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中國地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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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必然要遇到的更大的一些社會障礙，而上述諸點，倒反而顯得次要了。
比如，這所提及的限制，假若出賣者乃至購買者是一族之豪或一地之雄，他們就大可不受拘束了。
反之，如其買者或賣者，是沒有權力沒有社會地位的人，他對于族中的地方的勢力者，往往還有所貢納，設不幸這交易竟是在地位勢力極不相稱的兩種人間進行，則無論是買抑是賣，他們所成交的價格，一定會把田地本身自然條件社會條件（這意味着地位條件）以外的非經濟的“強制”因素，加算在裡面。
事實上，最大多數直接生産者之離開土地，其土地價格，由償債或還租的方式，預先被強制支付了，而購買者也往往是把借與租作為釣取土地的手段。
試想，我們農村的土地購買者，主要的不是地主、高利貸者、和商人官吏們麼？（雖然其間也有一小部分是最勤儉刻苦的農人）其出賣者，主要不是被生活被債務被稅租壓迫的小農麼？（雖然其間也有一部分是大破落戶）他們之間的土地買賣，一定很不容易在土地的價格上，表現出它實在的自然豐度和地位，而其地租率的高低，也就不一定是自然豐度肥瘠或所在地位良否的憑證。
依這種考察，我們傳統的土地買賣上的自由，不但與資本制地租所要求的土地買賣自由，有極大的距離，甚且，前一種自由，還從以次兩點上，阻止了後一種自由的實現，即是，土地得自由在社會各階層間移轉，它在一方面把一般人對于封建制的反抗鈍減了，分散了；同時，卻又使商業高利貸等落後資本增加了它們對于地權的聯系，由是，加強了封建制的強韌性或彈性。
要之，在資本制地租，必須是貨币地租的限内，我們的上述商品貨币發展關系，無論是就成立絕對地租言，抑是就成立相對地租言，都是頗嫌不夠的。
特平均利潤法則，不曾在工農業資本間建立起來，更不曾在農業部門的諸資本間建立起來，那在表面上雖然是受着商品貨币發展程度的拘束和妨礙，而在本質上，卻毋甯是取決于工業與農業本身的生産條件。
四 土地所有形态與土地經營形态範圍着的現代性地租的發展 由于我們土地買賣上的那種傳統“自由”，又加上現代貨币資本關系的促進，現代私人的土地所有關系，至少在表面上像是确立起來了，但如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的，土地的買賣過程，既不曾洗脫去中國傳統的吞并方式，複又推行着歐美在近代初期的混取劫掠式的圈圍活動（這在新開發的荒地變為熟地區域，在淤積湖田區域，在種種色色公有地段，特别盛行），則在這種取得土地過程中形成的土地所有制，就必然會變态的表現着過渡階段的特質。
大土地所有制是它的主要形态了，但惟其它這種大土地所有制同時并不曾伴以大農經營，于是在大土地所有制一旁，還并存着一種與其說是同它相照應的，就甯可說是同它相補充的小土地所有制。
現在僅就它們在與地租發展相關的限内，展開說明，且為了說明的便利，先從這所謂小土地所有制起。
前面已指明，在中國的全部耕地中，租耕地占百分之六十左右，換言之，即自耕地占全面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而在此自耕地中，屬于小土地所有的，一定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因為過此以往的中農及富農，多半是會以地主資格登場的。
從表面看來，這種土地所有，像與我們這裡讨論的問題，沒有多大關涉，因為在這種土地所有形态下，自耕農民同時是土地的自由所有者。
土地表現為他的主要生産工具，表現為他的勞動與資本的不可缺乏的使用場所，他不但不付地租，他所生産的剩餘價值也不表現為地租。
