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中國經濟恐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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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蓄積規模的。
但它的發展，不僅受到了工業式微的限制，受到了向土地上轉化的傾向的限制，并還因為它在本質上與王朝的興廢結了不解之緣，在每度王朝颠覆的過程中，所有商業上的全部蓄積，都将遭遇到“牛死虱死”的“同歸于盡”的命運。
這和歐洲社會是大不相同的。
歐洲封建社會的商業，一般是與封建領主對立在相反的地位。
僧侶貴族們争權奪利的交讧與混戰，一方面雖亦使商工業受到摧毀，但商工業卻同時正好是利用它們原有蓄積，在這些貴族領主們的崩潰過程中或其滅亡廢墟上發展起來。
而在商工業本身來講，由于歐洲封建社會的商業，一般沒有取得像在中國社會那樣的地位和特權，所以，除了當作例外的二三都市像威尼斯，曾經建立起過商人政權外，其餘所有都市上的工人基爾特的勢力，都不但不可輕侮，甚且有駕乎商人基爾特以上的。
這一來，它們都市的性質，就不是偏于消費性的政治性的，而甯是生産性的了。
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工業，與歐洲封建局面下的商工業，有了這些本質上的差異，那就不但要影響到它們個别經濟恐慌的性質，而尤其要影響到我們這裡所須提論到的，在恐慌中在舊社會崩潰過程中的新經濟力量的成育。
歐洲經濟能先中國而現代化，或先走上資本主義的旅程，我們不難從這裡得到最确切的解答。
中國在漢末，在唐末、宋末乃至明末，都曾在極度的經濟恐慌中，引起廣泛的徹底破壞的戰亂。
王朝沒落，商人階級也随着沒落，農業摧毀，商工業及其蓄積，也随着摧毀，這種演變方式，顯然不曾或不易在舊的社會生産關系破壞過程中，孕育起可以促使那種生産關系得到代替的新生産力量。
結局，破壞到疲弱不堪的舊生産力，隻好讓适應它的舊生産關系，慢慢自發的恢複過來，慢慢再給予它以再生的機會。
所謂永劫不變的中國社會（許多有名的歐洲學者，如亞丹斯密、黑格爾等，都曾如此強調過），或即中國封建王朝的不絕再生産，差不多都是從新的生産力，不能在舊生産關系破壞下得到保育成長的關鍵上，取得其存在依據的。
然而，我們在這裡不應忽視一件事實，就是，不管上述諸朝代末期的經濟恐慌程度，是否一個比一個嚴重，也不管它們分别由恐慌引起的戰亂與破壞程度，是否一個比一個徹底，但從較長期的曆史演變過程看去，終不能不承認，作為資本主義生産方法的諸前提條件或其諸潛在因素，一般是在發展着的，如國内市場的推廣，商業組織，商業累積的加多，具有制造業雛型的手工業作坊的增設，以及土地買賣之更減少傳統束縛等等。
這可以說是不變中的變動，停滞中的發展。
我們要理解這正反兩方面的症結，才能明了我們現代的經濟及其恐慌，不是純粹自發的自己成育起來的，也不是突然從外國搬家進來的，傳統的特定的社會因緣關系，一直在從中作用着。
四 市場關系的擴大與現代經濟恐慌的諸表現 與現代資本主義接觸後，中國傳統的經濟形态，或急或徐的發生了變化，相應着，傳統的經濟恐慌形态，亦改變了原有的内容和姿态。
但依照着我們現代經濟的全面分析，資本主義恐慌的必然性，規律性及其一般性，仍不可能從中國經濟組織内部發展呈現出來，同時，以前當作封建經濟恐慌範疇，在中國特殊表現的較大的廣袤性，較有節奏的必然性和循環性，卻反而在市場關系日形擴大的情形下，被支離歪曲或痙攣起來了。
市場關系的擴大，不但不能使它這諸般特有的性格更進一步發揮，竟引起相反的結果，那是需要從長讨論的。
且先把中國現代經濟恐慌的諸表象，畫出一個輪廓。
首先要指出的現象，就是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依天災、戰亂、農民大批離村以及失業、破壞、饑餓等事态來表現的經濟恐慌，似乎就不曾離開過我們。
一種慢性的經常化了的病症，使我們習慣了，好像那不是生理的反常，而是原來就不健全的孱弱體态。
盡管我們是所謂“以農立國”，但作為這種“立國”基地看的耕地，由一八七三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六十年間，中央農業實驗所曾在一九三五年的《申報》上，發表其所增面積僅及百分之一；而在此六十年間的後半期（由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三四年），且沒有增加。
