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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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資本上的蓄積，得自由投用在土地上，可以從多方面增大商業的聲勢：第一，會使土地商品化，借以擴大商業活動的範圍，戰前在大都市中做地皮投機，戰時卻對後方各大城市附近乃至較荒僻的地域，表現了極熾烈的購買土地的興趣；第二，土地商品化，不啻為商業在土地生産物囤積居奇上，得到了捷徑，那同時又是商業資本逃避統制的一個方便之門；第三，利用土地方面的落後所有關系與使用關系所獲得的高額地租，一轉手間，又可用以充實商業資本。
但除此以外，還有一項更本質的影響，最好在這裡補充說明，那就是：商業同地權的關系愈形密切，它就可能腐蝕一般落後的社會生産關系，使其不易執行任何打擊商業的任務。
因此，我認定，在一切不徹底的限制商業資本活動的政策中阻止商業資本向土地的進出，還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法門。
自然，商業資本轉向土地的活動受到了妨阻，并不一定就會把它轉用到工業方面。
社會資本由商業移向工業，無疑還要具備一些曆史前提，但如其我們不把阻止土地任意買賣的政策，孤立的來理解，定然會知道，那種政策上執行上所需要配合的其他革命步驟，将大有助于當前商工業資本流通問題所形成之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革。
（六）四個結論 論到這裡，我們似可把上述諸般意見，綜括為以次四個結論： 第一，中國商工業資本間的不平衡發展問題，并不始自今日，在此次抗戰發生以前，這個問題就曾嚴重的存在，不過直到戰時，才因現實的迫切需要，而把這一向不大引起我們注意的問題，開始在腦中喚起而已。
在這種意義上，抗戰對于中國社會史的研究，确實提供了極可寶貴的社會測驗。
第二，不管在過去，抑是現在，中國商工業資本流通問題的形成，是把中國整個社會經濟形态作為它的基礎。
像這種問題的解決，和其他主要關系技術性質的問題，不能一樣簡單，建造幾條鐵路，幾隻輪船，幾個水渠，政府誠能在财力及技術許可限度内，不牽涉到全般社會經濟基礎，而努力有所成就，但如我們在這裡讨論的資本問題以及與資本密切關聯着的土地問題，卻不能單從技術上的努力得到解決。
第三，要使商業資本依照平均利潤法則來調節其流通，固須具備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但在這種根本條件未造出之前，我們并不能呆然無所作為的聽任商業資本把一切生産資本無情的吃盡。
租稅政策、金融政策、限價政策，以及其他對商業寓有抑制作用同時對工業寓有扶助作用的諸般設施，假如能曲盡人事，亦許不難收到相當效果，但我們首先應知道：在落後的社會生産關系裡面，租稅、金融及物價等等本身，就分别是那種社會生産關系所由表現的因素，使它們健全的可能性是有限界的；運用它們來調節資本流通問題的效用性，更是有限界的。
第四，當前商業資本不絕的膨大，對于全般社會，特别是對于工業，固然在逐漸增大其不利的暗影，但對于商業本身，其不利的程度，亦并不難想見。
商業為求獨立的發展，工業上的不發展，固然是它的前提，但商業所周轉的生産物，如每況愈下的減少，那就不但商業活動的對象和範圍，會相應縮小，商業活動需要的消費者，也将因生産漸形萎縮而喪失其購買力。
在目前，個别特殊的商業者，也許還在陶醉于他們由貨币數量測度出來的利得，但就全體商業或商人階級來講，他們一定不難發現：在社會生産規模日益縮小，社會财富日益減少的情形下，他們手中由貨币測度的資本，不過是虛資本，是空中樓閣飄浮的煙雲，隻要經過一陣大風，就會吹得毫無蹤影的。
所以，為他們打算，他們尤需要改弦更張，設法改變他們的資本用途。
然而，個别商人的資本，已經被結成一種商業資本的形态，特定的商業資本形态，已經是在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發生作用，其結果，個别商人，固不易拘束他手中的資金，隻好随全體商業資本的動态為轉移，而同時，整個商業資本的動态，亦并不是全由商人階級全體所拘束。
