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中國經濟恐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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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産物，究竟在量上，是否一年多過一年，即是否真正有剩餘可資蓄積，那不能單從轉化為地租的農産物數量來看，卻須同時從農民生活條件與生産條件來看。
盡管地租能維持原狀或者有所增加，如其農民生活條件更苦，生産條件更壞，社會蓄積不但不曾增加，甚且可能是減少了；反之，地租即使因某種理由被減低下去，如其農民的生活條件變好了，那不但不能遽認為是社會蓄積的減少，卻竟可能是在增加。
在市場關系沒有健全确立，農業生産物沒有一般商品化的我們的社會，農業勞動剩餘生産物，甯是一個不定數，一定的勞動生産物量，可因直接生産者的生活條件壓低而加多，亦可因他們的條件的提高而減少，但不論如何，社會一般蓄積是否真正增加，所增加的蓄積，是否用以擴大農業再生産，大體是可因農業直接生産者的生活條件與生産條件而測知的。
現在且不忙回顧前面述及的我們農民大衆在以如何條件而生活，特别是以如何的條件而生産，最好是先看我們社會的一般經濟運動情形，能允許他們以如何的條件而生活，特别是以如何的條件而生産。
我們曾講過，資本的分散或使用的方式，是為它的累積與集中的方式所決定；又講過，這法則同樣可以應用到地租的蓄積及其使用上。
換一個說法，即作為我們社會蓄積之基礎的地租，一般是使用在或分散在地租收得與所由取得土地的諸種原始蓄積活動上，這正如作為資本主義社會蓄積基礎的利潤，一般是使用在或分散在資本家所由取得資本的諸種蓄積因素的購買上一樣。
商業是這些原始蓄積活動中最凸出的一個部門。
在商品生産形态下，一切當作生産條件的諸物，都要通過買賣，商業就是把這些通過買賣的商品的運動，作為它的内容，作為它的化身，它被規定在生産過程中了。
小商品生産下的商業，卻是立在生産過程外部，主動的促使生産物成為商品，結局，就造成了商業支配産業，商業利潤規制産業或農業利潤的趨勢，産業或農業利潤就遭受商業利潤的規制。
它同時就無法建立起對利息的支配，卻反而被利息所規制了。
恰好在這場合，高利貸者的債權乃至國家的賦稅，不但在農業剩餘生産物的分割上，與商業采取了一緻的行動，它們并且在要索賦稅及債務的支付上，為商業促使更多的生産物變為商品。
在對外貿易日益擴展的過程中，那生産物不但變為國内市場的商品，且變為國際市場的商品，而且由國家及個人消費擴大所輸入的外貨愈多，我們由這種生産物變作商品，去平衡對外支付的數量，也相應增多了。
不等價交換的條件，就是在用農産物輸出去抵償工業制造品輸入的過程中形成起來的。
而這不等價交換的條件本身，便成了永續入超的一個重大原因。
結局，當作我們社會逐年蓄積之基礎的剩餘勞動農産物或其價值，就有可觀的部分，這樣的通過買辦商業，被集中到外國去了，或者作為國際資本，被投用到中國沿海大都市的各種偏于商業性的企業上了。
由輸入加繁加多所造成的都市榮華，以及相應要求的現代國家場面，都直接間接在依各種原始累積方式，如商業、高利貸及賦稅（當作中國經濟的原論，我在本書中，對于賦稅一項，不曾作着正面而深入的分析。
但在一個落後國家，賦稅這個成為原始蓄積的因素，确在全般經濟上發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中國賦稅所加于一般直接生産者的生活條件生産條件的破壞作用，真是太大了。
而它最壞的特征之一，就是不确定。
每年要被征去多少，在直接生産者固沒有把握知道，即在作為征收賦稅的主體，它亦沒有把握知道。
英國一位著作家估計，中國地方官吏所征收的，要比他解交中央政府的超過五倍，而另一位英國專家則又說超過三倍——見拉狄克著《中國曆史之理論的分析》中譯本二三五頁——這樣的稅制，與其他各種落後的原始蓄積手段，如高率地租、高利貸及商業資本連同作用起來，其破壞影響是不難想見的。
