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中國工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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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哪，它們是有收買大批救貧院、孤兒院的兒童，以增殖其資本價值的“光榮”曆史的。
對于殖民地的兒童婦女，更是無所用其憐惜。
所以，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國雖在十七屆國際勞動大會中提議：“外僑在華所設工廠，應服從中國政府之勞工法規”，但大會竟把這個提案否決了。
這說明外人在華工廠的勞動者，始終沒有取得現代雇傭勞動條件的待遇。
以保障資本主義列強利益為旨歸的國際勞工大會，當然不會貿然依照中國政府的請求，把它們在華産業超額利潤源泉予以堵塞。
中國方面的雇傭者，在法外的勞動榨取上，誠然比較外人要多受到一些習慣、輿論及道德觀念的拘束，但他們的經營，如其不是為了慈善目的，同時，他們的産業利潤又在遭受無可如何的高率借款利息，高率商業利潤，以及其他種種方面的經濟外勒索的情形下，他們幾乎比外人還需要在雇傭勞動條件上讨一些便宜。
所以，外人在工廠中采行的一切有效榨取辦法，華廠方面，立即就受到“傳染”；而政府在保護國人産業的立場上，既不易對租界内工廠，特别對外人工廠施行檢查和取締，對于華界的工廠，對于華人工廠就惟有在鼓勵勞動者幫助民族産業發展的号召下，“聽其自然”了。
不過，大量使用婦女兒童勞動，借以增加剝削，并增進剩餘價值的方式，并不完全是在外人領導下模仿來的。
慢說“實利可以使人智慧”，就是中國傳統的專制政權下采行的各種奴役生産勞動者的辦法，我們的雇傭者，也是不會健忘的。
外國許多“中國通”學者，如威特福格（Wittfogel）等就認定：中國産業勞動者的悲慘狀況，絕非近代初期的任何國家的勞動者的不幸遭遇所可比拟：他們在作業中乃至作業外所受到的鞭打醜罵和百般淩辱的情形，不是在傳統專制淫威下習慣了忍辱含垢的人民，決不能“順受”，而在華外人其所以不惜破廉恥的采行一切備極侮辱欺壓的榨取辦法，也隻是因為他們看慣了中國上層社會任意蹂躏其同胞的種種情形。
這見解，我們是無法完全否認的。
如其說，機械是使新式産業與原始諸産業形态相區别的最明顯标幟，則使用原始手工業工具的各種協業，如制鹽業、制瓷業、制糖業、制煙業、制茶業等；各種制作場，如榨坊、染坊、木作坊、皮革店等；特别是各種舊式紡織場，如絲、麻、棉紡織場等，亦并不曾在他們的作業過程中，忽視使用婦女勞動或兒童勞動的利益。
雖然它們這種傾向，是在受到資本主義生産方法的影響以後，才更形加強的。
它們這各種産業經營方式，差不多一般的在施行以次幾種雇傭勞動制度，特其程度因個别作業性質不同，互有參差罷了。
第一種勞動制，就是一般通行的學徒制。
所有這些制作場所（甚至若幹現代型工廠），殆無一不擁有或多或少的幼年勞動者，這些幼年勞動者，有的是學徒，有的完全隻是一個學徒的名義；他們每日的勞動時間，盡管由早上五點鐘延到午後十一點鐘，即把勞動日拉長到了十八小時，他們差不多都隻是換到一點粗惡的飯食，而不給工錢。
第二種勞動制，就是與學徒制密切聯系的家長制。
集結在一個老闆手下的若幹學徒，及若幹與其有師徒關系的職工，一切都是照着老闆的意志行事的。
