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商業資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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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資本，在一方面，不僅是改變了姿态，改變了内容，且還改變了原來的性質；可是在另一方面，它的性質的改變，仍不曾達到一個使它被剝奪去對産業資本行使支配的階段，恰恰相反，商業資本在某些場合，在大都市若幹新式工廠工業上面，雖然已像具有先進國家商業對産業處于隸役地位的外觀，但即使把它的本質形态存而不論，它在這方面以隸屬者資格活動的範圍，對它在整個産業方面，特别在廣大農村方面，以支配者資格而活動的範圍，是不可比拟的窄小的。
而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經濟侵略的方策，愈到挽近，便愈不能允許他們卵翼下的中國商業資本，向着積極的進步的路上走去，即向着産業資本轉化，或對産業資本隸屬的路上走去。
原料供給地，和商品推銷場所的保存和擴大，是買辦型商業資本成立和發展的前提。
雖然在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輸出要求，即在落後地域從事産業活動的要求，保有使買辦商業資本活動勢焰減弱的趨勢，但即使資本的輸出，有一部分是為了利用落後地域的資源與人力，從而，在相适應的程度内，有一部分原料無須輸出，有一部分制品無須運進，但在國内的這一部分原料和制成的商品，依舊是要靠商業資本來集散的。
而況事實上，帝國主義階段競奪商品市場與原料供給地的要求愈烈，它所輸出的資本，就愈加會以較大比例用在政治性質的投資上，而以較小比例用在經濟的開展上，而由前一投資成本，通過金融市場、公債證券所造出的商業資本，其作用是要比由後一投資成分所造出來的産業資本作用大得多，多得多的。
總之，由鴉片戰争到此次抗戰的這一長期間，中國的商業資本，是在它附有隸屬的買辦性的特質，而加深擴大了它在國内的活動，改變了它的傳統姿态，但正惟其它是買辦的，是國際資本的附庸，它就始終隻有逗留在國際資本或帝國主義政策，可能允許或要求中國整個經濟“變革”的限内，有了一些無礙其原有本質的變革。
（四）抗戰發生以後的商業資本 要更根本的理解上述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商業資本，對鴉片戰役以前的商業資本的變革的限度，最好是看抗戰以後的商業資本，在怎樣的範圍和程度上，在怎樣的變形和變質的限界下，歸複到了鴉片戰争以前的曆史形态。
前面已經說過，中國的商業資本，照例，或者更妥切的說，照着它活動的作用着的曆史軌道，是與高利貸資本、土地資本，發生密切的“三位一體”的聯系。
商人賺了錢，便借着高利貸的活動，用更有利的條件，取得土地，兼為地主，地主在土地上的收入，除了在窄狹範圍内的個人消費外，或者是用以購買土地，或者是放款取息，或者是經營商業，或者是同時兼作這三方面的活動。
問題是看當前的實利（或他主觀上所能理解的實利），在怎樣給他們以指導。
他自己也是可能成為自耕農場或工作坊的主人。
外國資本侵入以後，在開始，中國的商業資本仍還執拗的維持着傳統的活動途徑，但愈到後來，因為它活動範圍的逐漸加大，和活動對象的不絕增多，它的注意力，它的興趣，被衆多的誘惑物所分散了，同時，國際資本又運用千鈞的壓力，使它不能不被迫或被敦促到新的“伊壁鸠魯主義”的樂利世界。
不但此也，由帝國主義各種侵略方式所造成的中國整個農村的貧困，不安與動亂，在以往盡管是商業和高利貸及土地集中的結果，同時又是它的原因，但到這時，“十裡洋場”的新興都市，都當作避難、享樂、緻富的“三部曲”的理想天堂，而把中國一向特别會流向土地上的大量商業遊資，都吸收到那裡。
自然，在廣大的農村乃至離都市較遠的城市集鎮裡面，仍多的是商賈、高利貸者和土豪。
