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中國利息形态與利潤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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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同時也不能對商業利潤立在支配地位，而不免受其支配劫持。
中國的商業資本形态，前面已講過許多了。
那種商業資本形态本身，就已經決定了它對産業資本的關系，從而，決定了它的利潤對産業資本利潤的關系。
那種關系，就現代社會講，是反常的，但就過去社會講，卻甯是正常的。
影響産業利潤的高率利息，在它是為高率商業利潤所牽引的限内，可以認為是商業利潤間接的或通過利息予産業利潤的壓制。
以下我們将要述及它直接妨阻産業利潤的全曆程，因為那是不容易橫斷的去說明的。
在農村從事産業活動的獨立生産者，他們的生産，顯然是小規模的，零碎的，分散的，但卻不一定是能自給的。
他們需要用自己消費不了的剩餘生産物，去交換自己所需要的他人消費不了的剩餘生産物。
換言之，他們要在某種限度依賴市場，可是他們不易接近市場，也無法确定行市，由是，為他們負起通有于無的責任，為他們流通單純商品的商人，同時，也代他們比較那些商品的價格。
這一來，多少依照着價值或生産價格買賣的過程，即利潤平均化的過程，就一向隻表現在流通範圍内的商業上。
至那種産業有無利潤，在何種程度實現利潤，反而成了一件無從索解且無關重要的事。
不但如此，商業利潤最後終歸是把獨立生産者的剩餘勞動作為基礎的事實，也因此掩飾了。
因為獨立生産者們本來就不是為了利潤生産。
而同時，作為其單純商品之交換媒介人的商業經營者，如非獲得赢利，就不肯去擔當那在某些場合，還不免冒險的煩累。
如此演化的結果，産業經營即使後來逐漸改變形态，露出了要求利潤的萌芽，那利潤也隻能是從商業利潤派生出來的。
這是過去普行于一切社會的通則。
如其說中國商業資本有它與外國很不相同的特質，它的利潤，亦仍隻在這個通則之下，表現為一種變例或者更加強這個通例的作用而已。
我們已在前面提論到中國商業與地權的聯系，設把地權理解為體現封建政治權勢的基石，則我們的商業經營者，就比較與封建權勢處在對立地位的歐洲商人，有更大欺騙掠取的可能。
與歐洲資本主義接觸以後，我們的商業，無疑在逐漸解除其對地權的聯系，但就在那種過程中，它卻又找到了新的靠山，它受到國際資本或帝國主義的支持；它離開了舊的特權，而寄生于新的特權中。
它似可一仍舊貫的予取予求，繼續任意擴大其利得了。
但這樣一種推行轉變，其間畢竟造出了一些限制其利得的前提。
首先，在商業與地權發生密切聯系的階段，商業主要是把獨立生産者手中的剩餘生産物變為商品。
這時欺騙掠取的對象，是容易欺騙也可能任意掠取的農民及手工業者。
到了它附上了買辦特質的階段，都市方面許多生産物，已經是當作商品生産出來，即在農村裡面，為适應國際市場要求，有不少地方，不少門類的農業，已經在專門化，商品化。
這就是說，這時同商人交手的對象，已不像先前那樣容易欺騙，那樣可以任意掠奪了。
他們不但較易接近市場，他們并由生産方法的逐漸改變上，逐漸認知了産業利潤的意義及其重要性。
利潤平均化過程，至少已由商業擴展到新式工業及制造業上了。
人們至少已感知産業利潤同商業利潤是處在對等重要地位。
但雖然如此，一般人還不易看出它們的差别作用，這也許是因為在事實上，還不允許把它們的社會關系，合理的倒轉過來。
我們一直還逗留在這一個境地。
現代型産業在中國的出現，自然是産業利潤取得存在的前提。
但産業利潤被認知其存在為一事，它能在何種程度被實現為又一事。
