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國公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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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弊端更多，以至于不可收拾。
清末李鴻章、張之洞的洋務運動其所以失敗，招商局、紡織新局、漢冶萍公司之所以虧累，固與整個朝政不無關系，主要是受這種積重難返的傳統政治習慣的影響。
”（見陳振漢《中國政治傳統與經濟建設政策》，《東方雜志》第三十九卷第十三号） 從傳統政治習慣，來說明中國公營事業的失敗，與前面吳景超先生所提的四個理由比較，算是更進一層，但卻不宜就此完事。
任何政治傳統，都是要在社會上生根的。
所以我們得把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讨。
（五）在戰時公經濟措施上顯出的諸般特質 前面講過，由第一次中日戰争以後，到此次中日戰争以前，是中國公營事業的停頓期，而到了“七七戰争”爆發以後，由于适應戰争的緊迫需要，公營事業的活動，又勃興起來。
國營省營金融事業的過分“繁昌”，是不在話下的。
其在工業方面，至三十一年度止，“僅以經濟部所屬資源委員會而論，就占七十八個單位，在資本上幾二倍于現有民營工業。
省營事業近兩年中發展得最快，如貴州企業公司、川康興業公司、滇西企業公司、廣西企業公司、湖北企業公司、江西興業公司、皖南實業公司、福建企業公司、陝西企業公司、甘肅水利林牧公司等，幾無省無之。
而且這些公司的組織，都包含有‘公司之公司’的性質，在其母公司之下，複包括有若幹子公司，貴州企業公司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見《大公報》資料室輯《我國戰時工業鳥瞰》）。
在金融、工業方面如此，至關于農業、運輸業，特别是商業，統制化或直接由國營或省營的機構，幾乎月有設立，俨然表示我們在向着否定私經濟的旅途邁進。
戰時勃興起來的這些國營省營事業，就量上講，固然是比過去多得多，并且也普遍得多，即就質上講，亦比之于前述的國營或官辦階段，有不少的改進，不過，這改進，與其說是具有社會的性質，不如說是隻具有技術的性質，技術性質上的改進，自然是近幾十年來科學技術水準相當提高的結果，但更本質的，卻應說是近幾十年來民營事業略有一點基礎，略有一點發展的結果。
但惟其那種改進，是屬于技術性，而不是屬于社會性的，它的改進程度，顯然就要受到社會條件的限制。
在近年的報章雜志上，大家對于公營或半公營的統制部門，聽到了以次這一類批評。
先從半公營的統制部門看下去： “由于政治上，我們始終未能肅清貪污及其他不良的作風，緻令一切平價的辦法，都落了空，而一切的統制，反而變成了貪官污吏發國難财的機會！”（見《泛論戰時經濟财政政策》，《建設研究》五卷三期） 而作為這種議論的注腳的事實，則是四川煤炭及鹽受統制，湖南桐油受統制所引起的弊端。
就前者言：“自流井的鹽水及燃料受統制的結果，煮鹽者買水買煤亦不得自由，久大精鹽公司不得不縮減其産量，……又有開煤礦的，因燃料統制局不賣煤給他們，甚至到處托人情，行賄賂。
”（同上） 又“湖南桐油自統制後，貿易委員會之附設公司與省貿易局争奪省内收購權，互相牽制，緻商運半年時可外銷十五萬擔之桐油，現僅運出七千擔。
如津市一帶，舊曆年關，貿易局停不收油，商人自運，到處碰壁，油行以資本有限，無力收買。
桐農以年關需款，迫以極廉之價售與囤積居奇者，于是相率傳語各桐農，将桐樹砍掉，改植其他樹木”（見三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大公報》）。
事實上，這裡所指出的弊端，正是存在于一切統制部門的。
