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國公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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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可變部分愈來相對愈小，不變部分愈來相對愈大，資本轉移其全價值的時間也愈來愈長。
這一來，任何一個有雄厚資産的産業家，都不能不逐漸加深其對于銀行資本的依賴：其業務上資金的周轉，要靠銀行；其為适應擴大的規模，而采行普遍募集的股份公司方式，亦須通過銀行。
銀行既把握有産業的金融命脈，并與産業發生了休戚與共的關系，自不得不進一步設法監督并幹預産業的活動。
銀行資本與産業資本結合的結果，原來在國民經濟上的産業支配形态，遂逐漸移轉為金融支配形态。
這種轉變，更進一步加強加大了各種企業間的結合，而由是奠定了所謂金融寡頭支配的基礎。
就産業支配經濟向着金融支配經濟移轉過程中，我們又必然會看到另一種變化，即： 再其次，國民經濟的國防經濟化。
原來所謂國民經濟，與國防經濟對待來說，就是指着平時的經常的經濟體系，國防經濟則是指着非常的應變的經濟體系。
一國國民經濟，如其一方面需要政府來參加幹涉統制，同時金融的寡頭支配，又使那種幹涉統制更有強化的可能，于是，每個國民經濟單位，不管其内部還存在着如何的矛盾和不調和的現象，其對外關系上，顯然逐漸變成了一個大托辣斯的形态。
即每個國民經濟體系與其他國民經濟體系之間，變成了正面對敵的競争主體。
各種形式的保護關稅，各種姿态的貨币鬥争，對于各自殖民地的加強控制，對于次殖民地帶的拼命争取，奧太基經濟形态與布洛克經濟形态的分别形成，都促使一國與他國間之對敵關系。
由經濟方面引延到政治方面，更反過來由國際政治關系的惡化，而益形加深各國之間的，從而加深各國國内的經濟情形的惡化。
在這當中，每個為國内經濟恐慌，從而，為社會危機所苦惱的國家，都需要（1）把國内失業勞動大衆的視線，由國内轉移到國外；（2）把不能充分利用的産業機構和産業預備軍，轉用到軍需品的生産上。
這兩種趨勢，這兩種要素，本來是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存在的，不過因它們個别産業基礎的強弱程度不同，愈形脆弱者愈先迫切要求采取備戰化或國防化的程序。
但等到某些國家或明或暗的采取了這種程序，其他國家又非步其後塵不可，結局，國民經濟的國防經濟化，便成為一般的現象了。
在現代經濟發展上的這幾種趨勢，即自由經濟的統制經濟化，産業支配經濟的金融支配經濟化，國民經濟的國防經濟化：一方面在顯示私有制的強化，但在這種性質的強化過程中，卻又同時辯證的造出了私經濟社會化或公有化的後果。
政府對私人經濟活動，既出面幹涉統制，它已經可以由救濟、補助、參加資本或增建公共事業等方式，擴大公有的範圍，而為了建立國防經濟體系，為了适應緊急的需要，它更不得不把許多有關軍需軍運的重工業交通業，加以進一步的控制，或者如芒克（Munk）所謂保留其所有權，而暫時取得其使用權。
（參看徐宗士譯《武力經濟學》）這一切，是現代私經濟社會化或公經濟化的必然過程。
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不管這種公經濟成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如何的比重，并且與國家社會主義下的公經濟比較起來，它具有如何不純的特殊的或暫時的性質，但卻顯然表示了以次諸特征： （1）它是高度發達的私經濟的轉化物。
（2）它是建樹在私經濟之社會的技術的基礎上。
（3）它是向着更有組織的經濟發展之過渡的或前哨的形态。
（三）中國傳統經濟形态中之公經濟的性質 這裡所謂中國傳統經濟，實意味着中國傳統的封建經濟。
一般的封建經濟，原是以孤立的，各領地各莊園自給的形态為其特征。
但在中國典型的封建體制下，卻不但一般的破除了那種孤立，并且很特别的很早就産生了各種形式的公經濟。
遠在西漢時代，除了鑄币的鑄造，已統于三官，表示這一“官錢局”連同“造币廠”的公有經營，達到了相當規模（到了漢平帝之世，五铢錢的鑄造，計達二百八十億萬餘枚）外，還有以次這一些公營事業： （1）興鹽鐵——“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所在縣。
”（《史記·平準書》） （2）設均輸平準——“……設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置均輸鹽鐵官，令各遠方各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
召工官治車諸器，都仰給大農。
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
……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 （3）設常平倉——“令邊郡皆築倉，以物賤時增其賈而籴，以利農；貴時減賈而籴，名曰常平倉。
” 漢武之世，除以上設施外，還有酒榷之設。
降及王莽時期，更設六管五均制，不僅由國家獨占主要制造業部門，統制市場，并開賒貸，即“民欲祭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
……民或欲貸以治産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歲毋過什一”（《漢書·食貨志》）。
對于以上諸種公營事業，往後各朝代，大率相沿，但有損益，而經營對外貿易一項，則系降及宋、明始正式成為國家一大收入源泉。
關于中國這類公經濟形态，外人是這樣看法： “中國官僚制度，不僅和地主聯系着，而且它已是地主的化身。
它不僅和商業資本聯系着，而且它自己已成為最大商人，把鐵的絲的貿易壟斷着，并控制鹽鐵經營，直至最近時期，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前，更保持着對外貿易的壟斷，和支配糧食市場。