但是這種小土地所有能當作一個社會的體制發生，它對于一般租地的地租，就不能不從多方面給予影響。
我們如把中國小土地所有的種種條件加以分析，情形就更是如此了。
中國小土地所有的第一個特點，就是那種土地在品質上，多半是較劣等地，這無論就全國講，抑是就全國個别地區講，大體都是如此。
在相對意義上，中國黃河流域土地，一般不若長江珠江流域土地肥沃而适于集約耕種，因之，在前一地區小所有土地所占比例，也較之後兩地所占比例為大。
而就每一個地域說，更是如此。
大約不成片段的山地，砂礫地，低窪地，貧瘠地，一切容易為水旱侵害的地帶，通是土地吞并混奪者比較不大注意的處所，而荒地一旦變為熟地，零碎角落地一旦形成整塊地段，低窪之區一旦淤積成了肥美沃壤，小土地所有者立即便會感到，那種改變，很快就要變為他的不幸，自然，小土地所有者在獲有較肥沃土地的場合，生産加多，境況變好，對于他的土地的執着，是會更形堅牢的。
他是小農，說不定竟會由此變為中農乃至富農，這種例子在事實上不會沒有，但它的限度，對于小土地所有者多半是保有不良土地的一般概念，斷不緻發生如何嚴重的影響。
小農土地的所在地，既屬如此不利，而他所保有土地的數量，除了在邊區畜牧地帶而外，在南部水田區，每一農戶耕作地，不過五畝到十畝，而在北部黃土區，則亦不過十畝至十五畝。
土地數量少，又加零碎貧瘠，在經營上的不利，已可想見。
但因為他們是自由所有者，一切應攤的和必然轉嫁的捐、稅、役、各種苛雜負擔，都會以極大壓力，落到他們肩上。
即無特别天災人禍，通常的婚喪疾病，所需費用，亦決不是他們那小量收入可以支持的，他們幾乎一般的要變成高利貸業者的債奴。
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的生産，即使是單憑人力和自然力，也将變為不可能。
一言以蔽之，他們是在極不利的條件下從事生産。
但雖如此，他們通過捐、役、稅，通過高利貸，更通過最不定規的最昂貴的零售商業，對于社會的貢獻。
即他們在自己最必需的生活資料以外，對社會所提供的剩餘勞動生産物，并不算少，雖然這并不是他們更多生産的結果，而甯是他們更貧困，被更低壓在普通生活水準以下的結果。
論到這裡，我們已可說明小土地所有制對于新式地租的不利影響了。
最普通的看法，當然是小土地所有，以一個社會的規模存在着，它在其存在的限内，根本就要阻止地租的産生，此其一；小土地所有，一般都表現為一個最有自給自足性能的體制，占小農消費最大部分的生産物，是他們由自己供給，他們并迫而需要兼營一切可能的手工副業，以彌補其經常的不夠支出。
在這裡，作為現代地租産生前提條件的商品貨币關系，相應的受到了妨阻，此其二；小土地所有的零散存在，必然會排斥勞動的社會形态，資本的社會累積……而這種種，又正好是資本制地租所直接要求的基本前提，此其三。
然而我們在這裡所特别注意的，卻甯在于：（1）小土地所有的大量存在，始終為土地兼并混奪者，留下了一個“展望”，為地租上的原始累積，不用以從事農業經營，卻用以繼續投資于土地，留下了一個“展望”。
自然，在土地的吞并集中過程上，最好的對象，并不是小農貧農所保有的土地，而甯是中農小地主們所保有的土地，但小農終竟是抵抗力最弱的一環，如其中農小地主被剝削被競取到了小土地所有者的地位，他們的土地又是比較優良的，那就更加使小土地所有制變為大土地所有制的一個補充了。
（2）小土地所有的大量存在，對于佃農階層是一個緻命的威脅。
小土地所有者始終是渴望獲得較多土地的。
他們在事實上，不但随時會變為佃農，并且許多已确實在兼為佃農，他們既如上面所說，能在極不利條件下，對社會提供相當的剩餘勞動生産物，對于租給他們以較優良土地的地主，自然更肯提供較大量剩餘勞動生産物，這就是說，他們的大量存在，他們所依據的這種土地制度的存在，無形中，把地租率提高到了卷去一切經營利潤的程度，因為小土地所有經營，本來就是不為利潤，且也是無從獲有利潤的。
還有（3）小土地所有者，有機會租得三幾畝土地，兼做佃農，當然是再好不過，但這種機會，并不是容易得到的。