工作時間的長短，工作報酬的多少，差不多全沒有明确規定。
業作是否順利，老闆是否勤于業務，以及老闆對于他們的好惡程度，是他們除了換到飯吃以外，能否取得些許金錢報酬的最可靠标準。
第三種勞動制，則是普通所謂血汗制。
即把工作領回家中去做的一種最剝削性的計件勞動形态。
在舊式鞭炮業上，在瓷業上，在各種紡織業上，特别在火柴業及卷煙業上，都在每一個生産單位上集中有大批手工業者，他們因所在地區及所業性質不同，有的是專靠此種勞動報酬生活，有的則是當作副業，但不論如何，他們的全般待遇，差不多都低微到了幾乎使人難于相信的程度。
要靠這種勞動謀生，他們的作業時間，就可能是夜以繼日的。
而他們把一家老小，全都動員到生産作業中，那也是極其自然的事。
第四種勞動制，那是與血汗制相關聯的包工制。
這種制度當然是非常古典的，但也顯然滲入了現代的因素。
它是計件工資制的一種副産物。
工作由包工者從廠商那裡承包下來，再由他們通過一些分包者配給于一般勞動者工作。
新舊式的建築業，一部分的礦坑、鹽場，乃至紡織場，都在施行這種制度。
這種勞動制，除了同血汗制一樣，具有突破時間限制的作用外，還會盡量發揮層層剝削的能事。
我們不難想到：一切多少包含有這諸般勞動制度的産業，自然可能存在着更野蠻的其他剝削方式，但我們在這裡所須說明的，甯是它們共同的内在關聯。
在舶來品與新式工廠經營競争與壓迫之下，盡管如我們在其他場合所說的，具有容易分散容易結合之機動性能的制造業，乃至各種形态的作業坊，較之獨立手工業者，是更有存在可能的。
但它們這種存在可能性，卻主要是為以次兩種事實所規制着：首先，制造業及各種形态的作業坊，正好是買辦商業資本要求的理想規模，大規模的新式工廠工業，是不肯受其控制的，而過于分散的獨立手工業，又是很不容易控制的，惟有中等規模的制造業，作業坊，在作業上，在原料配集上，在産品集中上，都容易收到駕馭操縱的實效。
商業資本家可以把它們的老闆，變為自己的經紀人，所以，在工業領域内，中國買辦商業差不多主要是把這種形态的産業，作為其資本增殖的溫床。
但這種形态的産業，何以竟能支持商業資本（同時還有其幫兇高利貸資本的高利息），那是我們需要在這裡釋明的又一點。
在制造廠，在各種作業坊中的勞動者，他們雖然主要還是憑手工作，但他們被集結在一個作業單位中了，由分工節省時間了，由協作得到實效了，比起獨立手工業者來，他們的勞動生産力增進了，他們剩餘勞動生産物加多了。
但剩餘勞動生産物部分盡管加多，作為他們勞動報酬的必要勞動生産部分，卻在依着上述諸種勞動條件，而被迫相對的縮減。
他們的非人生活，體現了他們的“商奴”乃至“債奴”的資格。
最後，我需要把我們上面談到的一千五百萬左右的雇農的特質，略予說明了。
個别的勞動者，是由他脫離舊的生産手段——土地，從而依屬于新的生産手段——資本或機器，為其特征的。
在這種轉變中，直接生産的農業勞動者，已不是同土地所有者結成生産關系，卻是同土地以外的其他生産手段，特别是機器的所有者或農業資本家結成生産關系。
換一個表現方式，即在經過這一轉變後，用以剝削他的工具，已經不是土地，而是資本了。
在中國農村裡面，不論從事農業經營者是地主，是富農，抑是中小農乃至佃農，通是采行小經營，或較大規模的小經營方式。
他們主要的或最重要的生産手段，自然是土地。
有較多較大的土地，就算有了較有力的勞動剝削工具。
富農及兼營土地的地主，乃至中小農，固然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資格，與直接生産的勞動者對立，就是租賃他人土地的佃農，他們在臨時或較長期雇用勞工的場合，亦是以土地保有者，土地使用者的資格，與那些既不能所有土地，又不能保有土地，因而不得不受雇于他們的直接生産者對立。
