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中國經濟恐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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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土地，最普遍存在的土地，能在社會各階層内，個人間當作買賣對象而相當自由的移轉，已不但把這種封建社會的階級硬性與凝固性松弛了，且使它的全般經濟細胞具有較大較多的有機活力。
而伴随着土地自由移轉所發生的勞動自由移動情形，更使我們封建經濟的這種較大廣袤性，較大流動性，較大有機性的特點，益發表現得明白。
也許正因為如此，中國封建社會的盛極而衰，有剝斯複的曆史旋律，就像有節奏有規律的，從它曆代王朝之興亡繼絕的交替關系上，一次複一次的表演出來。
就在這當中，經濟的循環性，依然被當作了這種政治上的王朝興亡繼絕的現實基礎。
一切王朝，都是在經濟上達到了無可挽回的危局中，颠覆下去的。
每個王朝在大喪亂之餘的興起，其開國的君主，殆莫不為了鞏固其王朝賴以依存的現實經濟基礎，極力講求節約，并把它全部的注意，集中在獎勵農業上。
水利的推廣，農業技術的改進，乃至省刑罰，薄稅斂，努力使耕者都能有就耕的機會，差不多是新王朝有為君主的最必要課題。
在這諸般努力下，農業生産物的增加，就意味着國家租稅的增加，同時也就是商業活動對象物的增加。
消費在增加，租稅範圍在不斷擴張，朝廷開始“由儉入奢”了。
大興土木，觀兵耀武，四征弗庭，都可從講排場的消費欲望上加以理解，對消費上的講求多增加一分，對生産上的注意，就減少一分。
在以前，還是因傾重消費，減少了分散了對于生産的努力，到後來，竟逐漸由沉于消費，無暇顧及生産，以至演成為了繼續維持消費規模，不得不犧牲生産了。
結局，薄稅斂的儉約，一變而為繁其聚斂的苛政。
在這種朝政演變過程中，商人階級受到多重利益了，他們利用朝廷擴大消費的機會，增加了一切适用品、享樂品、奢侈品的交易，他們還利用朝廷繁其聚斂的機會，增加了農民當作租稅提供出來的農産物的交易。
而且，除此經濟利益之外，他們并還由其獲緻經濟利益過程中，與朝廷與官場發生了較密切的聯系，取得了不少的政治權利；原來用以抑制商人的國家專賣，反而叫他們出面來包辦了，在都市方面的商業基爾特對工業基爾特的支配，亦漸由此确立起來，使都市變成了官商合組的消費場所了，“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很快就要招緻“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的結局。
農事不修，賦斂不時所造成的農民窮困，正是高利貸業者活動的好機會，他們自己可以是商人，可以是官人，可以是士人，但最後殊緻同歸的是兼并土地。
這種頹勢一經形成，盡管有抑商重農及阻止土地兼并的政令，都将變成具文，而由吏治不修，水利廢弛的必然招緻的自然災患，在事先無所備，事後無從救的情勢下，一定會以萬鈞的壓力，加重原來的傾向。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以至盜賊蜂起，枭雄乘之，而造成四分五裂的混亂局面，社會生産力被無情的破壞，朝廷租稅無着，貨币失效，交易全般停滞，整個經濟麻痹支離到自然狀态的程度，王朝乃在此種危局下颠覆下去，商人高利貸資本亦大體同歸于盡。
由有人無土地耕種，弄到有土地無人耕種的境地，土地才又在喪亂之餘，經過一度編配，然而這是新王朝的第一要政。
經濟的恢複，正是從此開始的。
中國曆史上每個王朝的興廢，殆無一不是依照着這種經濟循環變動關系産生的，在這裡，對于這種經濟循環，究是不變的，抑是不絕發展的，我們且不忙解釋，姑先考察它所表現的諸特征。
第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與任何其他封建社會所發生的經濟危機比較起來，它具有較大的全面性，這一點，當然與中國封建經濟在中央集權體制下，被形成為一個大單元的條件，有密切關系，但仔細分析起來，單是在名義上統于一尊，還是不夠的，我們前面講過的，它的内部的較大流動性和有機性，才是它在極廣大範圍内。
能爆發出較有全面性恐慌的更根本原因。
