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中國利息形态與利潤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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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業，主要就是由那些産業發生恐慌所引起的。
最後，由上面的說明，似乎我們的商業，也并不能完全離開産業而獨立發展，縱令如此，在它的利潤終歸是把産業上的剩餘勞動生産物或剩餘價值作為其來源的限内，新舊産業的破滅，到底是會使它那種利潤源泉涸竭的。
五 中國利息利潤的綜合觀察及其在當前的新姿态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已了解中國的利息形态與利潤形态，正好是我們那種商品、貨币與資本運動過程中的必然産物。
雖然它們分别對于那種商品、貨币、資本運動過程，同時又在盡着規制或者調節的功能。
本來，利息及利潤，都可理解為關系資本流通的調節因素。
是資本流通的原因，同時又是資本流通的結果。
資本不問其來源如何，它在社會作為産業資本使用，作為生息資本使用，抑是作為商業資本使用，一般是把利潤（産業的與商業的）率或利息率作為其流通的指标。
迨它依照這利潤率或利息率的高低，而确定了用途，這用途就将以等于或大于或小于原來作為其流通指标的利潤率或利息率，給予它以報酬。
但這樣的資本流通過程，是隻有在資本主義的商品貨币關系，已經一般确立了的社會，才能實現的。
換言之，就是要産業資本在總生産過程中，把生息資本及商業資本，分别作為其經營貨币與經營商品的助手的關系已經确立了的社會，才能實現的。
像在我們這種社會，商品主要還不曾脫卻單純商品的形态，它生産出來，有的即使不免要投入流通過程，但其目的顯然不是為了利潤，由是，它所由生産出來的生産手段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甚且不是當作資本。
貨币主要亦不曾脫卻适應單純商品流通的形态，它的運用，并不是為了拿去購付生産手段價值與勞動力價值或者實現商品的剩餘價值。
這種商品形态與貨币形态，已經先天的限制了它待轉化的資本的流通性質。
不過，我們的商品與貨币如系完全采取這種形态，則我們社會如其發生資本流通問題，那就隻是高利貸資本與商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
隻有高利貸的利息與商業利潤（我們暫且不涉及地租）在其間發生不大明确定規的調節限制作用。
但我們的商品貨币關系，至少，已早允許産業資本取得社會的存在了。
而一向當作資本流通之節制因素的高利貸利息與商業資本利潤，早已不能完全忽視産業資本利潤在其間的作用了。
根據上面的研究，我們似可在這裡指證一個定則，在産業資本已正式對高利貸資本及商業資本采行對立姿态，但卻又不曾成就其對後二者之統治，即使後二者轉形變質的受其支配的場合，後二者始終是“朋比為奸”的給它以阻礙。
比如說：在利息變異過于懸殊，且又無形成了各種基準，以妨阻産業資本利潤平均化的場合，商業資本利潤，就更好利用産業沒有一般利潤率的機會，依各種方式侵蝕産業的利得，同時，在商業正憑借外力，從多方面予産業以打擊的場合，産業就因它自身無法造成擴大再生産規模的累積，乃不得不在高利貸資本，新式銀行資本乃至外商銀行資本的多重差别利率的束縛鉗制下，受到迫害。
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在本質上是有對新式産業資本采取共同行動的要求的，但這要求，是通過許多事實表現出來，而其中比較有決定性的事實，就是商業資本是最易改變用途的，與産業資本比較，高利貸資本乃至銀行資本，亦有此種性質。
因此，在産業前途荊棘孔多，利潤難有把握的情形下，生息資本與商業資本間的交往，就更形密切。
社會資本就主要是把商業利潤與生息資本利息，作為其流通的機鍵。
而在此兩者中，生息資本利息率，更做了商業利潤要求的指标。
