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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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症結
在當前的經濟問題中，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算是最本質最基本的一個。
這個問題的現實理解，其重點，當然是存在于工商業間之不平衡的發展上，也就是存在于工業資本過于微弱，商業資本過于膨大的變态事實上。
本文的目的，雖在研究商業資本如何始能轉化為工業資本，但其窮源究委的說明，卻不能不涉及商工業資本之本質的相互關聯。
人們因為過于擔心當前經濟上的一般情勢，遂把他們一向忽略了的商業資本過于膨大的問題，很感性的或直觀的提論出來，仿佛這個問題，是到了戰時，特别是到了抗戰過程中的近兩三年，才開始發生似的。
自然，商業遊泳在日益增漲的水槽中，是容易惹人注意的，但隻要我們把問題的客觀性仔細端詳一下，一定會明了，伴随這個問題而發生的一切情勢，在中國現代社會裡面，與其說是變态的，毋甯說是常态的，與其說是嚴重化的開端，毋甯說是嚴重化的發展或繼續。
自從中國開始現代化的程序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就在客觀上取得了異常重要的地位。
但這個問題之被把握，被浮現在極少數人的腦海中，卻還是近十數年來的事。
人們是慣于把他們沒有想到的問題，當作客觀上不曾存在的問題。
因此，我們今日來讨論這個問題，就不期而然的充溢了曆史的興趣。
事實上，一個取得了社會史姿态的大問題，是很不易橫斷的孤立的去說明的。
（二）有關資本流通問題的幾個基本認識 把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對立起來加以理解，那中間橫跨着一個社會的分水嶺。
在一個産業發展，工業已取得了社會的支配的優勢的社會，商業在不斷為産業或工業所革命，直到它的本質，變更到能适應配合工業對它的要求。
在這場合，商人所扮演的，是為工業資本家分勞的任務；商業的流通過程，被包容在總生産過程中。
商業上的利得或商業利潤，是由總産業利潤或工業利潤派分出來。
商業活動不能超越出産業資本所允許的活動的限度，後者亦敦促它不要太不及這個限度。
而其間的調節器，就是利潤平均化的法則。
假若産業或工業資本利潤，低在商業資本利潤之下，社會上的資本，就會由工業上向商業上流轉，使商業資本的利潤，對一般利潤水準，降落下來；反之，假如工業資本對商業資本發生過剩現象，同一的利潤法則，亦會強制它倒流過來。
資本的流轉，在這種社會，可以說是不容易發生問題。
即使在某特定情形之下，發生問題，那所發生的問題的本質，也與我們現在所讨論的中國商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完全兩樣。
在産業不發達的社會，即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商業同産業的關系，就呈現出了一種異樣的姿态。
商業不但不曾被吸收到社會總生産過程中，而社會一般零碎的，獨立的，大體還滞留在落後的自然狀态中的産業，根本就不易形成一種有機的社會生産過程，形成一種足夠左右商業的社會優勢，而同時商業卻還可利用其較為适中的，并且在事實上控制着生産物買賣價格的地位，反過來，在社會生産過程的外部，對社會全般的産業，行使支配。
商業對産業支配的可能性愈大，它就愈能發揮它的賤買貴賣的欺騙與敲詐的機能，在這場合，如其說産業上還有利潤（那其實大體是勞動工資的轉形物）可言，還不妨用利潤這種名色來稱謂生産者的利得，則那種利潤或利得，就顯然會倒流似的表現是由商業利潤分派出來。
因此之故，在廣義經濟學上，就提示了我們這樣一個法則：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産業利潤規制着商業利潤，而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則是商業利潤規制着産業利潤。
資本主義的利潤法則，不能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建立起來。
于是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就無法依照自由競争的原則來理解和處理。
然而，對于我們所要讨論的問題，還須有更進一步的前提認識。
當一個社會由前資本主義形态移向資本主義形态的過程中，從資本流通的這一個角度去觀察，一定會發現一些撩亂吾人視聽的不易截然辨識的經濟現象。
