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中國利息形态與利潤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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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息利潤及其相關聯的諸法則
在上面一篇中，我曾述及中國資本總運動過程中，利息同利潤在其間發生了極大的制約的作用。
但除了極必要的場合外，我還不曾正式論述到這兩個經濟範疇。
為的是需要另作專門的系統的讨論。
對于這兩個經濟範疇，原來是打算分别讨論的，但在讨論過程中，我發覺把它們分别獨立起來，它們相互關聯的許多重要論點，仍非合在一起讨論不可，所以索性采取這個研究方式。
事實上，這樣的把它們合一起來研究的方式，也許對于我們有許多認識上的方便；因為我們将會知道：利息和利潤的個别獨立形态，是要在它們相關聯的發展全過程上去明确理解的，而中國這種對于一般資本主義的利息利潤，具有極大特殊性的利息形态與利潤形态，尤須從利息利潤一般曆史發展過程中得到說明。
我們需要在利息利潤演進全史中，去顯現去發現中國利息利潤的形相。
我們今日一說起利息及利潤來，好像它們清楚明白的是兩個判然個别的範疇。
如其說，經濟對象認識的發展過程，和經濟對象發展的過程，保有相當密切的關聯，我們就很可由利息利潤之認識上的演變，而測知它們在現代以前，并不曾怎樣明确的，由個别的獨立形态，表示出彼此間的為我們今日所理解的内在關系。
直到現代初期，利息還被認為是利得一般，利得正體。
“利潤”這個名目，還不大見諸經傳，重農學派的領導者魁奈（Quesnay）在一七五八年印行他的傑作《經濟表》，表中分資本為原墊資本與年墊資本，對于前者的補償或報酬，被稱之為固定資本利息，而不稱之為利潤。
自然，他所指的利息，也許就是我們今日所說的利潤，但他顯然對利潤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
斯圖亞特（Stuart）在一七六七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之原理研究》，曾把他這個書名，附題為“論自由國家之國内政策”，特别着意于人口、農業、貿易、工業、鑄币、利息、流通、銀行、交換、公債及賦稅。
這個特緻的标題，幾乎把一切主要的經濟名目都提到了，但不提及利潤（雖然也未談到地租）。
在他，利潤是由利息來代表的。
不錯，在這些“準現代”作家以前，就是經院派學者們，也并非意識到兩者的差别。
安東尼努（Antoninus）所謂“貨币本身無利益，商人把它使用起來才有利益”，用借者貸者兩受其利的可能，來使利息合理化，言外已暗示着利潤的合理存在了。
不過，明确把利潤由利息區分開，還是後期重農學者杜爾閣（Turgot）的業績，他認定資本有五個用途，即購買土地，制造企業上的墊支，農業上的墊支，商業上的墊支，再加行息的貸金。
每種用途，都須得到利益。
利息不過其中之一罷了。
但使利潤由利息獨立起來，仍未脫初期的認識階段。
現代資本主義的利息，反過來，是從同性質的利潤去取得它的存在的。
此中症結，在一七五〇年，即由馬希（Massie）所著的《自然利息率論》中，最初予以揭破，他說：人們為要使用他們借來的東西，必須支付利息，這種利息，便是他所能生産的利潤的一部分。
亞丹斯密在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國富論》中，明确表示：使用貨币一般所能支付的利息，必須受支配于使用貨币一般所能取得的利潤。
此後，居爾巴特（Gilbert）複于一八三四年在所著《銀行業的曆史與原理》中表明：為圖利潤而借錢的人，應以利潤的一部分給貸者，那是一個自明的自然正義的原則。
對于利息與利潤關系的這種認識的演變，顯然不能用智慧或天才的高低來說明，那有現實發展作為它的基礎，在以前，利息其所以被視為利得一般，就因為貸出貨币被看為是資本一般，資本正體。
