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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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銀行資本出現了，在本質上，我們的銀行資本，迄今仍濃厚的保持着高利貸的屬性（拙著《中國經濟原論》中“中國資本形态”篇曾對此作過比較詳盡的分析），或者說，更濃厚的保持着官僚的屬性。
中國官僚的生活形态，以及當前社會的客觀情勢，都不宜于從事生産活動，但卻更宜于從事高利貸性的投機的金融活動，以及這許多其他有關的原因湊合起來，使大大小小的官僚都不期然而然的把金融事業作為其經濟事業展開的出發點。
中國金融界老早就有所謂南四行北四行的系統的。
近廿年來因為許多新的金融勢力的出現，使得原來的系統有了不少的錯合的改變，但有一點是不曾改變或者隻有“變本加厲”的改變的，那就是你不論翻看那一個銀行的董事會，理監事會的名錄，卻總可發現那都是一批一批的官僚或準官僚或者他們的家族。
公家銀行固如此，所謂私立，實際仍不外是“官立”的銀行亦如此，那怕是若幹真正的民間銀行，它們亦得為了實際上的經營的特殊便利的取得，而不能不拉若幹政治上的紅人來撐撐門面，雖然政治上的紅人，往往也因為公然出面經商，有礙視聽，而失官格，竟也标列出一些“莫須有”的商人，作為“僞裝的後台”。
在這場合，倒不是民借“官力”，而是官借“民名”了。
我曾想，中國社會中的最複雜場面，往往是由“足智多謀”的官僚扮演出來的。
官僚們這樣熱衷于金融事業，乃因官亦是人（雖然，他們有時扮演得像“超人”），大利所在，人必趨之。
金融業的大利益，并非在金融活動本身，在以往，那是借着高利貸來擴大商業和兼并土地，并進而保障政治上的地位，而在現代，則顯然是借着金融活動，去接近并參與一切有利可圖的公私企業部門。
參與的方式，五花八門，比起現代先進國銀行資本，參與各種企業的方式，還要複雜。
試舉一二例，以類其餘。
川康興業公司是與川康銀行有着血肉關系的，川康銀行資本的來源，是國庫，是川康兩政府，還有是所謂商股，由這樣一種組成方式，就決定了它的官僚性格，事實上商股雲雲，無非就是官股，官僚們通過川康興業公司，把一切有利可圖的事業，都囊括淨盡了。
又如貴州企業公司的資金來源，是貴州省政府，是中國，交通，農民銀行及貴州省行，還有也是所謂名商實官的“商股”；這個企業公司的包羅性，在國内是有名的，幾乎經營了省内一切新式事業。
戰時其他各省相率設立的企業公司，差不多都是把貴州企業公司作為榜樣，其間即使也有完全由省行或省政府出資經營的，那并不妨礙它這種組織戴上公家名義，實際卻大抵是在種種曲折的手法下做着某些特殊勢力者的業餘經濟買賣的機構。
這就是說，官人們一般是通過他們自己控制的銀行，進而參與或控制一般經濟事業。
結局就使官僚金融活動，變成整個官僚資本動活的重心。
往往一個人兼為官，金融家，企業家。
而政治巨頭，銀行董事，公司後台老闆，事實上早為大家熟知的“三位一體”了。
英國拉斯基教授曾就大英帝國的這三方面的人物列出一個相通的表式，仿佛我們在這方面已經迎頭趕上了先進國，值得“稱許”了，然而美中不足的，卻不僅是我們已在前指出了的本質上的差别，并還有是由那種本質差别導出的極有危險性的後果。
（2）官僚資本作用的後果，在私有制下，特别在現代性的私有制下，社會資本或财富被累積到誰手中，在官的手中，抑在非官的手中，本來不值得去計較，而官僚資本其所以成為衆矢之的，乃在它自始至終，都必然招緻禍國殃民和妨礙社會經濟發達的不利影響。
把官僚資本展開的全過程加以考察，我們可以見到它的以次幾種顯著傾向： 一、獨占資本化 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極度同情中國政府的美國《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曾自南京發出一個電訊，報道“中國政府用各種不同的公司組織，已包攬了國内一切主要的經濟事業，掌握礦産，動力，重工業，絲，棉紗及糖的生産”。
其實何止生産，一切比較重要的貿易對象，如茶，桐油，棉花……等等，幾無一不由專賣或官營一類名色壟斷或獨占了，這種獨占傾向的産生與發展，無非是官僚資本作用的必然後果。
我們知道：官僚資本之獨占資本化的傾向，最先，就因為它這種資本形态，不但最便于發生此種傾向，且最不能不保有此種傾向，官僚資本是否能維持并擴大，就看它保有那種獨占到什麼程度。
我在前面已指出官僚資本的所有形态、使用形态以及其他種種中間形态了。
