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
關燈
小
中
大
是“悉随尊意”了。
我們社會本身，原本是缺乏實行統制經濟的先天條件的，但雖如此，我們戰時乃至戰後許多所謂公營事業或半公營事業，都一直在借着金融上的或産銷運購上的優先利益或特殊便利支持着。
比如在倒産歇業變成極普遍現象的今日，像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一類的大規模企業，卻在昌言着并預期着高額赢利，（其實，敢于誇稱有赢利的公營事業，恐怕也僅隻有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如像和它同時成立的中國蠶絲公司，其經理人就苦臉訴說：“我們是虧本事業。
”）這不是對于以往所加于公營事業之批評指摘的反駁麼？但仔細分析，就明白它是在經營的任何方面，都享有特殊便利的結果，換言之，也就是由于獨占的結果。
凡獨占經營所獲的利益依一般經濟原理評判起來，都是由于其他未享有同等優待的同類事業的損失。
它是把同業的犧牲作為營養而成長起來的。
大家試想想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從中央銀行所得到的無限制的貸款便利，它在購進原料和添補機件上所獲得的外彙和運輸上的優先便利，它的廠房公有不付租金的便利，它在運銷上與紗布統制密切關聯起來的便利，它的極龐大規模的托辣斯組織的便利，以及其他關于納稅方面所得的便利，殆無一不是由于獨占。
我們由中國紡織公司，不難類推到其他名義上公營或半公營官僚事業的發展的内情。
不但此也，獨占利益的本身，往往又會成為未享有此種利益，并因此種利益蒙受到緻命損害的其同類事業特殊化或官僚資本化的誘因。
一般未享受獨占利益的同類民間企業，要就是睜大眼看着自己沒落，否則就是讓那些握有政治經濟權勢的人，即可能使他也多少分有那種獨占利益的人，參加進來。
事實上，凡屬由官僚所參與的事業，不可避免的要由于人情主義，應付主義，形式主義而逐漸變得沒有效率，可是正因為如此，獨占更成為必要。
許多過于天真的人，還在高嚷着取消公營事業半公營事業的差别優遇，那其實就等于說是取消官僚資本本身，那是可能的麼？事業是否能存在，是否能發達，不取決于經營技術或效率，卻取決于是否取得獨占權利，單就這種場合來說，官僚資本之妨礙私資本和一般企業效率之改進或提高，就是非常明顯的了。
但其弊還不止此。
二、政治資本化 官僚私人對于獨占的利益，可依三個方式取得，其一是借着公營事業的經營，從中漁利。
其二是參加所謂“商股”到享有獨占權的半公營事業方面。
其三是讓私人經營獲有某種獨占，因而在那種私人經營中享有相應的“特殊股份”。
無論就那一個方式說，獨占的利益，都非靠着官，靠着政治勢力不行的。
獨占利益的大小，就同官的大小，政治權勢的大小發生了直接關系，結局，官僚資本的活動，必然表現為政治上的角逐，取得政權，變成了取得各種官僚資本利益的前提條件。
可是，這還是問題的一面，更壞的，卻是另一方面。
一個官，或一批有血肉關系的官，欲保持其已有的政治權勢，或擴大其已有的政治權勢，往往又得看他或他們是否運用有控制有大量的官僚資本，在這種意義上，官僚資本又變成了政治權勢取得的前提條件，所以，接近更進而支配某種較大規模的較有利益的公營事業（無論那事業是屬于生産方面的，抑是屬于交通金融等流通方面的），乃成為政治鬥争最基本的動因。
試從小焉者的縣，到省，到中央，所有各種派系主義地方主義之間的傾軋，盡管表面上有極其差異或極其合理的借口，而熟悉内情的人，卻是很容易指點出它們最後的目的所在的。
除了極少的場合外，我敢說，它們那些傾軋或鬥争，實無異官僚資本獨占權的分配鬥争。
把官僚資本當作保持政治權勢的手段，那和把政治權勢當作取得官僚資本的手段，本來是有其内在因果關聯的，但是言其弊害，前者就要比後者大得多，嚴重得多。
因為在前一場合，官僚資本勢将轉化為政治資本，官僚資本的活動，勢将歪曲到經濟本身以外去，某種公營事業一被某某政治巨頭所運用，那種事業将會自然而然的機關化為這巨頭一派的小喽啰們的“根據地”。
這一來，公司衙門化的可能性大增，在漁取“政治活動費”的名色下，一切腐化貪污就由此更加受到保障性的鼓勵了。
結局，官僚資本的經濟目的，勢不免要為其政治目的所犧牲。
惟其官僚資本與政治，政治勢力者如此密切的聯系，所以政治上一旦掀起波瀾，政治勢力者有了升沉去就，馬上就影響一切為官僚勢力所及的經濟部門，銀行也好，公司也好，其他任何企業組織也好，都相應發生脫節或崩解的現象。
新政治勢力上台後的經濟第一項“調整”工作，也許就是看對前任所留下的“大漏洞”，如何去彌縫；當他們在台下的時候，盡管對其蓄意打倒的對象，