過去産業證券市場的不振，而金融市場、公債、地産市場，卻意外顯得熱鬧，那也可以看出此中的一些盈虛的消息。
但是，我們還有需要在這裡順便說明的一點，即利息的差異及其變動過大，對于産業資本諸多妨礙，那同時也不會妨礙商業資本利潤率的一般化麼？這是容易解答的。
商業資本在它不曾當作産業資本的一個輔助部分，而采取獨立形态的限内，盡管在某些場合，還要把比較市價與生産價格的任務，擺在商業方面，但在商業者本身，但卻并不希望把其中的底細揭穿，他的欺騙哲學，是要在不成規律，沒有章則的情形下，才好“混水摸魚”的（雖然在它變質為現代性商業的其他條件齊備了的時候，它卻又特别的需要規律與秩序。
）所以，利息率上的莫大差異，它倒很可當作一個有利的條件來利用。
即非如此，它的流動性與機動性，亦是不難讓它去有效适應那些不同利息基準的。
也許正因如此，新式工業乃至制造業獨立手工業，盡管對于各地利息變異，感到是它們經營上的大障礙，但一般商業卻像是很能應付裕如的。
抗戰發生以後，整個國民經濟改變了它的輪廓。
利息及利潤個别的及其相互的關系，自然也有不少的變動。
但變動不論發生在那一方面，卻并不曾改變我們上述的定則，也許更把那些定則加強了。
在抗戰初期，社會資金在要求高利得，同時，更特别要求安全的情形下，都相率以更迅速的步調，沿着以往的集中途徑，彙擠到外人勢力所在的滬港各埠。
由于貨币改革，統一發行的結果，實的金銀盡管在維持外彙及資金多方逃避的情形下，陸續外運了，而虛的資金，即用各種票據、證券代表着的資金，卻分外顯得充斥。
自限制提存令公布，國人的銀行錢業，早變成了金利生活者的畏途，各種商業投機活動至是乃更趨劇烈，商業利用戰時種種有利條件，利市百倍，生息資本利息，已顯得黯然無光了。
迨滬港相繼淪陷，對外貿易全部陷入絕境，商業的買辦性是暫時被中止了，但因其買辦性中止，并非由于産業的發展，同時，産業上已有的薄弱基礎，且還随買辦性條件的喪失而歸于瓦解，這就使商業得恣意利用僅有的現代商品貨币發展關系，又利用一切因産業不發達而保留而強化的落後社會關系，而盡量發揮其投機操縱的性能。
商業上的暴利或高率利潤，已在貨币膨脹，物價飛漲中，把産業資本利潤乃至生息資本利息，壓縮到了不足齒數的程度。
社會資金似乎隻在把某些部門或某些地區的特殊商業利潤，看作其集中的指标。
不獨政府提高利率，獎勵存款的金融措施，收效不見顯著，就是受到多方資助支持的産業利潤，亦不能惹人注目，生息資本利息和産業利潤，簡直像失掉了它們對于資金流通的制約作用。
不過，生息資本與商業資本，究不失孿生兄弟。
商業高率利潤的來源，如果是得自商人以外的其他社會階層，則由此造成的其他社會階層的貧困與缺乏，就定然會為生息資本造出需要的前提；同時，社會資金集中到商業方面，一方面雖會因此形成遊資過剩現象，另一方面，卻并不因為商業上遊資過剩，就斷定一切商人或一切準備經商的人，都有足額的資本；在商業愈集中，有愈大的規模，就愈能運用落後社會關系，發揮其囤積居奇本領的情形下，商人雖然因貨币不絕貶值關系，想不絕用去他們手中的錢，但同時為了較大量的買進，又需求備有較多量的錢。
這就是說，社會各階層乃至商人階層本身，都需要錢。
那還不是生息資本的活動的好機會麼？銀行不能吸收存款，隻不過因為銀行所定利率與商業利潤太懸殊了；工業上資金周轉不來，隻不過因為工業所能擔當的利息太輕微了。
在有了錢，盡可當作商業資本用，而不必當作生息資本用；當作商業資本用，不僅要時髦些，且還沒有更大更多煩累的場合，如其要從他貸款，他就顯然會把他的利息率，提高到以商業資本為水準，不但如此，他為了要保證這種高利息率，一定會采取實物形态。
以實物借償，如借錢還物，借物還物，在戰前，隻是在較落後地帶才實行，而于目前，則已差不多當作一般的形态在普及着，已經像傳染病一樣由農村擴展到都市了。
這種實物借貸的利息率，如借谷一擔，或借一擔谷所值價格五十元，約定一年子母償還兩擔，就實物講，已是百分之百的利息率了，這在戰前，本是列在第三基準的高利貸的利息率，但在今日，除了官方銀行帶有救濟性質的額定放款外，任何生息資本，必不會以這種利息率為滿足。
可是實物貸償，就除了這百分之百的實在利率，還有一個算法。