可是在另一方面，耕地變為荒地的面積增加率，以一九一四年為一百，一九三〇年就已達到了三百二十三的境地。
“墾荒與保熟”，實已不是在戰時才應提出的口号。
也許僅從耕地面積的增減上，還不一定能看出慢性恐慌的真面目。
我們前面提論到的，農業經營的逐漸零碎化，一般農民所使用的簡單農具，亦不易更新補充，以及愈到挽近，盡管天災戰亂在大量減縮人口，而米、麥、粉面等食料品，卻在大量進口的事實，說明了我們農業社會的生産力，是在如何經常化的減退。
然而，這種帶有原始性的恐慌現象，很容易為其他更明确表現在市場的現代型恐慌所掩蔽。
許多人甚且以為後面這一種恐慌，一旦被阻止了，解救了，經濟就在好轉，就在複興，這顯然是一種錯覺。
其次要指出的現象，就是愈到挽近，我們的經濟恐慌，就愈表現出一種二重性：它一方面盡管像在不顧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變動而一直在為它自己内在的災難所困厄着，同時，卻又愈把它的恐慌，當作國際市場或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恐慌中的一個部分，而有機的發生成長起來。
顯然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繁榮或所謂産業複興，不僅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無所益助，往往且是以犧牲中國經濟來作為其營養，可是，它們的經濟恐慌，卻又會在轉嫁意義上，加重中國已有的經濟危機和困厄。
本來當作原料生産地及商品和資本銷納地的中國，由于國際資本作用下商業活動的結果，某些部門或區域的農産物，特别是那些已經作為輸出對象而專業化了，或單一栽培了的農産物，愈加對于國際市場，對于需用它的國外産業，發生了密切的依屬關系。
一旦國外産業不況，由是引起了作為其原料品市場的疲滞現象，在這些從事專業化，單一栽培化了的農産物，特别是絲、茶、桐、大豆、落花生、棉花、煙葉等等種植的農民大衆間，立即就會由輸出的激減，而誘發出廣泛的失業破産危機。
而同時，在貨币與關稅白熱戰的場面下，我們幾乎要從多方面忍受犧牲。
我們原來可輸出的，受到妨阻了，而國外大量堆積着黴爛損耗的過剩品，卻很輕易的從中國無力保護的沿海關口泛濫進來了。
不但如此，它們在國内找不到用途的過剩資本，更趁着商品泛濫進來的機會，把“投貨”同時轉形為“投資”，借以利用中國更多失業者的低廉勞動，更可能壓下價格的低廉原料品，乃至在政府财政日益困厄下，更便利取得的種種商工業特權了。
就因此故，在中國大都市方面表現得頗為深刻的經濟恐慌中，同時并不難發現一些像是反常的繁榮景象，我們可以由是聯想到中國經濟恐慌的另一種性格了。
最後要指出的現象，就是我們的經濟恐慌，因為有上述那二重性在交互作用着，它的表象，就格外顯得是參差的，多面的，頗不明确的。
在依存于國際市場的情形下，依然表現了極濃厚的地方色彩，依然不能忽視自然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表識着過去社會經濟恐慌的生産不足，和表識着現代恐慌的生産過剩現象，居然同時在我們同一國度的同一生産部門經常的存在着。
比如，在戰前的數年間，“長江一帶的農民，因谷物下落，弄得非常貧困：就在一九三二年各省米價下跌百分之三十，一般都稱說這是‘豐作饑馑’，但在廣東方面，因年年食糧缺乏，每年由九龍、汕頭等地輸進外米達一千四百四十萬擔。
又華北小麥的囤積很多，那裡各鐵道沿線所堆積着，就不下一千萬擔，而上海方面的，每年都輸進大量的外麥”（見《中國經濟》三卷十一期《中國農村恐慌及農村狀況》一文中的引句）。
還有，我們的茶已因世界市場的不況，生産過剩了，市面甚至輸入有錫蘭、印度、爪哇的貨色。
生絲生産過剩了，日本、印度的絲及絲織品，卻源源大量的進口，廣東、江西各地已苦于蔗糖生産過剩了，南洋、日本等地的同一産品，卻在全中國泛濫着。
這許多生産的不斷的輸入，應該理解為國内生産的不足，卻竟因此造出了國内生産過剩的結果，設把視線集注到工業品領域，此種光景，還顯得錯綜而離奇，中國人的産業在停閉破産，外人同部門産業，卻不得其擴大而繁榮。
恐慌的多面性，使它在時間的間隔上，在表現的内容上，幾乎不易給予吾人以明确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印象。