《聖經》上特别責難利息，利息問題障蔽了商業利潤問題的提出，因為當時的商業經營者，是慣把高利貸者的利得要求，拿來掩飾他們的利得要求。
到後來，特别是到了近代初期，商業産業特别發達起來，機能資本在社會的比重，亦逐漸大于生息資本。
生息資本活動的主要對象，已不是借債維持生活或借債享樂的人，而是借債從事商工業的人，高利貸業者對後者的誅求，就不能像他過去對前者那樣酷刻，因為商工業自己不能獲利或虧本，他們顯然是不會繼續借款的。
然而利息被壓低下來，還有其他更基本的原因。
在商工業發展過程中，社會資本的累積，會相應增加待放的生息資本，結局，生息資本所能期待的利息，就不能不相應低減了。
生息資本利息低微，小量的放款，或憑了個人蓄積的放款，不但不易維持放款者的生活，也不夠供應日益擴展的生産事業規模，由是，生息資本中的高利貸業，就為适應新興生産事業要求而發生的銀行業所代替。
而同時，得到了銀行業支持而益能擴大其規模，增加其累積的生産資本，就開始對商業資本立于支配地位。
一向不容易辨識其來源的商業資本利潤乃至生息資本利息，至是始明顯表現出它們是從産業資本利潤中分派來的。
在上述曆史性的客觀演變中，經濟科學為我們指證出了利息與利潤相關聯的幾個基本法則： 第一，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是利息率決定利潤率；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則是利潤率決定利息率。
——這個法則的定立不但需要透過一些極易蒙混的現象，且應就這法則作用的範圍加以限界。
顯然的，在任何一個社會，其利息率大緻是固定的，已知的，而利潤則是不易确定的，就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平均利潤，亦是如此。
這種表象，很容易給人以利潤率是受支配于利息率的印象。
但事實恰好相反。
在一定場合一定時間内的資本主義的确定利息率，正是把當地這時以前先行的利潤率作為基準。
不過，這作為基準的利潤率，不是特殊的額外的利潤率，而是一般的利潤率。
第二，一國利息率的高低，在利息率的差别，實際表示利潤率的差别的限内，是與産業發展的程度成反比例——就在一個經濟發達的社會，它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農村的比較落後的地帶，其利息率一般都比較交通發達的都市方面為高。
這法則活用起來，似不妨由利息的高低，測知一個社會發達的程度。
第三，與産業資本比較來說，商人資本越大，産業資本的利潤率就越是小，反之産業資本的利潤率就越是大，——就同一社會的諸發展階段說，抑就不同發達程度的各社會說，這法則是均有其妥當性的。
有了上面所結論出來的諸基本法則，我們對于中國的利息形态與利潤形态的說明，就算有了認識上的準備和依據了。
二 中國的利息形态 上面的說明，已暗示我們的研究，須得從利息形态開始。
貸款要求在一定期間以後，給予母金或原本以外的報償，即所謂利息，這是任何社會相同的。
不過舊日歐洲社會受耶稣誡律的影響，一般譴責乃禁止貸款取息。
而在實際禁令施行的地方，取息往往還比較高，為的是貸款者違反禁令的可能損失，照例是要預先向借債人攤嫁的。
這即是說，限禁利息政策，從來不曾收到預期的效果。
在中國不同，中國曆代王朝對于“坐列販賣，操其奇赢”的商賈，盡管三令五申的禁抑（其禁抑商賈的結果，也大抵和歐洲限禁利息的結果同），對于高利貸業，卻像不曾特别注意到似的。
這原因，當然不能由中國聖人之徒，不曾對高利貸業表示特别憎惡來解釋；反之，卻可由中國曆代作為聖人之徒的士大夫階層，強半是土地所有者兼高利貸業者的這一事實來解釋。
不錯，他們也是會兼營商業的，但商業畢竟另需要一個排場，在身份上不無形格勢禁的地方，兼做高利貸業不必名号大召，可在暗中進行，卻就無傷大雅了。
利息竟像是在名教的“遮羞”作用下受到了特别的縱容。
但何以遭受禁抑的商業極易猖獗起來，而比較縱容了的高利貸業，卻竟不曾在曆史上有過何等煊赫的表現呢？這裡需要更深一層的理解。
在中國作為利息來源的高利貸資本，盡管與所謂土地資本及商業資本，結成了“三位一體”似的不解之緣。