前者是關系産業性質的問題，一切以現代生産方法經營的産業，都要求利潤，但它能在何種程度實現其利潤要求呢？那卻很可說是關系産業數量的問題，我們中國是不發生前一問題的，誰都不懷疑中國已有新式産業經營，但卻易發生這後一問題，大家不已是慣把“質”的問題的考察，徑行代替其“量”的考察麼？ 産業上的生産方法的變更，即由獨立手工業者與小農的生産形态，變為大規模生産，并不是一蹴可成的，那是由一個部門一個部門的，一個地區一個地區的緩慢進行的，因此，産業利潤的前提，雖會由此慢慢造出來，但它并不一定也不能就因此采取相應的平均化利潤的姿态。
一個孤立在舊式生産方式中的新型産業，甚至一部門孤立在其他一切舊式生産部門中的新型産業，均不能談到平均産業利潤法則，隻有在新式産業在數量上，已經全面的對落後的舊型産業取得了壓倒優勢的場合，才能表現出來。
我們的産業，顯然離這個發展階段還遠，因之，我們就不難測知中國産業利潤，還不能依平均利潤法則去較量它。
但這裡有一個看似矛盾的命題。
新式産業在未取得壓倒社會優勢以前，是不能談到合理的平均利潤的；構成其合理利潤的許多條件，即新式産業借此對舊式産業表現其有利優點的許多條件，是不能在舊的生産方法支配之下形成的；但同時它要擴大其社會優勢，又須得到合理的利潤以資敦促，并作為擴大再生産的手段。
對于這個矛盾，近代各國是用政治的力量，加強破壞舊的關系，同時保育新的關系去解決的。
我們已在利息形态的說明中，提到了有關低利通融乃至獎助的諸種方式。
論到這裡，又須回顧到它們在商業上采行的各種保護設施。
如其說，許多近代國家的初期産業，有的甚至掙到了期望以上的利潤，我們決不能因此就斷定那純是新式産業對舊産業表現了極有利的優點的結果。
至少，其中有一大部分要歸因于經濟以外的力量的支持。
這所謂經濟以外的力量，除了在利息上商業政策上給予種種便利外，還有賦稅上的新特點，但最關重要的，還是依各種明定的或默許的方式，使其對于剝削基礎的勞動力，盡力成就其可能的貢獻。
近代新式産業是這樣“造就”出來的。
它在初期以後，逐漸在利得的方面，獲有超越商業的優勢，它在社會地位方面，亦壓倒了舊的産業，在這過程中，許多關系産業發展的一切條件，都改變了，平均利潤化的過程，才次第由商業方面，移到産業方面；商業已經是當作産業的一個機構在作用着，它的利潤，則是比照它對産業的“服務”限度而被規定了的。
社會的局面，各種社會關系，這才認真倒轉過來。
上面講了這些，似乎離開本題了，但其實通是中國産業利潤對商業利潤關系的反面。
我們已确實存在着，并在各種有利機會下，展開過近代型産業。
可是，在我們産業向着現代型轉化的當中，卻不但不曾在利潤方面，受到經濟以外的力量所支持，卻反而受到了那種力量的阻害。
中國近代商業的買辦性，其本質就是排斥産業的。
它在國際資本的作用下，擔當了為外國産業服務的任務，它就不需要也不能更為中國産業服務。
這是中國産業很不易把商業轉化成為它的服務者的根本障礙。
況加依托外國特權所掙得的大利潤，更助長了買辦商業對于民族産業的驕矜戆态，在這種情形下，單是實行近代各國在金融、商業、賦稅上所給予産業的各種“溫情”幫助，還不一定能把産業利潤，提到商業利潤的水準，或進而超越商業利潤；那頗需要采行較徹底的方法，從一般社會基礎上，挖去商業資本，從而帝國主義政策行動的依據。
如其那種行動依據還安然存在着，那就不但會根本妨阻産業利潤受到金融賦稅諸方面的特别培育，而在大抵的場合，且可能使那種培育的“實惠”，中途轉化去，更反過來，變成産業的負累和壓力，這早已不是理論，而是事實。
如其産業對商業之社會優勢的形成，需要借政治的力量，來分别抑揚它們的利潤，是一個原則，則我們在外力挾持下的國家，要成就那種社會轉變，就須活用那個原則，不能同那些僅須打破國内傳統社會關系的近代西歐諸國，采行同一的方法和步驟。
然而在大體上，我們似乎把那個原則看得太刻闆了，或者太沒有看準那個原則，因而就隻就一些枝節表象方面照着先進國的榜樣作去，結局，已經利用各種機會建立起來的若幹産業，因為得不到相當的利潤，有許多失敗了，崩潰了，而可能慢慢發展新式規模的産業，亦因得不到相當的利潤，有許多一走到制造業的階段就停下了或者是沒落了。
産業一直在坎坷不振中。
