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商業資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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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而苦惱。
但如把一般人對商業資本猖狂妄行所加的感情的乃至理性的評論，加以分析，似乎商業資本所得的罪，還不是它應得的罪，它被評定的危害比之它實際所造成的危害，大有距離，這就是說，如其商業資本對當前的社會經濟難局負有破壞性的責任，論者似還不曾把它的真正責任指明出來。
在當前，物價暴漲，成了全社會不可終日的問題，同時，也成了政府财政上不可終日的問題。
由于克服這種困難問題所感到的切身痛苦，自然容易使舉朝上下歎息痛恨于所謂操縱物價的豪商大賈等之缺乏人的與民族的良心。
把物價暴漲的原因，诿諸商業資本之不合理的非法活動，當然不會有人為商業資本叫屈，但最可慮的是，商人或拟商人的商業資本，如在這方面承擔了過大的表面的罪名，就很可能忽視它在其他方面的更本質的破壞作用。
時至今日，盡管商業資本的那種破壞作用，已經從各方面表現得非常顯明，絲毫沒有令人質疑的餘地，但一般社會人士，卻仍不肯明顯的把事實照着它的本質揭露出來。
“操縱”“囤積”，是最一般的加擔在商人身上的罪名，把這個罪名再加重些，也不過是阻滞了一般流通過程，使原本可以迅速提供到市場的物品停滞一個時候，以便在由此引起供不應求，引起缺乏的限内，把價格擡高起來。
但責難如其止于這個限度，我們馬上就需要把商人區别為正當商人和不正當商人，不正當商人，如定可找到許多的口實，來使他的行為合理化合法化，事實上，就個别商人來講，他是否真正“囤積”“操縱”，并不一定是取決于他對那種行為所具的倫理觀念如何，倒是取決于他對那種行為所具備的必需條件如何。
我們很可以說，商人，在他是全體商人之一的限内，在他的資本是全部商業資本之一的限内，他個人的意向，其實就是他用以經商的資本的意向，而他這個别資本，又是随全體商業資本的總動向為轉移。
所以，重責或嚴懲若幹商人最露骨的不法行為，而放縱了整個商業資本的破壞作用，結果，就會像我們以前把若幹的兇悍的日本軍人，當作日本帝國主義來打倒，把若幹頑固的北洋軍閥，當作全體軍閥來打倒一樣。
即使他們這些希望打倒的對象，都“手起刀落”，“應聲而倒”，對于日本帝國主義和軍閥本身，仍不能發生何等決定的影響，若幹特定商人之于整個商業資本，亦是如此。
如其說，若幹特定商人，是在某些特定場合，作了阻滞流通，擡高物價的非法活動，而他這種活動，事實上，就不僅隻是由整個商業資本，在流通過程所賦予的，且還是由整個商業資本在生産過程的破壞作用所成全的，商業資本在流通過程所表現的罪戾，正是它在生産過程所已經造成的罪戾作為前提。
我們業已知道，中國的商業，一直在對産業行使支配，在束縛産業使它不易有發展的餘地。
照一般因果論的看法，産業不發達，商業是不會發達的，由此大可得出：商業資本一定也希望産業資本發達起來的結論，誰能反對有更多的生産品，然後始更能有生意做的事實邏輯呢？但隻要我們了解商業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是做着産業的主人，在資本主義社會是做着産業的傭仆的事實，那就不論我們主觀上怎麼想法，怎麼對商業資本表示希望，而商業資本在它自身，卻是以産業資本的不發展，作為它自己發展的曆史前提條件，這例子在世界任何一個社會或國家，都不難指證出來。
