權直接運用的資本形态，官由運用公家資本，而由是使其他私人企業直接間接受其支配的資本形态。
在這三者中，由官僚運用的那一形态的資本，才算是官僚口頭上所宣揚的“國家資本”。
這以國家名義裝飾的資本，在當前這
可是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借“國家”或政府或政治上的大人物來擔當這“緩和”的任務，在另一方面，就無異加強加深了各國國家主義經濟主體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所以，國家資本主義就不但是國家主義經濟體系，同時還是備戰經濟體系。
這種局面一步一步的造成，為了維持整個資本階級的存在，許多個别資本家，特别是那些中下級資本家，就不免要在某些場合某種程度失其存在；為了完成或充實備戰經濟體系，就是大資本家階級，亦不得已為了要保持其資本的所有權，而不得不在某些場合某種程度暫時放棄其資本的直接使用權，芒克（Munk）的使用權革命的“大理論”（見芒克氏著《武力經濟學》），就是從這裡發現出來的。
銀行、大工廠，以及其他一切大的經營，就被重新改編過：德國在戰時包括有一百萬勞動者規模的戈林工廠，就是如此改編過來的。
經過了改編的一切産業，盡管資本家還保持其所有權，并依據所有權取得納粹經濟法令規定的利得，但那些産業，那些資本，都帶上了“國家”的帽子。
事實上，國家，或政府，或政治上的握權者，都在這種意義上，變成了資本家産業的“經理者”，盡管如上述芒克所說，若幹大資本家都“憎惡”這種資本形态，但這是他們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條件所命定了要采行的可能形态。
在這種形态下，正因為國家更明顯的變成為大資本家所有，同時，全社會的資本，也更表現得成為國家所有。
如其我們不妨稱這種資本為“國家資本”，那麼，這種國家資本，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高階段的特殊形态。
（四）中國社會是否能允許國家資本存在？ 依上面的說明，我們已見到兩個本質絕對不同的“國家資本”形态了。
其一是蘇聯型的國家資本，又其一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資本。
任何一個萬能的精神抄襲者，恐怕他也不好意思說：我們今日成為問題的官僚資本，正好是蘇聯型的國家資本，那麼，我們待考慮的，就是看我們的官僚資本，究與資本主義發展各階段的那一種的形态相類似；或除表象的類似以外，還有何種特質。
無論從那一方面說，資本主義極盛時，自由主義經濟，配合着議會政治的那一場合的“國家資本”，我們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為我們不獨沒有那種經濟條件，也沒有那種政治條件，尤其是從政者不得任意侵漁公私産業，混領公私資本，那與我們所謂官僚資本，根本無何等類似點。
如其我們還承認中國未完全脫卻初期的過渡的社會形态，如其我們還無法否認中國私人資本尚在開始形成的期間，中國政治上還是表現為專斷主義，官僚主義，封建主義的混合的形态，那我們在土地方面，在流動資本方面，乃至在其他現代性産業方面，凡以公家名義從事的經營甚至最大一部分以私人名義從事的經營，都不免與官的特權發生關系；我會在其他場合（見拙作《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把中國官僚資本分解為三個形态：官自己主要借官權取得的所有資本形态，官依職權直接運用的資本形态，官由運用公家資本，而由是使其他私人企業直接間接受其支配的資本形态。
在這三者中，由官僚運用的那一形态的資本，才算是官僚口頭上所宣揚的“國家資本”。
這以國家名義裝飾的資本，在當前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