它不能由本身累積起擴大再生産的基礎，它就無法在量上增加優勢，因而也就不能在質上表現優越，這反複造出了緻命的結局。
但事情還有比這更壞的一面。
新式産業不能發達，舊式的落後産業，卻竟在國内外新式産業的影響下，差不多全面臨到了破滅的絕境。
而同時在這種情形下被解體了的傳統農工共同體，被喪失了機能作用的獨立生産組織的諸要素——人的要素與物的要素，盡管無法被吸收被集中到新式産業中，但卻為商業資本活動開拓了更廣泛深入的通路。
在這種限度内，商業資本不但不利于新式産業的成長，更使得舊式産業毀滅。
它的獨立發展性，因為被附上了買辦性，就如同猛虎附翼一般的猖狂起來，它的高率利潤的基礎，盡管仍是破碎支離的新舊産業，但由于它是通過外國種種特權取得那種高率利潤，這就好像是在産業的廢墟上，蕃殖商業的果實似的。
結局，由高率商業利潤累積所擴大的商業規模，特别在國際資本作用之下，就造成了它得任意驅使禦用産業的社會優勢。
産業盡管在被人重視，産業利潤盡管被一些人看得比商業利潤還重要，但産業既然一般的變成了商業的服務者，作為其“服務”報酬的利潤，自然要從其主人的總所得中分派出來。
這是抗戰發動以前的一般情形。
如其需要提出那一般情形中的若幹特例，即若幹方面的産業，還能維持其場面，并在某些場合，表現了成長趨勢，同時，若幹方面的商業，有的早顯出了衰落的征候，有的且已崩潰了，這都不是意外的。
關于前者，為了說明上的便利，我将在另文論工資，論地租中分别予以補述。
至若一般獲得高率利潤的商業中，亦有破産現象發生，那仍可就中國利潤形态的特質來說明，中國商業對于産業的優勢，并不能理解為一切商業都能保障其繁昌，單就商業領域說，其資本的累積與集中，同時還是由犧牲同業來達成的。
大商業吞并小商業的情形，在商業不受産業規制而獨立活動的條件下，是更易發生的。
其次，商業利潤如同帝國主義特權發生聯系，則其利潤的大小，就要看它對那種特權有無聯系，或聯系的密切程度如何。
自然，各個帝國主義者的不同商業政策，也是會大大影響其依托者的利得的。
又其次，在一般具有買辦性的商業中，究也有不少與民族産業發生較密切關系的，特别是那一部分在前次大戰的有利機會中建立起來的民族産業，自更能誘緻當時因對外貿易中落，以緻“惶惶無主”的許多商業，與它發生聯系。
據估計，抗戰數年前各大都市商店的倒閉
中國的商業資本形态，前面已講過許多了。
那種商業資本形态本身，就已經決定了它對産業資本的關系，從而，決定了它的利潤對産業資本利潤的關系。
那種關系，就現代社會講，是反常的，但就過去社會講，卻甯是正常的。
影響産業利潤的高率利息，在它是為高率商業利潤所牽引的限内，可以認為是商業利潤間接的或通過利息予産業利潤的壓制。
以下我們将要述及它直接妨阻産業利潤的全曆程，因為那是不容易橫斷的去說明的。
在農村從事産業活動的獨立生産者，他們的生産，顯然是小規模的，零碎的，分散的，但卻不一定是能自給的。
他們需要用自己消費不了的剩餘生産物，去交換自己所需要的他人消費不了的剩餘生産物。
換言之，他們要在某種限度依賴市場，可是他們不易接近市場，也無法确定行市，由是，為他們負起通有于無的責任，為他們流通單純商品的商人，同時，也代他們比較那些商品的價格。
這一來，多少依照着價值或生産價格買賣的過程，即利潤平均化的過程，就一向隻表現在流通範圍内的商業上。
至那種産業有無利潤，在何種程度實現利潤，反而成了一件無從索解且無關重要的事。
不但如此，商業利潤最後終歸是把獨立生産者的剩餘勞動作為基礎的事實，也因此掩飾了。
因為獨立生産者們本來就不是為了利潤生産。
而同時，作為其單純商品之交換媒介人的商業經營者，如非獲得赢利，就不肯去擔當那在某些場合，還不免冒險的煩累。
如此演化的結果，産業經營即使後來逐漸改變形态，露出了要求利潤的萌芽，那利潤也隻能是從商業利潤派生出來的。
這是過去普行于一切社會的通則。
如其說中國商業資本有它與外國很不相同的特質，它的利潤，亦仍隻在這個通則之下，表現為一種變例或者更加強這個通例的作用而已。
我們已在前面提論到中國商業與地權的聯系，設把地權理解為體現封建政治權勢的基石，則我們的商業經營者，就比較與封建權勢處在對立地位的歐洲商人，有更大欺騙掠取的可能。
