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中國利息形态與利潤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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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的高利息,馬紮爾也認為是依據這個基準。

    )這種吓人聽聞的高利息率,用農村太缺乏資金來解釋,是頗不充分的,其基本關鍵,甯在借貸者不是為了從事生産經營,而是為了維持生活上的支出。

    農村一般獨立生産者的開支,無疑會有一部分可以視為是生産上的開支,至少維持他在生産過程中的那一部分生活費用,就是如此但如其他是無所事事的農村流浪者,他就根本沒有借貸的資格。

    他借貸,如其他生活無虞,純是為了維持生産支出,為了更新農具,購置肥料,雇用人力畜力,他就一定會盤算到他由此增加的收入,是否能抵償借入資本利息而尚有餘剩,在一般利潤率尚不曾建立起來的情形下,他也許暫以些少餘剩利益而滿足。

    但如連這點利益亦沒有,他就會盡可能在生産上因陋就簡,不肯去借貸了。

    在這場合,他對利息率的高低,還有表示選擇的餘地。

    換一個表現方式:就是生息資本的所有者,如不願他的資金呆放着,他就不能完全不顧及借貸者的赢益。

    把地租及商業利潤暫置不論,利息在這時還不能把産業利得全部吞蝕。

     如其這位生産者,對于上述各種生産要素,如農具、畜力、種子、肥料,都能勉強供應,隻對于支持到收獲以前的日數必需生活費發生問題,則在這種情形下,它對太高利息率,還保留有一些對抗的可能,那就是用生活手段壓迫生産手段的方式,把肥料、畜力、種子甚至農具,分途典質變賣為生活費用,必要時的勞力的雇用也予以中止。

    真有這種躲閃餘力的借貸者,他說不定還能期望放款的人降低其利率标準,利息率果然降低了,他由借貸把生活費用張羅到了,這時,他也許能叨自然的恩惠,在生産成本以外,還可掙到彌補其借貸利息的剩餘,在這場合,如其利息率再低一點,那剩餘中間有一部分,也許可以稱之為利潤。

     一旦,這生産者農民,遭到了極尋常的天災疾病或其他人禍,把極簡陋的生産手段大體處分了,而尚無以為生,他的借貸條件是低到無已複加了,這時能讓他選擇的,要就是立即死亡,或者就是威脅他日後生存的高利息率。

    這裡早沒有一點利潤的影子發生作用。

    把話倒過來說,利潤在這種場合的缺如,與其說是由于利息率太高,甯是由于當作利潤之存在依據的資本本來就不存在。

    農民窮到了幾乎單憑勞動力與自然力支持生産場面,高利息就不是當作原因,說有了它,利潤就無法成立,而實是當作原因的原因,說有了它,利潤成立的前提條件無法産生。

     盡管農村貸款關系的成立,有無限錯雜的因子在作用着,且不限于上述幾個例子,但把那看作是有關農民貸借景象的基本型,而由是理解農村利息率所以那樣高,那樣參差,那樣妨礙着利潤的實現,那也許不是怎樣遠于事實的。

    當然,就在我們農村,也并不是絕對沒有對雇用勞力利息建立起了現代關系的利潤形态,我們上面所說的,為了充實生産手段而挪債的農民,他所付的利息,就比較可能使貸借者降低到農村利率最低限,而由是允許若幹充作利潤的剩餘存在。

    但我們在這裡還隻看到問題的一個面,現代型的利潤的成立,同時須得把農民的勞動條件地租加入考慮的。

     也許說,現代資本主義諸社會關系的建立,是從都市慢慢延伸到農村的。

    我們都市方面的利息基準由百分之九到百分之二十,比農村一般的利息基準低了那麼多,如其說農村的最低利息率可能容允些許利潤萌芽存在,其最低限利率亦還低于農村最高限利率的都市方面的貸款,一定是不會怎樣限制利潤産生的。

    事實确也仿佛我們的推理。

     首先,我們得明了,有關借貸條件的都市居民的性質及其生活方式,是與農民兩樣的,特别是在新興都市裡,他們是從四面八方湊集起來,極沒有定着性,他們多半沒有血緣社會關系,沒有自己的居所,特别是沒有定着的土地——不論是自己的,抑是租得的——給他們以範圍和拘束。

    像這種人,大體可歸類為兩個成分,一是找工作做或已在工作中的無産勞動者,一是多少擁有各種形态資财的商工業者。

    論到借款,前者一般是沒有資格,至少亦不曾形成都市貸款的主要對象。

    在商工業者中,這裡是暫時需要把商人撇開的;從事工業經營的人,有獨立手工業者,制造業者及現代型的工業家,都市的獨立手工業者及很少一部分雇傭勞動者,也許是農村高利貸活動,還多少存在都市方面的現實依據。

    其餘一大部分的制造業家及工業家,他們要有所經營,當然不是為了謀生,而是為了牟利。

    有利可圖,即他們的生産經營,能給予他們以相當的利得或利潤,他們是樂于從事的。

    一旦利潤無着,而這利潤無着的原因又被發現是由于利息率過高,他們顯然會由停止借貸來停止其事業經營,而把他手中控制着的作為借貸之依據的資财,也轉向為比較不費氣力坐享其成的金融業的本錢。

     另一方面,在農村由地租由高利貸及其他原始方式累積的資金,無疑還希圖用一種方式,繼續增大其累積,但因鑒于農村動亂堪虞,自不免相率集中都市。

    可是由這種方式獲得,并由這種趨勢集中到都市的資金,在本質上,已把其所有者運用它的意向局限了。

    地租是坐享其成的收入,利息亦是坐享其成的收入。

    坐享慣了的人,要他到不大熟識的都市,去從事不大理解不大習慣的生産經營,自然是太強人所難了。

    最适合于他的生活方式,當然是金利生活者的生活方式, 有錢的人,不肯從事生産經營,而以從事金融業較合脾味,有資格借錢的人,如再顧慮利息率太高,無所獲利,而也甯願轉到金融業上去活動,結局,金融的供給超過需要,利息率是理應降低的。