完全由公家名義或主要由公家名義經營的事業，在一般工商市民階級尚未取得政治發言權的社會，可以依照政府當權者的一時高興，或個别私的利害打算，而确定其獨占範圍。
而在戰争過程中，更加
中國官僚的生活形态，以及當前社會的客觀情勢，都不宜于從事生産活動，但卻更宜于從事高利貸性的投機的金融活動，以及這許多其他有關的原因湊合起來，使大大小小的官僚都不期然而然的把金融事業作為其經濟事業展開的出發點。
中國金融界老早就有所謂南四行北四行的系統的。
近廿年來因為許多新的金融勢力的出現，使得原來的系統有了不少的錯合的改變，但有一點是不曾改變或者隻有“變本加厲”的改變的，那就是你不論翻看那一個銀行的董事會，理監事會的名錄，卻總可發現那都是一批一批的官僚或準官僚或者他們的家族。
公家銀行固如此，所謂私立，實際仍不外是“官立”的銀行亦如此，那怕是若幹真正的民間銀行，它們亦得為了實際上的經營的特殊便利的取得，而不能不拉若幹政治上的紅人來撐撐門面，雖然政治上的紅人，往往也因為公然出面經商，有礙視聽，而失官格，竟也标列出一些“莫須有”的商人，作為“僞裝的後台”。
在這場合，倒不是民借“官力”，而是官借“民名”了。
我曾想，中國社會中的最複雜場面，往往是由“足智多謀”的官僚扮演出來的。
官僚們這樣熱衷于金融事業，乃因官亦是人（雖然，他們有時扮演得像“超人”），大利所在，人必趨之。
金融業的大利益，并非在金融活動本身，在以往，那是借着高利貸來擴大商業和兼并土地，并進而保障政治上的地位，而在現代，則顯然是借着金融活動，去接近并參與一切有利可圖的公私企業部門。
參與的方式，五花八門，比起現代先進國銀行資本，參與各種企業的方式，還要複雜。
試舉一二例，以類其餘。
川康興業公司是與川康銀行有着血肉關系的，川康銀行資本的來源，是國庫，是川康兩政府，還有是所謂商股，由這樣一種組成方式，就決定了它的官僚性格，事實上商股雲雲，無非就是官股，官僚們通過川康興業公司，把一切有利可圖的事業，都囊括淨盡了。
又如貴州企業公司的資金來源，是貴州省政府，是中國，交通，農民銀行及貴州省行，還有也是所謂名商實官的“商股”；這個企業公司的包羅性，在國内是有名的，幾乎經營了省内一切新式事業。
戰時其他各省相率設立的企業公司，差不多都是把貴州企業公司作為榜樣，其間即使也有完全由省行或省政府出資經營的，那并不妨礙它這種組織戴上公家名義，實際卻大抵是在種種曲折的手法下做着某些特殊勢力者的業餘經濟買賣的機構。
這就是說，官人們一般是通過他們自己控制的銀行，進而參與或控制一般經濟事業。
結局就使官僚金融活動，變成整個官僚資本動活的重心。
往往一個人兼為官，金融家，企業家。
而政治巨頭，銀行董事，公司後台老闆，事實上早為大家熟知的“三位一體”了。
英國拉斯基教授曾就大英帝國的這三方面的人物列出一個相通的表式，仿佛我們在這方面已經迎頭趕上了先進國，值得“稱許”了，然而美中不足的，卻不僅是我們已在前指出了的本質上的差别，并還有是由那種本質差别導出的極有危險性的後果。
（2）官僚資本作用的後果，在私有制下，特别在現代性的私有制下，社會資本或财富被累積到誰手中，在官的手中，抑在非官的手中，本來不值得去計較，而官僚資本其所以成為衆矢之的，乃在它自始至終，都必然招緻禍國殃民和妨礙社會經濟發達的不利影響。
把官僚資本展開的全過程加以考察，我們可以見到它的以次幾種顯著傾向： 一、獨占資本化 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極度同情中國政府的美國《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曾自南京發出一個電訊，報道“中國政府用各種不同的公司組織，已包攬了國内一切主要的經濟事業，掌握礦産，動力，重工業，絲，棉紗及糖的生産”。
其實何止生産，一切比較重要的貿易對象，如茶，桐油，棉花……等等，幾無一不由專賣或官營一類名色壟斷或獨占了，這種獨占傾向的産生與發展，無非是官僚資本作用的必然後果。
我們知道：官僚資本之獨占資本化的傾向，最先，就因為它這種資本形态，不但最便于發生此種傾向，且最不能不保有此種傾向，官僚資本是否能維持并擴大，就看它保有那種獨占到什麼程度。
我在前面已指出官僚資本的所有形态、使用形态以及其他種種中間形态了。
完全由公家名義或主要由公家名義經營的事業，在一般工商市民階級尚未取得政治發言權的社會，可以依照政府當權者的一時高興，或個别私的利害打算，而确定其獨占範圍。
而在戰争過程中，更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