與歐洲資本主義接觸以後，我們的商業，無疑在逐漸解除其對地權的聯系，但就在那種過程中，它卻又找到了新的靠山，它受到國際資本或帝國主義的支持；它離開了舊的特權，而寄生于新的特權中。
它似可一仍舊貫的予取予求，繼續任意擴大其利得了。
但這樣一種推行轉變，其間畢竟造出了一些限制其利得的前提。
首先，在商業與地權發生密切聯系的階段，商業主要是把獨立生産者手中的剩餘生産物變為商品。
這時欺騙掠取的對象，是容易欺騙也可能任意掠取的農民及手工業者。
到了它附上了買辦特質的階段，都市方面許多生産物，已經是當作商品生産出來，即在農村裡面，為适應國際市場要求，有不少地方，不少門類的農業，已經在專門化，商品化。
這就是說，這時同商人交手的對象，已不像先前那樣容易欺騙，那樣可以任意掠奪了。
他們不但較易接近市場，他們并由生産方法的逐漸改變上，逐漸認知了産業利潤的意義及其重要性。
利潤平均化過程，至少已由商業擴展到新式工業及制造業上了。
人們至少已感知産業利潤同商業利潤是處在對等重要地位。
但雖然如此，一般人還不易看出它們的差别作用，這也許是因為在事實上，還不允許把它們的社會關系，合理的倒轉過來。
我們一直還逗留在這一個境地。
現代型産業在中國的出現，自然是産業利潤取得存在的前提。
但産業利潤被認知其存在為一事，它能在何種程度被實現為又一事。
前者是關系産業性質的問題，一切以現代生産方法經營的産業，都要求利潤，但它能在何種程度實現其利潤要求呢？那卻很可說是關系産業數量的問題，我們中國是不發生前一問題的，誰都不懷疑中國已有新式産業經營，但卻易發生這後一問題，大家不已是慣把“質”的問題的考察，徑行代替其“量”的考察麼？ 産業上的生産方法的變更，即由獨立手工業者與小農的生産形态，變為大規模生産，并不是一蹴可成的，那是由一個部門一個部門的，一個地區一個地區的緩慢進行的，因此，産業利潤的前提，雖會由此慢慢造出來，但它并不一定也不能就因此采取相應的平均化利潤的姿态。
一個孤立在舊式生産方式中的新型産業，甚至一部門孤立在其他一切舊式生産部門中的新型産業，均不能談到平均産業利潤法則，隻有在新式産業在數量上，已經全面的對落後的舊型産業取得了壓倒優勢的場合，才能表現出來。
我們的産業，顯然離這個發展階段還遠，因之，我們就不難測知中國産業利潤，還不能依平均利潤法則去較量它。
但這裡有一個看似矛盾的命題。
新式産業在未取得壓倒社會優勢以前，是不能談到合理的平均利潤的；構成其合理利潤的許多條件，即新式産業借此對舊式産業表現其有利優點的許多條件，是不能在舊的生産方法支配之下形成的；但同時它要擴大其社會優勢，又須得到合理的利潤以資敦促，并作為擴大再生産的手段。
對于這個矛盾，近代各國是用政治的力量，加強破壞舊的關系，同時保育新的關系去解決的。
我們已在利息形态的說明中，提到了有關低利通融乃至獎助的諸種方式。
論到這裡，又須回顧到它們在商業上采行的各種保護設施。
如其說，許多近代國家的初期産業，有的甚至掙到了期望以上的利潤，我們決不能因此就斷定那純是新式産業對舊産業表現了極有利的優點的結果。
至少，其中有一大部分要歸因于經濟以外的力量的支持。
這所謂經濟以外的力量，除了在利息上商業政策上給予種種便利外，還有賦稅上的新特點，但最關重要的，還是依各種明定的或默許的方式，使其對于剝削基礎的勞動力，盡力成就其可能的貢獻。
近代新式産業是這樣“造就”出來的。
它在初期以後，逐漸在利得的方面，獲有超越商業的優勢，它在社會地位方面，亦壓倒了舊的産業，在這過程中，許多關系産業發展的一切條件，都改變了，平均利潤化的過程，才次第由商業方面，移到産業方面；商業已經是當作産業的一個機構在作用着，它的利潤，則是比照它對産業的“服務”限度而被規定了的。
社會的局面，各種社會關系，這才認真倒轉過來。
上面講了這些，似乎離開本題了，但其實通是中國産業利潤對商業利潤關系的反面。
我們已确實存在着，并在各種有利機會下，展開過近代型産業。