上面所述及的這幾種恐慌表象，以及可以由此引起，但卻為我們所不曾觸到的其他諸般事體，從表面看來，似把我們傳統的恐慌形态，改變得非常徹底了。
但試一探詢這種改變所由造成的原因，大家很容易把市場的擴大和變革，提供我們以很有力的說明。
事實上，我
但它的發展，不僅受到了工業式微的限制，受到了向土地上轉化的傾向的限制，并還因為它在本質上與王朝的興廢結了不解之緣，在每度王朝颠覆的過程中，所有商業上的全部蓄積，都将遭遇到“牛死虱死”的“同歸于盡”的命運。
這和歐洲社會是大不相同的。
歐洲封建社會的商業，一般是與封建領主對立在相反的地位。
僧侶貴族們争權奪利的交讧與混戰，一方面雖亦使商工業受到摧毀，但商工業卻同時正好是利用它們原有蓄積，在這些貴族領主們的崩潰過程中或其滅亡廢墟上發展起來。
而在商工業本身來講，由于歐洲封建社會的商業，一般沒有取得像在中國社會那樣的地位和特權，所以，除了當作例外的二三都市像威尼斯，曾經建立起過商人政權外，其餘所有都市上的工人基爾特的勢力，都不但不可輕侮，甚且有駕乎商人基爾特以上的。
這一來，它們都市的性質，就不是偏于消費性的政治性的，而甯是生産性的了。
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工業，與歐洲封建局面下的商工業，有了這些本質上的差異，那就不但要影響到它們個别經濟恐慌的性質，而尤其要影響到我們這裡所須提論到的，在恐慌中在舊社會崩潰過程中的新經濟力量的成育。
歐洲經濟能先中國而現代化，或先走上資本主義的旅程，我們不難從這裡得到最确切的解答。
中國在漢末，在唐末、宋末乃至明末，都曾在極度的經濟恐慌中，引起廣泛的徹底破壞的戰亂。
王朝沒落，商人階級也随着沒落，農業摧毀，商工業及其蓄積，也随着摧毀，這種演變方式，顯然不曾或不易在舊的社會生産關系破壞過程中，孕育起可以促使那種生産關系得到代替的新生産力量。
結局，破壞到疲弱不堪的舊生産力，隻好讓适應它的舊生産關系，慢慢自發的恢複過來，慢慢再給予它以再生的機會。
所謂永劫不變的中國社會（許多有名的歐洲學者，如亞丹斯密、黑格爾等，都曾如此強調過），或即中國封建王朝的不絕再生産，差不多都是從新的生産力，不能在舊生産關系破壞下得到保育成長的關鍵上，取得其存在依據的。
然而，我們在這裡不應忽視一件事實，就是，不管上述諸朝代末期的經濟恐慌程度，是否一個比一個嚴重，也不管它們分别由恐慌引起的戰亂與破壞程度，是否一個比一個徹底，但從較長期的曆史演變過程看去，終不能不承認，作為資本主義生産方法的諸前提條件或其諸潛在因素，一般是在發展着的，如國内市場的推廣，商業組織，商業累積的加多，具有制造業雛型的手工業作坊的增設，以及土地買賣之更減少傳統束縛等等。
這可以說是不變中的變動，停滞中的發展。
我們要理解這正反兩方面的症結，才能明了我們現代的經濟及其恐慌，不是純粹自發的自己成育起來的，也不是突然從外國搬家進來的，傳統的特定的社會因緣關系，一直在從中作用着。
四 市場關系的擴大與現代經濟恐慌的諸表現 與現代資本主義接觸後，中國傳統的經濟形态，或急或徐的發生了變化，相應着，傳統的經濟恐慌形态，亦改變了原有的内容和姿态。
但依照着我們現代經濟的全面分析，資本主義恐慌的必然性，規律性及其一般性，仍不可能從中國經濟組織内部發展呈現出來，同時，以前當作封建經濟恐慌範疇，在中國特殊表現的較大的廣袤性，較有節奏的必然性和循環性，卻反而在市場關系日形擴大的情形下，被支離歪曲或痙攣起來了。
市場關系的擴大，不但不能使它這諸般特有的性格更進一步發揮，竟引起相反的結果，那是需要從長讨論的。
且先把中國現代經濟恐慌的諸表象，畫出一個輪廓。
首先要指出的現象，就是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依天災、戰亂、農民大批離村以及失業、破壞、饑餓等事态來表現的經濟恐慌，似乎就不曾離開過我們。
一種慢性的經常化了的病症，使我們習慣了，好像那不是生理的反常，而是原來就不健全的孱弱體态。
盡管我們是所謂“以農立國”，但作為這種“立國”基地看的耕地，由一八七三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六十年間，中央農業實驗所曾在一九三五年的《申報》上，發表其所增面積僅及百分之一；而在此六十年間的後半期（由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三四年），且沒有增加。
可是在另一方面，耕地變為荒地的面積增加率，以一九一四年為一百，一九三〇年就已達到了三百二十三的境地。
“墾荒與保熟”，實已不是在戰時才應提出的口号。
也許僅從耕地面積的增減上，還不一定能看出慢性恐慌的真面目。
