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商業資本論
關燈
小
中
大
流亡，不能不由流亡轉徙喪失去一切封建意識所加于他們的安分守己的束縛，而選擇“铤而走險”的末路。
由是到處發生戰亂，社會生産力遂根本遭受破壞，現物地租及商品貨币關系的基礎，均連帶喪失無餘，不僅是貴族領主，就連豪商滑吏也對這一代的集權封建體制殉葬了。
商業資本走上這樣的末路，當然不是商人階層始料所及的，但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上，他們确實有無數次陷在這種不能自拔的命運中，漢末、唐末、宋末、明末，他們都曾在一度盛極之後，接着就踏上其前一王朝終結時的商人階層的覆轍。
一度一度的血腥故事，好像總教不乖他們。
這事實，我們是不能單用商人“利令智昏”的考語來解釋的。
就是那些像把商賈之利，看得卑不足道的曆代明君和賢士大夫，也都不曾意識到他們的王朝所寄托的封建政權，何以終于不能避免的要走上分崩離析之路。
一個社會的本質不曾改變過來，那些意識着這個社會，使這個社會取得曆史存在的一切法則，便會不顧人們的志願，而鐵一般的貫徹其作用。
商業資本運動法則，是封建主義經濟運動法則的一個重要部門。
上述中國曆代商業資本興衰存亡的演變關鍵，隻有從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法則的作用才能得到說明，而這一法則，卻還是挽近廣義經濟學研究的成果。
（三）鴉片戰役以後的商業資本 把鴉片戰役作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推移的一個轉捩點，那大體是為一般人所公認的，在這以後，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組織，已逐漸趨于解體，同時，附于這個逐漸解體的封建社會的商業資本，也相對的，擴大了它的活動範圍，改變了它的姿态。
不過一個舊社會組織的解體過程，是要到它胎内孕育着的新體制蛹脫出來，才宣告完結的。
直到抗戰發生時為止，中國現代化的新社會體制的難産，就使封建殘餘在各地或多或少的保留下來。
這種保留的成分，如其必然是關系于最廣範圍的，最有保守性的，最基礎的農村社會生産組織方面，從而，其解體的成分，如其必然是關系于較窄狹範圍的，較有變易性的，較為上層的都市經濟方面，則我們社會的姿态雖然是改變了，它的本質當不能有根本的變革。
結果，依存于我們這種社會的商業資本，盡管把它活動範圍加大了，把活動方式改換了，在大體上，仍不能丢開它一向依以作用的運動法則。
自然，我們這個古舊帝國的門戶，自被先進各國的大炮轟開以後，舶來的各種形态的制造品，使用種種方式，推銷進中國來，同時，中國之種種土地的生産物，則被先進國吸收去。
對外貿易關系之拓展，确實為中國商業資本開辟了一個新的紀元，或者說，已在它原來的新陳代謝的細胞中注入了新的血液。
自然，中國的對外貿易，并不自當時始，遠在西漢時代，我們已同西域諸國有了貿易上的往還，因為那時我們輸出的主要是生絲，西方不通“世故”的學者（見沙哈諾夫所著《中國社會發展史》），還給我們以“生絲帝國主義”的考語。
此後中國西北多數由阿剌伯人作介紹的中西貿易，乃傾重于海道，使中國東南如交州、廣州、明州、揚州等地，成為對外通商港口，市舶司之設，“蕃坊”之設，均為當時國外貿易日有拓展之明證。
迄大元帝國成立，中國與中亞細亞西域各地之陸地交通，雖一度開拓，然大元帝國崩潰，此路遂不通。
至于明代，又因倭寇肆虐，國人海外航行禁止，以緻海外貿易完全阻絕。
然在這當中，冒險航海事業在歐洲勃然大盛，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先後發現東西航路，歐洲人争先恐後奔來亞洲。
葡萄牙人在明武宗正德十二年（西元一五一七年），西班牙人在明神宗萬曆三年（西元一五二七年）即已來中國互市，于是因倭患阻絕的中國海外貿易，至明末清初又複逐漸恢複過來。
——由上面這一段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簡略的說明，我們就可曉然于中國以往商業資本的活動，并不盡是局限于國内市場，亦又不完全是以土地原生産物交易為對象，不過，當時那種時斷時續的對外貿易，論其範圍和規模，固已不夠改變或有多大影響于中國商業資本運動曆史定向或必然法則，何況它的性質，又是那樣由國家予以限制。
