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商業資本論
關燈
小
中
大
（一）全文的集注點
凡屬關心中國當前經濟問題的人，即使再有客觀的平靜的心，也會歎息緻恨于商業資本的猖獗活動，事實上，我們即使把今日中國整個經濟問題的症結，單從商業資本這個視野來求得說明，縱會不是最本質的，最根本的，但卻無疑要涉及最本質的最根本的問題上去。
當作一個社會經濟形态而表演着的商業資本，在一般人的主觀上，盡管它的活動像是越出了常軌，超過了一般社會的需求，且更進而成為全社會經濟系列上的反對物，但在商業資本自身，它對自己的任何活動，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它的動态，不但不能照着一般人希望它的活動限度作去，且也不能照着它的主體即商人們的意志作去。
商人們對于他們所控有的商業資本，在某些場合，雖然做着主持人或支配人的事，在另一些場合，卻是在跟着他們的資本所必然趨向的途徑走，這好比拖着馬車的馬，在上坡的時候，馬車無疑是被拖在馬後，惟馬首是瞻，一旦到下坡的境界，馬卻不像是拖着車走，倒反而是被馬趕着走，其中的原委，就因為是，各個人的資本，既被彙合成為社會規模或社會形态的商業資本，各商人的資本的活動，就不能自個别資本決定各自的動向，而必然是取決于全體商業資本，依照一定社會經濟法則而采取其動向的。
在這種認識下，我們罵商業，痛斥商業資本，雖然再露骨，再不留情，也隻能使自己多一些精神攪亂上的痛苦，于整個商業資本或它的化身，商人乃至商人階層，絲毫無損，更自然于整個經濟問題，無何裨助。
不但如此，從全社會演變的視野來看，商人并不一定是凝固在那裡，一直都是商人，那正如同他的資本，并不一定是一直凝固在那裡，一直都是商業資本。
一個社會的法律觀念，道德觀念，一個人在他已經在從事商業活動，已經是商人的場合，雖然格外被争利的強烈要求沖淡了，但由他将從事商業活動，将變為商人的場合，我們并不能用一個凝固的商人的觀點來範圍他。
而且，特别在今日中國的情形下，一個商人并不單純是商人，他可能是為一己利益而活動的商人，同時又是為大家利益而活動的别種人。
當他在前一種人格下，我們可以指摘他忽視社會的法律與道德，在後一種人格下，卻又似乎不能不默許他是法律與道德的支持者。
一人之身既可備有這兩重人格，我們就很難把商人看作是特别不顧道德法律的人了。
自然，我在這裡作如此的推論，并不是想為發國難财的商人或商業資本解脫責任，我隻是要表明：法律與道德是社會的産物，是要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才能發生作用。
要限制商人或是商業資本，單把注意集注到現象上，或者，隻憑感情來造出嚴峻法令，并動員一切道德壓力，恐都不易收到預期的效果。
商業資本活動，既然是離個别商人意志而獨立，既然是對商人，對一切“準商人”，乃至對商人預備隊伍，都表現為一種不易抵制的必然趨勢，我們即使要借道德與法律的力量來加以阻止，也須辨認出那種必然趨勢所由形成的社會經濟的因果法則，但環繞着商業資本而作用着的諸般法則，要把握它，差不多非動員整個的經濟學，甚至非動員别于現代狹義經濟學的廣義經濟學不可。
商業資本是原始社會以後的一切社會都存在着的經濟形态。
它的全部曆史，充分顯出了它的活動所依據的全部法則。
（二）商業資本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興衰繼絕關鍵 中國曆史上是有着許許多多的朝代變革的，朝代變革的原因，可以從各種觀點去考察，當然也不妨就商業資本的演變來予以說明。
事實上，中國曆史上每個王朝的興廢，差不多都是伴随着商業資本的興廢，這王朝的興廢的密切關聯，會給我們這樣的印象：王朝是把商業資本作為它的興廢存亡的前提條件，但揆諸實際，都是商業資本借着每個王朝的興起，而得到再生的機會，等到它擴大起來了，随即就對它借以再生的王朝，無情的侵蝕其存在的物質基礎。
中國商業資本在殷周王朝已經有其端緒，但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史上，殷周王朝是被位置在初期封建階段，而在這以後的二千餘年間，差不多滞留在中國的典型中央集權的封建體制的階段上。
中央集權的封建體制，是商業資本活動的溫床，因為，商業資本在它消極的意義上，它是需要社會落後的，但太落後或還逗留在前封建的狀态下，它沒有開展的可能；同時，在積極的意義上，它是需要社會的前進的，但太前進或是跨上了資本制的曆史，它又沒有握着支配地位的可能。