産業或工業，對于商業，從而工業資本對于商業資本，工業資本利潤對于商業資本利潤，在某些場合，可能建立起了現代化的外觀，但卻不曾
這個問題的現實理解，其重點，當然是存在于工商業間之不平衡的發展上，也就是存在于工業資本過于微弱，商業資本過于膨大的變态事實上。
本文的目的，雖在研究商業資本如何始能轉化為工業資本，但其窮源究委的說明，卻不能不涉及商工業資本之本質的相互關聯。
人們因為過于擔心當前經濟上的一般情勢，遂把他們一向忽略了的商業資本過于膨大的問題，很感性的或直觀的提論出來，仿佛這個問題，是到了戰時，特别是到了抗戰過程中的近兩三年，才開始發生似的。
自然，商業遊泳在日益增漲的水槽中，是容易惹人注意的，但隻要我們把問題的客觀性仔細端詳一下，一定會明了，伴随這個問題而發生的一切情勢，在中國現代社會裡面，與其說是變态的，毋甯說是常态的，與其說是嚴重化的開端，毋甯說是嚴重化的發展或繼續。
自從中國開始現代化的程序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就在客觀上取得了異常重要的地位。
但這個問題之被把握，被浮現在極少數人的腦海中，卻還是近十數年來的事。
人們是慣于把他們沒有想到的問題，當作客觀上不曾存在的問題。
因此，我們今日來讨論這個問題，就不期而然的充溢了曆史的興趣。
事實上，一個取得了社會史姿态的大問題，是很不易橫斷的孤立的去說明的。
（二）有關資本流通問題的幾個基本認識 把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對立起來加以理解，那中間橫跨着一個社會的分水嶺。
在一個産業發展，工業已取得了社會的支配的優勢的社會，商業在不斷為産業或工業所革命，直到它的本質，變更到能适應配合工業對它的要求。
在這場合，商人所扮演的，是為工業資本家分勞的任務；商業的流通過程，被包容在總生産過程中。
商業上的利得或商業利潤，是由總産業利潤或工業利潤派分出來。
商業活動不能超越出産業資本所允許的活動的限度，後者亦敦促它不要太不及這個限度。
而其間的調節器，就是利潤平均化的法則。
假若産業或工業資本利潤，低在商業資本利潤之下，社會上的資本，就會由工業上向商業上流轉，使商業資本的利潤，對一般利潤水準，降落下來；反之，假如工業資本對商業資本發生過剩現象，同一的利潤法則，亦會強制它倒流過來。
資本的流轉，在這種社會，可以說是不容易發生問題。
即使在某特定情形之下，發生問題，那所發生的問題的本質，也與我們現在所讨論的中國商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完全兩樣。
在産業不發達的社會，即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商業同産業的關系，就呈現出了一種異樣的姿态。
商業不但不曾被吸收到社會總生産過程中，而社會一般零碎的，獨立的，大體還滞留在落後的自然狀态中的産業，根本就不易形成一種有機的社會生産過程，形成一種足夠左右商業的社會優勢，而同時商業卻還可利用其較為适中的，并且在事實上控制着生産物買賣價格的地位，反過來，在社會生産過程的外部，對社會全般的産業，行使支配。
商業對産業支配的可能性愈大，它就愈能發揮它的賤買貴賣的欺騙與敲詐的機能，在這場合，如其說産業上還有利潤（那其實大體是勞動工資的轉形物）可言，還不妨用利潤這種名色來稱謂生産者的利得，則那種利潤或利得，就顯然會倒流似的表現是由商業利潤分派出來。
因此之故，在廣義經濟學上，就提示了我們這樣一個法則：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産業利潤規制着商業利潤，而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則是商業利潤規制着産業利潤。
資本主義的利潤法則，不能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建立起來。
于是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就無法依照自由競争的原則來理解和處理。
然而，對于我們所要讨論的問題，還須有更進一步的前提認識。
當一個社會由前資本主義形态移向資本主義形态的過程中，從資本流通的這一個角度去觀察，一定會發現一些撩亂吾人視聽的不易截然辨識的經濟現象。
産業或工業，對于商業，從而工業資本對于商業資本，工業資本利潤對于商業資本利潤，在某些場合，可能建立起了現代化的外觀，但卻不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