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中國經濟恐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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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上面述及的恐慌諸表象，處處都關聯到了市場關系，無怪許多從這種流通過程着眼，說中國的恐慌，主要是資本主義的商業的技術性的了。
我們誠然不能忽視這一觀察方法的重要性，但同時也可借此究明這種觀察方法，究竟能否探索出中國經濟恐慌的基因來。
主要從技術的商業的觀點來看中國經濟恐慌的人，當然是把他們立論之鍵，放在有關流通過程的一列事實上。
不能統一調節市場，是他們的出發點，他們并還在這種前提認識下，把不能執行保護關稅，不能展拓合理交通，乃至不能統一貨币，也算作誘發經濟恐慌的有力原因。
我們原不否認這些都是中國經濟恐慌所由形成的直接間接因素，但問題是看我們在怎樣的關系上，去理解去辨認它們可能作用的範圍及其限界。
從流通的觀點出發，我們的市場關系，确是顯出了一種異樣的無政府狀态。
前面述到的中國恐慌中表現的多面性，一面供應國際市場的單一栽培化的農産品，發生過剩，一面作為國内主要必需品的食糧産量不足，已經是夠支離了，但就在食糧上，某一地域的過剩産品，竟不能供應國内其他地域的不足，而使其由國外得到供應，這看起來是非常滑稽的。
設仔細分析一下中國的市場關系，卻又應當視為是極其自然的。
嚴格的現代型的國内市場，根本就不曾在中國存在過。
事實上，中國鄰接外人的邊區地帶，它們個别與鄰接國所結成的市場關系，就比較它們與内地乃至與彼此相互間所結成的市場關系，真不知密切多少。
比如，東北及山東、福建等省之對于日本，外蒙、新疆之對于俄國，西藏、廣東之對于英國，雲南、廣西之對于法國，或者東南濱海各省區之對于南洋、荷屬東印度，美屬菲律濱，日屬台灣，英屬香港、馬來亞，其來往交易之頻繁而容易，卻非它們對内的市場關系所可企及。
慢說邊區邊省，就是内地各省間的相互聯系，亦無法構成一個可以作為物品集散流通的中心市場。
原來市場集中關系所由形成的脈絡，最關重要的是交通，其次可以數列貨币。
中國陸上水上的新式交通，差不多都是外國資本建築的，自然都不免是為外國資本服務的。
上述諸邊省幾乎個别建築與鄰接國相連的鐵路，由滇緬鐵路，而滇越鐵路，而廣九鐵道，而安奉鐵路及以前的中東鐵路，都是這樣建築起來，也都在這樣作用着。
其他内地僅有的幾條鐵路，殆無一不是作為那些在中國境内的外國鐵路的延長。
而沿海及内河的輪運，則又大體可視為它們陸路交通的聯系或補充。
因此，我們的這種性質的交通愈發展，我們的市場關系就愈支離。
但國際資本分别控制中國市場，支解中國市場，除了交通工具以外，還使用貨币這個手段。
在它們控制下的鐵道沿線地帶，都個别在行使它們的貨币。
但關于這點，我們隻要回顧一下前面述及的中國貨币的諸表象就行了。
貨币權及交通權被把握在它們手中，它們自然很方便依照它們的需要，來調節進出口貿易，而不能依我們的需要來調節進出口貿易了。
這是長江各省過剩的米，不能用以阻止安南、暹羅、台灣各地之米的輸入，華北各省過剩的麥，不能阻止美國小麥面粉輸入的原因。
至若國際資本除了在中國各邊境地區分别控制中國各地市場之外，它們還在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同一大都市中，用它們個别攫取的種種經濟權，按照它們個别對于制造品及原料品的需給程度，在貿易上，乃至在其他如金融彙兌等市場上，盡量發揮其操縱的能事。
這一來，中國就不但無法調節自己國内的需要供給，且也不能由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單獨依照它的需求，來予以調節。
市場關系愈錯雜愈分歧，而由是導來的恐慌，當然也會顯出極其參差的多面性。
不過，交通貨币以及其他經濟手段的被控制，是要關稅權被控制，才能有效的發揮其對于商品運動，從而，對于市場關系的操縱作用的。