第二個明顯的特征，就是與任何其他封建社會所發生的經濟危機比較起來，它具有較大的社會性，這所謂社會性，是和自然性相對待而言的。
亦即是說，恐慌的形成，與其說是由于自然的災難——旱災、水災、蟲災、疫疠——就毋甯說是由于人事，由于社會對于那些災難的事前預防和事後救治是否努力，能否努力。
中國曆史家慣把天災變異看為德業不修所遭的天譴，事實上，天災是并不選擇什麼朝代的。
“明朝盛世”的水旱災厄，并不一定就比濁亂之世，更見輕微。
不過，所謂“明朝盛世”的最明确内容，往往是由“講求水利”，“省刑罰，薄稅斂”，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各種“仁政”表現出來，而這種種“仁政”，就是減輕災難，“化險為夷”的“仁術”。
有時局部的特定地方的極可怕天災，還能由其他地區的農作好況，予以補救。
移民實邊，移民就食，是中國傳統的救災辦法，這一點，就與前述中國恐慌的廣袤性有關，大封建國内部經濟組織的流動性與彈性，使它非因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以緻造出了不可挽救的危局，它對于一個廣大疆域内，必然會因氣候、土壤及其他自然條件，限制住了為害範圍的自然災難，總不難想到辦法應付。
就因此故，中國過去經濟上發生的危機，就相對的減少了自然性質，雖然封建經濟恐慌一般總是帶有自然性質的。
第三個明顯的特征，就是與其他封建社會所發生的經濟危機比較起來，它具有較大的必然性。
這是緊随着它的較大的社會性來的。
在經濟危機中，如其天災或突發的戰亂，起着決定的作用，那就主要會是偶發的，是從外面偶然附加上的。
但中國舊時經濟恐慌中的自然作用，既如前面所說，比較不怎麼嚴重，而同時一切有危險性的有決定破壞性的戰争，又與其說是“國家升平日久”，“武備不修”的結果，而甯是國家已臻富庶，因而擴大消費，因而“農事不修”，因而繁其聚斂，土地集中，農民大批變為社會秩序擾亂者的結果。
不錯，戰争在耀武揚威，“四征弗庭”的場合，是往往成為經濟支绌的原因的，但那種戰争，通例是在“倉廪滿，禦廄肥”的情形下誘發起來的，它可能成為盛世封建經濟走向下坡的一個誘因，但王朝末期的戰亂，卻一般是當作經濟恐慌無法收拾的結局而表現着的。
戰亂和天災，都從社會意義上去解釋，都被包攝在社會經濟必然發展的曆程中，那同樣是我們封建經濟組織内涵的廣袤性及其比較缺乏定着性的特點，作為前提的。
中國傳統的經濟恐慌，是把中國典型的集權封建經濟作為現實基礎，而此集權封建經濟又是把特殊的地主經濟形态作為其本質的規定者。
三 傳統經濟恐慌與經濟現代化 可是，從地主經濟出發，我們曆史上的經濟變動，盡管在其較大的全面性，較大的社會性，較大的必然性上，顯出了任何其他封建社會所無法表現的旋律或節奏，但畢竟因為它是當作封建的經濟範疇，是為更有綜合性的封建經濟法則所範圍着，一使其比照着現代型的經濟恐慌，立即就會發現出它那地方的、局部的、自然的、偶發的諸性格。
而它依王朝興廢所顯現的周期變動迹象，也在時間的久暫與變動的輪廓上顯得頗不明确，頗不規則。
然而我們所當特别留意的，還不是上述這諸方面表象上的參差，而甯是它最後的最本質的産生原因以及其一次一次循環可能演變轉化的結果。
封建經濟的全結構，是建立在土地上，以土地為基鍵所結成的社會生産關系，是否允許土地發揮其自然生産力，或在土地上耕作的直接生産者，是否被允許發揮其社會生産力，那是封建社會，能否自給，或榮枯所系的大問題。
所以，封建社會經濟恐慌的表象，總是以土地生産物不夠消費，直接生産者不能得到最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事實體現出來。
自然，個别直接生産者或農民，有時是會因稅租苛重，高利貸商業過分榨取，緻使他們自己最低生活所需的消費資料，無法保留；但就全體來說，生産不夠消費，卻是那恐慌的核心問題，恐慌的嚴重程度，差不多是由此來測定的。
在交換關系不發達的社會，并不曾顯出本質的何等差異。
我們如其要由此分辨出其真正差異所在，也許可以說，西歐封建制下的恐慌，就範圍講，固然不會表現出中國社會的那麼大的規模，就程度講，也不會表現得像中國社會的那樣深刻，或其破壞的那樣徹底。
這原因，仍當由中國封建的特質去說明。
我們已講過，中國社會的工業，是從多方面受到了地主經濟基礎上的專制政治的阻害的。
