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國公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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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雖然可利用來說明過去中國政府經營經濟事業的本質，但卻十分不夠。
中國封建體制其所以能産生這類公經濟形态，基本的是由于它的經濟基礎，是地主經濟，而不是領主經濟；惟其在地主經濟基礎上，天下之賦，皆集中到中央政府，各地方的官吏，皆仰給于中央，故中央集權的官僚主義的封建體制能夠建立起來；惟其政府手中，以賦稅貢納的方式，取得有大量的農工業生産品，又因為它有支配全國的力量，它就能從事各種大規模的公營事業；更又因為任何形态的封建體制，對于農業，對于土地有密切的依存關系，所以，中國這種封建官僚政府，一方面盡管與商業高利貸業發生聯系；在另一方面，卻甯是由于它怕商業高利貸業劇烈活動，危及其所依存的農業的土地經濟的基礎，至少想在主觀上，借政府的直接經濟活動，來緩和那種趨勢，但在客觀上，由于這種公經濟方式的活動，卻進一步加強了官商的聯系，加深了對于直接生産者的榨取，而使每一個朝代，都必然踏襲其前一朝代沒落之路。
總之，中國傳統的公經濟，為我們顯示了以次諸特質： （1）它是作為中央集權封建制下的特産物而出現的。
（2）它因其是作為中央集權封建制下的特産物，故它顯示為全國性的國家經濟形态。
（3）它與官僚制度有密切聯系，往往是官僚假公濟私的一個“政治副業”。
（4）它和近代初期各國君主專制局面下所采行的限制經濟措施，有某種程度的類似，但後者是作為走向現在個人主義經濟的過渡形态，而前者則是附麗在中國特殊封建制上的“正常設施”。
（四）在現代過程中的中國公經濟活動的成果 一般的講，在中國産業現代化過程中，曾被理解有一個國營或官辦階段，大體是指着由一八九五年中日戰争以前，返數到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國變亂結束以後的幾十年間。
就在一八六二年，曾國藩、李鴻章看到攻打太平軍期中的新式武器的效果，便開始在安慶、上海等地創建有關機器修理及制造的工業。
江南造船廠和福建馬尾造船廠是此後相繼設立的。
一八七二年，有名的招商局創立。
最大規模的漢冶萍公司雖然是在一九〇八年正式成立，但其籌辦，卻是于一八九〇年着手。
在同年，李鴻章又在上海創辦機器織布局及紡紗新局。
越三年，張之洞于武昌創辦機器織布局。
——上面這一切新式國營或省營事業，就是在中國産業現代化過程中，被分劃出這個官辦階段的具體内容。
其實，自中日戰争以後，一直至此次戰争發動以前，中國的國營省營事業，并不是沒有繼續興辦的，但與這一階段比較起來，民營的比重，愈來愈較官營的為大；這原因，一部分也許可以說是馬關條約喪失工業權以後，外人在中國開設工廠的越來越多，給予了中國民營一大刺激，但我們同時也不應忽視公營或官辦事業的毫無結果。
上述官辦事業，有的是關于機械制造的，有的是關于紡織的，有的是關于礦冶的，有的是關于運輸的，其部門盡管各異，而失敗則彼此相同。
我們這裡沒有詳細分析其失敗原因的餘裕，但為了便于說明我們這種公營事業或公經濟的性質起見，且就吳景超先生分析漢冶萍公司失敗的幾個理由（見所著《中國經濟建設之路》第一五頁以下），借悉其梗概。
第一個理由，他以為是計劃不周：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内，為了創辦鐵廠，向國外訂購機爐，迨機爐由外國運到，彼已調督兩湖，後任不肯接受，乃将機爐運至湖北漢陽，為了原料，才覓到大冶鐵礦；為了燃料，才又找到萍鄉煤礦，于是将就湊合，開始已極草率之能事。