如在借償的一年期内谷價由五十元漲到一百元，是五十元變成了二百元，是百分之四百的利率；如谷價由五十元漲到二百元，谷兩擔，便是四百元，是百分之八百的利率。
在這種條件下，或在更高的實物利率的條件下，生息資本的利得，就不一定比商業資本的高利潤，更有遜色。
商業資本被換成了實物，商家是希望其大漲特漲。
愈漲愈有利益，生息資本以這個形态貸放出去了，貸借者亦是希望其所償貸對象物的大漲特漲，愈漲愈有利益，在這種限度内，生息資本簡直變成了商業資本的一個亞種。
它貸出去，就等于囤積在那裡，不過，囤積隻收得漲價的利益，而這種特殊的囤積方式，還使被囤積的東西，自己成倍的增殖起來。
不過，生息資本不論怎樣變形變法似的在适應商業資本統治的特殊場面，它在實際活動上，究有了不少的變遷，生息資本的利息率，已經不是商業利潤的指标，反過來，商業利潤率，卻或隐或顯的做了生息資本利息的指标。
在這種現實變動過程中，過去的三個利息基準，亦早不能支持其原有的限界了。
外人的金融勢力，在戰時滬港淪陷而失其活動基地，戰後形式上的不平等條件撤廢，亦多少有限制影響。
中國都市金融業與農村高利貸業在利息率上的大差異，不但被異常高率的商業利潤顯得其極其輕微，就是新式銀行業要求過去高利貸的利息率，一般人還會特别予以“同情”的原諒。
一切已變得使人不能用原來的評價去考察當前的金利行情了。
然而形式上不論怎樣改變，不論商業資本利潤在戰時如何規制着生息資本利息，而目前的非常可怕的高率生息資本利息，又在如何制約着商業資本利潤，它們任一方面的暴利，或相互間角逐比賽所掙得的超額利得，最後都是把國内大大小小的生産事業作為犧牲。
本篇問題研究 一、利潤形态的發生與發現，一般是落在利潤形态之後，其原由安在？ 二、由利息率決定利潤率，和由利潤率決定利息率，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何不同的影響？ 三、以往通行在中國社會的幾個不同的利息基準，相互間在怎樣發生作用？其後果怎樣？ 四、我們的産業利潤，為什麼總不能擺脫利息的桎梏？這與剩餘價值的分割有什麼關系？ 五、商業資本控制并侵蝕産業資本，試從商業利潤對産業（資本）利潤的掠奪與混取上予以說明。
我們的銀行資本，為什麼在這裡不支援産業資本，卻去幫助商業資本？ 六、在目前，原有的諸傾向，是改變了，還是加強了？
最後，由上面的說明，似乎我們的商業，也并不能完全離開産業而獨立發展，縱令如此，在它的利潤終歸是把産業上的剩餘勞動生産物或剩餘價值作為其來源的限内，新舊産業的破滅，到底是會使它那種利潤源泉涸竭的。
五 中國利息利潤的綜合觀察及其在當前的新姿态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已了解中國的利息形态與利潤形态，正好是我們那種商品、貨币與資本運動過程中的必然産物。
雖然它們分别對于那種商品、貨币、資本運動過程，同時又在盡着規制或者調節的功能。
本來，利息及利潤，都可理解為關系資本流通的調節因素。
是資本流通的原因，同時又是資本流通的結果。
資本不問其來源如何，它在社會作為産業資本使用，作為生息資本使用，抑是作為商業資本使用，一般是把利潤（産業的與商業的）率或利息率作為其流通的指标。
迨它依照這利潤率或利息率的高低，而确定了用途，這用途就将以等于或大于或小于原來作為其流通指标的利潤率或利息率，給予它以報酬。
但這樣的資本流通過程，是隻有在資本主義的商品貨币關系，已經一般确立了的社會，才能實現的。
換言之，就是要産業資本在總生産過程中，把生息資本及商業資本，分别作為其經營貨币與經營商品的助手的關系已經确立了的社會，才能實現的。
像在我們這種社會，商品主要還不曾脫卻單純商品的形态，它生産出來，有的即使不免要投入流通過程，但其目的顯然不是為了利潤，由是，它所由生産出來的生産手段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甚且不是當作資本。
貨币主要亦不曾脫卻适應單純商品流通的形态，它的運用，并不是為了拿去購付生産手段價值與勞動力價值或者實現商品的剩餘價值。
這種商品形态與貨币形态，已經先天的限制了它待轉化的資本的流通性質。