中國産業落後，當然有其更基本的，更包延的原因存在，但傳統的國際資本作用下的商業資本的作祟，卻顯然是無可忽視的。
不過，我們已在前面暗示過了，在五口通商以後的商業資本，和在這以前的商業資本，是用不同的方式在生産過程上發生破壞的作用，即前者是附屬于國際資本，一方面為國際商工業資本充當仆役，為他們推銷制造品，并搜括其原料，一方面則充當民族的諸般産業的主人，而後者則是采取比較獨立的形态，更直接更集中的使國内諸産業受它的劫持和操縱。
這兩種破壞産業的方式，在本質上原沒有了不得的差别，但在認識上，前者比較容易為人所察覺，後者卻像是特别能翳障人們的直感。
所以，商業資本在流通過程的弊害，盡管一個稍有經濟常識的人，都能談得振振有詞，而商業資本在生産過程的弊害，就連一個诩然以經濟學專家自命的學者也頗費力了解似的。
也許就因此故，在姿态上恢複了過去傳統的當前商業資本，它就隻有在流通過程表示的罪行被人指摘出來，而它這罪行所以能在流通過程造成的，應當探索到生産過程的基因，卻一般地被忽略了。
商業資本對産業資本或生産事業的控制，本來是它傳統的古典作風，但到戰争的場合，它這種控制機能，卻因利乘便地擴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了，它在工業生産領域裡面活動，實質上簡直把新式舊式各種形态的工業生産生機窒息打殺無餘了。
一般私人的新式工廠經營，如果照着常規作去，一定隻有歸于破滅，否則就是局部的巧妙的轉變其性質，買好原料來存積着，而不把它制造出來。
國營省營的企業是逐漸增加了，但一分析其内容，它的存在繁榮，一定要看它的商業性質部門對它的生産性質部門，占有如何的比重，在這種場合，商業資本吞蝕工業資本的實質，卻反表現了救援工業資本的外觀。
同時，政府通過銀行，一批一批的提出來救助私營工業的貸款，又在種種曲折的手法上，在工業商業化的技術上，變為商業資本的附庸。
在農業生産領域裡面，商業資本的破壞作用，似采取了較迂回的行徑，土地及土地生産物成了商業活動的主要對象，它是會促使死靜的農村，随在都受到攪擾和震動的。
土地轉變的頻繁，土地價格的暴漲，将直接間接造出擡高地租的後果。
一般自耕農或佃農在土地本身上的費用增大了，他們用在土地以外的生産費，如種子、農具、肥料、畜力、人力乃至灌溉方面的支出，就相應減少，甚至全無着落了，結果，農業上的再生産規模，一定會随着商業資本逐漸展開的活動，而逐次的趨于縮小，在這種破壞影響下，政府即使再熱心支持自耕農，再擴大農村的貸款，事實上，農貸已經同工貸一樣，通過一些曲折的手法，一部分或者全部轉化為商業資本了。
商業資本在工業生産上的這些破壞作用，恰好造出了它在流通上大囤小積活動的前提，社會每年的再生産規模愈形縮減，供需愈不相應，商業上的囤積居奇活動，就愈加會發揮無限的威力了。
自然，囤積居奇對于擡高物價，是有莫大影響，而由此擡高物價所加于生産事業的壓力，亦非常顯然，但我們不能即此就倒果為因，強調它在流通過程所造出的危害，而忽視它在生産過程所造出的危害。
生産比之流通是本質得多，根本得多的，商業資本如其不是在生産過程窒息着阻抑着生産活動，它在流通過程的猖狂妄行，就會大大受到限制。
論到這裡，我們似應把亂人視聽的通貨膨脹關系引到論題上來，照一般人的看法，商業資本這種具有破壞性的大船，似乎是有随着通貨膨脹的浪潮而不自主的簸動，把通貨膨脹促使物價騰貴，把物價騰貴，引起商業資本活躍的現象一加考慮，商人階級定有理由可借，詛咒通貨膨脹，而昌言自己可告無罪于天下的。