與工業密切關聯的對外貿易，一向在遭受國家的統制，一切當作手工業發展進路的協業或較大規模的企業，大都采取了官業形态，而商業基爾特在都市方面依種種特權所造成的對于工業基爾特的支配，更加使工業的發展，工業上的資本累積，陷在極其式微的程度。
而在商業方面，它無疑是不止一次表現了繁榮，表現了
而伴随着土地自由移轉所發生的勞動自由移動情形，更使我們封建經濟的這種較大廣袤性，較大流動性，較大有機性的特點，益發表現得明白。
也許正因為如此，中國封建社會的盛極而衰，有剝斯複的曆史旋律，就像有節奏有規律的，從它曆代王朝之興亡繼絕的交替關系上，一次複一次的表演出來。
就在這當中，經濟的循環性，依然被當作了這種政治上的王朝興亡繼絕的現實基礎。
一切王朝，都是在經濟上達到了無可挽回的危局中，颠覆下去的。
每個王朝在大喪亂之餘的興起，其開國的君主，殆莫不為了鞏固其王朝賴以依存的現實經濟基礎，極力講求節約，并把它全部的注意，集中在獎勵農業上。
水利的推廣，農業技術的改進，乃至省刑罰，薄稅斂，努力使耕者都能有就耕的機會，差不多是新王朝有為君主的最必要課題。
在這諸般努力下，農業生産物的增加，就意味着國家租稅的增加，同時也就是商業活動對象物的增加。
消費在增加，租稅範圍在不斷擴張，朝廷開始“由儉入奢”了。
大興土木，觀兵耀武，四征弗庭，都可從講排場的消費欲望上加以理解，對消費上的講求多增加一分，對生産上的注意，就減少一分。
在以前，還是因傾重消費，減少了分散了對于生産的努力，到後來，竟逐漸由沉于消費，無暇顧及生産，以至演成為了繼續維持消費規模，不得不犧牲生産了。
結局，薄稅斂的儉約，一變而為繁其聚斂的苛政。
在這種朝政演變過程中，商人階級受到多重利益了，他們利用朝廷擴大消費的機會，增加了一切适用品、享樂品、奢侈品的交易，他們還利用朝廷繁其聚斂的機會，增加了農民當作租稅提供出來的農産物的交易。
而且，除此經濟利益之外，他們并還由其獲緻經濟利益過程中，與朝廷與官場發生了較密切的聯系，取得了不少的政治權利；原來用以抑制商人的國家專賣，反而叫他們出面來包辦了，在都市方面的商業基爾特對工業基爾特的支配，亦漸由此确立起來，使都市變成了官商合組的消費場所了，“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很快就要招緻“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的結局。
農事不修，賦斂不時所造成的農民窮困，正是高利貸業者活動的好機會，他們自己可以是商人，可以是官人，可以是士人，但最後殊緻同歸的是兼并土地。
這種頹勢一經形成，盡管有抑商重農及阻止土地兼并的政令，都将變成具文，而由吏治不修，水利廢弛的必然招緻的自然災患，在事先無所備，事後無從救的情勢下，一定會以萬鈞的壓力，加重原來的傾向。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以至盜賊蜂起，枭雄乘之，而造成四分五裂的混亂局面，社會生産力被無情的破壞，朝廷租稅無着，貨币失效，交易全般停滞，整個經濟麻痹支離到自然狀态的程度，王朝乃在此種危局下颠覆下去，商人高利貸資本亦大體同歸于盡。
由有人無土地耕種，弄到有土地無人耕種的境地，土地才又在喪亂之餘，經過一度編配，然而這是新王朝的第一要政。
經濟的恢複，正是從此開始的。
中國曆史上每個王朝的興廢，殆無一不是依照着這種經濟循環變動關系産生的，在這裡，對于這種經濟循環，究是不變的，抑是不絕發展的，我們且不忙解釋，姑先考察它所表現的諸特征。
第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與任何其他封建社會所發生的經濟危機比較起來，它具有較大的全面性，這一點，當然與中國封建經濟在中央集權體制下，被形成為一個大單元的條件，有密切關系，但仔細分析起來，單是在名義上統于一尊，還是不夠的，我們前面講過的，它的内部的較大流動性和有機性，才是它在極廣大範圍内。
能爆發出較有全面性恐慌的更根本原因。
第二個明顯的特征，就是與任何其他封建社會所發生的經濟危機比較起來，它具有較大的社會性，這所謂社會性，是和自然性相對待而言的。
亦即是說，恐慌的形成，與其說是由于自然的災難——旱災、水災、蟲災、疫疠——就毋甯說是由于人事，由于社會對于那些災難的事前預防和事後救治是否努力，能否努力。
中國曆史家慣把天災變異看為德業不修所遭的天譴，事實上，天災是并不選擇什麼朝代的。