）乃至地租等等，不絕加重社會主要的最後的蓄積來源的農村的負擔，把農村可能擠出的資财，吸進都市，再注到國際資本的大蓄水池中，而與上面那種集中運動銜接起來。
不錯，這樣一種社會資财集中運動，并不是，且不能是“一次過了”就完事的，它一直再赓續着。
正因此故，農村終不能不留下一些繼續原始蓄積活動的資本，在這裡，與買辦商業相區别的國粹商業，與都市銀行錢業相區别的高利貸業，便像在分工的意義上，承擔起了最基層的累積活動。
又因為它們這種活動，是在最落後的、最可予取予求的、最便于各種特權行使的農村社會進行，其利潤率利息率之高，就最足以影響直接由土地上取得的地租的蓄積程度及其使用方式，而這又反過來，在商業者眼光中，把土地看為特别有利的商品，在高利貸者眼光中，把地租看為變相的高率利息了。
由是，農村可能或者必須截留下的農業剩餘生産物或其價值，就必然是在這三種用途上浮蕩着流通着。
這一來，土地上可能積得的資财，即使經常有一部分，留在農村，甚至是使用在土地上，但因那不是用以充作資本，而是用以購買土地，農民由高率商業利潤、高率利息，以及其他非經濟強制活動連同影響所須為土地費去的代價愈大，他們在總收入中，能掙下來當作改良生産維持生活用的部分就愈少。
他們愈貧困，愈需要依靠土地，土地所需支付的代價就愈大，無資力無機會取得土地的貧農，就愈能以最低生活條件以下的報酬工作，勞動驅逐機具的形勢便被形成了。
土地勞動生産力便逐漸減退了。
以食糧為主的農産物産量，便逐漸縮減了。
因此，我們的農業的、生産不足的、慢性的經常化的經濟恐慌，便是在上述這一列經濟運動——小商品生産，商業使生産物變為商品，商業支配産業，商業利潤高過産業利潤，利潤受規制于利息、各種不等價交換，資本向都市向外國集中，農村各種原始資本形态的相互作用為資本在它們之間的流轉，勞動驅逐機具，甚至驅逐畜力——所連同體現出的諸種法則作用下産生的。
在這種恐慌實體中，當然還能看出一些古典形态的陰影，但我們卻很容易把世界經濟大恐慌在國内誘發的更惡劣的經濟危機，看作我們真正的經濟恐慌形态。
所以，一旦世界恐慌在周期圈上走到了好轉或複興的上環，我們也就安然的覺得自己經濟也步入好境了。
這種錯覺，被以次的皮相觀察所加強，那就是，認定租與稅的保持原狀或增加，就是社會蓄積，就是農業剩餘勞動生産物能保持原額或有所增加。
其實，特别像在我們這種社會，租與稅的增加，不但與社會勞動生産力的減退，是可以相并存在的現象，甚且可以直接當作因果關系而必然同時呈現的現象。
試想，在戰時乃至在戰後長期動亂和破壞的過程中，盡管新舊大小工業在崩解線上掙紮，盡管農村經濟殘破，早成為一般公認的事實，但在長期惡性通貨膨脹磨折下，通過租稅，通過徭役，通過商營，通過高利貸以及其他更原始勒索方式、加在一般生産人民身上的負擔，甯是加強加重了。
不論人們在怎樣稱揚中國生産人民大衆的“勤苦”美德，如其他們在生活資料上，經常需要用草根，樹皮，觀音土代替雜糧；在生産手段上，經常需要用人力代替工具，代替畜力，那就不但租稅，商業，高利貸遲早要經驗到它們榨取的盡頭，就是各種各式的徭役罷，也将發現那些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的“壯丁”，是什麼任務也無法達成的。
中國曆史上像是頗有規律的戰禍與動亂，是作為我們那種古典恐慌的後果而表現出來的。
而在目前，恐慌的内容與實質，是有些改變了，當作恐慌的結果而表現着的戰亂，也參雜了一些新的因素；但這些“改變”和“新的因素”，由前面述及的我們的恐慌的二重性，由我們整個經濟之半封建的次殖民地的性格，是可以得到說明的。
恐慌是現代中國經濟内部諸關系相互作用的結果。
戰亂在某種限度内，是恐慌直接間接造成的結果。
不管戰争是對外的還是對内的，也不管是勝利還是失敗，如其我們社會的原有生産關系，不曾由戰争予以本質的改變，生産人民大衆的社會地位，不曾由生産方式的變革而一般的改善和提高，則我們上面分析研究的諸般經濟原理和法則，便會繼續作用着，繼續使我們陷在慢性的愈來愈益深沉的恐慌困厄中。