（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商業，一般是隸屬于産業的——此點後面還要說明。
）惟其封建體制對于商業資本特别有生存攸關的聯系，在中國社會經濟史上，商業資本就像一直在為了使中國經濟滞留在封建階段而活動，它像是不止一次的甯願以身殉王朝，與王朝同歸于盡、而不想使産業資本代它取得社會支配的地位，——這是中國産業不發達，中國很久不曾走上資本主義旅程的一個重大的原因。
自然，我們這種說明，是考察中國商業資本曆史的結果，是對商業資本客觀表現加以評判的結果，而在曆代的商業資本活動者主觀上，不但不曾意識到這些，他們當時的知識基礎，也不允他們意識到這些。
論到這裡，我們可以進而解說中國商業資本所據以演變的必然法則了。
中國曆史上每個王朝的興起，差不多都是在社會生産力大遭破壞的喪亂之餘，自秦以後的幾個重要的王朝，如漢、晉、唐、宋、元、明、清都是如此。
如其視社會生産力的徹底破壞，是一個王朝覆亡的基本原因，則新的王朝組基之始，便必然會盡一切可能的方法，促使社會生産力的恢複或再生。
一切封建社會是把農業生産作為它的物質存在基礎，所以每一個王朝的明君賢臣，都是以便農利農為其要政，講求水利，改進農業生産技術，薄稅斂，設置勸農力田官吏等，差不多千篇一律的被各王朝開國之君臣們相率實行起來。
在封建的貴族、領主、官吏是靠農業剩餘生産物維持的限度内，重視農業生産，無疑有其生存上的必要。
對于商業，在理論上，他們是要敵視的，而在實際，他們确也不絕采行了敵視的鉗制的步驟，因為商業的活動，是不免要分潤一部分農業剩餘生産物的。
商業活動愈形擴大，所分享去的農業剩餘生産物必愈多。
所以封建社會的整個經濟政策，總是把重農抑商作為它的骨幹。
但曆代王朝的重農抑商的政策，卻似乎隻從反面告訴了我們的一件事實，就是“農”其所以要特别的去“重”，無非是因為前此把它看輕了，“商”其所以要特别去“抑”，也無非是因為前此把它太放縱了。
漢朝一位政論家曾大聲疾呼的說明了此種事實：“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厚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
”各封建王朝在本質上實踐上，都走着勸農力桑的路，但卻為商人大開富厚之門，那不是因為它們沒有遠見，而是因為它們不明事實的必然邏輯啊。
商業的發展，是把治安與交通作為它的外在條件，把交換媒介的确定，交換對象的增殖，作為它的内在條件。
每一個新王朝的統一的局面，和由它在統一局面下必然要做到的休養生息，“田野辟，道路治”，以及凡百改善民生的庶政，其主旨雖在增進更多的農業餘剩生産物，更生農民，但結果大大的促成了商業的繁昌。
商業通有于無的機能，在一定場合和一定限界之下，無疑大有助于農業生産物的增殖與擴展，但商業發達到一定限度，卻把它原來可以助成農業的作用，轉化為破壞農業了，至少，是它愈來愈烈的破壞作用，早把它原有的助成作用掩蓋了。
封建社會的工業生産，隻是當作農業上的副業，全部商業的交換對象，差不多都是限于農産物，而且主要還是限于那些以地租賦稅名義，由農民提供封建領主貴族官吏們的農産物。
商業愈向前發展，各地通有于無的作用愈增大，被消費的對象愈繁多，結果，封建上層社會的消費欲望，就愈加會受到刺激，而農民用地租賦稅名義提供到他們的農業剩餘生産部分，就愈加要對他們的農業必要生産部分，增大其比重。
換言之，就是農民為了維持自己能繼續勞動，并為了維持能繼續生産所需的那一部分必要生産物，都将因此減少。
租稅不論是侵蝕到了農民的生活費，抑是侵蝕到了他們的生産費，再生産規模是會相應受到拘束或縮減的，一旦再生産不能維持，租稅所自出的經濟基礎，就定會發生動搖。
在這場合，封建上層社會要繼續維持不生産的消費性的浪費，就隻有兩個途徑可循：其一是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進一步破壞其寄生的經濟基礎；其一是用借債等方式，多方張羅其浪費所需的資金。
但無論選定那一個途徑，結果都會是土地向着商人豪民手上集中，農民則相率離開生産過程。
商業資本向着土地方面的進出，無疑得到了曾由它轉化成的高利貸資本的協助，但資金由商業同高利貸業移到地産上去，那并不是商業資本活動的中心，而是它進一步的擴大，因為土地上乃至高利貸業上的收入，還可繼續更番的變為商業活動的本錢。