後來盛宣懷接辦，其奏章中有謂：“蓋東亞創局，素未經見。
而由煤煉焦，由焦煉鐵，由鐵煉鋼，機爐名目繁多，工夫層累曲折，如盲覓針，茫無頭緒，及至事已入手，欲罷不能。
” 第二個理由，他以為是用人不當：“公司中人，率皆閑散官紳，夤緣張之洞、盛宣懷而來，希圖一己之分肥，與公司無利害之關系。
”“職員技師，類無學識經驗，暗中摸索。
即實力經營，已不免多所贻誤。
況再加以有心蒙混，任意開銷，其流弊故不可勝紀。
” 第三個理由，他以為是管理不善：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人事管理茫無頭緒，一是賬目一塌糊塗。
“公司虧損之數，已逾千萬，問諸股東，無一知者。
”“而就其賬略、通收、支存三項計之，往往有盈無绌。
” 第四個理由，他以為是環境不良：湘、贛、鄂三省曆次軍事，皆使公司在交通、勞工、供應種種方面，遭受損失。
交通部訂購鐵軌，不肯給價，而地方政府複多方掣肘，并要索捐款。
這四種失敗的理由，明如觀火，恐為中國一切公營事業共有的缺陷，不獨漢冶萍公司為然。
但我們如其要由此進一步去了解其基本性質，就知道我們這種公經濟形态，顯然表現了以次兩個特征： （1）形式上模仿先進國家在資本主義後期所采行的統制的或直接國營的方式。
（2）實質上仍沿襲中國數千年來進行公營事業的傳統的辦法。
這就是說：用落後的官僚政府，去經營那些需要運用更高度科學技術的公營事業。
未曾經曆過自由經濟，而遽然施行統制經濟；未曾經曆過商品經濟，而遽然施行配給經濟；未曾經曆過發達的私經濟，而遽然施行公經濟，自然是一切毫無基礎，毫無憑借。
主其事者，既坦白自承“如盲覓針，茫無頭緒”，而“類無學識經驗”的“職員技師”，又複“暗中摸索”，無怪大家“有心蒙混，任意開銷”，把公司看作位置“閑散官紳”的“衙門”了。
一位把中國國營事業失敗，歸咎于政治傳統的經濟研究者曾這樣告訴我們：“漢代以後，工礦事業的國營與管制，所以沒有能促進生産事業與組織的進步，原因固在政府目的重在征斂，尤在于主持者任意誅求，營私舞弊。
……以至于到了現在，有嚴密的稽察簿記制度，專賣事業與關卡征收，一般仍認為是肥差美缺，風氣習染如此，到了頭緒較繁職責較重的國營事業，
中國封建體制其所以能産生這類公經濟形态，基本的是由于它的經濟基礎，是地主經濟，而不是領主經濟；惟其在地主經濟基礎上，天下之賦，皆集中到中央政府，各地方的官吏，皆仰給于中央，故中央集權的官僚主義的封建體制能夠建立起來；惟其政府手中，以賦稅貢納的方式，取得有大量的農工業生産品，又因為它有支配全國的力量，它就能從事各種大規模的公營事業；更又因為任何形态的封建體制，對于農業，對于土地有密切的依存關系，所以，中國這種封建官僚政府，一方面盡管與商業高利貸業發生聯系；在另一方面，卻甯是由于它怕商業高利貸業劇烈活動，危及其所依存的農業的土地經濟的基礎，至少想在主觀上，借政府的直接經濟活動，來緩和那種趨勢，但在客觀上，由于這種公經濟方式的活動，卻進一步加強了官商的聯系，加深了對于直接生産者的榨取，而使每一個朝代，都必然踏襲其前一朝代沒落之路。
總之，中國傳統的公經濟，為我們顯示了以次諸特質： （1）它是作為中央集權封建制下的特産物而出現的。
（2）它因其是作為中央集權封建制下的特産物，故它顯示為全國性的國家經濟形态。
（3）它與官僚制度有密切聯系，往往是官僚假公濟私的一個“政治副業”。
（4）它和近代初期各國君主專制局面下所采行的限制經濟措施，有某種程度的類似，但後者是作為走向現在個人主義經濟的過渡形态，而前者則是附麗在中國特殊封建制上的“正常設施”。
（四）在現代過程中的中國公經濟活動的成果 一般的講，在中國産業現代化過程中，曾被理解有一個國營或官辦階段，大體是指着由一八九五年中日戰争以前，返數到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國變亂結束以後的幾十年間。