在全國上層社會、買辦階級及洋大人們的消費，大體是把農村剩餘勞動生産物作為基礎的限内，當作基層勞動者之剝削者的豪商們，卻毋甯有在廣大農村加強其活動的必要，但畢竟因為洋商巨賈，大地産者以及新發展起來的金融家們，直接間接把農村多少可能利用的資金，都累積搜括去了，農村土地集中的現象，雖然不曾中止，在靠近都市邊緣的地帶，甚且還變本加厲了。
可是衡以過去各王朝在末朝的土地集中速率及其規模，更衡以當時商業及高利貸活動的窄狹範圍，在抗戰發生前的數十年間，中國農村土地集中趨勢，在相當程度内，被上述大量遊資集中的大都市的事實所緩和了。
無疑的，農村的不絕動亂，已影響商賈豪強們對土地的興趣了，而尤其要緊的，卻是土地這種在過去能令商賈們擡高地位，并借以接近官場，踏上官階的财産，到了這個新的時代，即使在農村方面做一個有權勢的人，還有利用它的必要，但要在大的場面下做一個聞人或什麼要人，他定然會感到土地并不是很必要的條件了。
據以上所說，中國商業資本，到了現代就似乎不隻加多加大了它的活動的對象和範圍，連它的蓄積所得也改變了，或者說是歪曲了傳統的轉化途徑，亦就因此之故，中國傳統的商業資本運動法則，遂不可避免的在應用上受到了相當程度的修正。
然而在當前，這偉大的時代的抗戰，卻對于我們的商業資本至少在外觀上，是嘲諷式戲劇式的發生了扭轉曆史行程，使它們仍回向舊路去的影響。
中國商業由于國際資本侵入所造成的新場面和新動态，是以整個中國經濟對國際資本的關聯性和依存性作為前提，而此對外關聯性或依存性的保持，又是以中國能借各大沿海港口及在那些大港口的貿易金融和産業，為其聯系的樞紐。
在抗戰的前期，由渤海到整個的南太平洋方面的諸港口，即由天津到廈門一帶的對外聯絡口岸，多半被敵人阻隔住或占領去了。
其間，上海雖曾因為它的特殊性，還對香港，甚至通過一些曲折途徑，直接對内地保持着若斷若續的關系，使中國的商業資本，還很活躍了一些時候，甚且在外彙、标金，及出入口貿易方面，有了空前未有的活動。
然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英美對日宣戰起，不到半年工夫，由香港到仰光這一列對外交通的口岸，都相繼被敵人占領去了。
這一來，對外出入口貿易，幾乎全部遭受阻滞，同時，随着上海香港這些港口的淪陷，過去在外彙、證券、土産上面活動的所謂“遊資”，都無用武之地了，由是，商業資本活動的對象和範圍，都大為減縮。
對外的關聯的割斷，對外的依存性或者是隸屬性，也在某些方面相應的解脫下來。
即商業資本，除了通過淪陷區的非法活動外，也就像取得了獨立的或更古典的傳統的姿态。
在這種場面下，如其中國産業建設已有了基礎，或者說，如其中國已有的産業基礎，足夠使商業資本寄托在它上面，而受它的支配，則由對外關系斷絕，由一切投機活動停滞，即直接間接從流通過程騰出的大量商業遊資，就可能自擇有利途徑，轉用在産業方面。
但不幸中國的僅有産業，就連那些用外資經營的部分，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建設在目前已淪陷的區域，相率被敵人掠奪和破壞了。
抗戰以來，政府雖多方搶救或遷徙産業到後方，并在後方各地鼓勵工業生産，但其成果，仍遠不夠支撐住商業對産業所加的壓力。
商業資本是橫行無忌了。
在目前，商業資本簡直像倒轉過來了曆史的車輪，在找尋它的舊路去發展，以前由國際資本帶來的一切商業活動的新對象，新領域，既都相繼喪失，同時，國内有限的工業，又無法對商業提供何等重要的活動門徑，結果商業遂又“舊調重彈”的把土地及土地生産物作為它最可能和最有利的投機對象了，俨然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确又受到了以次諸種偶合事件的鼓勵和敦促。
比如第一，由政府在役政，路政以及戰時各種要政方面的需求，各級地方行政機構加強了，黨政軍機關不但加多了，同時卻又更向内地分散了，結果，戰時的大後方，那怕是較遠僻的地帶，也表現了多年未有的安穩狀态，就因此之故，大後方各地的土地，就格外顯得穩固，顯得對遊資有吸引了。
[1] 第二，物價的暴漲，日益火上添油的刺激換物運動，但戰時需要的加大，由外來供給斷絕及交通條件不夠所引起的必然缺乏，由換物運動本身造成的大囤小積，造成的人為缺乏，對于遊資或特殊利得的擁有者，就不能不轉移其視線于所在都有的土地上面了。