唐代對于外國輸入貨物，征取關稅十分之三，宋代則須抽征其總額十分之一乃之十分之四，而且後者對于外來貨物，都令其先出賣于市舶司，再由市舶司或官方出賣于民間，官方在買賣價格差額上，獲有莫大利益。
所以，對于“初與蕃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者論罪，十五貫以上黥流海島，過此送關下”。
迄乎元代，世祖忽必烈奠定江南，即規定凡鄰海諸郡與蕃國往返，互易舶貨者，其貨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
其後，官方且自備船隻，專運蕃人貿易諸貨，其所獲之利，似十分為率，官取其一，交易者得其三，為了保障國家對外貿易利潤的獨占，即令權勢之家，亦不許其用己錢入蕃為賈，犯者罪之，且沒收其家産之半。
由此可知宋元諸朝的對外貿易，大抵都由國家行使獨占，商業資本的活動，當然是大大的受到了妨阻。
至當時輸入的商品，主要為達官貴人之奢侈品，如香藥、象牙、珊瑚、琥珀等，而其輸出品，則為金銀、銅鐵、鉛錫、絲絹之屬，交易對象既局限在這些奢侈性的（就中金屬的流出，确曾紊亂當時币制）商品方面，對于社會的經濟基礎，即使聽令商業資本自由活動，亦似不能發生決定的影響。
然而五口通商以後的中國對外貿易，在上述無論那一方面，卻有了極大的改變，與其說是由于我們國家抛棄了對外貿易的傳統态度或政策，甯不如說是由于我們的貿易對于國家，不允許我們采行傳統的對外貿易的态度和政策。
商品生産是現代經濟上的一個最顯著特征。
現代經濟每進一步發展，就是生産物商品化的程度和範圍的加強加大。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前後，所有先進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差不多都把它們的商品生産，發展到了這樣的限度，不僅它們生産出來的物品，都當作商品投向市場，它們用以生産的物品，亦是作為商品購自市場。
其結果，市場的擴大要求，就成了商品生産的先決條件。
國内市場是有界限的，向外擴展或制造市場，簡直變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基本而重要的國策。
在此種國策指導下，它們對于其貿易對手國，或者說，對于我們這裡所論及的中國，就不是像過去那樣，僅輸出一些帶有奢侈玩意性質的東西，如香料、象牙、琥珀之類，所有日常需用的必需品便利品乃至新奇名貴的奢侈品，都是它們要向中國輸入的，它們并且用威脅利誘的方法，把所有這些商品，盡可能大量的，向着中國的每個角落去找銷路，它們像是在商品制造上，為中國社會服務，變為中國的工廠。
而與它們這種要求配合起來，雙管齊下的，就是因為它們自己的生産商品化，工業化，它們國内對工業化所能提供的原料，就相對的、絕對的都愈來愈不夠供給了；同時，在為它們的商品所泛濫的中國，卻因制造有人代庖，連舊式手工業，也日就趨于式微，它的農産品，特别是當作原料而生産出來的農産品，就恰像上帝妥為安排好了的一樣，都成為缺乏原料的工業國的最好補充，這在世界經濟分工上，俨然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結果，中國的經濟特征，就可用上海一個大百貨公司的廣告聯來标識它，那就是“廣搜各地土産，統辦全球貨物”。
但中國這種經濟特征的形成，并不是不曾受到傳統的政治經濟諸條件乃至一般社會意識民族意識的障礙。
為便于突破這些方面的障礙，多次的戰役和一列不平等條約被連續制造出來。
有了這些，中國經濟的那種特征，就更加得到了保障。
無疑的，在資本主義生産方法，以它自己的模型制造世界，并多方破壞舊有的封建生産方法的過程中，中國也像矛盾而不調和的逐漸成長了相當程度的新式制造業和工廠工業，雖然這些現代型的企業，至少一半以上，是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為了最低廉最簡便的利用中國原料與勞力，憑其在中國取得的工業特權而直接經營的，但由于它們這種經營，上述中國的那種經濟特征，就像塗上了使人眩惑的不明朗的彩色。
在這裡，我們似乎用了較多的篇幅來繪描中國經濟形成的過程和特征，但如其說，中國的商業經濟或商業資本形态，是中國整個經濟形态的一個分支，或是它的重要部門之一，則我們的說明，就很有其必要了。
在具有上述這種特征經濟條件之下，中國的商業資本的活動，從以次幾個方面，和過去表現了不同的分野。
首先，商業活動的對象是增多增大了。