中國的關稅權，一直就不曾完全自主過，極低的最高關稅率的限制是被取消了，但國際資本在中國的債權，主要是把關稅及交通作為擔保，而同時關稅收入，又差不多是中國戰前财政支出的最重要來源。
這種錯雜的财政資本關系，就使國際資本對中國關稅政策，保有極大的發言權。
亦就因此之故，它們相互從事關稅戰，因而相互無法推銷的過剩制品乃至原料品，就行所無事的向中國市場泛濫了。
許多人認定：産業沒有保護，是中國經濟恐慌所由造成的最明顯原因，在這一理論邏輯上，是不為無見的。
但如其反問，外國有了關稅壁壘，為何也發生恐慌？（事實上，資本主義各國的關稅壁壘，已經是當作恐慌的結果表現着，雖然那同時又被看作是恐慌促進的原因之一）那不是說明：關稅能否切實采行保護政策，與恐慌能否根本防止，并無重大聯系？不錯，這樣追問，是還有極大的躲閃餘地，而最科學的論辯，也許就是中國型的恐慌，原本就和現代型的外國恐慌，是不同的種類，具有不同的性質，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這正好是我們所期望引出的論點。
五 從全般經濟法則連同作用下體現出的恐慌基因及其後果 在上面，我們鄭重的提論到了中國當代恐慌的二重性，即它一方面在不管環境繞着它的世界經濟如何變動，一直在為一種慢性經常化了的痼疾所困厄着；同時，也許因為被長期困厄磨折了的孱弱病體，格外經不起外感，一遇到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動搖，立即就像很有感應性似的，把它的老病加重起來。
如其說，這種恐慌的二重性，不能“彼疆此理”的二元的來解釋；同時，我們前面那種從流通過程看出的症結，雖然很像能說明我們恐慌為世界經濟危機所影響，但用以說明經常化了的慢性危機的那一面，卻是頗嫌不夠的。
我們實在需要把考察的視野，由流通過程移到生産過程。
那裡将使我們把恐慌的二重性，歸結為一元的理解。
對于中國經濟恐慌之基因的問題的探究，第一步應不忙問到什麼是我們恐慌的基因，而應問到什麼是我們恐慌的正體。
它是由其二重性展示了諸種正相背離的表象的。
即一方面是都市的，同時又是農村的；一面是生産過剩的，同時又是生産不足的；一面關聯着國際經濟變動，像是有周期性的，同時又是經常的持續的，這諸般正相對立的表象，如須從中國經濟内部，從中國全經濟運動過程中，了解其統一的關聯，我們将有理由相信，我們的恐慌，确實可由農村的、生産不足的、經常的持續的諸實質，來涵蓋它的全内容，如果這個論點能夠成立，則在其他一極的都市的、生産過剩的、周期間發的現象，就很可看為是在我們那種“本格”恐慌的基礎上發生着作用的。
我們顯然不能把命題反過來，說後者是由前者派生的結果。
在本書以上各篇中，我已把中國經濟的正體，分别從其各個構成的形态，加以較詳細的剖析，在把經濟恐慌看作是整個經濟運動之必然歸結的限内，這裡是需要将那些個别的經濟構成形态，放在全體中來予以全面考察的。
商品的價值形态，是全體經濟的機軸。
我原是從那個機軸開始，現在，我亦不妨從那個機軸開始，看中國全體經濟，是怎樣在它的總再生産過程上運動。
我曾講到，中國經濟已大體脫出了自然經濟的範疇。
它的生産物，盡管有最大一部分是當作使用價值而生産，非當作交換價值而生産，但一般的趨勢，已經在以極大的壓力，推動生産物商品化的運動向前拓展。
特生産物的商品化，是需要具備許多客觀的前提條件的，我們很容易想到市場、貨币、交通諸方面。
事實上，我們已就這些方面，說明過了中國生産物商品化的障礙，但生産物能否變為商品，能在何種程度變為商品，能變為何種性質的商品，并不是在它已經生産出來之後，才在移向交換過程中，碰到這些障礙的，而是它在生産過程中，就被生産它的條件或生産方式所規定了的。
我們的商品化的生産物，一般是在小商品生産條件下生産的。
這在本質上，已不僅限定了它的市場範圍，還限定了它本身的屬性和種類。
小商品生産，是隻允許農産品和手工業制品作為其生産對象的。
在小商品生産成為一般商品生産形态的社會，作為其再生産基礎或社會蓄積來源的剩餘價值，一般是出自土地方面，因為在這種社會，農業與包括有手工業乃至制造業的工業比較，因其更能利用自然，所以更有生産性。
而且，在大多數場合，工業還是當作副業，依屬于農業的，也許正因此故，作為農業上剩餘價值而體現着的一般形态，就不可能是利潤，而必須是地租。