次就公營工業方面來說： “國營工業如果存在着官僚主義，則這些企業無法辦得好，不容諱言，當前有不少的人以作官的态度去辦理國營工業的。
純潔一點的人，則因為不娴熟企業，不針對客觀需要而任意提出辦法：今天下命令，限令某部門在一定時期之内，完成某項工作；明天又下命令，限令在一定時期之内，拆遷或結束。
舉棋莫定，使廠中的工作人員，疲于奔命而無所成。
這樣，便使一個工廠創立二、三年而尚未完成；一個镕煉鋼鐵的鍋爐，樹立了二、三年而尚未樹好。
……黑暗一點的人，則利用企業為一己發财的捷徑，扣回傭，造假賬，他們是無微不入的，這麼一來，工廠尚未出品的時候，主事者早已‘腰纏萬貫’了。
” “在中國特殊情形之下，經營國營工業的人，每每充滿着官僚習氣，常有貪贓枉法，舞弊營私，排除異己，盜名欺世等惡習，以這種中古時代的人來控制現代的企業，沒有不失敗的。
”（見《當代評論》第三卷第十五、十六期合刊） 以上這段話是樊弘先生講的，但更概括，更沒有火氣的徐柏園先生在《财政評論》（七卷二期）的評論，則是說：“國營和規模較大的公營事業，多不免成本高，效率低，人事繁雜，工作弛懈等毛病。
” 再次，且看看金融财政方面： “國家的金融機關的金融政策，長此不改變，本身已是商業資本的集團根本沒有方法限制社會的商業資本的畸形發展，當然也沒有方法利用或誘導私人和地方的金融機關，走上産業金融之路…… “中國的金融與财政，構成畸形的聯合體，所以金融政策要改變，财政政策也要改變。
……”（見高叔康《畸形發展的商業資本》，《新經濟半月刊》十一期） 在目前，像上述這種種公經濟上顯出的弊端，有的或已有所改進，有的或尚在改進中，但為了要明确把握中國公經濟可能發展的前途，這裡是需要就上述各方面關于公營事業的批評，借以理解其症結所在的： （1）官僚主義的作風，是各方攻擊的重心或焦點。
（2）商業活動在領導着、支配着全國公私産業，使産業有逐漸變成商業的俘虜或附庸的趨勢。
（3）一切公營金融機關，都不與産業聯系，卻與商業聯系，成為所謂“商業資本的集團”。
（4）中央公營機關與省級公營機關間，以及各省公營機關間互相牽制磨擦。
把這幾方面的情形，和前面官辦階段公營事業顯示的諸特點比
清末李鴻章、張之洞的洋務運動其所以失敗，招商局、紡織新局、漢冶萍公司之所以虧累，固與整個朝政不無關系，主要是受這種積重難返的傳統政治習慣的影響。
”（見陳振漢《中國政治傳統與經濟建設政策》，《東方雜志》第三十九卷第十三号） 從傳統政治習慣，來說明中國公營事業的失敗，與前面吳景超先生所提的四個理由比較，算是更進一層，但卻不宜就此完事。
任何政治傳統，都是要在社會上生根的。
所以我們得把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讨。
（五）在戰時公經濟措施上顯出的諸般特質 前面講過，由第一次中日戰争以後，到此次中日戰争以前，是中國公營事業的停頓期，而到了“七七戰争”爆發以後，由于适應戰争的緊迫需要，公營事業的活動，又勃興起來。
國營省營金融事業的過分“繁昌”，是不在話下的。
其在工業方面，至三十一年度止，“僅以經濟部所屬資源委員會而論，就占七十八個單位，在資本上幾二倍于現有民營工業。
省營事業近兩年中發展得最快，如貴州企業公司、川康興業公司、滇西企業公司、廣西企業公司、湖北企業公司、江西興業公司、皖南實業公司、福建企業公司、陝西企業公司、甘肅水利林牧公司等，幾無省無之。
而且這些公司的組織，都包含有‘公司之公司’的性質，在其母公司之下，複包括有若幹子公司，貴州企業公司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見《大公報》資料室輯《我國戰時工業鳥瞰》）。
在金融、工業方面如此，至關于農業、運輸業，特别是商業，統制化或直接由國營或省營的機構，幾乎月有設立，俨然表示我們在向着否定私經濟的旅途邁進。