本篇問題研究 一、封建制恐慌與資本制恐慌，有那些基本不同的特征？ 二、中國傳統的經濟恐慌形态，對一般封建制下的經濟恐慌，表示了那些不同的特征？ 三、中國現代的經濟恐慌，具有二重性，此點将如何說明？ 四、中國的經濟恐慌，應理解為全般經濟運動法則連同作用的必然結果。
試就上述商品價值，貨币，資本，利潤，利息，工資，地租諸方面分别表現的運動法則或傾向，作一綜合的說明。
盡管地租能維持原狀或者有所增加，如其農民生活條件更苦，生産條件更壞，社會蓄積不但不曾增加，甚且可能是減少了；反之，地租即使因某種理由被減低下去，如其農民的生活條件變好了，那不但不能遽認為是社會蓄積的減少，卻竟可能是在增加。
在市場關系沒有健全确立，農業生産物沒有一般商品化的我們的社會，農業勞動剩餘生産物，甯是一個不定數，一定的勞動生産物量，可因直接生産者的生活條件壓低而加多，亦可因他們的條件的提高而減少，但不論如何，社會一般蓄積是否真正增加，所增加的蓄積，是否用以擴大農業再生産，大體是可因農業直接生産者的生活條件與生産條件而測知的。
現在且不忙回顧前面述及的我們農民大衆在以如何條件而生活，特别是以如何的條件而生産，最好是先看我們社會的一般經濟運動情形，能允許他們以如何的條件而生活，特别是以如何的條件而生産。
我們曾講過，資本的分散或使用的方式，是為它的累積與集中的方式所決定；又講過，這法則同樣可以應用到地租的蓄積及其使用上。
換一個說法，即作為我們社會蓄積之基礎的地租，一般是使用在或分散在地租收得與所由取得土地的諸種原始蓄積活動上，這正如作為資本主義社會蓄積基礎的利潤，一般是使用在或分散在資本家所由取得資本的諸種蓄積因素的購買上一樣。
商業是這些原始蓄積活動中最凸出的一個部門。
在商品生産形态下，一切當作生産條件的諸物，都要通過買賣，商業就是把這些通過買賣的商品的運動，作為它的内容，作為它的化身，它被規定在生産過程中了。
小商品生産下的商業，卻是立在生産過程外部，主動的促使生産物成為商品，結局，就造成了商業支配産業，商業利潤規制産業或農業利潤的趨勢，産業或農業利潤就遭受商業利潤的規制。
它同時就無法建立起對利息的支配，卻反而被利息所規制了。
恰好在這場合，高利貸者的債權乃至國家的賦稅，不但在農業剩餘生産物的分割上，與商業采取了一緻的行動，它們并且在要索賦稅及債務的支付上，為商業促使更多的生産物變為商品。
在對外貿易日益擴展的過程中，那生産物不但變為國内市場的商品，且變為國際市場的商品，而且由國家及個人消費擴大所輸入的外貨愈多，我們由這種生産物變作商品，去平衡對外支付的數量，也相應增多了。
不等價交換的條件，就是在用農産物輸出去抵償工業制造品輸入的過程中形成起來的。
而這不等價交換的條件本身，便成了永續入超的一個重大原因。
結局，當作我們社會逐年蓄積之基礎的剩餘勞動農産物或其價值，就有可觀的部分，這樣的通過買辦商業，被集中到外國去了，或者作為國際資本，被投用到中國沿海大都市的各種偏于商業性的企業上了。
由輸入加繁加多所造成的都市榮華，以及相應要求的現代國家場面，都直接間接在依各種原始累積方式，如商業、高利貸及賦稅（當作中國經濟的原論，我在本書中，對于賦稅一項，不曾作着正面而深入的分析。
但在一個落後國家，賦稅這個成為原始蓄積的因素，确在全般經濟上發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中國賦稅所加于一般直接生産者的生活條件生産條件的破壞作用，真是太大了。
而它最壞的特征之一，就是不确定。
每年要被征去多少，在直接生産者固沒有把握知道，即在作為征收賦稅的主體，它亦沒有把握知道。
英國一位著作家估計，中國地方官吏所征收的，要比他解交中央政府的超過五倍，而另一位英國專家則又說超過三倍——見拉狄克著《中國曆史之理論的分析》中譯本二三五頁——這樣的稅制，與其他各種落後的原始蓄積手段，如高率地租、高利貸及商業資本連同作用起來，其破壞影響是不難想見的。
）乃至地租等等，不絕加重社會主要的最後的蓄積來源的農村的負擔，把農村可能擠出的資财，吸進都市，再注到國際資本的大蓄水池中，而與上面那種集中運動銜接起來。
不錯，這樣一種社會資财集中運動，并不是，且不能是“一次過了”就完事的，它一直再赓續着。
正因此故，農村終不能不留下一些繼續原始蓄積活動的資本，在這裡，與買辦商業相區别的國粹商業，與都市銀行錢業相區别的高利貸業，便像在分工的意義上，承擔起了最基層的累積活動。