大家試一考慮商人們動辄發出的“我們也無辦法”的呼聲，就知道以民主主義的土地資本政策，扭轉一般的趨勢，在今日不僅為工業家的要求，亦應為商業家所期待。
但除此以外，還有一項更本質的影響，最好在這裡補充說明，那就是：商業同地權的關系愈形密切，它就可能腐蝕一般落後的社會生産關系，使其不易執行任何打擊商業的任務。
因此，我認定，在一切不徹底的限制商業資本活動的政策中阻止商業資本向土地的進出，還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法門。
自然，商業資本轉向土地的活動受到了妨阻，并不一定就會把它轉用到工業方面。
社會資本由商業移向工業，無疑還要具備一些曆史前提，但如其我們不把阻止土地任意買賣的政策，孤立的來理解，定然會知道，那種政策上執行上所需要配合的其他革命步驟，将大有助于當前商工業資本流通問題所形成之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革。
（六）四個結論 論到這裡，我們似可把上述諸般意見，綜括為以次四個結論： 第一，中國商工業資本間的不平衡發展問題，并不始自今日，在此次抗戰發生以前，這個問題就曾嚴重的存在，不過直到戰時，才因現實的迫切需要，而把這一向不大引起我們注意的問題，開始在腦中喚起而已。
在這種意義上，抗戰對于中國社會史的研究，确實提供了極可寶貴的社會測驗。
第二，不管在過去，抑是現在，中國商工業資本流通問題的形成，是把中國整個社會經濟形态作為它的基礎。
像這種問題的解決，和其他主要關系技術性質的問題，不能一樣簡單，建造幾條鐵路，幾隻輪船，幾個水渠，政府誠能在财力及技術許可限度内，不牽涉到全般社會經濟基礎，而努力有所成就，但如我們在這裡讨論的資本問題以及與資本密切關聯着的土地問題，卻不能單從技術上的努力得到解決。
第三，要使商業資本依照平均利潤法則來調節其流通，固須具備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但在這種根本條件未造出之前，我們并不能呆然無所作為的聽任商業資本把一切生産資本無情的吃盡。
租稅政策、金融政策、限價政策，以及其他對商業寓有抑制作用同時對工業寓有扶助作用的諸般設施，假如能曲盡人事，亦許不難收到相當效果，但我們首先應知道：在落後的社會生産關系裡面，租稅、金融及物價等等本身，就分别是那種社會生産關系所由表現的因素，使它們健全的可能性是有限界的；運用它們來調節資本流通問題的效用性，更是有限界的。
第四，當前商業資本不絕的膨大，對于全般社會，特别是對于工業，固然在逐漸增大其不利的暗影，但對于商業本身，其不利的程度，亦并不難想見。
商業為求獨立的發展，工業上的不發展，固然是它的前提，但商業所周轉的生産物，如每況愈下的減少，那就不但商業活動的對象和範圍，會相應縮小，商業活動需要的消費者，也将因生産漸形萎縮而喪失其購買力。
在目前，個别特殊的商業者，也許還在陶醉于他們由貨币數量測度出來的利得，但就全體商業或商人階級來講，他們一定不難發現：在社會生産規模日益縮小，社會财富日益減少的情形下，他們手中由貨币測度的資本，不過是虛資本，是空中樓閣飄浮的煙雲，隻要經過一陣大風，就會吹得毫無蹤影的。
所以，為他們打算，他們尤需要改弦更張，設法改變他們的資本用途。
然而，個别商人的資本，已經被結成一種商業資本的形态，特定的商業資本形态，已經是在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發生作用，其結果，個别商人，固不易拘束他手中的資金，隻好随全體商業資本的動态為轉移，而同時，整個商業資本的動态，亦并不是全由商人階級全體所拘束。
大家試一考慮商人們動辄發出的“我們也無辦法”的呼聲，就知道以民主主義的土地資本政策，扭轉一般的趨勢，在今日不僅為工業家的要求，亦應為商業家所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