有人說，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和土地資本是“三位一體”，那是頗為允當的，它們在任何一個落後社會，都會依照不同的方式，表現為一個整體的三種作用。
然則商人地租收入者，高利貸業者豪民們，為什麼不肯把他們的資金使用在工農産業上，而必須向着這些方面兜圈子呢？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有一種遠見，以為把資金使用到生産事業上，生産事業或産業發達起來，就是對于他們自己已有的地位與利益的否定，而是因為封建社會種種的傳統法規及傳統意識，妨礙生産活動，使他們權衡利害，更容易為當前的厚利和伴着厚利而可能取得的社會地位所吸引。
事實上，商業資本的活動，還不隻停留在社會經濟的領域，它的化身或商人，不僅“豐财役貧”，不僅使“封君皆低首仰給”，不僅“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且還能借其通神的财力，借其對于實際經營的經驗，相率利用各王朝财政空乏的機緣，直接擔任起理财的政務，“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了。
在這種場合下，封建社會傳統的抑商政策，便被暫時擱置起來，而采取一種為商賈豪民所能接受的妥協方案了。
其實，在現物地租成為商品交換基礎的限内，在社會生産力的恢複與發展，必然附有富之蓄積與豪商發達的條件的限内，商人由抑商政策所受到的損失，最後必然要取償于農民，農民在多方誅求之下，隻好把他們賴以維持生存的僅有土地，以更惡劣的條件，貢獻于豪商地主。
封建主義到了需要遷就豪商地主，需要對商業資本妥協，并需要由豪商參加政權，決定經濟國策等方式，使自己商業化的階段，這必然會把一切對農業生産有利的措施，如治水，如改良農業設備等等，放在一邊，同時更由浪費與不生産支出的增大，和租稅收入因農民大批離村及豪商官吏多方規避的減少，而不得不對勉強留在農村掙紮的農民，采行更無情的剝削。
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天災水禍及各種形态的瘟疫，必然一再侵迫着饑餓的農民，使他們不能不到處
當作一個社會經濟形态而表演着的商業資本，在一般人的主觀上，盡管它的活動像是越出了常軌，超過了一般社會的需求，且更進而成為全社會經濟系列上的反對物，但在商業資本自身，它對自己的任何活動，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它的動态，不但不能照着一般人希望它的活動限度作去，且也不能照着它的主體即商人們的意志作去。
商人們對于他們所控有的商業資本，在某些場合，雖然做着主持人或支配人的事，在另一些場合，卻是在跟着他們的資本所必然趨向的途徑走，這好比拖着馬車的馬，在上坡的時候，馬車無疑是被拖在馬後，惟馬首是瞻，一旦到下坡的境界，馬卻不像是拖着車走，倒反而是被馬趕着走，其中的原委，就因為是，各個人的資本，既被彙合成為社會規模或社會形态的商業資本，各商人的資本的活動，就不能自個别資本決定各自的動向，而必然是取決于全體商業資本，依照一定社會經濟法則而采取其動向的。
在這種認識下，我們罵商業，痛斥商業資本，雖然再露骨，再不留情，也隻能使自己多一些精神攪亂上的痛苦，于整個商業資本或它的化身，商人乃至商人階層，絲毫無損，更自然于整個經濟問題，無何裨助。
不但如此，從全社會演變的視野來看，商人并不一定是凝固在那裡，一直都是商人，那正如同他的資本，并不一定是一直凝固在那裡，一直都是商業資本。
一個社會的法律觀念，道德觀念，一個人在他已經在從事商業活動，已經是商人的場合，雖然格外被争利的強烈要求沖淡了，但由他将從事商業活動，将變為商人的場合，我們并不能用一個凝固的商人的觀點來範圍他。
而且，特别在今日中國的情形下，一個商人并不單純是商人，他可能是為一己利益而活動的商人，同時又是為大家利益而活動的别種人。
當他在前一種人格下，我們可以指摘他忽視社會的法律與道德，在後一種人格下，卻又似乎不能不默許他是法律與道德的支持者。
一人之身既可備有這兩重人格，我們就很難把商人看作是特别不顧道德法律的人了。
