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國公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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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先得指明，這裡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公經濟，主要是指着由中央地方政府所經營的，有關經濟的國營省營事業。
這種公經濟的利弊如何？經營方針如何？它與一般私經濟的關系如何？讀者可以從經濟論壇上，去聽取專家們的說明。
而我準備在這裡從長讨論的，是一般專家都不大十分留意，而在實際上卻是有關這方面最重要的諸基本問題。
把公經濟當作一個社會事業的範疇來讨論，首先須得改變或糾正一般對于這類事業的許多不健全的考察方法。
比如第一，凡屬經濟的經營，慣常是就那種經營在貨币數字上的盈虧或利得的大小，來決定其失敗或成功程度的準則。
這種狹隘的利得觀念，如應用到公營事業方面，那不但忽略了公經濟的立場，且會歪曲公經濟的真正社會作用。
公經濟的真正利得，不是就這種經濟本身的貨币價值的大小來衡量，而甯是就它在全般社會經濟中所發生的積極的促進的作用來衡量。
依此判斷，一種公家經營，如其由它的活動，在全般社會經濟中造出了不良的影響，或有害的作用，它在其資本的貨币價值上，即使大有增加，那并不意味着這種經營的成功，而甯可說是這種經營的失敗。
反之，如其這種經營，在适應社會緊急需要上，在成就其他公私經濟活動的任務上，确實收到了莫大的效果，則它的資本貨币價值，即使無所增殖，甚至有所虧折，亦不妨說是成功的事業。
——我們對公經濟或公營事業，如其不采取這種公的社會的觀點，勢必驅使那些從事公營事業的活動者，走歪路，急近功，圖小利，根本失去其所以要建樹公經濟的立場。
第二，社會一般人對于公經濟的看法，從事公經濟活動者自己對于公經濟的看法，固然會影響公經濟的前途，但至足限制公經濟前途的，卻甯是公經濟所由建樹的曆史的社會的條件。
公經濟差不多是在一切曆史時代都有過的，但任一曆史時代的公經濟，與其他任一曆史時代的公經濟，差不多在内容，範圍，和性質上都不相同。
我們處在多重過渡轉形的大時代，很容易看到各種形态的公經濟，而忘懷其社會曆史基礎，以為公經濟的建樹，全是技術問題，是人的問題，可以随意創建出自己理想的模樣。
一般常拿技術條件，人的條件，來評定公經濟的成敗關鍵，就是一個顯明例證。
我們原極重視技術條件與人的條件，在一切公私經營上的重要性，但即使是這些條件，亦當從社會的立場去說明，技術的高下，人的健全或不長進，都不是偶然的。
以上兩點，前一點是就公經濟活動的社會價值立論，後一點是就公經濟本身存在的社會前提立論。
能把握這兩個認識的關鍵，我們對于當前國營省營一類公經濟的評價，乃不緻流于枝節，偏頗；而對于公經濟的強調，也不緻太超出現實許可的範圍。
但是提出這個認識基點，雖不算怎樣困難，要把它們，特别是要把後者加以科學的說明，而由是結論出中國公經濟可能的展望，卻就很不簡單了。
我希望本文能在某種限度達成這種任務。
（二）現代公經濟發展的曆程 今日中國已有的和将待創建的公經濟，顯然對現代先進諸國家的公有經濟形态，作了某種限度的模拟或仿行，或者至少受了它們那種公有經濟形态的影響。
所以要本質的理解我們的公經濟的現實及其發展限界，把它們的具有經濟形态的發展動态加以解析，是有其必要的。
所謂現代經濟，一般是指着資本主義的個人經濟或國民經濟。
由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末這一個世紀間，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差不多有意無意的是把亞丹斯密定立的經濟原則作為定則。