如其說，這是非常明白的不可否認的事實，則我們農村的那一千五百萬雇傭勞動者，就不是因為土地被剝奪去了，同時又沒有獲得土地以外的生産手段，而被雇用；而是因為土地被剝奪去了，同時又沒有取得土地的使用機會，而被雇用。
就因此故，構成中國農村社會最低階層的三個支柱，即小農、佃農、雇農三者之間，盡管在許多場合，是交流的，是兼任的，但分别當作一個範疇，一方面，小農是在極不得已的條件下，才肯放棄他所有的小塊土地，同時，佃農亦是在極不得已的情形下，才肯放棄他保有的少量土地；另一方面，佃農要取得少許土地，固然極其困難，雇農要租得少許土地，也許還要困難。
就這樣雇農便變成了農村社會最低層的不幸者了。
一般的講，我們農業經營者之從事土地經營，其最終目的，無非是獲得更多的土地。
一旦如願以償了，他們就不大肯繼續擔當這種麻煩工作，而變為專講消費的坐收地租者。
這就是說，除了極少數的富農而外，雇傭勞動的人，差不多是一些連必需簡單農具都不齊備，生活一直在困難中的中小農及佃農；他們并不是因為備有較好農具，備有得力牲口，才雇傭勞動，反之，卻往往是因為備置不起這些勞動條件，才以勞動力來補充代替的。
這說明：勞動力的價格，平均要低在畜力以下，低在農具備置費以下，才有被雇可能，即非如此，亦是說，勞動力價格，是不像畜力的價格，不像農具的價格，需要一次支付，而可以零碎支付，或到了一定雇傭期終了，才開始支付的。
各種落後的離奇的雇傭勞動關系，就因此産生出來，我們可以讓讀者自己去印證我們農村，該在實行着怎樣的雇傭條件。
有不少的人，見到中國農村雇傭勞動的普遍存在，就從現象上去結論勞動力商品化的根據。
其實，勞動力是否真正商品化，其正面的，貨币支付形态，其反面的，一般農村勞動者都膳宿在雇主家，而非膳宿在自己家，都不夠成為有力的說明。
其重要關鍵，乃在那些勞動者，究是依屬于土地工作，抑是依屬于資本工作。
惟其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他們不是因為缺少資本而被雇，甯是因為缺少土地而被雇，所以，一切掌握着土地在手中的人，無論他是所有者，抑是租有保有者，都可能利用土地來剝削他人。
我們農村中的小農佃農，就這樣取得了剝削他人的資格——而這也正是雇傭勞動普遍存在的又一依據。
顯然的，我們的佃農，一般都不曾具有現代租地農業家的實質。
他不是以資本力向地主講話，而是以勞動力向地主講話，因此之故，他就不免要因他對土地的依賴程度，而對地主結成相應的隸屬關系或農奴關系。
這是前述徭役的雇傭方式所由形成的基本原因之一。
可是，一般佃農盡管沒有完全脫卻農奴的性質，那卻并不妨礙他對于沒有租得土地者發揮剝削的能事。
反之，他也許因此更須借助他人的勞動，以成就其租有土地，保有土地，所需忍受的過重負擔——高率地租。
從這裡，我們畢竟探索到了中國奇重的地租之存在基礎了。
本篇問題研究 一、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的劃分，為什麼采取了工資方式以後，便不大為一般人，一般經濟學者所認識？ 二、亞丹斯密有關中國工資的理解，是否正确？ 三、“自宅工資作業”與“外出工資作業”，對于此後工業的發展，有何利與不利的影響？ 四、中國新式産業上的雇傭勞動條件，為什麼也不能現代化？ 五、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榨取關系，大體上是把種種雇傭勞動條件，作為其現實的基礎，此點将如何說明？ 六、中國農村的小佃農，原來與資本社會的租地農業家，有着本質的差别，但他們為什麼也取得有剝削雇農的資格呢？