但高利貸業往往是當作擴大商業與集中土地的手段而活動，高利貸業上一有所累積，就當作商業資本，特别是當作土地資本來支出了，就因此故，在中國曆史上的許多社會變動中，我們就隻看到商業與地權造成的禍害，而高利貸業反不與焉，其實推源“禍”始，高利貸業，不但是商人用以控制獨立小生産者或小土地所有者，并由是增其奇赢，集中土地的有效手段，事實上，高利貸業者對于借款者所處的地位，比之商人對于其貨物買賣者，比之需要土地者對于其被需要土地的所有者的地位，是更加有利或有勢力得多。
土地的出賣者以及貨物的買賣者，卻較能選擇其交手的對象，但借債者，特别是為了維持生活的貧困者，他能選擇的範圍，就極狹了，因此之故，予取予求的高利息率，就在無形中成了商業利潤率和土地地租率的指标——雖然後兩者在特别有利條件下的異常高率，又可能促使這個指标擡高水準。
與現代資本主義接觸後，情形一直在變化着。
我們知道：商業資本早經改變了它的古典形态。
地權亦沿着商業資本對它發生的新變化，而改變了或和緩了它在這一方面原來會誘緻的集中趨勢。
不過，大的變動，大體是在沿海都市及交通比較發達的地帶進行，廣大的農村，一般隻不過在單純商品貨币關系擴大的範圍内，在舊式農業手工業因此引起分離，引起全面破産的範圍内，變換其姿态。
而高利貸業，則不但仍舊在維系其對地權的傳統關系，甚且在廣泛破産與社會資金被吸收到都市的場面下，益形猖獗起來。
同時，在其他方面，因為前述産業資本不易得到正常發展，國人例皆視生産事業為畏途的事實，又敦促都市方面的許多新暴發戶自适其适的專門從事金融活動。
新式金融業，與其說主要是為了适應新商工業擴展的要求而産生，毋甯是為了配合衆多的各色各樣的金利生活者的要求而産生。
但無論如何，這種金利活動的對象，已不是農村的破産者，而在一方面是被意外收入腫脹着需要好好宣洩的人，同時在其他方面，則是一部分商工業者、政府、和專操投機事業的分子，像這種活動的對象，當然不能應用農村高利貸業的利息水準。
此外，我們還需要提到第三個金融活動圈，那是由國際金融資本所設定的。
它們在中國是做的太上金融事業，它們金融活動的對象，是它們的商工業者，中國的金融業者，這已用得着另外一種利息水準；若就它們金融機關最合算的買賣，是吸收中國人的存款一點來說，那就更有此必要了。
在中國境内，我們大體就有三個利息基準在行使着作用着。
第一是外人在華銀行的利息基準，在經驗上的變動限界，一般在百分之四與百分之八之間。
在這限界内，有幾點形成其差率的事實需要指出：外人
但除了極必要的場合外，我還不曾正式論述到這兩個經濟範疇。
為的是需要另作專門的系統的讨論。
對于這兩個經濟範疇，原來是打算分别讨論的，但在讨論過程中，我發覺把它們分别獨立起來，它們相互關聯的許多重要論點，仍非合在一起讨論不可，所以索性采取這個研究方式。
事實上，這樣的把它們合一起來研究的方式，也許對于我們有許多認識上的方便；因為我們将會知道：利息和利潤的個别獨立形态，是要在它們相關聯的發展全過程上去明确理解的，而中國這種對于一般資本主義的利息利潤，具有極大特殊性的利息形态與利潤形态，尤須從利息利潤一般曆史發展過程中得到說明。
我們需要在利息利潤演進全史中，去顯現去發現中國利息利潤的形相。
我們今日一說起利息及利潤來，好像它們清楚明白的是兩個判然個别的範疇。
如其說，經濟對象認識的發展過程，和經濟對象發展的過程，保有相當密切的關聯，我們就很可由利息利潤之認識上的演變，而測知它們在現代以前，并不曾怎樣明确的，由個别的獨立形态，表示出彼此間的為我們今日所理解的内在關系。
直到現代初期，利息還被認為是利得一般，利得正體。
“利潤”這個名目，還不大見諸經傳，重農學派的領導者魁奈（Quesnay）在一七五八年印行他的傑作《經濟表》，表中分資本為原墊資本與年墊資本，對于前者的補償或報酬，被稱之為固定資本利息，而不稱之為利潤。
自然，他所指的利息，也許就是我們今日所說的利潤，但他顯然對利潤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
斯圖亞特（Stuart）在一七六七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之原理研究》，曾把他這個書名，附題為“論自由國家之國内政策”，特别着意于人口、農業、貿易、工業、鑄币、利息、流通、銀行、交換、公債及賦稅。