依照那種原則，國家或政府對于社會經濟活動，隻有三件事情可做：其一是保障經濟活動的國防工作；其二是維持經濟秩序的司法工作；其三是便利經濟設施的交通、教育及其他社會工作。
過此以往，則完全聽人民自動。
這就是所謂個人主義的自由放任政策。
而在這種政策作用下發展起來的經濟，顯然是屬于私經濟的範疇。
但這種私經濟發展到十九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的期間，由于它本身表露的缺陷，必然走上修正或漸逐否定那種經濟形态的路，結局，前此被限制在極窄狹範圍的公經濟，乃有在全體國民經濟當中，逐漸增大其比重的可能。
但那種可能，不是由于誰的天才設計，而是由于客觀經濟現實必然發展的結果。
現代的公經濟，大體是把以次這幾種私經濟社會的實際，作為其逐漸拓展的前提： 首先，即自由經濟的統制經濟化。
自由經濟是個人主義經濟的别稱。
由個别個人自利打算造成的無政府狀态，每個經濟主體自然會感到自由競争對于自己的不利結果。
由是，緩和或化除内部競争的各種組合經濟形态出現了。
卡特爾、托辣斯、辛狄克一類企業形态之勃興，盡管在一方面講，是加強了每個競争單位的規模和實力，即把零碎的散漫的競争，轉化成集結的組織的競争，但在另一方面講，通過了這諸般化零為整的組織和結合，畢竟在其組織或結合以内，消除了競争。
而且，由于這種種結合經濟形态的産生，遂使政府在許多場合，得到了幹涉統制個人自由經濟的口實與便利：其一，此類縱橫結合型的新企業出現以後，那些未參加，或不便參加新結合的企業，便處在極其不利地位，而演出破産失業的悲劇；其二，新結合企業的内部組織化，資本構成高度化，必然使有關方面的勞動就業機會相對減少下來。
這諸般制造社會經濟危機的因素，增大了政府出面來救濟來保護的要求；而其三，各種企業各自分門别類的結合起來，那又無異為政府安排了便于幹涉統制的基礎。
事實上，就在這種自由經濟的統制經濟化過程中，我們又還看到： 其次，産業支配經濟的金融支配經濟化。
照着資本主義内在的發展法則，現代企業組織的規模是愈來愈集中愈擴大的，那種集中和擴大，并不僅是如上面所說，會招來政府的統制和幹涉，同時也因其在集中擴大過程中，其資本有機構成的高度化，不但所需資本量愈來愈大，同時，也因資
這種公經濟的利弊如何？經營方針如何？它與一般私經濟的關系如何？讀者可以從經濟論壇上，去聽取專家們的說明。
而我準備在這裡從長讨論的，是一般專家都不大十分留意，而在實際上卻是有關這方面最重要的諸基本問題。
把公經濟當作一個社會事業的範疇來讨論，首先須得改變或糾正一般對于這類事業的許多不健全的考察方法。
比如第一，凡屬經濟的經營，慣常是就那種經營在貨币數字上的盈虧或利得的大小，來決定其失敗或成功程度的準則。
這種狹隘的利得觀念，如應用到公營事業方面，那不但忽略了公經濟的立場，且會歪曲公經濟的真正社會作用。
公經濟的真正利得，不是就這種經濟本身的貨币價值的大小來衡量，而甯是就它在全般社會經濟中所發生的積極的促進的作用來衡量。
依此判斷，一種公家經營，如其由它的活動，在全般社會經濟中造出了不良的影響，或有害的作用，它在其資本的貨币價值上，即使大有增加，那并不意味着這種經營的成功，而甯可說是這種經營的失敗。
反之，如其這種經營，在适應社會緊急需要上，在成就其他公私經濟活動的任務上，确實收到了莫大的效果，則它的資本貨币價值，即使無所增殖，甚至有所虧折，亦不妨說是成功的事業。
——我們對公經濟或公營事業，如其不采取這種公的社會的觀點，勢必驅使那些從事公營事業的活動者，走歪路，急近功，圖小利，根本失去其所以要建樹公經濟的立場。
第二，社會一般人對于公經濟的看法，從事公經濟活動者自己對于公經濟的看法，固然會影響公經濟的前途，但至足限制公經濟前途的，卻甯是公經濟所由建樹的曆史的社會的條件。
公經濟差不多是在一切曆史時代都有過的，但任一曆史時代的公經濟，與其他任一曆史時代的公經濟，差不多在内容，範圍，和性質上都不相同。