土地所有者對于土地使用者，照例是要考究他們的經營力或經營本錢的，因此，小土地所有者兼做佃農的可能性，就遠不若其兼做雇農的可能性大。
他們兼做佃農，會相應提高地租，因而使經營者的利潤無着；他們兼做雇農，也就會因為他們已有了生活基礎，得以比較一般農民更壞得多的條件工作，而使一般農業勞動工資壓低到極不足齒數的程度。
這就是說，他們以前一項“兼職”工作，農業利潤不易實現，他們以後一項“兼職”工作，雇傭勞動的合理工資無法取得。
地租中包括有全部利潤再加一部分或一大部分工資了。
最後（4）這種小土地所有的經營形态，為大土地所有制下的小經營，提供了一極好的“标本”，分散的小經營能夠提供多額的剩餘勞動生産物，能夠提供極高率地租，大經營的必要性，在土地所有者的主觀上，就不存在了，反之，他們還會以小經營為較有利益。
現實在照着他們的意象演變着。
在中國農村人口中，僅占百分之四的地主，卻擁有全耕地面積百分之五十，僅占百分之六的富農，卻擁有全耕地面積百分之十八，即合計百分之十的地主及富農，占有全耕地面積百分之六十八；另一方面，全農村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農，卻僅占全耕地面積百分之三十二（這是陶直夫在《中國現階段土地問題》一文中，綜合各方有關材料，而作成的統計數字，雖不盡可靠，但由此确認一般傾向，卻是雖不中也不遠的），從這簡單數字中，大體已可想見中國土地集中的輪廓。
雖然如我們上面指述過的，這種集中程度，還是與資本主義接觸後，由買辦商業把社會資金吸向都市，因而多少使農村地權集中現象，被緩和了的結果。
當作土地集中結果看的大土地所有制，原是資本主義經營所要求的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之一，大規模生産是資本主義生産的第一個口号，而作為那種生産之基地的土地所有面積，在私有制度之下，是需要每個所有者有足夠推行大規模經營的限度的。
但我們的大土地所有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即它僅是地權的集中，而非地段地塊的集中。
這有許多原因，前述小土地所有的普遍存在，當然多少有礙于那種片段的集中形态的形成，而租耕地最稱發達的南部水田區，又有參差起伏的梯梗為之妨阻，但像這一類社會條件自然條件的阻礙作用，畢竟不難在其他更基本前提條件确立之下予以克服。
但無奈中國地主階層對于土地的購買或者混奪，其目的就不是為了準備拿來從事大經營，他們所直接經驗到的小經營耕作對于他們的利益，使他們在購買土地之始，就已考慮到了那種土地所具備的分散經營分開租佃的條件。
為了便于集中管理，為了表現出地權者無上的權威，購買整付整畋的大田莊（假使有這種集中性的連屬性的大田莊存在的話），他們是樂得保有這種田産的。
但經驗告訴他們，大田莊的整買，固須一時備有大量資金，而這種田莊在異日的整賣，又須購買者一時備有大量的資金，而由買賣上感到困難，又不能由管業上所受到的利益得到補償。
承租大田莊的佃農，一般是比較有生活基礎的，因之，他們對于業主，就比較不肯讓其予取予求。
雖然這裡有包租制以濟其窮，但如非土地購買者特别富有，特别需要集中管理，他們與其保有一個或數個極大的田莊，就甯不如保有多數的中小型的田莊，而中國傳統的諸子平分遺産制，更加強了這一傾向。
不過，中國土地所有者平分遺産，對于土地分散經營，雖然有了莫大的促進作用，但如其我們仔細體察農村一般耕作現象，就知道土地利用者平分遺産，那對于土地分散經營，實有更大的促進作用。
往往，一個業主死了，他的兒子們别籍異财，他們還不妨共同收租，讓原有的佃戶照着原來的規模，繼續耕作，但如其一個佃戶死了，或者在他生前，他的諸子析産分居，那就非把原有經營規模零細分開不可，單在這種意義上，地權的過于分散，或不免在某種限度，妨礙着土地集中，但經營的過于細分，卻又似無礙于土地集中。
本來，富者田連阡陌的大土地所有，原是中國的傳統形态。