第三，市場上一般物品的大囤小積，對于敵機轟炸的危險，是頗堪重視的，自然，物資和人口，是在不絕向較僻遠地區的都市附近的鄉村疏散。
但由此引起的一般市民或官吏對于農村的興趣，正好是土地變為投資對象的重要誘因，這一來，商業資本和土地資本的結合，就更加變得容易了。
第四，高利貸資本在它的社會作用上，一向是當作商業資本和土地資本之間的中介的形态或輔助的形态，土地和商業活動對象的土地生産物，都較為實在，較有着落，高利貸即使借着抵押方式進行，亦尚不易把所有權确定起來，所以，它的所得，到結局不是用以發展商業，就是用以購買更多的土地。
戰時物價的劇烈變動，照理，應當最不利于貸借資本，因為，一定的貨币額，經過的時間愈長，不但會相應減少其對實物的相對價值，且會妨礙其周轉，但如其所采方式是在較短期内，以貨币貸出，實物收進，或實物貸出，實物收進，那就可以避免這些缺憾了，事實上，這正好是當前貸借的最普遍形态。
這種形态，顯然更有助于商業遊資在土地上的集中，然而最關重要的，還是： 第五，土地投資即使在周轉性上不如商業的迅速而活躍，但它有三種利益，可以吸引高利貸的商業資本，其一是，土地的價格，在随物價的高漲，而迅速增高；其次，土地的生産物，亦在不斷的漲價；最後，由土地所得地租額，可利用種種理由，或利用中國租佃關系的落後性和不合理性，借租率擡高而增大。
商業資本向着土地上的轉化，是随着商業活動對象的縮減，和物價的飛躍增漲，而益形厲害的，自然，在這種轉向過程中，我們不能忽視土地重又變成重要财産形态，在社會政治上所發生的有利于土地集中的各種影響。
土地原是最有定着性或執拗性的東西，它的轉移，如其不是有經濟以外的各種強制作用存乎其間，它就很難得順利的投合商賈強豪們的貪饞的胃口。
而且，我們還須注意的是：商業資本盡管逐漸的把土地及土地生産物作為其活動的主要對象，或者說，逐漸向着土地方面集中，那并不能理解為商業資本結局都全轉化為土地資本，或者土地資本化的結果，即地租蓄積所得，不會再轉化為商業資本，事實上，地租蓄積所得，不但随時可增大商業活動資力，且可間接由商業的擴充，再回過頭來加強土地的集中。
可是，問題的關鍵，并不在商業資本，究會在何種程度，轉化為土地資本，使土地資本化、集中化，而是在商業資本，是否必然無其他更有利途徑可循的要轉化到土地上。
要握住這個關鍵，我們就可明了當前商業資本危害的程度，及當前統制商業資本諸方策的有限效用了。
（五）當前商業資本所造出的危害及其所受到的限制 我們現正為商業資本所造出的種種
而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經濟侵略的方策，愈到挽近，便愈不能允許他們卵翼下的中國商業資本，向着積極的進步的路上走去，即向着産業資本轉化，或對産業資本隸屬的路上走去。
原料供給地，和商品推銷場所的保存和擴大，是買辦型商業資本成立和發展的前提。
雖然在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輸出要求，即在落後地域從事産業活動的要求，保有使買辦商業資本活動勢焰減弱的趨勢，但即使資本的輸出，有一部分是為了利用落後地域的資源與人力，從而，在相适應的程度内，有一部分原料無須輸出，有一部分制品無須運進，但在國内的這一部分原料和制成的商品，依舊是要靠商業資本來集散的。
而況事實上，帝國主義階段競奪商品市場與原料供給地的要求愈烈，它所輸出的資本，就愈加會以較大比例用在政治性質的投資上，而以較小比例用在經濟的開展上，而由前一投資成本，通過金融市場、公債證券所造出的商業資本，其作用是要比由後一投資成分所造出來的産業資本作用大得多，多得多的。
總之，由鴉片戰争到此次抗戰的這一長期間，中國的商業資本，是在它附有隸屬的買辦性的特質，而加深擴大了它在國内的活動，改變了它的傳統姿态，但正惟其它是買辦的，是國際資本的附庸，它就始終隻有逗留在國際資本或帝國主義政策，可能允許或要求中國整個經濟“變革”的限内，有了一些無礙其原有本質的變革。