（雖然地租并不産生在非租耕地上，但非租耕地上的勞動剩餘，亦不妨如此理解。
）——我們社會正是把土地上的地租蓄積，當作一般社會蓄積的最後來源，再生産擴大的可能性，亦是存在這裡。
不過，這隻是大體如此的看法。
其實，每年從土地上産生的
我們誠然不能忽視這一觀察方法的重要性，但同時也可借此究明這種觀察方法，究竟能否探索出中國經濟恐慌的基因來。
主要從技術的商業的觀點來看中國經濟恐慌的人，當然是把他們立論之鍵，放在有關流通過程的一列事實上。
不能統一調節市場，是他們的出發點，他們并還在這種前提認識下，把不能執行保護關稅，不能展拓合理交通，乃至不能統一貨币，也算作誘發經濟恐慌的有力原因。
我們原不否認這些都是中國經濟恐慌所由形成的直接間接因素，但問題是看我們在怎樣的關系上，去理解去辨認它們可能作用的範圍及其限界。
從流通的觀點出發，我們的市場關系，确是顯出了一種異樣的無政府狀态。
前面述到的中國恐慌中表現的多面性，一面供應國際市場的單一栽培化的農産品，發生過剩，一面作為國内主要必需品的食糧産量不足，已經是夠支離了，但就在食糧上，某一地域的過剩産品，竟不能供應國内其他地域的不足，而使其由國外得到供應，這看起來是非常滑稽的。
設仔細分析一下中國的市場關系，卻又應當視為是極其自然的。
嚴格的現代型的國内市場，根本就不曾在中國存在過。
事實上，中國鄰接外人的邊區地帶，它們個别與鄰接國所結成的市場關系，就比較它們與内地乃至與彼此相互間所結成的市場關系，真不知密切多少。
比如，東北及山東、福建等省之對于日本，外蒙、新疆之對于俄國，西藏、廣東之對于英國，雲南、廣西之對于法國，或者東南濱海各省區之對于南洋、荷屬東印度，美屬菲律濱，日屬台灣，英屬香港、馬來亞，其來往交易之頻繁而容易，卻非它們對内的市場關系所可企及。
慢說邊區邊省，就是内地各省間的相互聯系，亦無法構成一個可以作為物品集散流通的中心市場。
原來市場集中關系所由形成的脈絡，最關重要的是交通，其次可以數列貨币。
中國陸上水上的新式交通，差不多都是外國資本建築的，自然都不免是為外國資本服務的。
上述諸邊省幾乎個别建築與鄰接國相連的鐵路，由滇緬鐵路，而滇越鐵路，而廣九鐵道，而安奉鐵路及以前的中東鐵路，都是這樣建築起來，也都在這樣作用着。
其他内地僅有的幾條鐵路，殆無一不是作為那些在中國境内的外國鐵路的延長。
而沿海及内河的輪運，則又大體可視為它們陸路交通的聯系或補充。
因此，我們的這種性質的交通愈發展，我們的市場關系就愈支離。
但國際資本分别控制中國市場，支解中國市場，除了交通工具以外，還使用貨币這個手段。
在它們控制下的鐵道沿線地帶，都個别在行使它們的貨币。
但關于這點，我們隻要回顧一下前面述及的中國貨币的諸表象就行了。
貨币權及交通權被把握在它們手中，它們自然很方便依照它們的需要，來調節進出口貿易，而不能依我們的需要來調節進出口貿易了。
這是長江各省過剩的米，不能用以阻止安南、暹羅、台灣各地之米的輸入，華北各省過剩的麥，不能阻止美國小麥面粉輸入的原因。
至若國際資本除了在中國各邊境地區分别控制中國各地市場之外，它們還在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同一大都市中，用它們個别攫取的種種經濟權，按照它們個别對于制造品及原料品的需給程度，在貿易上，乃至在其他如金融彙兌等市場上，盡量發揮其操縱的能事。
這一來，中國就不但無法調節自己國内的需要供給，且也不能由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單獨依照它的需求，來予以調節。
市場關系愈錯雜愈分歧，而由是導來的恐慌，當然也會顯出極其參差的多面性。
不過，交通貨币以及其他經濟手段的被控制，是要關稅權被控制，才能有效的發揮其對于商品運動，從而，對于市場關系的操縱作用的。
中國的關稅權，一直就不曾完全自主過，極低的最高關稅率的限制是被取消了，但國際資本在中國的債權，主要是把關稅及交通作為擔保，而同時關稅收入，又差不多是中國戰前财政支出的最重要來源。
這種錯雜的财政資本關系，就使國際資本對中國關稅政策，保有極大的發言權。
亦就因此之故，它們相互從事關稅戰，因而相互無法推銷的過剩制品乃至原料品，就行所無事的向中國市場泛濫了。