不過，我們的商品與貨币如系完全采取這種形态，則我們社會如其發生資本流通問題，那就隻是高利貸資本與商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
隻有高利貸的利息與商業利潤（我們暫且不涉及地租）在其間發生不大明确定規的調節限制作用。
但我們的商品貨币關系，至少，已早允許産業資本取得社會的存在了。
而一向當作資本流通之節制因素的高利貸利息與商業資本利潤，早已不能完全忽視産業資本利潤在其間的作用了。
根據上面的研究，我們似可在這裡指證一個定則，在産業資本已正式對高利貸資本及商業資本采行對立姿态，但卻又不曾成就其對後二者之統治，即使後二者轉形變質的受其支配的場合，後二者始終是“朋比為奸”的給它以阻礙。
比如說：在利息變異過于懸殊，且又無形成了各種基準，以妨阻産業資本利潤平均化的場合，商業資本利潤，就更好利用産業沒有一般利潤率的機會，依各種方式侵蝕産業的利得，同時，在商業正憑借外力，從多方面予産業以打擊的場合，産業就因它自身無法造成擴大再生産規模的累積，乃不得不在高利貸資本，新式銀行資本乃至外商銀行資本的多重差别利率的束縛鉗制下，受到迫害。
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在本質上是有對新式産業資本采取共同行動的要求的，但這要求，是通過許多事實表現出來，而其中比較有決定性的事實，就是商業資本是最易改變用途的，與産業資本比較，高利貸資本乃至銀行資本，亦有此種性質。
因此，在産業前途荊棘孔多，利潤難有把握的情形下，生息資本與商業資本間的交往，就更形密切。
社會資本就主要是把商業利潤與生息資本利息，作為其流通的機鍵。
而在此兩者中，生息資本利息率，更做了商業利潤要求的指标。
過去産業證券市場的不振，而金融市場、公債、地産市場，卻意外顯得熱鬧，那也可以看出此中的一些盈虛的消息。
但是，我們還有需要在這裡順便說明的一點，即利息的差異及其變動過大，對于産業資本諸多妨礙，那同時也不會妨礙商業資本利潤率的一般化麼？這是容易解答的。
商業資本在它不曾當作産業資本的一個輔助部分，而采取獨立形态的限内，盡管在某些場合，還要把比較市價與生産價格的任務，擺在商業方面，但在商業者本身，但卻并不希望把其中的底細揭穿，他的欺騙哲學，是要在不成規律，沒有章則的情形下，才好“混水摸魚”的（雖然在它變質為現代性商業的其他條件齊備了的時候，它卻又特别的需要規律與秩序。
）所以，利息率上的莫大差異，它倒很可當作一個有利的條件來利用。
即非如此，它的流動性與機動性，亦是不難讓它去有效适應那些不同利息基準的。
也許正因如此，新式工業乃至制造業獨立手工業，盡管對于各地利息變異，感到是它們經營上的大障礙，但一般商業卻像是很能應付裕如的。
抗戰發生以後，整個國民經濟改變了它的輪廓。
利息及利潤個别的及其相互的關系，自然也有不少的變動。
但變動不論發生在那一方面，卻并不曾改變我們上述的定則，也許更把那些定則加強了。
在抗戰初期，社會資金在要求高利得，同時，更特别要求安全的情形下，都相率以更迅速的步調，沿着以往的集中途徑，彙擠到外人勢力所在的滬港各埠。
由于貨币改革，統一發行的結果，實的金銀盡管在維持外彙及資金多方逃避的情形下，陸續外運了，而虛的資金，即用各種票據、證券代表着的資金，卻分外顯得充斥。
自限制提存令公布，國人的銀行錢業，早變成了金利生活者的畏途，各種商業投機活動至是乃更趨劇烈，商業利用戰時種種有利條件，利市百倍，生息資本利息，已顯得黯然無光了。
迨滬港相繼淪陷，對外貿易全部陷入絕境，商業的買辦性是暫時被中止了，但因其買辦性中止，并非由于産業的發展，同時，産業上已有的薄弱基礎，且還随買辦性條件的喪失而歸于瓦解，這就使商業得恣意利用僅有的現代商品貨币發展關系，又利用一切因産業不發達而保留而強化的落後社會關系，而盡量發揮其投機操縱的性能。
商業上的暴利或高率利潤，已在貨币膨脹，物價飛漲中，把産業資本利潤乃至生息資本利息，壓縮到了不足齒數的程度。
社會資金似乎隻在把某些部門或某些地區的特殊商業利潤，看作其集中的指标。
不獨政府提高利率，獎勵存款的金融措施，收效不見顯著，就是受到多方資助支持的産業利潤，亦不能惹人注目，生息資本利息和産業利潤，簡直像失掉了它們對于資金流通的制約作用。