戰時勃興起來的這些國營省營事業，就量上講，固然是比過去多得多，并且也普遍得多，即就質上講，亦比之于前述的國營或官辦階段，有不少的改進，不過，這改進，與其說是具有社會的性質，不如說是隻具有技術的性質，技術性質上的改進，自然是近幾十年來科學技術水準相當提高的結果，但更本質的，卻應說是近幾十年來民營事業略有一點基礎，略有一點發展的結果。
但惟其那種改進，是屬于技術性，而不是屬于社會性的，它的改進程度，顯然就要受到社會條件的限制。
在近年的報章雜志上，大家對于公營或半公營的統制部門，聽到了以次這一類批評。
先從半公營的統制部門看下去： “由于政治上，我們始終未能肅清貪污及其他不良的作風，緻令一切平價的辦法，都落了空，而一切的統制，反而變成了貪官污吏發國難财的機會！”（見《泛論戰時經濟财政政策》，《建設研究》五卷三期） 而作為這種議論的注腳的事實，則是四川煤炭及鹽受統制，湖南桐油受統制所引起的弊端。
就前者言：“自流井的鹽水及燃料受統制的結果，煮鹽者買水買煤亦不得自由，久大精鹽公司不得不縮減其産量，……又有開煤礦的，因燃料統制局不賣煤給他們，甚至到處托人情，行賄賂。
”（同上） 又“湖南桐油自統制後，貿易委員會之附設公司與省貿易局争奪省内收購權，互相牽制，緻商運半年時可外銷十五萬擔之桐油，現僅運出七千擔。
如津市一帶，舊曆年關，貿易局停不收油，商人自運，到處碰壁，油行以資本有限，無力收買。
桐農以年關需款，迫以極廉之價售與囤積居奇者，于是相率傳語各桐農，将桐樹砍掉，改植其他樹木”（見三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大公報》）。
事實上，這裡所指出的弊端，正是存在于一切統制部門的。
次就公營工業方面來說： “國營工業如果存在着官僚主義，則這些企業無法辦得好，不容諱言，當前有不少的人以作官的态度去辦理國營工業的。
純潔一點的人，則因為不娴熟企業，不針對客觀需要而任意提出辦法：今天下命令，限令某部門在一定時期之内，完成某項工作；明天又下命令，限令在一定時期之内，拆遷或結束。
舉棋莫定，使廠中的工作人員，疲于奔命而無所成。
這樣，便使一個工廠創立二、三年而尚未完成；一個镕煉鋼鐵的鍋爐，樹立了二、三年而尚未樹好。
……黑暗一點的人，則利用企業為一己發财的捷徑，扣回傭，造假賬，他們是無微不入的，這麼一來，工廠尚未出品的時候，主事者早已‘腰纏萬貫’了。
” “在中國特殊情形之下，經營國營工業的人，每每充滿着官僚習氣，常有貪贓枉法，舞弊營私，排除異己，盜名欺世等惡習，以這種中古時代的人來控制現代的企業，沒有不失敗的。
”（見《當代評論》第三卷第十五、十六期合刊） 以上這段話是樊弘先生講的，但更概括，更沒有火氣的徐柏園先生在《财政評論》（七卷二期）的評論，則是說：“國營和規模較大的公營事業，多不免成本高，效率低，人事繁雜，工作弛懈等毛病。
” 再次，且看看金融财政方面： “國家的金融機關的金融政策，長此不改變，本身已是商業資本的集團根本沒有方法限制社會的商業資本的畸形發展，當然也沒有方法利用或誘導私人和地方的金融機關，走上産業金融之路…… “中國的金融與财政，構成畸形的聯合體，所以金融政策要改變，财政政策也要改變。
……”（見高叔康《畸形發展的商業資本》，《新經濟半月刊》十一期） 在目前，像上述這種種公經濟上顯出的弊端，有的或已有所改進，有的或尚在改進中，但為了要明确把握中國公經濟可能發展的前途，這裡是需要就上述各方面關于公營事業的批評，借以理解其症結所在的： （1）官僚主義的作風，是各方攻擊的重心或焦點。
（2）商業活動在領導着、支配着全國公私産業，使産業有逐漸變成商業的俘虜或附庸的趨勢。
（3）一切公營金融機關，都不與産業聯系，卻與商業聯系，成為所謂“商業資本的集團”。
（4）中央公營機關與省級公營機關間，以及各省公營機關間互相牽制磨擦。
把這幾方面的情形，和前面官辦階段公營事業顯示的諸特點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