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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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理論被展開到了這樣程度，我們的經濟學者們，即強調用資本主義的金融政策來解決當前資本問題的經濟學者們，都反過來用“中國經濟落後”這個籠統的論調，使他們從自己理論的缺口逃脫出來。
可是當他們一脫出了這個缺口，又毫不覺得矛盾的把“中國經濟落後”的命題，暫時儲放在下意識中，再回頭來用資本主義的各種标簽，來表識中國戰時經濟及由此引出的各種經濟問題的性質。
事實上，中國當前商業資本的這種“變态”的發展，恰好是在證示廣義經濟學上的一個法則，那就是，商業資本愈脫出總生産過程而獨立發展，産業資本或工業資本将愈不發展，即前者的發展與後者的發展成反比例。
這個法則，是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條件下發生作用的。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中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但那種存在，在規模和比重上，顯然還沒有達到阻止那個法則發生作用的程度。
當我們論究中國商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時，應當随時不要忘記這個基本論點，我們在一方面固然不妨把商業上的高率利潤，看作其吸收資本的擴大活動規模的原因，但同時應理解：這所謂高率商業利潤，并不是資本主義涵義的東西，也并不是孤立的形成的東西，它有取得其存在的全社會經濟基礎。
（五）解決工業資本問題的前提條件 在近半年來，政府為了國營并獎助私人新興工業，确曾盡了最大的努力。
一方面鼓勵商業資本工業化，一方面又得阻止工業資本商業化。
迄乎今日，困難仍是有加無已。
這原因最容易說明的，是商業還能保持住高率利潤。
但政府不是在從稅制上，從金融上，從一切管制物價方案上，限制商業，打擊商業麼？但問題症結就在這裡。
一個國家的工商業間，已建立起了現代的關系，工業本身就具有節制商業資本的機能，雖然有時為了這種機能的發揮，還不能不借助于資本政策或金融政策的援助。
如像中國的工業，一向就因為它自身沒有建立起是以鉗制商業的基礎，一向就是做着商業的附庸，同時更因為與此種事實相适應相關聯的落後的社會生産關系的存在，就使政府的諸般限制商業的法令，不容易順利推行，結局，許多抑商政策的節目，倒反而變成了商人借以增進其過分利得的口實。
政策本身是好的，但卻被應用政策的客觀社會條件歪曲了。
不僅如此，把社會經濟看成一個總體，它的各部分在本質上已是相互包涵的。
中國商工業資本間的這種不平衡關系的發展，我們是理應效法各現代國家所執行的金融政策來予以調整的。
事實上，我們确也如此做了。
但其間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我們的金融資本，在社會構成上，已經是對于我們的商工業資本形态的一個配合。
甚至可以說，商工業資本間的那種畸形發展，還大大的受了我們的金融資本或銀行資本的促成。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所謂銀行資本，原本就是因應工業通融資金的便利而産生，銀行與工業結了不解之緣，若在落後國家，它隻有侵蝕生産的高利貸金融業，而不能有扶助工業的銀行資本。
如其在名義上有了銀行資本，這種銀行資本，就很容易保有高利貸的特質，結局，很容易對商業發生較密切的聯系，甚且很容易由結托商業，而變形為商業本體。
要通過這種性質的銀行資本，來執行扶工抑商的資本政策，就似乎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
在這一關鍵上，我們如何運用銀行資本來收縮商業資本或增益工業資本的問題，就引起了如何使銀行資本本身變質的問題。
一切有關商工業資本流通問題的措施，如果采取這種推論的方式，最後均将達到一個結論，就是：我們要抗戰，同時确實需要建國，需要改良中國社會，使中國社會本身，不允許當前資本問題乃至其他問題上的不合理的現象的存在。
在這種前提認識下，我特别要強調民生主義所明确提示我們的土地政策。
土地政策所由提出的現實社會生産關系，是一切落後經濟關系的基礎，亦是我們這裡所讨論的商工業資本流通問題所由發生的最基本原因。