不過，生息資本與商業資本，究不失孿生兄弟。
商業高率利潤的來源，如果是得自商人以外的其他社會階層，則由此造成的其他社會階層的貧困與缺乏，就定然會為生息資本造出需要的前提；同時，社會資金集中到商業方面，一方面雖會因此形成遊資過剩現象，另一方面，卻并不因為商業上遊資過剩，就斷定一切商人或一切準備經商的人，都有足額的資本；在商業愈集中，有愈大的規模，就愈能運用落後社會關系，發揮其囤積居奇本領的情形下，商人雖然因貨币不絕貶值關系，想不絕用去他們手中的錢，但同時為了較大量的買進，又需求備有較多量的錢。
這就是說，社會各階層乃至商人階層本身，都需要錢。
那還不是生息資本的活動的好機會麼？銀行不能吸收存款，隻不過因為銀行所定利率與商業利潤太懸殊了；工業上資金周轉不來，隻不過因為工業所能擔當的利息太輕微了。
在有了錢，盡可當作商業資本用，而不必當作生息資本用；當作商業資本用，不僅要時髦些，且還沒有更大更多煩累的場合，如其要從他貸款，他就顯然會把他的利息率，提高到以商業資本為水準，不但如此，他為了要保證這種高利息率，一定會采取實物形态。
以實物借償，如借錢還物，借物還物，在戰前，隻是在較落後地帶才實行，而于目前，則已差不多當作一般的形态在普及着，已經像傳染病一樣由農村擴展到都市了。
這種實物借貸的利息率，如借谷一擔，或借一擔谷所值價格五十元，約定一年子母償還兩擔，就實物講，已是百分之百的利息率了，這在戰前，本是列在第三基準的高利貸的利息率，但在今日，除了官方銀行帶有救濟性質的額定放款外，任何生息資本，必不會以這種利息率為滿足。
可是實物貸償，就除了這百分之百的實在利率，還有一個算法。
如在借償的一年期内谷價由五十元漲到一百元，是五十元變成了二百元，是百分之四百的利率；如谷價由五十元漲到二百元，谷兩擔，便是四百元，是百分之八百的利率。
在這種條件下，或在更高的實物利率的條件下，生息資本的利得，就不一定比商業資本的高利潤，更有遜色。
商業資本被換成了實物，商家是希望其大漲特漲。
愈漲愈有利益，生息資本以這個形态貸放出去了，貸借者亦是希望其所償貸對象物的大漲特漲，愈漲愈有利益，在這種限度内，生息資本簡直變成了商業資本的一個亞種。
它貸出去，就等于囤積在那裡，不過，囤積隻收得漲價的利益，而這種特殊的囤積方式，還使被囤積的東西，自己成倍的增殖起來。
不過，生息資本不論怎樣變形變法似的在适應商業資本統治的特殊場面，它在實際活動上，究有了不少的變遷，生息資本的利息率，已經不是商業利潤的指标，反過來，商業利潤率，卻或隐或顯的做了生息資本利息的指标。
在這種現實變動過程中，過去的三個利息基準，亦早不能支持其原有的限界了。
外人的金融勢力，在戰時滬港淪陷而失其活動基地，戰後形式上的不平等條件撤廢，亦多少有限制影響。
中國都市金融業與農村高利貸業在利息率上的大差異，不但被異常高率的商業利潤顯得其極其輕微，就是新式銀行業要求過去高利貸的利息率，一般人還會特别予以“同情”的原諒。
一切已變得使人不能用原來的評價去考察當前的金利行情了。
然而形式上不論怎樣改變，不論商業資本利潤在戰時如何規制着生息資本利息，而目前的非常可怕的高率生息資本利息，又在如何制約着商業資本利潤，它們任一方面的暴利，或相互間角逐比賽所掙得的超額利得，最後都是把國内大大小小的生産事業作為犧牲。
本篇問題研究 一、利潤形态的發生與發現，一般是落在利潤形态之後，其原由安在？ 二、由利息率決定利潤率，和由利潤率決定利息率，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何不同的影響？ 三、以往通行在中國社會的幾個不同的利息基準，相互間在怎樣發生作用？其後果怎樣？ 四、我們的産業利潤，為什麼總不能擺脫利息的桎梏？這與剩餘價值的分割有什麼關系？ 五、商業資本控制并侵蝕産業資本，試從商業利潤對産業（資本）利潤的掠奪與混取上予以說明。
我們的銀行資本，為什麼在這裡不支援産業資本，卻去幫助商業資本？ 六、在目前，原有的諸傾向，是改變了，還是加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