“明朝盛世”的水旱災厄，并不一定就比濁亂之世，更見輕微。
不過，所謂“明朝盛世”的最明确内容，往往是由“講求水利”，“省刑罰，薄稅斂”，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各種“仁政”表現出來，而這種種“仁政”，就是減輕災難，“化險為夷”的“仁術”。
有時局部的特定地方的極可怕天災，還能由其他地區的農作好況，予以補救。
移民實邊，移民就食，是中國傳統的救災辦法，這一點，就與前述中國恐慌的廣袤性有關，大封建國内部經濟組織的流動性與彈性，使它非因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以緻造出了不可挽救的危局，它對于一個廣大疆域内，必然會因氣候、土壤及其他自然條件，限制住了為害範圍的自然災難，總不難想到辦法應付。
就因此故，中國過去經濟上發生的危機，就相對的減少了自然性質，雖然封建經濟恐慌一般總是帶有自然性質的。
第三個明顯的特征，就是與其他封建社會所發生的經濟危機比較起來，它具有較大的必然性。
這是緊随着它的較大的社會性來的。
在經濟危機中，如其天災或突發的戰亂，起着決定的作用，那就主要會是偶發的，是從外面偶然附加上的。
但中國舊時經濟恐慌中的自然作用，既如前面所說，比較不怎麼嚴重，而同時一切有危險性的有決定破壞性的戰争，又與其說是“國家升平日久”，“武備不修”的結果，而甯是國家已臻富庶，因而擴大消費，因而“農事不修”，因而繁其聚斂，土地集中，農民大批變為社會秩序擾亂者的結果。
不錯，戰争在耀武揚威，“四征弗庭”的場合，是往往成為經濟支绌的原因的，但那種戰争，通例是在“倉廪滿，禦廄肥”的情形下誘發起來的，它可能成為盛世封建經濟走向下坡的一個誘因，但王朝末期的戰亂，卻一般是當作經濟恐慌無法收拾的結局而表現着的。
戰亂和天災，都從社會意義上去解釋，都被包攝在社會經濟必然發展的曆程中，那同樣是我們封建經濟組織内涵的廣袤性及其比較缺乏定着性的特點，作為前提的。
中國傳統的經濟恐慌，是把中國典型的集權封建經濟作為現實基礎，而此集權封建經濟又是把特殊的地主經濟形态作為其本質的規定者。
三 傳統經濟恐慌與經濟現代化 可是，從地主經濟出發，我們曆史上的經濟變動，盡管在其較大的全面性，較大的社會性，較大的必然性上，顯出了任何其他封建社會所無法表現的旋律或節奏，但畢竟因為它是當作封建的經濟範疇，是為更有綜合性的封建經濟法則所範圍着，一使其比照着現代型的經濟恐慌，立即就會發現出它那地方的、局部的、自然的、偶發的諸性格。
而它依王朝興廢所顯現的周期變動迹象，也在時間的久暫與變動的輪廓上顯得頗不明确，頗不規則。
然而我們所當特别留意的，還不是上述這諸方面表象上的參差，而甯是它最後的最本質的産生原因以及其一次一次循環可能演變轉化的結果。
封建經濟的全結構，是建立在土地上，以土地為基鍵所結成的社會生産關系，是否允許土地發揮其自然生産力，或在土地上耕作的直接生産者，是否被允許發揮其社會生産力，那是封建社會，能否自給，或榮枯所系的大問題。
所以，封建社會經濟恐慌的表象，總是以土地生産物不夠消費，直接生産者不能得到最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事實體現出來。
自然，個别直接生産者或農民，有時是會因稅租苛重，高利貸商業過分榨取，緻使他們自己最低生活所需的消費資料，無法保留；但就全體來說，生産不夠消費，卻是那恐慌的核心問題，恐慌的嚴重程度，差不多是由此來測定的。
在交換關系不發達的社會，并不曾顯出本質的何等差異。
我們如其要由此分辨出其真正差異所在，也許可以說，西歐封建制下的恐慌，就範圍講，固然不會表現出中國社會的那麼大的規模，就程度講，也不會表現得像中國社會的那樣深刻，或其破壞的那樣徹底。
這原因，仍當由中國封建的特質去說明。
我們已講過，中國社會的工業，是從多方面受到了地主經濟基礎上的專制政治的阻害的。
與工業密切關聯的對外貿易，一向在遭受國家的統制，一切當作手工業發展進路的協業或較大規模的企業，大都采取了官業形态，而商業基爾特在都市方面依種種特權所造成的對于工業基爾特的支配，更加使工業的發展，工業上的資本累積，陷在極其式微的程度。
而在商業方面，它無疑是不止一次表現了繁榮，表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