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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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系之基本部分的土地所有形态與使用形态，依舊執拗的頑存着，所以，在日益增加并擴大的新的商品貨币關系中，土地的重要性雖然減少了，土地的誘惑性，雖然為新的營利事業所代替了，但最有變動性的商業資本，或商業可能掙到的蓄積，仍不易甚至不能轉用到工業上。
不錯，我們曾利用國際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沖突，在它們壓力松弛的空隙中，有了一點工業上的成就，但那不但不夠用以改變商業對工業的社會優勢，且在不旋踵間，就因那種壓力的再加緊，而全部崩潰下來。
由是，我們知道，在近百年中，中國商業資本無疑在古典形态上，附着起了新裝。
但它這新裝，毋甯說是一種僞裝。
它并不曾同工業建立起現代的關系。
它不為中國工業服務，卻在犧牲本國工業的條件下，為外國工業服務。
在這種情形下，當然不能希望我們商工業間的資本，有正常的流通。
（四）戰時商業資本的工業資本化與工業資本的商業資本化 抗戰發生以後，情形有些改變了。
沿海對外大商場的喪失，對外貿易的阻斷，中國商業資本已不得不暫時脫去了它的新裝或僞裝，它不能為外國工業服務，理應為本國工業服務了。
而同時，由對外貿易關系阻斷所造成的一般日用品與軍需品的缺乏，反給予民族工業以大的刺激。
而況一向束縛中國工業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也于此時無形取消了，而政府為了抗戰與建國任務的達成，更多方予工業以便利與扶助，在這諸般情勢下，如其我們還發生工業資本問題，那就是由于社會全般資金的缺乏，而不應是由于商業資本工業資本間的不平衡發展。
但揆諸一般實際情況，卻出乎意外的，正好是因為商業資本過于膨大，以緻引起工業資本的特别困蹶。
在抗戰過程中，商業利用物資缺乏，物價步步增高的機會，在通貨日益膨脹的條件下，蓄積了大量的貨币财産。
但貨币财産盡管蓄積，商人卻仍不肯像現代初期西歐各國商業經營者一樣，使自己變為工廠老闆，使自己的資本，變成工業資本，他們的資财，無論是貨币，是待售的商品，抑是商業設備上的生産，一直是停留在流通過程上。
他們甚至把商業活動的對象，擴大到土地上，這在一方面似恢複了商業過去對于地權的聯系，但在商品貨币關系相當發達的今日，自然更帶有商業投機性。
這就是說，商業上蓄積的資本，不論是直接投在道地的商業上，抑是間接通過土地再繞到商業上，都在力求自身的膨大，而造成了當前商業遊資過剩的現象。
然則商業上過剩的遊資，為什麼不轉向工業方面呢？大家容易想到的阻礙，當然是由于工業利潤比之商業利潤太低了，仿佛就因此故，不僅商業資本不易工業資本化，甚至政府苦心孤詣多方扶助的一點工業，且有商業化的趨勢。
據報章所載，許多公私經營的工廠，在把它們的廠址，當作地皮經營，把它們的機具或原料，當作囤積品來處理。
商工業資本間這種反乎一般期待的逆流，很容易給予我們以這樣的印象，仿佛中國的社會經濟，已經造出了前述平均利潤法則作用的條件，即是說，它已資本主義化了。
它已在照應着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使它的社會資金，向着利得較高的部門流轉，由是，許多人，就照此推論，以為我們如能運用金融政策，多方限制商業資本利潤，同時并多方擡高工業利潤，商業上的資本，就自然會流用到工業上去。
其實問題是不能這麼簡單的。
商業資本不肯轉化為工業資本，卻相反的使工業資本商業化，如系按照資本運動的法則進行，那麼，當資本紛向商業移轉的當中，工業上就應當由資本短绌，事業縮減，生産品減少，供給額降低而提高其利潤；反之，商業上就應當因其資本對被周轉的貨品之絕對的相對的增多，而減低其利潤。
但我們當前的現實卻并非如此，好像資本愈擠到或被吸收到商業上，商業利潤反更形增高似的。