（四）抗戰發生以後的商業資本 要更根本的理解上述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商業資本，對鴉片戰役以前的商業資本的變革的限度，最好是看抗戰以後的商業資本，在怎樣的範圍和程度上，在怎樣的變形和變質的限界下，歸複到了鴉片戰争以前的曆史形态。
前面已經說過，中國的商業資本，照例，或者更妥切的說，照着它活動的作用着的曆史軌道，是與高利貸資本、土地資本，發生密切的“三位一體”的聯系。
商人賺了錢，便借着高利貸的活動，用更有利的條件，取得土地，兼為地主，地主在土地上的收入，除了在窄狹範圍内的個人消費外，或者是用以購買土地，或者是放款取息，或者是經營商業，或者是同時兼作這三方面的活動。
問題是看當前的實利（或他主觀上所能理解的實利），在怎樣給他們以指導。
他自己也是可能成為自耕農場或工作坊的主人。
外國資本侵入以後，在開始，中國的商業資本仍還執拗的維持着傳統的活動途徑，但愈到後來，因為它活動範圍的逐漸加大，和活動對象的不絕增多，它的注意力，它的興趣，被衆多的誘惑物所分散了，同時，國際資本又運用千鈞的壓力，使它不能不被迫或被敦促到新的“伊壁鸠魯主義”的樂利世界。
不但此也，由帝國主義各種侵略方式所造成的中國整個農村的貧困，不安與動亂，在以往盡管是商業和高利貸及土地集中的結果，同時又是它的原因，但到這時，“十裡洋場”的新興都市，都當作避難、享樂、緻富的“三部曲”的理想天堂，而把中國一向特别會流向土地上的大量商業遊資，都吸收到那裡。
自然，在廣大的農村乃至離都市較遠的城市集鎮裡面，仍多的是商賈、高利貸者和土豪。
在全國上層社會、買辦階級及洋大人們的消費，大體是把農村剩餘勞動生産物作為基礎的限内，當作基層勞動者之剝削者的豪商們，卻毋甯有在廣大農村加強其活動的必要，但畢竟因為洋商巨賈，大地産者以及新發展起來的金融家們，直接間接把農村多少可能利用的資金，都累積搜括去了，農村土地集中的現象，雖然不曾中止，在靠近都市邊緣的地帶，甚且還變本加厲了。
可是衡以過去各王朝在末朝的土地集中速率及其規模，更衡以當時商業及高利貸活動的窄狹範圍，在抗戰發生前的數十年間，中國農村土地集中趨勢，在相當程度内，被上述大量遊資集中的大都市的事實所緩和了。
無疑的，農村的不絕動亂，已影響商賈豪強們對土地的興趣了，而尤其要緊的，卻是土地這種在過去能令商賈們擡高地位，并借以接近官場，踏上官階的财産，到了這個新的時代，即使在農村方面做一個有權勢的人，還有利用它的必要，但要在大的場面下做一個聞人或什麼要人，他定然會感到土地并不是很必要的條件了。
據以上所說，中國商業資本，到了現代就似乎不隻加多加大了它的活動的對象和範圍，連它的蓄積所得也改變了，或者說是歪曲了傳統的轉化途徑，亦就因此之故，中國傳統的商業資本運動法則，遂不可避免的在應用上受到了相當程度的修正。
然而在當前，這偉大的時代的抗戰，卻對于我們的商業資本至少在外觀上，是嘲諷式戲劇式的發生了扭轉曆史行程，使它們仍回向舊路去的影響。
中國商業由于國際資本侵入所造成的新場面和新動态，是以整個中國經濟對國際資本的關聯性和依存性作為前提，而此對外關聯性或依存性的保持，又是以中國能借各大沿海港口及在那些大港口的貿易金融和産業，為其聯系的樞紐。
在抗戰的前期，由渤海到整個的南太平洋方面的諸港口，即由天津到廈門一帶的對外聯絡口岸，多半被敵人阻隔住或占領去了。
其間，上海雖曾因為它的特殊性，還對香港，甚至通過一些曲折途徑，直接對内地保持着若斷若續的關系，使中國的商業資本，還很活躍了一些時候，甚且在外彙、标金，及出入口貿易方面，有了空前未有的活動。
然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英美對日宣戰起，不到半年工夫，由香港到仰光這一列對外交通的口岸，都相繼被敵人占領去了。
這一來，對外出入口貿易，幾乎全部遭受阻滞，同時，随着上海香港這些港口的淪陷，過去在外彙、證券、土産上面活動的所謂“遊資”，都無用武之地了，由是，商業資本活動的對象和範圍，都大為減縮。
對外的關聯的割斷，對外的依存性或者是隸屬性，也在某些方面相應的解脫下來。
即商業資本，除了通過淪陷區的非法活動外，也就像取得了獨立的或更古典的傳統的姿态。
在這種場面下，如其中國産業建設已有了基礎，或者說，如其中國已有的産業基礎，足夠使商業資本寄托在它上面，而受它的支配，則由對外關系斷絕，由一切投機活動停滞，即直接間接從流通過程騰出的大量商業遊資，就可能自擇有利途徑，轉用在産業方面。