但這種說法，也隻可淆惑常識，而不夠蒙蔽真理。
我們仍請曆史來做證人吧。
中國曆代王朝在中期以後，由商業資本造成的經濟殘破支離局面，并不一定是分别由各該時期通貨膨脹的促成。
反過來，倒是因為商業資本的猖狂活動，由它造成的消費範圍對象與程度之加大加深，同時，由它引起的農業剩餘生産物的縮減，以緻使社會的生産與消費脫離，使消費破壞生産，破壞租稅基礎，而導來币制的混亂。
自然，币制混亂了，可能大大助成商業資本的勢焰，使它更能渾水摸魚，但我們不能把因果倒轉過來，說商業資本，原本就是由于通貨膨脹。
在目前我們已經用不着諱言通貨已有了相當程度的膨脹，但試一回顧抗戰以來的通貨發行演變史，即使再執着于現象因果論的人，把根本的生産方面的問題抛在一邊不顧，亦會明了商業資本活動，該在那種演化過程中，發生過如何推波助瀾的破壞影響。
也許說，我們此次的抗戰，在曆史上沒有前例，其範圍之大，消費之多，本質上就不是中國現有的生産條件生産規模所能适應，也就是說，本質上，就不能避免生産不夠供應消費的和政府收入不夠抵償支出的困難，從而，在這種要求下所增發的通貨，商業資本似不能負責任。
然而，這也是似是而非的詭辯。
在這場合，一般社會的消費，和戰争直接所需的消費，理應分辨出它們個别的範疇，和其正相矛盾的實質，我們如其把前後方的消費情形，作一全面的比較的觀察，一定會發現戰時不合理的消費，該在如何防阻有關争取勝利的戰争上的和生産上的合理消費。
然則，一切不合理的消費的制造和演出，商人及他們所運用的資本，還不應擔負責任麼？ 商業資本活動之破壞生産，自昔已然，若要究明當前與過去有怎樣的不同，與其說是它利用了戰争局面下的特殊情勢，如戰争破壞作用，對物資及通貨膨脹等緊急需要，甯不如說它利用了中國現代化的金融組織，利用了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因對外的經濟政治聯系，而益加特殊，此外，并還利用了貨币經濟關系日益向農村的擴大和深入。
從這幾方面看，商業資本在當前表現空前的猖獗，就不是偶然的了，如聽其自然的順利發展下去，其破壞的作用，也許不難造出過去各王朝在中期以後所形成的危局。
但論到這裡，我們似還不能忽視近年政府在流通過程方面鉗制商業資本活動所生的影響。
大約自抗戰挨近第三個年度以來，物價問題的重壓，已迫着中央及各地方政府不能不全般或分别的采行一些平抑物價限制商業資本的方策，如防阻物品在省際縣際間之流通，如各級平價機關之設定，如由中央物資局，由戰區經濟委員會（不久取消，其任務改由經濟作戰處進行），由各省企業公司等各級收購物資的機構的成立，如各種專賣事業的推進，如新稅制體系的建立，以及交通運輸統制及金融統制之厲行，所有這些方策，幾無一不是想對物價擡高現象，能發生一些補救防壓的作用。
事實上，如單就好的方面說，我們自己目前的經濟狀況，其所以沒有演變到完全不易維持的境地，未始不可說是這諸般方策，已有了若幹實際效用，但我們在承認其效用之餘，仍不能不指出其效用之可能限界，特别是它們在運用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反作用。
在前面，我曾表明一個商人的個别資本活動，是随着整個商業資本的全般動态轉移，零碎的枝節的防止，不但無補于全局，卻反而會使整個商業資本，因某些個别商人，某些地域或某些部門上的商業活動受到妨害，而益形加大其兇焰，比如省際縣際的統制障礙，在直接受其管制的商業或商人，也許暫時要感到一些損失和不便，但其結果卻正好加大了流通的困難，發生了囤積一樣的影響。