自然，我在這裡作如此的推論，并不是想為發國難财的商人或商業資本解脫責任，我隻是要表明：法律與道德是社會的産物，是要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才能發生作用。
要限制商人或是商業資本，單把注意集注到現象上，或者，隻憑感情來造出嚴峻法令，并動員一切道德壓力，恐都不易收到預期的效果。
商業資本活動，既然是離個别商人意志而獨立，既然是對商人，對一切“準商人”，乃至對商人預備隊伍，都表現為一種不易抵制的必然趨勢，我們即使要借道德與法律的力量來加以阻止，也須辨認出那種必然趨勢所由形成的社會經濟的因果法則，但環繞着商業資本而作用着的諸般法則，要把握它，差不多非動員整個的經濟學，甚至非動員别于現代狹義經濟學的廣義經濟學不可。
商業資本是原始社會以後的一切社會都存在着的經濟形态。
它的全部曆史，充分顯出了它的活動所依據的全部法則。
（二）商業資本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興衰繼絕關鍵 中國曆史上是有着許許多多的朝代變革的，朝代變革的原因，可以從各種觀點去考察，當然也不妨就商業資本的演變來予以說明。
事實上，中國曆史上每個王朝的興廢，差不多都是伴随着商業資本的興廢，這王朝的興廢的密切關聯，會給我們這樣的印象：王朝是把商業資本作為它的興廢存亡的前提條件，但揆諸實際，都是商業資本借着每個王朝的興起，而得到再生的機會，等到它擴大起來了，随即就對它借以再生的王朝，無情的侵蝕其存在的物質基礎。
中國商業資本在殷周王朝已經有其端緒，但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史上，殷周王朝是被位置在初期封建階段，而在這以後的二千餘年間，差不多滞留在中國的典型中央集權的封建體制的階段上。
中央集權的封建體制，是商業資本活動的溫床，因為，商業資本在它消極的意義上，它是需要社會落後的，但太落後或還逗留在前封建的狀态下，它沒有開展的可能；同時，在積極的意義上，它是需要社會的前進的，但太前進或是跨上了資本制的曆史，它又沒有握着支配地位的可能。
（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商業，一般是隸屬于産業的——此點後面還要說明。
）惟其封建體制對于商業資本特别有生存攸關的聯系，在中國社會經濟史上，商業資本就像一直在為了使中國經濟滞留在封建階段而活動，它像是不止一次的甯願以身殉王朝，與王朝同歸于盡、而不想使産業資本代它取得社會支配的地位，——這是中國産業不發達，中國很久不曾走上資本主義旅程的一個重大的原因。
自然，我們這種說明，是考察中國商業資本曆史的結果，是對商業資本客觀表現加以評判的結果，而在曆代的商業資本活動者主觀上，不但不曾意識到這些，他們當時的知識基礎，也不允他們意識到這些。
論到這裡，我們可以進而解說中國商業資本所據以演變的必然法則了。
中國曆史上每個王朝的興起，差不多都是在社會生産力大遭破壞的喪亂之餘，自秦以後的幾個重要的王朝，如漢、晉、唐、宋、元、明、清都是如此。
如其視社會生産力的徹底破壞，是一個王朝覆亡的基本原因，則新的王朝組基之始，便必然會盡一切可能的方法，促使社會生産力的恢複或再生。
一切封建社會是把農業生産作為它的物質存在基礎，所以每一個王朝的明君賢臣，都是以便農利農為其要政，講求水利，改進農業生産技術，薄稅斂，設置勸農力田官吏等，差不多千篇一律的被各王朝開國之君臣們相率實行起來。
在封建的貴族、領主、官吏是靠農業剩餘生産物維持的限度内，重視農業生産，無疑有其生存上的必要。
對于商業，在理論上，他們是要敵視的，而在實際，他們确也不絕采行了敵視的鉗制的步驟，因為商業的活動，是不免要分潤一部分農業剩餘生産物的。
商業活動愈形擴大，所分享去的農業剩餘生産物必愈多。
所以封建社會的整個經濟政策，總是把重農抑商作為它的骨幹。
但曆代王朝的重農抑商的政策，卻似乎隻從反面告訴了我們的一件事實，就是“農”其所以要特别的去“重”，無非是因為前此把它看輕了，“商”其所以要特别去“抑”，也無非是因為前此把它太放縱了。
漢朝一位政論家曾大聲疾呼的說明了此種事實：“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厚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
”各封建王朝在本質上實踐上，都走着勸農力桑的路，但卻為商人大開富厚之門，那不是因為它們沒有遠見，而是因為它們不明事實的必然邏輯啊。