不錯，我們需要照一般人乃至一般經濟學者所慣常的解釋，說我們是在戰時，一切不免有些變态，但戰時的影響即再擴大，亦不夠說明那種變态。
那至多隻能算是中國社會在戰時的“變态”。
我們試想，現在該有多少國家在參加戰鬥，但任何一個國家，卻不曾使它的商工業間的資本問題，具有我們這
不錯，我們曾利用國際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沖突，在它們壓力松弛的空隙中，有了一點工業上的成就，但那不但不夠用以改變商業對工業的社會優勢，且在不旋踵間，就因那種壓力的再加緊，而全部崩潰下來。
由是，我們知道，在近百年中，中國商業資本無疑在古典形态上，附着起了新裝。
但它這新裝，毋甯說是一種僞裝。
它并不曾同工業建立起現代的關系。
它不為中國工業服務，卻在犧牲本國工業的條件下，為外國工業服務。
在這種情形下，當然不能希望我們商工業間的資本，有正常的流通。
（四）戰時商業資本的工業資本化與工業資本的商業資本化 抗戰發生以後，情形有些改變了。
沿海對外大商場的喪失，對外貿易的阻斷，中國商業資本已不得不暫時脫去了它的新裝或僞裝，它不能為外國工業服務，理應為本國工業服務了。
而同時，由對外貿易關系阻斷所造成的一般日用品與軍需品的缺乏，反給予民族工業以大的刺激。
而況一向束縛中國工業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也于此時無形取消了，而政府為了抗戰與建國任務的達成，更多方予工業以便利與扶助，在這諸般情勢下，如其我們還發生工業資本問題，那就是由于社會全般資金的缺乏，而不應是由于商業資本工業資本間的不平衡發展。
但揆諸一般實際情況，卻出乎意外的，正好是因為商業資本過于膨大，以緻引起工業資本的特别困蹶。
在抗戰過程中，商業利用物資缺乏，物價步步增高的機會，在通貨日益膨脹的條件下，蓄積了大量的貨币财産。
但貨币财産盡管蓄積，商人卻仍不肯像現代初期西歐各國商業經營者一樣，使自己變為工廠老闆，使自己的資本，變成工業資本，他們的資财，無論是貨币，是待售的商品，抑是商業設備上的生産，一直是停留在流通過程上。
他們甚至把商業活動的對象，擴大到土地上，這在一方面似恢複了商業過去對于地權的聯系，但在商品貨币關系相當發達的今日，自然更帶有商業投機性。
這就是說，商業上蓄積的資本，不論是直接投在道地的商業上，抑是間接通過土地再繞到商業上，都在力求自身的膨大，而造成了當前商業遊資過剩的現象。
然則商業上過剩的遊資，為什麼不轉向工業方面呢？大家容易想到的阻礙，當然是由于工業利潤比之商業利潤太低了，仿佛就因此故，不僅商業資本不易工業資本化，甚至政府苦心孤詣多方扶助的一點工業，且有商業化的趨勢。
據報章所載，許多公私經營的工廠，在把它們的廠址，當作地皮經營，把它們的機具或原料，當作囤積品來處理。
商工業資本間這種反乎一般期待的逆流，很容易給予我們以這樣的印象，仿佛中國的社會經濟，已經造出了前述平均利潤法則作用的條件，即是說，它已資本主義化了。
它已在照應着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使它的社會資金，向着利得較高的部門流轉，由是，許多人，就照此推論，以為我們如能運用金融政策，多方限制商業資本利潤，同時并多方擡高工業利潤，商業上的資本，就自然會流用到工業上去。
其實問題是不能這麼簡單的。
商業資本不肯轉化為工業資本，卻相反的使工業資本商業化，如系按照資本運動的法則進行，那麼，當資本紛向商業移轉的當中，工業上就應當由資本短绌，事業縮減，生産品減少，供給額降低而提高其利潤；反之，商業上就應當因其資本對被周轉的貨品之絕對的相對的增多，而減低其利潤。
但我們當前的現實卻并非如此，好像資本愈擠到或被吸收到商業上，商業利潤反更形增高似的。
不錯，我們需要照一般人乃至一般經濟學者所慣常的解釋，說我們是在戰時，一切不免有些變态，但戰時的影響即再擴大，亦不夠說明那種變态。
那至多隻能算是中國社會在戰時的“變态”。
我們試想，現在該有多少國家在參加戰鬥，但任何一個國家，卻不曾使它的商工業間的資本問題，具有我們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