可是，在我們産業向着現代型轉化的當中，卻不但不曾在利潤方面，受到經濟以外的力量所支持，卻反而受到了那種力量的阻害。
中國近代商業的買辦性，其本質就是排斥産業的。
它在國際資本的作用下，擔當了為外國産業服務的任務，它就不需要也不能更為中國産業服務。
這是中國産業很不易把商業轉化成為它的服務者的根本障礙。
況加依托外國特權所掙得的大利潤，更助長了買辦商業對于民族産業的驕矜戆态，在這種情形下，單是實行近代各國在金融、商業、賦稅上所給予産業的各種“溫情”幫助，還不一定能把産業利潤，提到商業利潤的水準，或進而超越商業利潤；那頗需要采行較徹底的方法，從一般社會基礎上，挖去商業資本，從而帝國主義政策行動的依據。
如其那種行動依據還安然存在着，那就不但會根本妨阻産業利潤受到金融賦稅諸方面的特别培育，而在大抵的場合，且可能使那種培育的“實惠”，中途轉化去，更反過來，變成産業的負累和壓力，這早已不是理論，而是事實。
如其産業對商業之社會優勢的形成，需要借政治的力量，來分别抑揚它們的利潤，是一個原則，則我們在外力挾持下的國家，要成就那種社會轉變，就須活用那個原則，不能同那些僅須打破國内傳統社會關系的近代西歐諸國，采行同一的方法和步驟。
然而在大體上，我們似乎把那個原則看得太刻闆了，或者太沒有看準那個原則，因而就隻就一些枝節表象方面照着先進國的榜樣作去，結局，已經利用各種機會建立起來的若幹産業，因為得不到相當的利潤，有許多失敗了，崩潰了，而可能慢慢發展新式規模的産業，亦因得不到相當的利潤，有許多一走到制造業的階段就停下了或者是沒落了。
産業一直在坎坷不振中。
它不能由本身累積起擴大再生産的基礎，它就無法在量上增加優勢，因而也就不能在質上表現優越，這反複造出了緻命的結局。
但事情還有比這更壞的一面。
新式産業不能發達，舊式的落後産業，卻竟在國内外新式産業的影響下，差不多全面臨到了破滅的絕境。
而同時在這種情形下被解體了的傳統農工共同體，被喪失了機能作用的獨立生産組織的諸要素——人的要素與物的要素，盡管無法被吸收被集中到新式産業中，但卻為商業資本活動開拓了更廣泛深入的通路。
在這種限度内，商業資本不但不利于新式産業的成長，更使得舊式産業毀滅。
它的獨立發展性，因為被附上了買辦性，就如同猛虎附翼一般的猖狂起來，它的高率利潤的基礎，盡管仍是破碎支離的新舊産業，但由于它是通過外國種種特權取得那種高率利潤，這就好像是在産業的廢墟上，蕃殖商業的果實似的。
結局，由高率商業利潤累積所擴大的商業規模，特别在國際資本作用之下，就造成了它得任意驅使禦用産業的社會優勢。
産業盡管在被人重視，産業利潤盡管被一些人看得比商業利潤還重要，但産業既然一般的變成了商業的服務者，作為其“服務”報酬的利潤，自然要從其主人的總所得中分派出來。
這是抗戰發動以前的一般情形。
如其需要提出那一般情形中的若幹特例，即若幹方面的産業，還能維持其場面，并在某些場合，表現了成長趨勢，同時，若幹方面的商業，有的早顯出了衰落的征候，有的且已崩潰了，這都不是意外的。
關于前者，為了說明上的便利，我将在另文論工資，論地租中分别予以補述。
至若一般獲得高率利潤的商業中，亦有破産現象發生，那仍可就中國利潤形态的特質來說明，中國商業對于産業的優勢，并不能理解為一切商業都能保障其繁昌，單就商業領域說，其資本的累積與集中，同時還是由犧牲同業來達成的。
大商業吞并小商業的情形，在商業不受産業規制而獨立活動的條件下，是更易發生的。
其次，商業利潤如同帝國主義特權發生聯系，則其利潤的大小，就要看它對那種特權有無聯系，或聯系的密切程度如何。
自然，各個帝國主義者的不同商業政策，也是會大大影響其依托者的利得的。
又其次，在一般具有買辦性的商業中，究也有不少與民族産業發生較密切關系的，特别是那一部分在前次大戰的有利機會中建立起來的民族産業，自更能誘緻當時因對外貿易中落，以緻“惶惶無主”的許多商業，與它發生聯系。
據估計，抗戰數年前各大都市商店的倒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