……這個官僚制度，不僅和借貸資本聯系着，而且本身是一個最大的高利貸者；利用着倉庫制度、土著的銀行（錢莊）制度、和典當制度，使商業、手工業、運輸業、與其他一切經濟活動皆服從它自己。
”（見馬紮爾Madjar著，彭陳譯《中國農業經濟研究》第七〇——七一頁）
這一來，任何一個有雄厚資産的産業家，都不能不逐漸加深其對于銀行資本的依賴：其業務上資金的周轉，要靠銀行；其為适應擴大的規模，而采行普遍募集的股份公司方式，亦須通過銀行。
銀行既把握有産業的金融命脈，并與産業發生了休戚與共的關系，自不得不進一步設法監督并幹預産業的活動。
銀行資本與産業資本結合的結果，原來在國民經濟上的産業支配形态，遂逐漸移轉為金融支配形态。
這種轉變，更進一步加強加大了各種企業間的結合，而由是奠定了所謂金融寡頭支配的基礎。
就産業支配經濟向着金融支配經濟移轉過程中，我們又必然會看到另一種變化，即： 再其次，國民經濟的國防經濟化。
原來所謂國民經濟，與國防經濟對待來說，就是指着平時的經常的經濟體系，國防經濟則是指着非常的應變的經濟體系。
一國國民經濟，如其一方面需要政府來參加幹涉統制，同時金融的寡頭支配，又使那種幹涉統制更有強化的可能，于是，每個國民經濟單位，不管其内部還存在着如何的矛盾和不調和的現象，其對外關系上，顯然逐漸變成了一個大托辣斯的形态。
即每個國民經濟體系與其他國民經濟體系之間，變成了正面對敵的競争主體。
各種形式的保護關稅，各種姿态的貨币鬥争，對于各自殖民地的加強控制，對于次殖民地帶的拼命争取，奧太基經濟形态與布洛克經濟形态的分别形成，都促使一國與他國間之對敵關系。
由經濟方面引延到政治方面，更反過來由國際政治關系的惡化，而益形加深各國之間的，從而加深各國國内的經濟情形的惡化。
在這當中，每個為國内經濟恐慌，從而，為社會危機所苦惱的國家，都需要（1）把國内失業勞動大衆的視線，由國内轉移到國外；（2）把不能充分利用的産業機構和産業預備軍，轉用到軍需品的生産上。
這兩種趨勢，這兩種要素，本來是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存在的，不過因它們個别産業基礎的強弱程度不同，愈形脆弱者愈先迫切要求采取備戰化或國防化的程序。
但等到某些國家或明或暗的采取了這種程序，其他國家又非步其後塵不可，結局，國民經濟的國防經濟化，便成為一般的現象了。
在現代經濟發展上的這幾種趨勢，即自由經濟的統制經濟化，産業支配經濟的金融支配經濟化，國民經濟的國防經濟化：一方面在顯示私有制的強化，但在這種性質的強化過程中，卻又同時辯證的造出了私經濟社會化或公有化的後果。
政府對私人經濟活動，既出面幹涉統制，它已經可以由救濟、補助、參加資本或增建公共事業等方式，擴大公有的範圍，而為了建立國防經濟體系，為了适應緊急的需要，它更不得不把許多有關軍需軍運的重工業交通業，加以進一步的控制，或者如芒克（Munk）所謂保留其所有權，而暫時取得其使用權。
（參看徐宗士譯《武力經濟學》）這一切，是現代私經濟社會化或公經濟化的必然過程。
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不管這種公經濟成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如何的比重，并且與國家社會主義下的公經濟比較起來，它具有如何不純的特殊的或暫時的性質，但卻顯然表示了以次諸特征： （1）它是高度發達的私經濟的轉化物。
（2）它是建樹在私經濟之社會的技術的基礎上。
（3）它是向着更有組織的經濟發展之過渡的或前哨的形态。
（三）中國傳統經濟形态中之公經濟的性質 這裡所謂中國傳統經濟，實意味着中國傳統的封建經濟。
一般的封建經濟，原是以孤立的，各領地各莊園自給的形态為其特征。
但在中國典型的封建體制下，卻不但一般的破除了那種孤立，并且很特别的很早就産生了各種形式的公經濟。
遠在西漢時代，除了鑄币的鑄造，已統于三官，表示這一“官錢局”連同“造币廠”的公有經營，達到了相當規模（到了漢平帝之世，五铢錢的鑄造，計達二百八十億萬餘枚）外，還有以次這一些公營事業： （1）興鹽鐵——“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所在縣。
”（《史記·平準書》） （2）設均輸平準——“……設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置均輸鹽鐵官，令各遠方各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
召工官治車諸器，都仰給大農。
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
……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 （3）設常平倉——“令邊郡皆築倉，以物賤時增其賈而籴，以利農；貴時減賈而籴，名曰常平倉。
” 漢武之世，除以上設施外，還有酒榷之設。
降及王莽時期，更設六管五均制，不僅由國家獨占主要制造業部門，統制市場，并開賒貸，即“民欲祭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
……民或欲貸以治産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歲毋過什一”（《漢書·食貨志》）。
對于以上諸種公營事業，往後各朝代，大率相沿，但有損益，而經營對外貿易一項，則系降及宋、明始正式成為國家一大收入源泉。
關于中國這類公經濟形态，外人是這樣看法： “中國官僚制度，不僅和地主聯系着，而且它已是地主的化身。
它不僅和商業資本聯系着，而且它自己已成為最大商人，把鐵的絲的貿易壟斷着，并控制鹽鐵經營，直至最近時期，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前，更保持着對外貿易的壟斷，和支配糧食市場。
……這個官僚制度，不僅和借貸資本聯系着，而且本身是一個最大的高利貸者；利用着倉庫制度、土著的銀行（錢莊）制度、和典當制度，使商業、手工業、運輸業、與其他一切經濟活動皆服從它自己。
”（見馬紮爾Madjar著，彭陳譯《中國農業經濟研究》第七〇——七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