這個特緻的标題，幾乎把一切主要的經濟名目都提到了，但不提及利潤（雖然也未談到地租）。
在他，利潤是由利息來代表的。
不錯，在這些“準現代”作家以前，就是經院派學者們，也并非意識到兩者的差别。
安東尼努（Antoninus）所謂“貨币本身無利益，商人把它使用起來才有利益”，用借者貸者兩受其利的可能，來使利息合理化，言外已暗示着利潤的合理存在了。
不過，明确把利潤由利息區分開，還是後期重農學者杜爾閣（Turgot）的業績，他認定資本有五個用途，即購買土地，制造企業上的墊支，農業上的墊支，商業上的墊支，再加行息的貸金。
每種用途，都須得到利益。
利息不過其中之一罷了。
但使利潤由利息獨立起來，仍未脫初期的認識階段。
現代資本主義的利息，反過來，是從同性質的利潤去取得它的存在的。
此中症結，在一七五〇年，即由馬希（Massie）所著的《自然利息率論》中，最初予以揭破，他說：人們為要使用他們借來的東西，必須支付利息，這種利息，便是他所能生産的利潤的一部分。
亞丹斯密在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國富論》中，明确表示：使用貨币一般所能支付的利息，必須受支配于使用貨币一般所能取得的利潤。
此後，居爾巴特（Gilbert）複于一八三四年在所著《銀行業的曆史與原理》中表明：為圖利潤而借錢的人，應以利潤的一部分給貸者，那是一個自明的自然正義的原則。
對于利息與利潤關系的這種認識的演變，顯然不能用智慧或天才的高低來說明，那有現實發展作為它的基礎，在以前，利息其所以被視為利得一般，就因為貸出貨币被看為是資本一般，資本正體。
《聖經》上特别責難利息，利息問題障蔽了商業利潤問題的提出，因為當時的商業經營者，是慣把高利貸者的利得要求，拿來掩飾他們的利得要求。
到後來，特别是到了近代初期，商業産業特别發達起來，機能資本在社會的比重，亦逐漸大于生息資本。
生息資本活動的主要對象，已不是借債維持生活或借債享樂的人，而是借債從事商工業的人，高利貸業者對後者的誅求，就不能像他過去對前者那樣酷刻，因為商工業自己不能獲利或虧本，他們顯然是不會繼續借款的。
然而利息被壓低下來，還有其他更基本的原因。
在商工業發展過程中，社會資本的累積，會相應增加待放的生息資本，結局，生息資本所能期待的利息，就不能不相應低減了。
生息資本利息低微，小量的放款，或憑了個人蓄積的放款，不但不易維持放款者的生活，也不夠供應日益擴展的生産事業規模，由是，生息資本中的高利貸業，就為适應新興生産事業要求而發生的銀行業所代替。
而同時，得到了銀行業支持而益能擴大其規模，增加其累積的生産資本，就開始對商業資本立于支配地位。
一向不容易辨識其來源的商業資本利潤乃至生息資本利息，至是始明顯表現出它們是從産業資本利潤中分派來的。
在上述曆史性的客觀演變中，經濟科學為我們指證出了利息與利潤相關聯的幾個基本法則： 第一，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是利息率決定利潤率；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則是利潤率決定利息率。
——這個法則的定立不但需要透過一些極易蒙混的現象，且應就這法則作用的範圍加以限界。
顯然的，在任何一個社會，其利息率大緻是固定的，已知的，而利潤則是不易确定的，就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平均利潤，亦是如此。
這種表象，很容易給人以利潤率是受支配于利息率的印象。
但事實恰好相反。
在一定場合一定時間内的資本主義的确定利息率，正是把當地這時以前先行的利潤率作為基準。
不過，這作為基準的利潤率，不是特殊的額外的利潤率，而是一般的利潤率。
第二，一國利息率的高低，在利息率的差别，實際表示利潤率的差别的限内，是與産業發展的程度成反比例——就在一個經濟發達的社會，它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農村的比較落後的地帶，其利息率一般都比較交通發達的都市方面為高。
這法則活用起來，似不妨由利息的高低，測知一個社會發達的程度。
