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國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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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一定有利,或者足量資本額數的籌集,不易期之于私人的場合,則由國家承擔起來,結局,這種性質的國家資本,就從資本主義經濟發轫的當時,即為了便利或配合一般私人資本的發展,而與私人資本并存着。

    從這裡,我們顯然可以看到,這種形态的國家資本,與蘇聯的國家資本比較來看,那不過是表演着一種附屬的陪襯的作用。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私人資本,即使不是資本一般,卻無疑是資本主體。

    從而,在私人資本與國家資本之間,便存在着一個可以“相通”,可以“轉化”,或者可以“假公濟私”的可能的空隙。

    不過,這種“空隙”,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是有着極其不同的限度的。

     在資本主義的幼年期,即在私人資本開始形成的期間,政治上還是表現為專制主義的,官僚主義的,封建主義的混合的形态。

    因而,“奪取寺産,欺詐讓渡國有地,盜掠共有地,掠奪封建所有地氏族所有地,把它在無所顧忌的恐怖主義下,轉化為近代私有财産”,就可行所無事的照着意向作去了。

    而在動産方面,“以國民名義為裝飾的大銀行,在出生之始,即不外是一個私人投機者的公司,它站在政府方面,借着政府給予他的特權,而取得以貨币貸與政府的地位”,而它由此又是國債的債權者了。

    “國債的債權者,實際并不曾拿出什麼,因為它所貸與的金額,轉化為容易轉移的公債券了。

    這種公債券在它的手中,和同額硬券有相同的作用。

    由是産生了一個無所事事的食利者階級。

    ”(以上均見郭王譯《資本論》“原始蓄積”章)再往前去,私人資本逐漸在社會取得了優勢,私人資本所有者階級,早已為了保障他們既經取得了的資本權,強烈要求一種更适合他們權益的政治形态;他們盡管是利用政治特權胡亂取來的,卻不願他人亦利用政治特權再胡亂劫奪去。

    “侯之門,仁義存”,明辨權利義務,明辨群己權界的法治精神被強調和被遵守了。

     資本主義經濟在适合它的政治制度的保育下,得到成育發展之後,國家的全部權力,都被當作全體資本家階級共同享有,共同運用的東西。

    當私人資本發展的前途顯得非常光明,其機會又非常之多的時候,一方面,在國家名義下從事的經營,已經會相對的變得極不重要,或極為有限;另一方面,政治權勢者利用職權來擴大其私人資本,不但漸成為不可能,且漸成為不必要了。

    所以,在典型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官僚政治”這一用語,即使不時有人還用以攻擊政府,但與其初期形态比較起來,幾乎是另一意義的東西,也就因此之故,“官僚資本”在資本主義經濟這一階段,幾乎是不大有人談到的名詞。

     可是,當這典型的自由——個人主義經濟發展到轉形階段,國家逐漸伸展其幹涉統制的行動了。

    這在一方面看來,仿佛是政治上的人物,逐漸對經濟的發言權支配權增大了,但從另一方面看來,卻又表示是經濟上的人物,逐漸對政治的發言權和支配權增大了。

     簡單的分析這内情,即是:适應自由經濟的政治形态,就是所謂議會政治或者政黨政治,因為這種政治形态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産物,又因為資本主義在它最初發生的過程中,就已經包含有内在矛盾,包含有對立物——勞動者階級在裡面,它向前發展,這對立物也跟着發展,從而,本來是便利資本主義經濟的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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