到了近代，它是在某種限度變形了，它像更不是由特種身份取得，至多，不過是利用了某些政治的經濟的特權而取得，但因為它的本質，還是被看作資本累積的主要手段，而不是被看作助成土地以外其他勞動條件發生機能作用的次要手段，地權集中與經營分散，或者大土地所有與小經營，便被當作一個特
比如，這所提及的限制，假若出賣者乃至購買者是一族之豪或一地之雄，他們就大可不受拘束了。
反之，如其買者或賣者，是沒有權力沒有社會地位的人，他對于族中的地方的勢力者，往往還有所貢納，設不幸這交易竟是在地位勢力極不相稱的兩種人間進行，則無論是買抑是賣，他們所成交的價格，一定會把田地本身自然條件社會條件（這意味着地位條件）以外的非經濟的“強制”因素，加算在裡面。
事實上，最大多數直接生産者之離開土地，其土地價格，由償債或還租的方式，預先被強制支付了，而購買者也往往是把借與租作為釣取土地的手段。
試想，我們農村的土地購買者，主要的不是地主、高利貸者、和商人官吏們麼？（雖然其間也有一小部分是最勤儉刻苦的農人）其出賣者，主要不是被生活被債務被稅租壓迫的小農麼？（雖然其間也有一部分是大破落戶）他們之間的土地買賣，一定很不容易在土地的價格上，表現出它實在的自然豐度和地位，而其地租率的高低，也就不一定是自然豐度肥瘠或所在地位良否的憑證。
依這種考察，我們傳統的土地買賣上的自由，不但與資本制地租所要求的土地買賣自由，有極大的距離，甚且，前一種自由，還從以次兩點上，阻止了後一種自由的實現，即是，土地得自由在社會各階層間移轉，它在一方面把一般人對于封建制的反抗鈍減了，分散了；同時，卻又使商業高利貸等落後資本增加了它們對于地權的聯系，由是，加強了封建制的強韌性或彈性。
要之，在資本制地租，必須是貨币地租的限内，我們的上述商品貨币發展關系，無論是就成立絕對地租言，抑是就成立相對地租言，都是頗嫌不夠的。
特平均利潤法則，不曾在工農業資本間建立起來，更不曾在農業部門的諸資本間建立起來，那在表面上雖然是受着商品貨币發展程度的拘束和妨礙，而在本質上，卻毋甯是取決于工業與農業本身的生産條件。
四 土地所有形态與土地經營形态範圍着的現代性地租的發展 由于我們土地買賣上的那種傳統“自由”，又加上現代貨币資本關系的促進，現代私人的土地所有關系，至少在表面上像是确立起來了，但如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的，土地的買賣過程，既不曾洗脫去中國傳統的吞并方式，複又推行着歐美在近代初期的混取劫掠式的圈圍活動（這在新開發的荒地變為熟地區域，在淤積湖田區域，在種種色色公有地段，特别盛行），則在這種取得土地過程中形成的土地所有制，就必然會變态的表現着過渡階段的特質。
大土地所有制是它的主要形态了，但惟其它這種大土地所有制同時并不曾伴以大農經營，于是在大土地所有制一旁，還并存着一種與其說是同它相照應的，就甯可說是同它相補充的小土地所有制。
現在僅就它們在與地租發展相關的限内，展開說明，且為了說明的便利，先從這所謂小土地所有制起。
前面已指明，在中國的全部耕地中，租耕地占百分之六十左右，換言之，即自耕地占全面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而在此自耕地中，屬于小土地所有的，一定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因為過此以往的中農及富農，多半是會以地主資格登場的。
從表面看來，這種土地所有，像與我們這裡讨論的問題，沒有多大關涉，因為在這種土地所有形态下，自耕農民同時是土地的自由所有者。
土地表現為他的主要生産工具，表現為他的勞動與資本的不可缺乏的使用場所，他不但不付地租，他所生産的剩餘價值也不表現為地租。
但是這種小土地所有能當作一個社會的體制發生，它對于一般租地的地租，就不能不從多方面給予影響。
我們如把中國小土地所有的種種條件加以分析，情形就更是如此了。
中國小土地所有的第一個特點，就是那種土地在品質上，多半是較劣等地，這無論就全國講，抑是就全國個别地區講，大體都是如此。