舶來的國内的各種樣式的大量工業制造品，被投進流通過程中了，這和過去僅把農産品作為唯一活動對象的商業，已有了極大的不同，而且在過去的農産品中，大體上隻是當作地租移交土地所有者（不論是國家或官府或私人）的那一部分農業剩餘生産物，會投到市場，而農民留以自給的部分，則不曾或無須轉化為商品，但在這時候，由某些農産品生産的專業化，以緻它們的全部生産物，無論是剩餘的，抑是最終會作為必要的，都得通過市場，就是都得變為商業的對象。
除此以外，各種票據、有價證券、外彙，交易所裡面最架空的，但都是最大規模的交換物，以及較有确實性的地産，通是商業階級在新時代找到的高興舞蹈的樂園。
至于人（苦力或娼妓），被購買被招雇，或被質押來“外運”或“内銷”，雖然是“古已有之”的一個不小的商業部門，到這時，都擴大了規模，改變了形态。
其次，商業活動的範圍是大大擴展了。
這原和它的活動對象有着密切的關系，中國農産品向世界每個資本主義角落的進出，雖然在國門以外，不一定是甚至全都不是中國商業資本活動的結果，但在國内，卻連在窮鄉僻壤的地帶，亦逐漸依新的交通工具依新的金融與交換組織的發展，而直接間接嗅到了商業資本的氣味，而且，就是在都市方面，由上面述及的各種交易所，也真不知為商業資本開拓了多少新途徑和新天地。
第三，商業活動的性質，是有重大的改變了。
在現代國外資本未侵入中國以前，中國的商業資本是獨立的，差不多是在中國社會經濟實況所允許的限内，照着它的必然途徑展開的。
但在這以後，它的活動，便願意地或不願意地被卷入國際資本的旋渦，而且愈來愈成為後者的尾巴，對于無論采取那種侵入方式的國際資本，它的活動，雖都不外是為他們推銷制造品和采購原料，但這個任務，還不是直接以所謂民族的商業資本來擔當。
在一九三〇年，其總數已達八千多個之多的大大小小的外商洋行，差不多是以主人或監督者的資格，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特權，來推動中國整個流通界的活動。
事實上，由這些洋行配合着中國買辦們所進行的商業活動，已早越出了流通過程，即侵入生産過程了，即是說，它們不僅是隻推銷制造品，采購原料，同時，還借着政治的金融的力量，把制造品和生産原料的控制權也把握住了。
在大城市及其附近的準資本主義的家内工業，乃至專為某種用途而生産出來的農産品，幾乎都是由商人所支配。
把上面幾種事實加以考慮，中國的
由是到處發生戰亂，社會生産力遂根本遭受破壞，現物地租及商品貨币關系的基礎，均連帶喪失無餘，不僅是貴族領主，就連豪商滑吏也對這一代的集權封建體制殉葬了。
商業資本走上這樣的末路，當然不是商人階層始料所及的，但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上，他們确實有無數次陷在這種不能自拔的命運中，漢末、唐末、宋末、明末，他們都曾在一度盛極之後，接着就踏上其前一王朝終結時的商人階層的覆轍。
一度一度的血腥故事，好像總教不乖他們。
這事實，我們是不能單用商人“利令智昏”的考語來解釋的。
就是那些像把商賈之利，看得卑不足道的曆代明君和賢士大夫，也都不曾意識到他們的王朝所寄托的封建政權，何以終于不能避免的要走上分崩離析之路。
一個社會的本質不曾改變過來，那些意識着這個社會，使這個社會取得曆史存在的一切法則，便會不顧人們的志願，而鐵一般的貫徹其作用。
商業資本運動法則，是封建主義經濟運動法則的一個重要部門。
上述中國曆代商業資本興衰存亡的演變關鍵，隻有從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法則的作用才能得到說明，而這一法則，卻還是挽近廣義經濟學研究的成果。
（三）鴉片戰役以後的商業資本 把鴉片戰役作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推移的一個轉捩點，那大體是為一般人所公認的，在這以後，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組織，已逐漸趨于解體，同時，附于這個逐漸解體的封建社會的商業資本，也相對的，擴大了它的活動範圍，改變了它的姿态。
不過一個舊社會組織的解體過程，是要到它胎内孕育着的新體制蛹脫出來，才宣告完結的。
直到抗戰發生時為止，中國現代化的新社會體制的難産，就使封建殘餘在各地或多或少的保留下來。
這種保留的成分，如其必然是關系于最廣範圍的，最有保守性的，最基礎的農村社會生産組織方面，從而，其解體的成分，如其必然是關系于較窄狹範圍的，較有變易性的，較為上層的都市經濟方面，則我們社會的姿态雖然是改變了，它的本質當不能有根本的變革。