官方搜購物資，即使立意想平壓物價，借此削除商人中間的壟斷，借此調劑社會供需狀況的盈虛，但對于那種措施，政
但如把一般人對商業資本猖狂妄行所加的感情的乃至理性的評論，加以分析，似乎商業資本所得的罪，還不是它應得的罪，它被評定的危害比之它實際所造成的危害，大有距離，這就是說，如其商業資本對當前的社會經濟難局負有破壞性的責任，論者似還不曾把它的真正責任指明出來。
在當前，物價暴漲，成了全社會不可終日的問題，同時，也成了政府财政上不可終日的問題。
由于克服這種困難問題所感到的切身痛苦，自然容易使舉朝上下歎息痛恨于所謂操縱物價的豪商大賈等之缺乏人的與民族的良心。
把物價暴漲的原因，诿諸商業資本之不合理的非法活動，當然不會有人為商業資本叫屈，但最可慮的是，商人或拟商人的商業資本，如在這方面承擔了過大的表面的罪名，就很可能忽視它在其他方面的更本質的破壞作用。
時至今日，盡管商業資本的那種破壞作用，已經從各方面表現得非常顯明，絲毫沒有令人質疑的餘地，但一般社會人士，卻仍不肯明顯的把事實照着它的本質揭露出來。
“操縱”“囤積”，是最一般的加擔在商人身上的罪名，把這個罪名再加重些，也不過是阻滞了一般流通過程，使原本可以迅速提供到市場的物品停滞一個時候，以便在由此引起供不應求，引起缺乏的限内，把價格擡高起來。
但責難如其止于這個限度，我們馬上就需要把商人區别為正當商人和不正當商人，不正當商人，如定可找到許多的口實，來使他的行為合理化合法化，事實上，就個别商人來講，他是否真正“囤積”“操縱”，并不一定是取決于他對那種行為所具的倫理觀念如何，倒是取決于他對那種行為所具備的必需條件如何。
我們很可以說，商人，在他是全體商人之一的限内，在他的資本是全部商業資本之一的限内，他個人的意向，其實就是他用以經商的資本的意向，而他這個别資本，又是随全體商業資本的總動向為轉移。
所以，重責或嚴懲若幹商人最露骨的不法行為，而放縱了整個商業資本的破壞作用，結果，就會像我們以前把若幹的兇悍的日本軍人，當作日本帝國主義來打倒，把若幹頑固的北洋軍閥，當作全體軍閥來打倒一樣。
即使他們這些希望打倒的對象，都“手起刀落”，“應聲而倒”，對于日本帝國主義和軍閥本身，仍不能發生何等決定的影響，若幹特定商人之于整個商業資本，亦是如此。
如其說，若幹特定商人，是在某些特定場合，作了阻滞流通，擡高物價的非法活動，而他這種活動，事實上，就不僅隻是由整個商業資本，在流通過程所賦予的，且還是由整個商業資本在生産過程的破壞作用所成全的，商業資本在流通過程所表現的罪戾，正是它在生産過程所已經造成的罪戾作為前提。
我們業已知道，中國的商業，一直在對産業行使支配，在束縛産業使它不易有發展的餘地。
照一般因果論的看法，産業不發達，商業是不會發達的，由此大可得出：商業資本一定也希望産業資本發達起來的結論，誰能反對有更多的生産品，然後始更能有生意做的事實邏輯呢？但隻要我們了解商業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是做着産業的主人，在資本主義社會是做着産業的傭仆的事實，那就不論我們主觀上怎麼想法，怎麼對商業資本表示希望，而商業資本在它自身，卻是以産業資本的不發展，作為它自己發展的曆史前提條件，這例子在世界任何一個社會或國家，都不難指證出來。
中國産業落後，當然有其更基本的，更包延的原因存在，但傳統的國際資本作用下的商業資本的作祟，卻顯然是無可忽視的。