我在其他場合（參見拙著《中國經濟論叢》第二篇《當前經濟問題總分析》及《中國商業資本論》諸文），曾分别指出當前商業資本活動與土地投資的聯系，我并指明，
當理論被展開到了這樣程度，我們的經濟學者們，即強調用資本主義的金融政策來解決當前資本問題的經濟學者們，都反過來用“中國經濟落後”這個籠統的論調，使他們從自己理論的缺口逃脫出來。
可是當他們一脫出了這個缺口，又毫不覺得矛盾的把“中國經濟落後”的命題，暫時儲放在下意識中，再回頭來用資本主義的各種标簽，來表識中國戰時經濟及由此引出的各種經濟問題的性質。
事實上，中國當前商業資本的這種“變态”的發展，恰好是在證示廣義經濟學上的一個法則，那就是，商業資本愈脫出總生産過程而獨立發展，産業資本或工業資本将愈不發展，即前者的發展與後者的發展成反比例。
這個法則，是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條件下發生作用的。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中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但那種存在，在規模和比重上，顯然還沒有達到阻止那個法則發生作用的程度。
當我們論究中國商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時，應當随時不要忘記這個基本論點，我們在一方面固然不妨把商業上的高率利潤，看作其吸收資本的擴大活動規模的原因，但同時應理解：這所謂高率商業利潤，并不是資本主義涵義的東西，也并不是孤立的形成的東西，它有取得其存在的全社會經濟基礎。
（五）解決工業資本問題的前提條件 在近半年來，政府為了國營并獎助私人新興工業，确曾盡了最大的努力。
一方面鼓勵商業資本工業化，一方面又得阻止工業資本商業化。
迄乎今日，困難仍是有加無已。
這原因最容易說明的，是商業還能保持住高率利潤。
但政府不是在從稅制上，從金融上，從一切管制物價方案上，限制商業，打擊商業麼？但問題症結就在這裡。
一個國家的工商業間，已建立起了現代的關系，工業本身就具有節制商業資本的機能，雖然有時為了這種機能的發揮，還不能不借助于資本政策或金融政策的援助。
如像中國的工業，一向就因為它自身沒有建立起是以鉗制商業的基礎，一向就是做着商業的附庸，同時更因為與此種事實相适應相關聯的落後的社會生産關系的存在，就使政府的諸般限制商業的法令，不容易順利推行，結局，許多抑商政策的節目，倒反而變成了商人借以增進其過分利得的口實。
政策本身是好的，但卻被應用政策的客觀社會條件歪曲了。
不僅如此，把社會經濟看成一個總體，它的各部分在本質上已是相互包涵的。
中國商工業資本間的這種不平衡關系的發展，我們是理應效法各現代國家所執行的金融政策來予以調整的。
事實上，我們确也如此做了。
但其間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我們的金融資本，在社會構成上，已經是對于我們的商工業資本形态的一個配合。
甚至可以說，商工業資本間的那種畸形發展，還大大的受了我們的金融資本或銀行資本的促成。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所謂銀行資本，原本就是因應工業通融資金的便利而産生，銀行與工業結了不解之緣，若在落後國家，它隻有侵蝕生産的高利貸金融業，而不能有扶助工業的銀行資本。
如其在名義上有了銀行資本，這種銀行資本，就很容易保有高利貸的特質，結局，很容易對商業發生較密切的聯系，甚且很容易由結托商業，而變形為商業本體。
要通過這種性質的銀行資本，來執行扶工抑商的資本政策，就似乎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
在這一關鍵上，我們如何運用銀行資本來收縮商業資本或增益工業資本的問題，就引起了如何使銀行資本本身變質的問題。
一切有關商工業資本流通問題的措施，如果采取這種推論的方式，最後均将達到一個結論，就是：我們要抗戰，同時确實需要建國，需要改良中國社會，使中國社會本身，不允許當前資本問題乃至其他問題上的不合理的現象的存在。
在這種前提認識下，我特别要強調民生主義所明确提示我們的土地政策。
土地政策所由提出的現實社會生産關系，是一切落後經濟關系的基礎，亦是我們這裡所讨論的商工業資本流通問題所由發生的最基本原因。
我在其他場合（參見拙著《中國經濟論叢》第二篇《當前經濟問題總分析》及《中國商業資本論》諸文），曾分别指出當前商業資本活動與土地投資的聯系，我并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