就在一八六二年，曾國藩、李鴻章看到攻打太平軍期中的新式武器的效果，便開始在安慶、上海等地創建有關機器修理及制造的工業。
江南造船廠和福建馬尾造船廠是此後相繼設立的。
一八七二年，有名的招商局創立。
最大規模的漢冶萍公司雖然是在一九〇八年正式成立，但其籌辦，卻是于一八九〇年着手。
在同年，李鴻章又在上海創辦機器織布局及紡紗新局。
越三年，張之洞于武昌創辦機器織布局。
——上面這一切新式國營或省營事業，就是在中國産業現代化過程中，被分劃出這個官辦階段的具體内容。
其實，自中日戰争以後，一直至此次戰争發動以前，中國的國營省營事業，并不是沒有繼續興辦的，但與這一階段比較起來，民營的比重，愈來愈較官營的為大；這原因，一部分也許可以說是馬關條約喪失工業權以後，外人在中國開設工廠的越來越多，給予了中國民營一大刺激，但我們同時也不應忽視公營或官辦事業的毫無結果。
上述官辦事業，有的是關于機械制造的，有的是關于紡織的，有的是關于礦冶的，有的是關于運輸的，其部門盡管各異，而失敗則彼此相同。
我們這裡沒有詳細分析其失敗原因的餘裕，但為了便于說明我們這種公營事業或公經濟的性質起見，且就吳景超先生分析漢冶萍公司失敗的幾個理由（見所著《中國經濟建設之路》第一五頁以下），借悉其梗概。
第一個理由，他以為是計劃不周：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内，為了創辦鐵廠，向國外訂購機爐，迨機爐由外國運到，彼已調督兩湖，後任不肯接受，乃将機爐運至湖北漢陽，為了原料，才覓到大冶鐵礦；為了燃料，才又找到萍鄉煤礦，于是将就湊合，開始已極草率之能事。
後來盛宣懷接辦，其奏章中有謂：“蓋東亞創局，素未經見。
而由煤煉焦，由焦煉鐵，由鐵煉鋼，機爐名目繁多，工夫層累曲折，如盲覓針，茫無頭緒，及至事已入手，欲罷不能。
” 第二個理由，他以為是用人不當：“公司中人，率皆閑散官紳，夤緣張之洞、盛宣懷而來，希圖一己之分肥，與公司無利害之關系。
”“職員技師，類無學識經驗，暗中摸索。
即實力經營，已不免多所贻誤。
況再加以有心蒙混，任意開銷，其流弊故不可勝紀。
” 第三個理由，他以為是管理不善：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人事管理茫無頭緒，一是賬目一塌糊塗。
“公司虧損之數，已逾千萬，問諸股東，無一知者。
”“而就其賬略、通收、支存三項計之，往往有盈無绌。
” 第四個理由，他以為是環境不良：湘、贛、鄂三省曆次軍事，皆使公司在交通、勞工、供應種種方面，遭受損失。
交通部訂購鐵軌，不肯給價，而地方政府複多方掣肘，并要索捐款。
這四種失敗的理由，明如觀火，恐為中國一切公營事業共有的缺陷，不獨漢冶萍公司為然。
但我們如其要由此進一步去了解其基本性質，就知道我們這種公經濟形态，顯然表現了以次兩個特征： （1）形式上模仿先進國家在資本主義後期所采行的統制的或直接國營的方式。
（2）實質上仍沿襲中國數千年來進行公營事業的傳統的辦法。
這就是說：用落後的官僚政府，去經營那些需要運用更高度科學技術的公營事業。
未曾經曆過自由經濟，而遽然施行統制經濟；未曾經曆過商品經濟，而遽然施行配給經濟；未曾經曆過發達的私經濟，而遽然施行公經濟，自然是一切毫無基礎，毫無憑借。
主其事者，既坦白自承“如盲覓針，茫無頭緒”，而“類無學識經驗”的“職員技師”，又複“暗中摸索”，無怪大家“有心蒙混，任意開銷”，把公司看作位置“閑散官紳”的“衙門”了。
一位把中國國營事業失敗，歸咎于政治傳統的經濟研究者曾這樣告訴我們：“漢代以後，工礦事業的國營與管制，所以沒有能促進生産事業與組織的進步，原因固在政府目的重在征斂，尤在于主持者任意誅求，營私舞弊。
……以至于到了現在，有嚴密的稽察簿記制度，專賣事業與關卡征收，一般仍認為是肥差美缺，風氣習染如此，到了頭緒較繁職責較重的國營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