第三，與産業資本比較來說，商人資本越大，産業資本的利潤率就越是小，反之産業資本的利潤率就越是大，——就同一社會的諸發展階段說，抑就不同發達程度的各社會說，這法則是均有其妥當性的。
有了上面所結論出來的諸基本法則，我們對于中國的利息形态與利潤形态的說明，就算有了認識上的準備和依據了。
二 中國的利息形态 上面的說明，已暗示我們的研究，須得從利息形态開始。
貸款要求在一定期間以後，給予母金或原本以外的報償，即所謂利息，這是任何社會相同的。
不過舊日歐洲社會受耶稣誡律的影響，一般譴責乃禁止貸款取息。
而在實際禁令施行的地方，取息往往還比較高，為的是貸款者違反禁令的可能損失，照例是要預先向借債人攤嫁的。
這即是說，限禁利息政策，從來不曾收到預期的效果。
在中國不同，中國曆代王朝對于“坐列販賣，操其奇赢”的商賈，盡管三令五申的禁抑（其禁抑商賈的結果，也大抵和歐洲限禁利息的結果同），對于高利貸業，卻像不曾特别注意到似的。
這原因，當然不能由中國聖人之徒，不曾對高利貸業表示特别憎惡來解釋；反之，卻可由中國曆代作為聖人之徒的士大夫階層，強半是土地所有者兼高利貸業者的這一事實來解釋。
不錯，他們也是會兼營商業的，但商業畢竟另需要一個排場，在身份上不無形格勢禁的地方，兼做高利貸業不必名号大召，可在暗中進行，卻就無傷大雅了。
利息竟像是在名教的“遮羞”作用下受到了特别的縱容。
但何以遭受禁抑的商業極易猖獗起來，而比較縱容了的高利貸業，卻竟不曾在曆史上有過何等煊赫的表現呢？這裡需要更深一層的理解。
在中國作為利息來源的高利貸資本，盡管與所謂土地資本及商業資本，結成了“三位一體”似的不解之緣。
但高利貸業往往是當作擴大商業與集中土地的手段而活動，高利貸業上一有所累積，就當作商業資本，特别是當作土地資本來支出了，就因此故，在中國曆史上的許多社會變動中，我們就隻看到商業與地權造成的禍害，而高利貸業反不與焉，其實推源“禍”始，高利貸業，不但是商人用以控制獨立小生産者或小土地所有者，并由是增其奇赢，集中土地的有效手段，事實上，高利貸業者對于借款者所處的地位，比之商人對于其貨物買賣者，比之需要土地者對于其被需要土地的所有者的地位，是更加有利或有勢力得多。
土地的出賣者以及貨物的買賣者，卻較能選擇其交手的對象，但借債者，特别是為了維持生活的貧困者，他能選擇的範圍，就極狹了，因此之故，予取予求的高利息率，就在無形中成了商業利潤率和土地地租率的指标——雖然後兩者在特别有利條件下的異常高率，又可能促使這個指标擡高水準。
與現代資本主義接觸後，情形一直在變化着。
我們知道：商業資本早經改變了它的古典形态。
地權亦沿着商業資本對它發生的新變化，而改變了或和緩了它在這一方面原來會誘緻的集中趨勢。
不過，大的變動，大體是在沿海都市及交通比較發達的地帶進行，廣大的農村，一般隻不過在單純商品貨币關系擴大的範圍内，在舊式農業手工業因此引起分離，引起全面破産的範圍内，變換其姿态。
而高利貸業，則不但仍舊在維系其對地權的傳統關系，甚且在廣泛破産與社會資金被吸收到都市的場面下，益形猖獗起來。
同時，在其他方面，因為前述産業資本不易得到正常發展，國人例皆視生産事業為畏途的事實，又敦促都市方面的許多新暴發戶自适其适的專門從事金融活動。
新式金融業，與其說主要是為了适應新商工業擴展的要求而産生，毋甯是為了配合衆多的各色各樣的金利生活者的要求而産生。
但無論如何，這種金利活動的對象，已不是農村的破産者，而在一方面是被意外收入腫脹着需要好好宣洩的人，同時在其他方面，則是一部分商工業者、政府、和專操投機事業的分子，像這種活動的對象，當然不能應用農村高利貸業的利息水準。
此外，我們還需要提到第三個金融活動圈，那是由國際金融資本所設定的。
它們在中國是做的太上金融事業，它們金融活動的對象，是它們的商工業者，中國的金融業者，這已用得着另外一種利息水準；若就它們金融機關最合算的買賣，是吸收中國人的存款一點來說，那就更有此必要了。
在中國境内，我們大體就有三個利息基準在行使着作用着。
第一是外人在華銀行的利息基準，在經驗上的變動限界，一般在百分之四與百分之八之間。
在這限界内，有幾點形成其差率的事實需要指出：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