許多人認定：産業沒有保護，是中國經濟恐慌所由造成的最明顯原因，在這一理論邏輯上，是不為無見的。
但如其反問，外國有了關稅壁壘，為何也發生恐慌？（事實上，資本主義各國的關稅壁壘，已經是當作恐慌的結果表現着，雖然那同時又被看作是恐慌促進的原因之一）那不是說明：關稅能否切實采行保護政策，與恐慌能否根本防止，并無重大聯系？不錯，這樣追問，是還有極大的躲閃餘地，而最科學的論辯，也許就是中國型的恐慌，原本就和現代型的外國恐慌，是不同的種類，具有不同的性質，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這正好是我們所期望引出的論點。
五 從全般經濟法則連同作用下體現出的恐慌基因及其後果 在上面，我們鄭重的提論到了中國當代恐慌的二重性，即它一方面在不管環境繞着它的世界經濟如何變動，一直在為一種慢性經常化了的痼疾所困厄着；同時，也許因為被長期困厄磨折了的孱弱病體，格外經不起外感，一遇到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動搖，立即就像很有感應性似的，把它的老病加重起來。
如其說，這種恐慌的二重性，不能“彼疆此理”的二元的來解釋；同時，我們前面那種從流通過程看出的症結，雖然很像能說明我們恐慌為世界經濟危機所影響，但用以說明經常化了的慢性危機的那一面，卻是頗嫌不夠的。
我們實在需要把考察的視野，由流通過程移到生産過程。
那裡将使我們把恐慌的二重性，歸結為一元的理解。
對于中國經濟恐慌之基因的問題的探究，第一步應不忙問到什麼是我們恐慌的基因，而應問到什麼是我們恐慌的正體。
它是由其二重性展示了諸種正相背離的表象的。
即一方面是都市的，同時又是農村的；一面是生産過剩的，同時又是生産不足的；一面關聯着國際經濟變動，像是有周期性的，同時又是經常的持續的，這諸般正相對立的表象，如須從中國經濟内部，從中國全經濟運動過程中，了解其統一的關聯，我們将有理由相信，我們的恐慌，确實可由農村的、生産不足的、經常的持續的諸實質，來涵蓋它的全内容，如果這個論點能夠成立，則在其他一極的都市的、生産過剩的、周期間發的現象，就很可看為是在我們那種“本格”恐慌的基礎上發生着作用的。
我們顯然不能把命題反過來，說後者是由前者派生的結果。
在本書以上各篇中，我已把中國經濟的正體，分别從其各個構成的形态，加以較詳細的剖析，在把經濟恐慌看作是整個經濟運動之必然歸結的限内，這裡是需要将那些個别的經濟構成形态，放在全體中來予以全面考察的。
商品的價值形态，是全體經濟的機軸。
我原是從那個機軸開始，現在，我亦不妨從那個機軸開始，看中國全體經濟，是怎樣在它的總再生産過程上運動。
我曾講到，中國經濟已大體脫出了自然經濟的範疇。
它的生産物，盡管有最大一部分是當作使用價值而生産，非當作交換價值而生産，但一般的趨勢，已經在以極大的壓力，推動生産物商品化的運動向前拓展。
特生産物的商品化，是需要具備許多客觀的前提條件的，我們很容易想到市場、貨币、交通諸方面。
事實上，我們已就這些方面，說明過了中國生産物商品化的障礙，但生産物能否變為商品，能在何種程度變為商品，能變為何種性質的商品，并不是在它已經生産出來之後，才在移向交換過程中，碰到這些障礙的，而是它在生産過程中，就被生産它的條件或生産方式所規定了的。
我們的商品化的生産物，一般是在小商品生産條件下生産的。
這在本質上，已不僅限定了它的市場範圍，還限定了它本身的屬性和種類。
小商品生産，是隻允許農産品和手工業制品作為其生産對象的。
在小商品生産成為一般商品生産形态的社會，作為其再生産基礎或社會蓄積來源的剩餘價值，一般是出自土地方面，因為在這種社會，農業與包括有手工業乃至制造業的工業比較，因其更能利用自然，所以更有生産性。
而且，在大多數場合，工業還是當作副業，依屬于農業的，也許正因此故，作為農業上剩餘價值而體現着的一般形态，就不可能是利潤，而必須是地租。
（雖然地租并不産生在非租耕地上，但非租耕地上的勞動剩餘，亦不妨如此理解。
）——我們社會正是把土地上的地租蓄積，當作一般社會蓄積的最後來源，再生産擴大的可能性，亦是存在這裡。
不過，這隻是大體如此的看法。
其實，每年從土地上産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