又因為它們這種活動，是在最落後的、最可予取予求的、最便于各種特權行使的農村社會進行，其利潤率利息率之高，就最足以影響直接由土地上取得的地租的蓄積程度及其使用方式，而這又反過來，在商業者眼光中，把土地看為特别有利的商品，在高利貸者眼光中，把地租看為變相的高率利息了。
由是，農村可能或者必須截留下的農業剩餘生産物或其價值，就必然是在這三種用途上浮蕩着流通着。
這一來，土地上可能積得的資财，即使經常有一部分，留在農村，甚至是使用在土地上，但因那不是用以充作資本，而是用以購買土地，農民由高率商業利潤、高率利息，以及其他非經濟強制活動連同影響所須為土地費去的代價愈大，他們在總收入中，能掙下來當作改良生産維持生活用的部分就愈少。
他們愈貧困，愈需要依靠土地，土地所需支付的代價就愈大，無資力無機會取得土地的貧農，就愈能以最低生活條件以下的報酬工作，勞動驅逐機具的形勢便被形成了。
土地勞動生産力便逐漸減退了。
以食糧為主的農産物産量，便逐漸縮減了。
因此，我們的農業的、生産不足的、慢性的經常化的經濟恐慌，便是在上述這一列經濟運動——小商品生産，商業使生産物變為商品，商業支配産業，商業利潤高過産業利潤，利潤受規制于利息、各種不等價交換，資本向都市向外國集中，農村各種原始資本形态的相互作用為資本在它們之間的流轉，勞動驅逐機具，甚至驅逐畜力——所連同體現出的諸種法則作用下産生的。
在這種恐慌實體中，當然還能看出一些古典形态的陰影，但我們卻很容易把世界經濟大恐慌在國内誘發的更惡劣的經濟危機，看作我們真正的經濟恐慌形态。
所以，一旦世界恐慌在周期圈上走到了好轉或複興的上環，我們也就安然的覺得自己經濟也步入好境了。
這種錯覺，被以次的皮相觀察所加強，那就是，認定租與稅的保持原狀或增加，就是社會蓄積，就是農業剩餘勞動生産物能保持原額或有所增加。
其實，特别像在我們這種社會，租與稅的增加，不但與社會勞動生産力的減退，是可以相并存在的現象，甚且可以直接當作因果關系而必然同時呈現的現象。
試想，在戰時乃至在戰後長期動亂和破壞的過程中，盡管新舊大小工業在崩解線上掙紮，盡管農村經濟殘破，早成為一般公認的事實，但在長期惡性通貨膨脹磨折下，通過租稅，通過徭役，通過商營，通過高利貸以及其他更原始勒索方式、加在一般生産人民身上的負擔，甯是加強加重了。
不論人們在怎樣稱揚中國生産人民大衆的“勤苦”美德，如其他們在生活資料上，經常需要用草根，樹皮，觀音土代替雜糧；在生産手段上，經常需要用人力代替工具，代替畜力，那就不但租稅，商業，高利貸遲早要經驗到它們榨取的盡頭，就是各種各式的徭役罷，也将發現那些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的“壯丁”，是什麼任務也無法達成的。
中國曆史上像是頗有規律的戰禍與動亂，是作為我們那種古典恐慌的後果而表現出來的。
而在目前，恐慌的内容與實質，是有些改變了，當作恐慌的結果而表現着的戰亂，也參雜了一些新的因素；但這些“改變”和“新的因素”，由前面述及的我們的恐慌的二重性，由我們整個經濟之半封建的次殖民地的性格，是可以得到說明的。
恐慌是現代中國經濟内部諸關系相互作用的結果。
戰亂在某種限度内，是恐慌直接間接造成的結果。
不管戰争是對外的還是對内的，也不管是勝利還是失敗，如其我們社會的原有生産關系，不曾由戰争予以本質的改變，生産人民大衆的社會地位，不曾由生産方式的變革而一般的改善和提高，則我們上面分析研究的諸般經濟原理和法則，便會繼續作用着，繼續使我們陷在慢性的愈來愈益深沉的恐慌困厄中。
本篇問題研究 一、封建制恐慌與資本制恐慌，有那些基本不同的特征？ 二、中國傳統的經濟恐慌形态，對一般封建制下的經濟恐慌，表示了那些不同的特征？ 三、中國現代的經濟恐慌，具有二重性，此點将如何說明？ 四、中國的經濟恐慌，應理解為全般經濟運動法則連同作用的必然結果。
試就上述商品價值，貨币，資本，利潤，利息，工資，地租諸方面分别表現的運動法則或傾向，作一綜合的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