不過，我們已在前面暗示過了，在五口通商以後的商業資本，和在這以前的商業資本，是用不同的方式在生産過程上發生破壞的作用，即前者是附屬于國際資本，一方面為國際商工業資本充當仆役，為他們推銷制造品，并搜括其原料，一方面則充當民族的諸般産業的主人，而後者則是采取比較獨立的形态，更直接更集中的使國内諸産業受它的劫持和操縱。
這兩種破壞産業的方式，在本質上原沒有了不得的差别，但在認識上，前者比較容易為人所察覺，後者卻像是特别能翳障人們的直感。
所以，商業資本在流通過程的弊害，盡管一個稍有經濟常識的人，都能談得振振有詞，而商業資本在生産過程的弊害，就連一個诩然以經濟學專家自命的學者也頗費力了解似的。
也許就因此故，在姿态上恢複了過去傳統的當前商業資本，它就隻有在流通過程表示的罪行被人指摘出來，而它這罪行所以能在流通過程造成的，應當探索到生産過程的基因，卻一般地被忽略了。
商業資本對産業資本或生産事業的控制，本來是它傳統的古典作風，但到戰争的場合，它這種控制機能，卻因利乘便地擴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了，它在工業生産領域裡面活動，實質上簡直把新式舊式各種形态的工業生産生機窒息打殺無餘了。
一般私人的新式工廠經營，如果照着常規作去，一定隻有歸于破滅，否則就是局部的巧妙的轉變其性質，買好原料來存積着，而不把它制造出來。
國營省營的企業是逐漸增加了，但一分析其内容，它的存在繁榮，一定要看它的商業性質部門對它的生産性質部門，占有如何的比重，在這種場合，商業資本吞蝕工業資本的實質，卻反表現了救援工業資本的外觀。
同時，政府通過銀行，一批一批的提出來救助私營工業的貸款，又在種種曲折的手法上，在工業商業化的技術上，變為商業資本的附庸。
在農業生産領域裡面，商業資本的破壞作用，似采取了較迂回的行徑，土地及土地生産物成了商業活動的主要對象，它是會促使死靜的農村，随在都受到攪擾和震動的。
土地轉變的頻繁，土地價格的暴漲，将直接間接造出擡高地租的後果。
一般自耕農或佃農在土地本身上的費用增大了，他們用在土地以外的生産費，如種子、農具、肥料、畜力、人力乃至灌溉方面的支出，就相應減少，甚至全無着落了，結果，農業上的再生産規模，一定會随着商業資本逐漸展開的活動，而逐次的趨于縮小，在這種破壞影響下，政府即使再熱心支持自耕農，再擴大農村的貸款，事實上，農貸已經同工貸一樣，通過一些曲折的手法，一部分或者全部轉化為商業資本了。
商業資本在工業生産上的這些破壞作用，恰好造出了它在流通上大囤小積活動的前提，社會每年的再生産規模愈形縮減，供需愈不相應，商業上的囤積居奇活動，就愈加會發揮無限的威力了。
自然，囤積居奇對于擡高物價，是有莫大影響，而由此擡高物價所加于生産事業的壓力，亦非常顯然，但我們不能即此就倒果為因，強調它在流通過程所造出的危害，而忽視它在生産過程所造出的危害。
生産比之流通是本質得多，根本得多的，商業資本如其不是在生産過程窒息着阻抑着生産活動，它在流通過程的猖狂妄行，就會大大受到限制。
論到這裡，我們似應把亂人視聽的通貨膨脹關系引到論題上來，照一般人的看法，商業資本這種具有破壞性的大船，似乎是有随着通貨膨脹的浪潮而不自主的簸動，把通貨膨脹促使物價騰貴，把物價騰貴，引起商業資本活躍的現象一加考慮，商人階級定有理由可借，詛咒通貨膨脹，而昌言自己可告無罪于天下的。
但這種說法，也隻可淆惑常識，而不夠蒙蔽真理。
我們仍請曆史來做證人吧。
中國曆代王朝在中期以後，由商業資本造成的經濟殘破支離局面，并不一定是分别由各該時期通貨膨脹的促成。