當然哪，它們是有收買大批救貧院、孤兒院的兒童，以增殖其資本價值的“光榮”曆史的。
對于殖民地的兒童婦女，更是無所用其憐惜。
所以，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國雖在十七屆國際勞動大會中提議：“外僑在華所設工廠，應服從中國政府之勞工法規”，但大會竟把這個提案否決了。
這說明外人在華工廠的勞動者，始終沒有取得現代雇傭勞動條件的待遇。
以保障資本主義列強利益為旨歸的國際勞工大會，當然不會貿然依照中國政府的請求，把它們在華産業超額利潤源泉予以堵塞。
中國方面的雇傭者，在法外的勞動榨取上，誠然比較外人要多受到一些習慣、輿論及道德觀念的拘束，但他們的經營，如其不是為了慈善目的，同時，他們的産業利潤又在遭受無可如何的高率借款利息，高率商業利潤，以及其他種種方面的經濟外勒索的情形下，他們幾乎比外人還需要在雇傭勞動條件上讨一些便宜。
所以，外人在工廠中采行的一切有效榨取辦法，華廠方面，立即就受到“傳染”；而政府在保護國人産業的立場上，既不易對租界内工廠，特别對外人工廠施行檢查和取締，對于華界的工廠，對于華人工廠就惟有在鼓勵勞動者幫助民族産業發展的号召下，“聽其自然”了。
不過，大量使用婦女兒童勞動，借以增加剝削，并增進剩餘價值的方式，并不完全是在外人領導下模仿來的。
慢說“實利可以使人智慧”，就是中國傳統的專制政權下采行的各種奴役生産勞動者的辦法，我們的雇傭者，也是不會健忘的。
外國許多“中國通”學者，如威特福格（Wittfogel）等就認定：中國産業勞動者的悲慘狀況，絕非近代初期的任何國家的勞動者的不幸遭遇所可比拟：他們在作業中乃至作業外所受到的鞭打醜罵和百般淩辱的情形，不是在傳統專制淫威下習慣了忍辱含垢的人民，決不能“順受”，而在華外人其所以不惜破廉恥的采行一切備極侮辱欺壓的榨取辦法，也隻是因為他們看慣了中國上層社會任意蹂躏其同胞的種種情形。
這見解，我們是無法完全否認的。
如其說，機械是使新式産業與原始諸産業形态相區别的最明顯标幟，則使用原始手工業工具的各種協業，如制鹽業、制瓷業、制糖業、制煙業、制茶業等；各種制作場，如榨坊、染坊、木作坊、皮革店等；特别是各種舊式紡織場，如絲、麻、棉紡織場等，亦并不曾在他們的作業過程中，忽視使用婦女勞動或兒童勞動的利益。
雖然它們這種傾向，是在受到資本主義生産方法的影響以後，才更形加強的。
它們這各種産業經營方式，差不多一般的在施行以次幾種雇傭勞動制度，特其程度因個别作業性質不同，互有參差罷了。
第一種勞動制，就是一般通行的學徒制。
所有這些制作場所（甚至若幹現代型工廠），殆無一不擁有或多或少的幼年勞動者，這些幼年勞動者，有的是學徒，有的完全隻是一個學徒的名義；他們每日的勞動時間，盡管由早上五點鐘延到午後十一點鐘，即把勞動日拉長到了十八小時，他們差不多都隻是換到一點粗惡的飯食，而不給工錢。
第二種勞動制，就是與學徒制密切聯系的家長制。
集結在一個老闆手下的若幹學徒，及若幹與其有師徒關系的職工，一切都是照着老闆的意志行事的。
工作時間的長短，工作報酬的多少，差不多全沒有明确規定。
業作是否順利，老闆是否勤于業務，以及老闆對于他們的好惡程度，是他們除了換到飯吃以外，能否取得些許金錢報酬的最可靠标準。
第三種勞動制，則是普通所謂血汗制。
即把工作領回家中去做的一種最剝削性的計件勞動形态。