但不幸中國的僅有産業，就連那些用外資經營的部分，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建設在目前已淪陷的區域，相率被敵人掠奪和破壞了。
抗戰以來，政府雖多方搶救或遷徙産業到後方，并在後方各地鼓勵工業生産，但其成果，仍遠不夠支撐住商業對産業所加的壓力。
商業資本是橫行無忌了。
在目前，商業資本簡直像倒轉過來了曆史的車輪，在找尋它的舊路去發展，以前由國際資本帶來的一切商業活動的新對象，新領域，既都相繼喪失，同時，國内有限的工業，又無法對商業提供何等重要的活動門徑，結果商業遂又“舊調重彈”的把土地及土地生産物作為它最可能和最有利的投機對象了，俨然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确又受到了以次諸種偶合事件的鼓勵和敦促。
比如第一，由政府在役政，路政以及戰時各種要政方面的需求，各級地方行政機構加強了，黨政軍機關不但加多了，同時卻又更向内地分散了，結果，戰時的大後方，那怕是較遠僻的地帶，也表現了多年未有的安穩狀态，就因此之故，大後方各地的土地，就格外顯得穩固，顯得對遊資有吸引了。
[1] 第二，物價的暴漲，日益火上添油的刺激換物運動，但戰時需要的加大，由外來供給斷絕及交通條件不夠所引起的必然缺乏，由換物運動本身造成的大囤小積，造成的人為缺乏，對于遊資或特殊利得的擁有者，就不能不轉移其視線于所在都有的土地上面了。
第三，市場上一般物品的大囤小積，對于敵機轟炸的危險，是頗堪重視的，自然，物資和人口，是在不絕向較僻遠地區的都市附近的鄉村疏散。
但由此引起的一般市民或官吏對于農村的興趣，正好是土地變為投資對象的重要誘因，這一來，商業資本和土地資本的結合，就更加變得容易了。
第四，高利貸資本在它的社會作用上，一向是當作商業資本和土地資本之間的中介的形态或輔助的形态，土地和商業活動對象的土地生産物，都較為實在，較有着落，高利貸即使借着抵押方式進行，亦尚不易把所有權确定起來，所以，它的所得，到結局不是用以發展商業，就是用以購買更多的土地。
戰時物價的劇烈變動，照理，應當最不利于貸借資本，因為，一定的貨币額，經過的時間愈長，不但會相應減少其對實物的相對價值，且會妨礙其周轉，但如其所采方式是在較短期内，以貨币貸出，實物收進，或實物貸出，實物收進，那就可以避免這些缺憾了，事實上，這正好是當前貸借的最普遍形态。
這種形态，顯然更有助于商業遊資在土地上的集中，然而最關重要的，還是： 第五，土地投資即使在周轉性上不如商業的迅速而活躍，但它有三種利益，可以吸引高利貸的商業資本，其一是，土地的價格，在随物價的高漲，而迅速增高；其次，土地的生産物，亦在不斷的漲價；最後，由土地所得地租額，可利用種種理由，或利用中國租佃關系的落後性和不合理性，借租率擡高而增大。
商業資本向着土地上的轉化，是随着商業活動對象的縮減，和物價的飛躍增漲，而益形厲害的，自然，在這種轉向過程中，我們不能忽視土地重又變成重要财産形态，在社會政治上所發生的有利于土地集中的各種影響。
土地原是最有定着性或執拗性的東西，它的轉移，如其不是有經濟以外的各種強制作用存乎其間，它就很難得順利的投合商賈強豪們的貪饞的胃口。
而且，我們還須注意的是：商業資本盡管逐漸的把土地及土地生産物作為其活動的主要對象，或者說，逐漸向着土地方面集中，那并不能理解為商業資本結局都全轉化為土地資本，或者土地資本化的結果，即地租蓄積所得，不會再轉化為商業資本，事實上，地租蓄積所得，不但随時可增大商業活動資力，且可間接由商業的擴充，再回過頭來加強土地的集中。
可是，問題的關鍵，并不在商業資本，究會在何種程度，轉化為土地資本，使土地資本化、集中化，而是在商業資本，是否必然無其他更有利途徑可循的要轉化到土地上。
要握住這個關鍵，我們就可明了當前商業資本危害的程度，及當前統制商業資本諸方策的有限效用了。
（五）當前商業資本所造出的危害及其所受到的限制 我們現正為商業資本所造出的種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