結果，依存于我們這種社會的商業資本，盡管把它活動範圍加大了，把活動方式改換了，在大體上，仍不能丢開它一向依以作用的運動法則。
自然，我們這個古舊帝國的門戶，自被先進各國的大炮轟開以後，舶來的各種形态的制造品，使用種種方式，推銷進中國來，同時，中國之種種土地的生産物，則被先進國吸收去。
對外貿易關系之拓展，确實為中國商業資本開辟了一個新的紀元，或者說，已在它原來的新陳代謝的細胞中注入了新的血液。
自然，中國的對外貿易，并不自當時始，遠在西漢時代，我們已同西域諸國有了貿易上的往還，因為那時我們輸出的主要是生絲，西方不通“世故”的學者（見沙哈諾夫所著《中國社會發展史》），還給我們以“生絲帝國主義”的考語。
此後中國西北多數由阿剌伯人作介紹的中西貿易，乃傾重于海道，使中國東南如交州、廣州、明州、揚州等地，成為對外通商港口，市舶司之設，“蕃坊”之設，均為當時國外貿易日有拓展之明證。
迄大元帝國成立，中國與中亞細亞西域各地之陸地交通，雖一度開拓，然大元帝國崩潰，此路遂不通。
至于明代，又因倭寇肆虐，國人海外航行禁止，以緻海外貿易完全阻絕。
然在這當中，冒險航海事業在歐洲勃然大盛，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先後發現東西航路，歐洲人争先恐後奔來亞洲。
葡萄牙人在明武宗正德十二年（西元一五一七年），西班牙人在明神宗萬曆三年（西元一五二七年）即已來中國互市，于是因倭患阻絕的中國海外貿易，至明末清初又複逐漸恢複過來。
——由上面這一段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簡略的說明，我們就可曉然于中國以往商業資本的活動，并不盡是局限于國内市場，亦又不完全是以土地原生産物交易為對象，不過，當時那種時斷時續的對外貿易，論其範圍和規模，固已不夠改變或有多大影響于中國商業資本運動曆史定向或必然法則，何況它的性質，又是那樣由國家予以限制。
唐代對于外國輸入貨物，征取關稅十分之三，宋代則須抽征其總額十分之一乃之十分之四，而且後者對于外來貨物，都令其先出賣于市舶司，再由市舶司或官方出賣于民間，官方在買賣價格差額上，獲有莫大利益。
所以，對于“初與蕃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者論罪，十五貫以上黥流海島，過此送關下”。
迄乎元代，世祖忽必烈奠定江南，即規定凡鄰海諸郡與蕃國往返，互易舶貨者，其貨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
其後，官方且自備船隻，專運蕃人貿易諸貨，其所獲之利，似十分為率，官取其一，交易者得其三，為了保障國家對外貿易利潤的獨占，即令權勢之家，亦不許其用己錢入蕃為賈，犯者罪之，且沒收其家産之半。
由此可知宋元諸朝的對外貿易，大抵都由國家行使獨占，商業資本的活動，當然是大大的受到了妨阻。
至當時輸入的商品，主要為達官貴人之奢侈品，如香藥、象牙、珊瑚、琥珀等，而其輸出品，則為金銀、銅鐵、鉛錫、絲絹之屬，交易對象既局限在這些奢侈性的（就中金屬的流出，确曾紊亂當時币制）商品方面，對于社會的經濟基礎，即使聽令商業資本自由活動，亦似不能發生決定的影響。
然而五口通商以後的中國對外貿易，在上述無論那一方面，卻有了極大的改變，與其說是由于我們國家抛棄了對外貿易的傳統态度或政策，甯不如說是由于我們的貿易對于國家，不允許我們采行傳統的對外貿易的态度和政策。
商品生産是現代經濟上的一個最顯著特征。
現代經濟每進一步發展，就是生産物商品化的程度和範圍的加強加大。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前後，所有先進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差不多都把它們的商品生産，發展到了這樣的限度，不僅它們生産出來的物品，都當作商品投向市場，它們用以生産的物品，亦是作為商品購自市場。
其結果，市場的擴大要求，就成了商品生産的先決條件。
國内市場是有界限的，向外擴展或制造市場，簡直變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基本而重要的國策。