在舊式鞭炮業上，在瓷業上，在各種紡織業上，特别在火柴業及卷煙業上，都在每一個生産單位上集中有大批手工業者，他們因所在地區及所業性質不同，有的是專靠此種勞動報酬生活，有的則是當作副業，但不論如何，他們的全般待遇，差不多都低微到了幾乎使人難于相信的程度。
要靠這種勞動謀生，他們的作業時間，就可能是夜以繼日的。
而他們把一家老小，全都動員到生産作業中，那也是極其自然的事。
第四種勞動制，那是與血汗制相關聯的包工制。
這種制度當然是非常古典的，但也顯然滲入了現代的因素。
它是計件工資制的一種副産物。
工作由包工者從廠商那裡承包下來，再由他們通過一些分包者配給于一般勞動者工作。
新舊式的建築業，一部分的礦坑、鹽場，乃至紡織場，都在施行這種制度。
這種勞動制，除了同血汗制一樣，具有突破時間限制的作用外，還會盡量發揮層層剝削的能事。
我們不難想到：一切多少包含有這諸般勞動制度的産業，自然可能存在着更野蠻的其他剝削方式，但我們在這裡所須說明的，甯是它們共同的内在關聯。
在舶來品與新式工廠經營競争與壓迫之下，盡管如我們在其他場合所說的，具有容易分散容易結合之機動性能的制造業，乃至各種形态的作業坊，較之獨立手工業者，是更有存在可能的。
但它們這種存在可能性，卻主要是為以次兩種事實所規制着：首先，制造業及各種形态的作業坊，正好是買辦商業資本要求的理想規模，大規模的新式工廠工業，是不肯受其控制的，而過于分散的獨立手工業，又是很不容易控制的，惟有中等規模的制造業，作業坊，在作業上，在原料配集上，在産品集中上，都容易收到駕馭操縱的實效。
商業資本家可以把它們的老闆，變為自己的經紀人，所以，在工業領域内，中國買辦商業差不多主要是把這種形态的産業，作為其資本增殖的溫床。
但這種形态的産業，何以竟能支持商業資本（同時還有其幫兇高利貸資本的高利息），那是我們需要在這裡釋明的又一點。
在制造廠，在各種作業坊中的勞動者，他們雖然主要還是憑手工作，但他們被集結在一個作業單位中了，由分工節省時間了，由協作得到實效了，比起獨立手工業者來，他們的勞動生産力增進了，他們剩餘勞動生産物加多了。
但剩餘勞動生産物部分盡管加多，作為他們勞動報酬的必要勞動生産部分，卻在依着上述諸種勞動條件，而被迫相對的縮減。
他們的非人生活，體現了他們的“商奴”乃至“債奴”的資格。
最後，我需要把我們上面談到的一千五百萬左右的雇農的特質，略予說明了。
個别的勞動者，是由他脫離舊的生産手段——土地，從而依屬于新的生産手段——資本或機器，為其特征的。
在這種轉變中，直接生産的農業勞動者，已不是同土地所有者結成生産關系，卻是同土地以外的其他生産手段，特别是機器的所有者或農業資本家結成生産關系。
換一個表現方式，即在經過這一轉變後，用以剝削他的工具，已經不是土地，而是資本了。
在中國農村裡面，不論從事農業經營者是地主，是富農，抑是中小農乃至佃農，通是采行小經營，或較大規模的小經營方式。
他們主要的或最重要的生産手段，自然是土地。
有較多較大的土地，就算有了較有力的勞動剝削工具。
富農及兼營土地的地主，乃至中小農，固然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資格，與直接生産的勞動者對立，就是租賃他人土地的佃農，他們在臨時或較長期雇用勞工的場合，亦是以土地保有者，土地使用者的資格，與那些既不能所有土地，又不能保有土地，因而不得不受雇于他們的直接生産者對立。
如其說，這是非常明白的不可否認的事實，則我們農村的那一千五百萬雇傭勞動者，就不是因為土地被剝奪去了，同時又沒有獲得土地以外的生産手段，而被雇用；而是因為土地被剝奪去了，同時又沒有取得土地的使用機會，而被雇用。