    事實上,與農村比較,都市金融業的利息率,已算低得可觀了,不過,這已降低的利息水準,仍無大補于中國産業利潤的形成。

     由百分之九到百分之二十的利息率,比之我們的農村,誠然是夠低了,但比之外國,乃至比之外人在華銀行的利息率,不仍是太高了嗎?這裡有幾點須得弄清楚的:首先,我們金融界的利息率,為什麼不能再壓下到接近外人在華銀行的利息水準呢?這需要我們回顧前面的買辦性商業及參酌我們下節要說明的商業高額利潤。

    集注到都市金融界的資金,如其除了從事金利活動,就隻有投用到産業方面一個出路,它的利息,一定要注意到産業的利潤。

    如其它除了金融和産業以外,還有商業可供其運用資金的選擇;依前述資金來源及其集中過程,它在本質上,就甯願傾向商業,而商業依着種種特殊條件所能掙得的利潤,更加會促使它對于利息的考慮,不以産業利潤為準,而以商業利潤為準。

    因此之故,我們的生息資本的利息,就無法再降低了。

     其次,一國新式産業即使沒有外在的破壞力,它在開始時,亦會感到它對舊式産業的諸種有利優點,會因它的社會優勢尚未形成,各種需要的社會條件——如技術、資本、市場——不曾具備,而不能發揮。

    所以,在近代初期,各國産業能通過各種落後關系的障礙而掙得利潤,那利潤有許多甯是由國家直接間接扶助促成的結果。

    在各種保育方式中,有關利息的節目,計有三項:一是低利通融資金,一是無利且無須還本的獎助金,一是借中央銀行左右利率市場統一金融步驟,使資金能順序的走向産業方面。

    我們過去獎助産業的辦法是施行過的,但不普遍且不切實,不曾使最需要最值得受獎助的企業,得到實惠。

    至于低利通融資金的辦法,直到近十數年來施行工業貸款,始有一個端緒。

    此外,關于統一金融市場的步驟,我們根本沒有具備有效的條件,那将在下面予以說明。

     因此,中國的新式産業,即使沒有外來的障礙,它除了像在前次大戰過程中那樣特别有利的場合,是決不能由它的那種利息基準得到何等合理利潤的。

     而況在高利息率限制着合理利潤産生的過程中,低利息率同時又在發揮破壞作用。

    外人在華銀行以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八的利息率,對他們在華産業通融資金,而在同一市面上,在同一部門的國人産業,則須以百分之十以上的利息通融資金,在其他一切沒有差别的情形下,單是這個不平等的利息負擔,尚隻令國人在産業利潤上遭受相應的損失,但若把外人産業尚有種種特權,國人産業卻在為種種特權所束縛,同時,再把技術、資本、經營方法諸方面的差别條件加算起來,這項不平等利息負擔所引起的不利結果與損失,就更形嚴重了。

     不僅此也,因為社會政治各方面的原由,外人在華銀行吸收大宗存款,并不是以高利息為餌,反之,卻有許多是用低利息為餌。

    他們憑各種特權,在中國有錢階級間造出一種變态的社會心理,以為利息率愈高,确實可靠性愈足懷疑,反之,利息率愈低,低到零,甚至需要納保險費,其安穩性就愈大。

    結果,國人最大一部分社會資金,就被幻化為外國銀行存款簿上的亞拉伯數字。

    如其說,資金的充溢,是利息率降低的一個有力條件,則外人依此資本政策,不絕吸去中國在一切可能有利條件下,借助于原始方式所累積的資本,那就會永續使中國銀行利息率不易降低下來。

    不錯,在這種觀察下,中國銀行不也可以用低利政策同外銀行競争麼?但這是行不通的。

    低利息率反而容易吸收大宗存款,那不能單從利息本身說明,那有一列特殊權利在作用着。

    中國銀行界終能把握住相當額數的存款,卻又毋甯是用高利息率去競取的。

    除了特别有錢,因而神經特别過敏的那一部分人,高利息率終不失為一吸收存款的有效手段,但存款利息提高,貸款利息也就不能不相應提高,這樣提高的利息率,顯然是在對付外銀行低利息率的壓力。

     然而最關重要的,還是引導社會資金,以低利率流向産業方面的金融政策,由于外國銀行在中國另有一個特殊利息基準,緻不克順利執行。

    本來,中國廣大農村是存在着高利貸的利息基準的。

    但根據近二十年來社會資金集中分散的經驗,零碎散漫的高利貸,乃至作為高利貸集中化了現代化了的錢莊,并不能在社會資金流通上,發生何等決定的影響,反之,它卻不絕在為新式金融業所左右。

    這就是說,中國不能執行有利于産業的低金利政策,在金融範圍内,正好是由于外銀行在中國另有一個作為其操縱牽制中國整個金融活動的低利息基準在。

    至若在此低利息率及其他特權庇蔭下的外人在華産業,雖不僅獲有利潤,且獲有超額利潤,但那種性質的産業利潤,正是中國正常産業利潤無法形成的一個症結。

     也如在其他方面一樣,我們的産業利潤,在由代表極落後社會關系的高利貸的高利息率,和代表極發達社會關系的外國銀行資本的低利息率,受到雙重的打擊與破壞。

     四 中國商業利潤形态對于産業利潤的規制作用 把問題放在較廣大的(還不是全面的)視野去觀察,不能對利息立在支配地位,而反受其支配劫持的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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