在此種國策指導下，它們對于其貿易對手國，或者說，對于我們這裡所論及的中國，就不是像過去那樣，僅輸出一些帶有奢侈玩意性質的東西，如香料、象牙、琥珀之類，所有日常需用的必需品便利品乃至新奇名貴的奢侈品，都是它們要向中國輸入的，它們并且用威脅利誘的方法，把所有這些商品，盡可能大量的，向着中國的每個角落去找銷路，它們像是在商品制造上，為中國社會服務，變為中國的工廠。
而與它們這種要求配合起來，雙管齊下的，就是因為它們自己的生産商品化，工業化，它們國内對工業化所能提供的原料，就相對的、絕對的都愈來愈不夠供給了；同時，在為它們的商品所泛濫的中國，卻因制造有人代庖，連舊式手工業，也日就趨于式微，它的農産品，特别是當作原料而生産出來的農産品，就恰像上帝妥為安排好了的一樣，都成為缺乏原料的工業國的最好補充，這在世界經濟分工上，俨然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結果，中國的經濟特征，就可用上海一個大百貨公司的廣告聯來标識它，那就是“廣搜各地土産，統辦全球貨物”。
但中國這種經濟特征的形成，并不是不曾受到傳統的政治經濟諸條件乃至一般社會意識民族意識的障礙。
為便于突破這些方面的障礙，多次的戰役和一列不平等條約被連續制造出來。
有了這些，中國經濟的那種特征，就更加得到了保障。
無疑的，在資本主義生産方法，以它自己的模型制造世界，并多方破壞舊有的封建生産方法的過程中，中國也像矛盾而不調和的逐漸成長了相當程度的新式制造業和工廠工業，雖然這些現代型的企業，至少一半以上，是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為了最低廉最簡便的利用中國原料與勞力，憑其在中國取得的工業特權而直接經營的，但由于它們這種經營，上述中國的那種經濟特征，就像塗上了使人眩惑的不明朗的彩色。
在這裡，我們似乎用了較多的篇幅來繪描中國經濟形成的過程和特征，但如其說，中國的商業經濟或商業資本形态，是中國整個經濟形态的一個分支，或是它的重要部門之一，則我們的說明，就很有其必要了。
在具有上述這種特征經濟條件之下，中國的商業資本的活動，從以次幾個方面，和過去表現了不同的分野。
首先，商業活動的對象是增多增大了。
舶來的國内的各種樣式的大量工業制造品，被投進流通過程中了，這和過去僅把農産品作為唯一活動對象的商業，已有了極大的不同，而且在過去的農産品中，大體上隻是當作地租移交土地所有者（不論是國家或官府或私人）的那一部分農業剩餘生産物，會投到市場，而農民留以自給的部分，則不曾或無須轉化為商品，但在這時候，由某些農産品生産的專業化，以緻它們的全部生産物，無論是剩餘的，抑是最終會作為必要的，都得通過市場，就是都得變為商業的對象。
除此以外，各種票據、有價證券、外彙，交易所裡面最架空的，但都是最大規模的交換物，以及較有确實性的地産，通是商業階級在新時代找到的高興舞蹈的樂園。
至于人（苦力或娼妓），被購買被招雇，或被質押來“外運”或“内銷”，雖然是“古已有之”的一個不小的商業部門，到這時，都擴大了規模，改變了形态。
其次，商業活動的範圍是大大擴展了。
這原和它的活動對象有着密切的關系，中國農産品向世界每個資本主義角落的進出，雖然在國門以外，不一定是甚至全都不是中國商業資本活動的結果，但在國内，卻連在窮鄉僻壤的地帶，亦逐漸依新的交通工具依新的金融與交換組織的發展，而直接間接嗅到了商業資本的氣味，而且，就是在都市方面，由上面述及的各種交易所，也真不知為商業資本開拓了多少新途徑和新天地。
第三，商業活動的性質，是有重大的改變了。
在現代國外資本未侵入中國以前，中國的商業資本是獨立的，差不多是在中國社會經濟實況所允許的限内，照着它的必然途徑展開的。
但在這以後，它的活動，便願意地或不願意地被卷入國際資本的旋渦，而且愈來愈成為後者的尾巴，對于無論采取那種侵入方式的國際資本，它的活動，雖都不外是為他們推銷制造品和采購原料，但這個任務，還不是直接以所謂民族的商業資本來擔當。
在一九三〇年，其總數已達八千多個之多的大大小小的外商洋行，差不多是以主人或監督者的資格，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特權，來推動中國整個流通界的活動。
事實上，由這些洋行配合着中國買辦們所進行的商業活動，已早越出了流通過程，即侵入生産過程了，即是說，它們不僅是隻推銷制造品，采購原料，同時，還借着政治的金融的力量，把制造品和生産原料的控制權也把握住了。
在大城市及其附近的準資本主義的家内工業，乃至專為某種用途而生産出來的農産品，幾乎都是由商人所支配。
把上面幾種事實加以考慮，中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