就因此故，構成中國農村社會最低階層的三個支柱，即小農、佃農、雇農三者之間，盡管在許多場合，是交流的，是兼任的，但分别當作一個範疇，一方面，小農是在極不得已的條件下，才肯放棄他所有的小塊土地，同時，佃農亦是在極不得已的情形下，才肯放棄他保有的少量土地；另一方面，佃農要取得少許土地，固然極其困難，雇農要租得少許土地，也許還要困難。
就這樣雇農便變成了農村社會最低層的不幸者了。
一般的講，我們農業經營者之從事土地經營，其最終目的，無非是獲得更多的土地。
一旦如願以償了，他們就不大肯繼續擔當這種麻煩工作，而變為專講消費的坐收地租者。
這就是說，除了極少數的富農而外，雇傭勞動的人，差不多是一些連必需簡單農具都不齊備，生活一直在困難中的中小農及佃農；他們并不是因為備有較好農具，備有得力牲口，才雇傭勞動，反之，卻往往是因為備置不起這些勞動條件，才以勞動力來補充代替的。
這說明：勞動力的價格，平均要低在畜力以下，低在農具備置費以下，才有被雇可能，即非如此，亦是說，勞動力價格，是不像畜力的價格，不像農具的價格，需要一次支付，而可以零碎支付，或到了一定雇傭期終了，才開始支付的。
各種落後的離奇的雇傭勞動關系，就因此産生出來，我們可以讓讀者自己去印證我們農村，該在實行着怎樣的雇傭條件。
有不少的人，見到中國農村雇傭勞動的普遍存在，就從現象上去結論勞動力商品化的根據。
其實，勞動力是否真正商品化，其正面的，貨币支付形态，其反面的，一般農村勞動者都膳宿在雇主家，而非膳宿在自己家，都不夠成為有力的說明。
其重要關鍵，乃在那些勞動者，究是依屬于土地工作，抑是依屬于資本工作。
惟其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他們不是因為缺少資本而被雇，甯是因為缺少土地而被雇，所以，一切掌握着土地在手中的人，無論他是所有者，抑是租有保有者，都可能利用土地來剝削他人。
我們農村中的小農佃農，就這樣取得了剝削他人的資格——而這也正是雇傭勞動普遍存在的又一依據。
顯然的，我們的佃農，一般都不曾具有現代租地農業家的實質。
他不是以資本力向地主講話，而是以勞動力向地主講話，因此之故，他就不免要因他對土地的依賴程度，而對地主結成相應的隸屬關系或農奴關系。
這是前述徭役的雇傭方式所由形成的基本原因之一。
可是，一般佃農盡管沒有完全脫卻農奴的性質，那卻并不妨礙他對于沒有租得土地者發揮剝削的能事。
反之，他也許因此更須借助他人的勞動，以成就其租有土地，保有土地，所需忍受的過重負擔——高率地租。
從這裡，我們畢竟探索到了中國奇重的地租之存在基礎了。
本篇問題研究 一、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的劃分，為什麼采取了工資方式以後，便不大為一般人，一般經濟學者所認識？ 二、亞丹斯密有關中國工資的理解，是否正确？ 三、“自宅工資作業”與“外出工資作業”，對于此後工業的發展，有何利與不利的影響？ 四、中國新式産業上的雇傭勞動條件，為什麼也不能現代化？ 五、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榨取關系，大體上是把種種雇傭勞動條件，作為其現實的基礎，此點将如何說明？ 六、中國農村的小佃農，原來與資本社會的租地農業家，有着本質的差别，但他們為什麼也取得有剝削雇農的資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