反過來，倒是因為商業資本的猖狂活動，由它造成的消費範圍對象與程度之加大加深，同時，由它引起的農業剩餘生産物的縮減，以緻使社會的生産與消費脫離，使消費破壞生産，破壞租稅基礎，而導來币制的混亂。
自然，币制混亂了，可能大大助成商業資本的勢焰，使它更能渾水摸魚，但我們不能把因果倒轉過來，說商業資本，原本就是由于通貨膨脹。
在目前我們已經用不着諱言通貨已有了相當程度的膨脹，但試一回顧抗戰以來的通貨發行演變史，即使再執着于現象因果論的人，把根本的生産方面的問題抛在一邊不顧，亦會明了商業資本活動，該在那種演化過程中，發生過如何推波助瀾的破壞影響。
也許說，我們此次的抗戰，在曆史上沒有前例，其範圍之大，消費之多，本質上就不是中國現有的生産條件生産規模所能适應，也就是說，本質上，就不能避免生産不夠供應消費的和政府收入不夠抵償支出的困難，從而，在這種要求下所增發的通貨，商業資本似不能負責任。
然而，這也是似是而非的詭辯。
在這場合，一般社會的消費，和戰争直接所需的消費，理應分辨出它們個别的範疇，和其正相矛盾的實質，我們如其把前後方的消費情形，作一全面的比較的觀察，一定會發現戰時不合理的消費，該在如何防阻有關争取勝利的戰争上的和生産上的合理消費。
然則，一切不合理的消費的制造和演出，商人及他們所運用的資本，還不應擔負責任麼？ 商業資本活動之破壞生産，自昔已然，若要究明當前與過去有怎樣的不同，與其說是它利用了戰争局面下的特殊情勢，如戰争破壞作用，對物資及通貨膨脹等緊急需要，甯不如說它利用了中國現代化的金融組織，利用了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因對外的經濟政治聯系，而益加特殊，此外，并還利用了貨币經濟關系日益向農村的擴大和深入。
從這幾方面看，商業資本在當前表現空前的猖獗，就不是偶然的了，如聽其自然的順利發展下去，其破壞的作用，也許不難造出過去各王朝在中期以後所形成的危局。
但論到這裡，我們似還不能忽視近年政府在流通過程方面鉗制商業資本活動所生的影響。
大約自抗戰挨近第三個年度以來，物價問題的重壓，已迫着中央及各地方政府不能不全般或分别的采行一些平抑物價限制商業資本的方策，如防阻物品在省際縣際間之流通，如各級平價機關之設定，如由中央物資局，由戰區經濟委員會（不久取消，其任務改由經濟作戰處進行），由各省企業公司等各級收購物資的機構的成立，如各種專賣事業的推進，如新稅制體系的建立，以及交通運輸統制及金融統制之厲行，所有這些方策，幾無一不是想對物價擡高現象，能發生一些補救防壓的作用。
事實上，如單就好的方面說，我們自己目前的經濟狀況，其所以沒有演變到完全不易維持的境地，未始不可說是這諸般方策，已有了若幹實際效用，但我們在承認其效用之餘，仍不能不指出其效用之可能限界，特别是它們在運用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反作用。
在前面，我曾表明一個商人的個别資本活動，是随着整個商業資本的全般動态轉移，零碎的枝節的防止，不但無補于全局，卻反而會使整個商業資本，因某些個别商人，某些地域或某些部門上的商業活動受到妨害，而益形加大其兇焰，比如省際縣際的統制障礙，在直接受其管制的商業或商人，也許暫時要感到一些損失和不便，但其結果卻正好加大了流通的困難，發生了囤積一樣的影響。
官方搜購物資，即使立意想平壓物價，借此削除商人中間的壟斷，借此調劑社會供需狀況的盈虛，但對于那種措施，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