商業的發展，是把治安與交通作為它的外在條件，把交換媒介的确定，交換對象的增殖，作為它的内在條件。
每一個新王朝的統一的局面，和由它在統一局面下必然要做到的休養生息，“田野辟，道路治”，以及凡百改善民生的庶政，其主旨雖在增進更多的農業餘剩生産物，更生農民，但結果大大的促成了商業的繁昌。
商業通有于無的機能，在一定場合和一定限界之下，無疑大有助于農業生産物的增殖與擴展，但商業發達到一定限度，卻把它原來可以助成農業的作用，轉化為破壞農業了，至少，是它愈來愈烈的破壞作用，早把它原有的助成作用掩蓋了。
封建社會的工業生産，隻是當作農業上的副業，全部商業的交換對象，差不多都是限于農産物，而且主要還是限于那些以地租賦稅名義，由農民提供封建領主貴族官吏們的農産物。
商業愈向前發展，各地通有于無的作用愈增大，被消費的對象愈繁多，結果，封建上層社會的消費欲望，就愈加會受到刺激，而農民用地租賦稅名義提供到他們的農業剩餘生産部分，就愈加要對他們的農業必要生産部分，增大其比重。
換言之，就是農民為了維持自己能繼續勞動，并為了維持能繼續生産所需的那一部分必要生産物，都将因此減少。
租稅不論是侵蝕到了農民的生活費，抑是侵蝕到了他們的生産費，再生産規模是會相應受到拘束或縮減的，一旦再生産不能維持，租稅所自出的經濟基礎，就定會發生動搖。
在這場合，封建上層社會要繼續維持不生産的消費性的浪費，就隻有兩個途徑可循：其一是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進一步破壞其寄生的經濟基礎；其一是用借債等方式，多方張羅其浪費所需的資金。
但無論選定那一個途徑，結果都會是土地向着商人豪民手上集中，農民則相率離開生産過程。
商業資本向着土地方面的進出，無疑得到了曾由它轉化成的高利貸資本的協助，但資金由商業同高利貸業移到地産上去，那并不是商業資本活動的中心，而是它進一步的擴大，因為土地上乃至高利貸業上的收入，還可繼續更番的變為商業活動的本錢。
有人說，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和土地資本是“三位一體”，那是頗為允當的，它們在任何一個落後社會，都會依照不同的方式，表現為一個整體的三種作用。
然則商人地租收入者，高利貸業者豪民們，為什麼不肯把他們的資金使用在工農産業上，而必須向着這些方面兜圈子呢？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有一種遠見，以為把資金使用到生産事業上，生産事業或産業發達起來，就是對于他們自己已有的地位與利益的否定，而是因為封建社會種種的傳統法規及傳統意識，妨礙生産活動，使他們權衡利害，更容易為當前的厚利和伴着厚利而可能取得的社會地位所吸引。
事實上，商業資本的活動，還不隻停留在社會經濟的領域，它的化身或商人，不僅“豐财役貧”，不僅使“封君皆低首仰給”，不僅“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且還能借其通神的财力，借其對于實際經營的經驗，相率利用各王朝财政空乏的機緣，直接擔任起理财的政務，“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了。
在這種場合下，封建社會傳統的抑商政策，便被暫時擱置起來，而采取一種為商賈豪民所能接受的妥協方案了。
其實，在現物地租成為商品交換基礎的限内，在社會生産力的恢複與發展，必然附有富之蓄積與豪商發達的條件的限内，商人由抑商政策所受到的損失，最後必然要取償于農民，農民在多方誅求之下，隻好把他們賴以維持生存的僅有土地，以更惡劣的條件，貢獻于豪商地主。
封建主義到了需要遷就豪商地主，需要對商業資本妥協，并需要由豪商參加政權，決定經濟國策等方式，使自己商業化的階段，這必然會把一切對農業生産有利的措施，如治水，如改良農業設備等等，放在一邊，同時更由浪費與不生産支出的增大，和租稅收入因農民大批離村及豪商官吏多方規避的減少，而不得不對勉強留在農村掙紮的農民，采行更無情的剝削。
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天災水禍及各種形态的瘟疫，必然一再侵迫着饑餓的農民，使他們不能不到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