在相對意義上，中國黃河流域土地，一般不若長江珠江流域土地肥沃而适于集約耕種，因之，在前一地區小所有土地所占比例，也較之後兩地所占比例為大。
而就每一個地域說，更是如此。
大約不成片段的山地，砂礫地，低窪地，貧瘠地，一切容易為水旱侵害的地帶，通是土地吞并混奪者比較不大注意的處所，而荒地一旦變為熟地，零碎角落地一旦形成整塊地段，低窪之區一旦淤積成了肥美沃壤，小土地所有者立即便會感到，那種改變，很快就要變為他的不幸，自然，小土地所有者在獲有較肥沃土地的場合，生産加多，境況變好，對于他的土地的執着，是會更形堅牢的。
他是小農，說不定竟會由此變為中農乃至富農，這種例子在事實上不會沒有，但它的限度，對于小土地所有者多半是保有不良土地的一般概念，斷不緻發生如何嚴重的影響。
小農土地的所在地，既屬如此不利，而他所保有土地的數量，除了在邊區畜牧地帶而外，在南部水田區，每一農戶耕作地，不過五畝到十畝，而在北部黃土區，則亦不過十畝至十五畝。
土地數量少，又加零碎貧瘠，在經營上的不利，已可想見。
但因為他們是自由所有者，一切應攤的和必然轉嫁的捐、稅、役、各種苛雜負擔，都會以極大壓力，落到他們肩上。
即無特别天災人禍，通常的婚喪疾病，所需費用，亦決不是他們那小量收入可以支持的，他們幾乎一般的要變成高利貸業者的債奴。
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的生産，即使是單憑人力和自然力，也将變為不可能。
一言以蔽之，他們是在極不利的條件下從事生産。
但雖如此，他們通過捐、役、稅，通過高利貸，更通過最不定規的最昂貴的零售商業，對于社會的貢獻。
即他們在自己最必需的生活資料以外，對社會所提供的剩餘勞動生産物，并不算少，雖然這并不是他們更多生産的結果，而甯是他們更貧困，被更低壓在普通生活水準以下的結果。
論到這裡，我們已可說明小土地所有制對于新式地租的不利影響了。
最普通的看法，當然是小土地所有，以一個社會的規模存在着，它在其存在的限内，根本就要阻止地租的産生，此其一；小土地所有，一般都表現為一個最有自給自足性能的體制，占小農消費最大部分的生産物，是他們由自己供給，他們并迫而需要兼營一切可能的手工副業，以彌補其經常的不夠支出。
在這裡，作為現代地租産生前提條件的商品貨币關系，相應的受到了妨阻，此其二；小土地所有的零散存在，必然會排斥勞動的社會形态，資本的社會累積……而這種種，又正好是資本制地租所直接要求的基本前提，此其三。
然而我們在這裡所特别注意的，卻甯在于：（1）小土地所有的大量存在，始終為土地兼并混奪者，留下了一個“展望”，為地租上的原始累積，不用以從事農業經營，卻用以繼續投資于土地，留下了一個“展望”。
自然，在土地的吞并集中過程上，最好的對象，并不是小農貧農所保有的土地，而甯是中農小地主們所保有的土地，但小農終竟是抵抗力最弱的一環，如其中農小地主被剝削被競取到了小土地所有者的地位，他們的土地又是比較優良的，那就更加使小土地所有制變為大土地所有制的一個補充了。
（2）小土地所有的大量存在，對于佃農階層是一個緻命的威脅。
小土地所有者始終是渴望獲得較多土地的。
他們在事實上，不但随時會變為佃農，并且許多已确實在兼為佃農，他們既如上面所說，能在極不利條件下，對社會提供相當的剩餘勞動生産物，對于租給他們以較優良土地的地主，自然更肯提供較大量剩餘勞動生産物，這就是說，他們的大量存在，他們所依據的這種土地制度的存在，無形中，把地租率提高到了卷去一切經營利潤的程度，因為小土地所有經營，本來就是不為利潤，且也是無從獲有利潤的。
還有（3）小土地所有者，有機會租得三幾畝土地，兼做佃農，當然是再好不過，但這種機會，并不是容易得到的。
土地所有者對于土地使用者，照例是要考究他們的經營力或經營本錢的，因此，小土地所有者兼做佃農的可能性，就遠不若其兼做雇農的可能性大。
他們兼做佃農，會相應提高地租，因而使經營者的利潤無着；他們兼做雇農，也就會因為他們已有了生活基礎，得以比較一般農民更壞得多的條件工作，而使一般農業勞動工資壓低到極不足齒數的程度。