我們前面提論到的，農業經營的逐漸零碎化，一般農民所使用的簡單農具，亦不易更新補充，以及愈到挽近，盡管天災戰亂在大量減縮人口，而米、麥、粉面等食料品，卻在大量進口的事實，說明了我們農業社會的生産力，是在如何經常化的減退。
然而，這種帶有原始性的恐慌現象，很容易為其他更明确表現在市場的現代型恐慌所掩蔽。
許多人甚且以為後面這一種恐慌，一旦被阻止了，解救了，經濟就在好轉，就在複興，這顯然是一種錯覺。
其次要指出的現象，就是愈到挽近，我們的經濟恐慌，就愈表現出一種二重性：它一方面盡管像在不顧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變動而一直在為它自己内在的災難所困厄着，同時，卻又愈把它的恐慌，當作國際市場或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恐慌中的一個部分，而有機的發生成長起來。
顯然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繁榮或所謂産業複興，不僅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無所益助，往往且是以犧牲中國經濟來作為其營養，可是，它們的經濟恐慌，卻又會在轉嫁意義上，加重中國已有的經濟危機和困厄。
本來當作原料生産地及商品和資本銷納地的中國，由于國際資本作用下商業活動的結果，某些部門或區域的農産物，特别是那些已經作為輸出對象而專業化了，或單一栽培了的農産物，愈加對于國際市場，對于需用它的國外産業，發生了密切的依屬關系。
一旦國外産業不況，由是引起了作為其原料品市場的疲滞現象，在這些從事專業化，單一栽培化了的農産物，特别是絲、茶、桐、大豆、落花生、棉花、煙葉等等種植的農民大衆間，立即就會由輸出的激減，而誘發出廣泛的失業破産危機。
而同時，在貨币與關稅白熱戰的場面下，我們幾乎要從多方面忍受犧牲。
我們原來可輸出的，受到妨阻了，而國外大量堆積着黴爛損耗的過剩品，卻很輕易的從中國無力保護的沿海關口泛濫進來了。
不但如此，它們在國内找不到用途的過剩資本，更趁着商品泛濫進來的機會，把“投貨”同時轉形為“投資”，借以利用中國更多失業者的低廉勞動，更可能壓下價格的低廉原料品，乃至在政府财政日益困厄下，更便利取得的種種商工業特權了。
就因此故，在中國大都市方面表現得頗為深刻的經濟恐慌中，同時并不難發現一些像是反常的繁榮景象，我們可以由是聯想到中國經濟恐慌的另一種性格了。
最後要指出的現象，就是我們的經濟恐慌，因為有上述那二重性在交互作用着，它的表象，就格外顯得是參差的，多面的，頗不明确的。
在依存于國際市場的情形下，依然表現了極濃厚的地方色彩，依然不能忽視自然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表識着過去社會經濟恐慌的生産不足，和表識着現代恐慌的生産過剩現象，居然同時在我們同一國度的同一生産部門經常的存在着。
比如，在戰前的數年間，“長江一帶的農民，因谷物下落，弄得非常貧困：就在一九三二年各省米價下跌百分之三十，一般都稱說這是‘豐作饑馑’，但在廣東方面，因年年食糧缺乏，每年由九龍、汕頭等地輸進外米達一千四百四十萬擔。
又華北小麥的囤積很多，那裡各鐵道沿線所堆積着，就不下一千萬擔，而上海方面的，每年都輸進大量的外麥”（見《中國經濟》三卷十一期《中國農村恐慌及農村狀況》一文中的引句）。
還有，我們的茶已因世界市場的不況，生産過剩了，市面甚至輸入有錫蘭、印度、爪哇的貨色。
生絲生産過剩了，日本、印度的絲及絲織品，卻源源大量的進口，廣東、江西各地已苦于蔗糖生産過剩了，南洋、日本等地的同一産品，卻在全中國泛濫着。
這許多生産的不斷的輸入，應該理解為國内生産的不足，卻竟因此造出了國内生産過剩的結果，設把視線集注到工業品領域，此種光景，還顯得錯綜而離奇，中國人的産業在停閉破産，外人同部門産業，卻不得其擴大而繁榮。
恐慌的多面性，使它在時間的間隔上，在表現的内容上，幾乎不易給予吾人以明确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印象。
上面所述及的這幾種恐慌表象，以及可以由此引起，但卻為我們所不曾觸到的其他諸般事體，從表面看來，似把我們傳統的恐慌形态，改變得非常徹底了。
但試一探詢這種改變所由造成的原因，大家很容易把市場的擴大和變革，提供我們以很有力的說明。
事實上，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