我們社會本身，原本是缺乏實行統制經濟的先天條件的，但雖如此，我們戰時乃至戰後許多所謂公營事業或半公營事業，都一直在借着金融上的或産銷運購上的優先利益或特殊便利支持着。
比如在倒産歇業變成極普遍現象的今日，像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一類的大規模企業，卻在昌言着并預期着高額赢利，（其實，敢于誇稱有赢利的公營事業，恐怕也僅隻有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如像和它同時成立的中國蠶絲公司，其經理人就苦臉訴說：“我們是虧本事業。
”）這不是對于以往所加于公營事業之批評指摘的反駁麼？但仔細分析，就明白它是在經營的任何方面，都享有特殊便利的結果，換言之，也就是由于獨占的結果。
凡獨占經營所獲的利益依一般經濟原理評判起來，都是由于其他未享有同等優待的同類事業的損失。
它是把同業的犧牲作為營養而成長起來的。
大家試想想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從中央銀行所得到的無限制的貸款便利，它在購進原料和添補機件上所獲得的外彙和運輸上的優先便利，它的廠房公有不付租金的便利，它在運銷上與紗布統制密切關聯起來的便利，它的極龐大規模的托辣斯組織的便利，以及其他關于納稅方面所得的便利，殆無一不是由于獨占。
我們由中國紡織公司，不難類推到其他名義上公營或半公營官僚事業的發展的内情。
不但此也，獨占利益的本身，往往又會成為未享有此種利益，并因此種利益蒙受到緻命損害的其同類事業特殊化或官僚資本化的誘因。
一般未享受獨占利益的同類民間企業，要就是睜大眼看着自己沒落，否則就是讓那些握有政治經濟權勢的人，即可能使他也多少分有那種獨占利益的人，參加進來。
事實上，凡屬由官僚所參與的事業，不可避免的要由于人情主義，應付主義，形式主義而逐漸變得沒有效率，可是正因為如此，獨占更成為必要。
許多過于天真的人，還在高嚷着取消公營事業半公營事業的差别優遇，那其實就等于說是取消官僚資本本身，那是可能的麼？事業是否能存在，是否能發達，不取決于經營技術或效率，卻取決于是否取得獨占權利，單就這種場合來說，官僚資本之妨礙私資本和一般企業效率之改進或提高，就是非常明顯的了。
但其弊還不止此。
二、政治資本化 官僚私人對于獨占的利益，可依三個方式取得，其一是借着公營事業的經營，從中漁利。
其二是參加所謂“商股”到享有獨占權的半公營事業方面。
其三是讓私人經營獲有某種獨占，因而在那種私人經營中享有相應的“特殊股份”。
無論就那一個方式說，獨占的利益，都非靠着官，靠着政治勢力不行的。
獨占利益的大小，就同官的大小，政治權勢的大小發生了直接關系，結局，官僚資本的活動，必然表現為政治上的角逐，取得政權，變成了取得各種官僚資本利益的前提條件。
可是，這還是問題的一面，更壞的，卻是另一方面。
一個官，或一批有血肉關系的官，欲保持其已有的政治權勢，或擴大其已有的政治權勢，往往又得看他或他們是否運用有控制有大量的官僚資本，在這種意義上，官僚資本又變成了政治權勢取得的前提條件，所以，接近更進而支配某種較大規模的較有利益的公營事業（無論那事業是屬于生産方面的，抑是屬于交通金融等流通方面的），乃成為政治鬥争最基本的動因。
試從小焉者的縣，到省，到中央，所有各種派系主義地方主義之間的傾軋，盡管表面上有極其差異或極其合理的借口，而熟悉内情的人，卻是很容易指點出它們最後的目的所在的。
除了極少的場合外，我敢說，它們那些傾軋或鬥争，實無異官僚資本獨占權的分配鬥争。
把官僚資本當作保持政治權勢的手段，那和把政治權勢當作取得官僚資本的手段，本來是有其内在因果關聯的，但是言其弊害，前者就要比後者大得多，嚴重得多。
因為在前一場合，官僚資本勢将轉化為政治資本，官僚資本的活動，勢将歪曲到經濟本身以外去，某種公營事業一被某某政治巨頭所運用，那種事業将會自然而然的機關化為這巨頭一派的小喽啰們的“根據地”。
這一來，公司衙門化的可能性大增，在漁取“政治活動費”的名色下，一切腐化貪污就由此更加受到保障性的鼓勵了。
結局，官僚資本的經濟目的，勢不免要為其政治目的所犧牲。
惟其官僚資本與政治，政治勢力者如此密切的聯系，所以政治上一旦掀起波瀾，政治勢力者有了升沉去就，馬上就影響一切為官僚勢力所及的經濟部門，銀行也好，公司也好，其他任何企業組織也好，都相應發生脫節或崩解的現象。
新政治勢力上台後的經濟第一項“調整”工作，也許就是看對前任所留下的“大漏洞”，如何去彌縫；當他們在台下的時候，盡管對其蓄意打倒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