這就是說，他們以前一項“兼職”工作，農業利潤不易實現，他們以後一項“兼職”工作，雇傭勞動的合理工資無法取得。
地租中包括有全部利潤再加一部分或一大部分工資了。
最後（4）這種小土地所有的經營形态，為大土地所有制下的小經營，提供了一極好的“标本”，分散的小經營能夠提供多額的剩餘勞動生産物，能夠提供極高率地租，大經營的必要性，在土地所有者的主觀上，就不存在了，反之，他們還會以小經營為較有利益。
現實在照着他們的意象演變着。
在中國農村人口中，僅占百分之四的地主，卻擁有全耕地面積百分之五十，僅占百分之六的富農，卻擁有全耕地面積百分之十八，即合計百分之十的地主及富農，占有全耕地面積百分之六十八；另一方面，全農村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農，卻僅占全耕地面積百分之三十二（這是陶直夫在《中國現階段土地問題》一文中，綜合各方有關材料，而作成的統計數字，雖不盡可靠，但由此确認一般傾向，卻是雖不中也不遠的），從這簡單數字中，大體已可想見中國土地集中的輪廓。
雖然如我們上面指述過的，這種集中程度，還是與資本主義接觸後，由買辦商業把社會資金吸向都市，因而多少使農村地權集中現象，被緩和了的結果。
當作土地集中結果看的大土地所有制，原是資本主義經營所要求的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之一，大規模生産是資本主義生産的第一個口号，而作為那種生産之基地的土地所有面積，在私有制度之下，是需要每個所有者有足夠推行大規模經營的限度的。
但我們的大土地所有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即它僅是地權的集中，而非地段地塊的集中。
這有許多原因，前述小土地所有的普遍存在，當然多少有礙于那種片段的集中形态的形成，而租耕地最稱發達的南部水田區，又有參差起伏的梯梗為之妨阻，但像這一類社會條件自然條件的阻礙作用，畢竟不難在其他更基本前提條件确立之下予以克服。
但無奈中國地主階層對于土地的購買或者混奪，其目的就不是為了準備拿來從事大經營，他們所直接經驗到的小經營耕作對于他們的利益，使他們在購買土地之始，就已考慮到了那種土地所具備的分散經營分開租佃的條件。
為了便于集中管理，為了表現出地權者無上的權威，購買整付整畋的大田莊（假使有這種集中性的連屬性的大田莊存在的話），他們是樂得保有這種田産的。
但經驗告訴他們，大田莊的整買，固須一時備有大量資金，而這種田莊在異日的整賣，又須購買者一時備有大量的資金，而由買賣上感到困難，又不能由管業上所受到的利益得到補償。
承租大田莊的佃農，一般是比較有生活基礎的，因之，他們對于業主，就比較不肯讓其予取予求。
雖然這裡有包租制以濟其窮，但如非土地購買者特别富有，特别需要集中管理，他們與其保有一個或數個極大的田莊，就甯不如保有多數的中小型的田莊，而中國傳統的諸子平分遺産制，更加強了這一傾向。
不過，中國土地所有者平分遺産，對于土地分散經營，雖然有了莫大的促進作用，但如其我們仔細體察農村一般耕作現象，就知道土地利用者平分遺産，那對于土地分散經營，實有更大的促進作用。
往往，一個業主死了，他的兒子們别籍異财，他們還不妨共同收租，讓原有的佃戶照着原來的規模，繼續耕作，但如其一個佃戶死了，或者在他生前，他的諸子析産分居，那就非把原有經營規模零細分開不可，單在這種意義上，地權的過于分散，或不免在某種限度，妨礙着土地集中，但經營的過于細分，卻又似無礙于土地集中。
本來，富者田連阡陌的大土地所有，原是中國的傳統形态。
到了近代，它是在某種限度變形了，它像更不是由特種身份取得，至多，不過是利用了某些政治的經濟的特權而取得，但因為它的本質，還是被看作資本累積的主要手段，而不是被看作助成土地以外其他勞動條件發生機能作用的次要手段，地權集中與經營分散，或者大土地所有與小經營，便被當作一個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