我們處在多重過渡轉形的大時代，很容易看到各種形态的公經濟，而忘懷其社會曆史基礎，以為公經濟的建樹，全是技術問題，是人的問題，可以随意創建出自己理想的模樣。
一般常拿技術條件，人的條件，來評定公經濟的成敗關鍵，就是一個顯明例證。
我們原極重視技術條件與人的條件，在一切公私經營上的重要性，但即使是這些條件，亦當從社會的立場去說明，技術的高下，人的健全或不長進，都不是偶然的。
以上兩點，前一點是就公經濟活動的社會價值立論，後一點是就公經濟本身存在的社會前提立論。
能把握這兩個認識的關鍵，我們對于當前國營省營一類公經濟的評價，乃不緻流于枝節，偏頗；而對于公經濟的強調，也不緻太超出現實許可的範圍。
但是提出這個認識基點，雖不算怎樣困難，要把它們，特别是要把後者加以科學的說明，而由是結論出中國公經濟可能的展望，卻就很不簡單了。
我希望本文能在某種限度達成這種任務。
（二）現代公經濟發展的曆程 今日中國已有的和将待創建的公經濟，顯然對現代先進諸國家的公有經濟形态，作了某種限度的模拟或仿行，或者至少受了它們那種公有經濟形态的影響。
所以要本質的理解我們的公經濟的現實及其發展限界，把它們的具有經濟形态的發展動态加以解析，是有其必要的。
所謂現代經濟，一般是指着資本主義的個人經濟或國民經濟。
由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末這一個世紀間，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差不多有意無意的是把亞丹斯密定立的經濟原則作為定則。
依照那種原則，國家或政府對于社會經濟活動，隻有三件事情可做：其一是保障經濟活動的國防工作；其二是維持經濟秩序的司法工作；其三是便利經濟設施的交通、教育及其他社會工作。
過此以往，則完全聽人民自動。
這就是所謂個人主義的自由放任政策。
而在這種政策作用下發展起來的經濟，顯然是屬于私經濟的範疇。
但這種私經濟發展到十九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的期間，由于它本身表露的缺陷，必然走上修正或漸逐否定那種經濟形态的路，結局，前此被限制在極窄狹範圍的公經濟，乃有在全體國民經濟當中，逐漸增大其比重的可能。
但那種可能，不是由于誰的天才設計，而是由于客觀經濟現實必然發展的結果。
現代的公經濟，大體是把以次這幾種私經濟社會的實際，作為其逐漸拓展的前提： 首先，即自由經濟的統制經濟化。
自由經濟是個人主義經濟的别稱。
由個别個人自利打算造成的無政府狀态，每個經濟主體自然會感到自由競争對于自己的不利結果。
由是，緩和或化除内部競争的各種組合經濟形态出現了。
卡特爾、托辣斯、辛狄克一類企業形态之勃興，盡管在一方面講，是加強了每個競争單位的規模和實力，即把零碎的散漫的競争，轉化成集結的組織的競争，但在另一方面講，通過了這諸般化零為整的組織和結合，畢竟在其組織或結合以内，消除了競争。
而且，由于這種種結合經濟形态的産生，遂使政府在許多場合，得到了幹涉統制個人自由經濟的口實與便利：其一，此類縱橫結合型的新企業出現以後，那些未參加，或不便參加新結合的企業，便處在極其不利地位，而演出破産失業的悲劇；其二，新結合企業的内部組織化，資本構成高度化，必然使有關方面的勞動就業機會相對減少下來。
這諸般制造社會經濟危機的因素，增大了政府出面來救濟來保護的要求；而其三，各種企業各自分門别類的結合起來，那又無異為政府安排了便于幹涉統制的基礎。
事實上，就在這種自由經濟的統制經濟化過程中，我們又還看到： 其次，産業支配經濟的金融支配經濟化。
照着資本主義内在的發展法則，現代企業組織的規模是愈來愈集中愈擴大的，那種集中和擴大，并不僅是如上面所說，會招來政府的統制和幹涉，同時也因其在集中擴大過程中，其資本有機構成的高度化，不但所需資本量愈來愈大，同時，也因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