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中國資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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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上述遊資過剩現象，一直腫脹在資本分散運動當中。
直到抗戰爆發前若幹年，泛濫在都市，在銀行中的大量遊資，始逼着所謂民族資本家，把注意轉向農村方面，自是而後，“農貸”變成了資本分散運動中的一個新的節目。
但把資金分散到農村，一定不僅是為了想借此宣洩一個痛快，而是為了那可能幫助它有進一步的累積與集中。
農村的生産事業，原應是有利可圖的，但造成農業生産有利可圖的其他社會條件，還不曾産出，結局，農貸就不但因此限制了它的性質，也相應限制了它的數量。
按照現代農村貸款的正常程序，理應是由長期而至短期。
因為在剛走上現代化旅途的社會，土地差不多要占農業生産費的全部，必須依長期貸款使農民從土地的負累中解脫出來，他們才可能利用中、短期信用，來改良土地和調劑其年墊資本。
但我們的農貸一開始就是短期的，因而，就不能是生産的，而是青苗錢式的，這原因，一般人講的很多，當然以我們農村社會生産關系，還不曾造出運用長期貸款的社會條件之說，最有根據，但我還須在這裡指明一點：我們在都市過剩的資金，在量上，在質上，都不夠也不能有效而合理的分散到廣大農村去。
這是我們随後要說明的。
（五）在資本運動全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總趨勢 我們由上面的研究，得知中國資本的全運動過程，不論是累積、是集中，抑是分散，都捺上了商業或商業性的印記，而不是産業的。
由商業性活動所累積與集中的，大抵是貨币财産，我們已講過的，由農村到都市，到中外銀行，再流到外國的資本集中運動，也無非是這種貨币财産的運動。
論到這裡，讀者定然會發生這種反問：商業活動既包括了貨币運動與商品運動，則在上述的一列當作資本的貨币集中運動過程中，也一定會伴以當作資本的商品反向運動，就對外貿易關系來說：一定有與外流資金相應的大量物資的流入。
這裡且不用涉及不等價交換的故事，單是輸入物資的品質，即可解答我們的疑問。
中國物資的輸入，不是為了滿足産業擴展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擴大了的商業的需要，即是說，不是為了生産，而是為了消費——為了享樂的不生産的消費。
全國各大都市的時髦享受，主要都是從國外供應的。
這一來，即使沒有不等價的交換關系存在，我們依入超付出的大量資金，亦隻在國内誘緻了不必要的、于現實資本無所裨益的浪費。
所以，輸入或入超盡管年複一年的增加，商業規模盡管不絕擴大，那種量的擴大，卻不能引起質的變更，因為浪費一直在相應的擴大着。
但問題還有比這更嚴重的。
由大量入超應當引起的資金外流，大體是三個方式予以彌補：一是逐年的華僑彙款，一是外人在華的投資（包括政治性投資或外債），一是金銀條塊的輸出。
許多人往往奇怪：中國天災、内戰、破産，成了家常便飯，而全國各大都市的浪費享受還有增無已，仿佛浪費是可依魔術來達成似的。
我們即使再達觀的假定：中國社會一般的生産，特别是農村生産，平均的能保持單純的再生産規模，那亦無法解釋各地繼續擴大的各種方式的浪費。
不錯，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是更苦了，但“更苦”所掙出來的物質要素，單就國内立論，也許可以用為抵償“更多浪費”所需增加的物質要素；甚且就國外貿易說，可用國内人民“更苦”生活所擠出來的更多物資，去換取更多的浪費材料。
但我們的論點，是填補入超，是填補已經由多方增進輸出而尚不夠抵償的輸入。
因此，國内人民更苦的享受，不過事前因此緩和了或降低了入超額，而在一定的場合，實無關于已經形成的入超額的填補。
填補既經形成的入超，除了華僑彙款，外人投資以外，仍舊要落到金銀條塊的外運上。
我們沒有确切的統計，證明金銀外運究達到了如何程度，但在開戰前後數年間，外運的數量确是可觀的。
許多許多年以來，當作社會蓄積而散留在民間的金銀，當作社會絕對财富體現物而看為國寶的金銀，是在前述資本集中運動過程中，通過國内外銀行，集中到外國了。
但金銀乃至我們社會的物資，盡管不絕被抽取去，被吸收去，而以貨币來測量我們的商業金融業資本，卻仍舊在擴大着，并表現得分外充斥，這個“謎”是比較容易猜透的。
我們在前面資本分散的論點下，已經講到中國商業，金融業越到後來，越是把公債、地産、标金、外彙……作為其活動的主要對象，事實上，在這些場合活動的資本額的增大，僅隻是價值記号的增大，比如，就公債說吧，我們的大資本家大銀行家，有大量轉化為國債的信用貨币在手裡，在他們由此按期獲得一定額利息時，那宗信用财産雖然被看作是資本，被看作是生息資本，但其實它隻在生息這一點上，還對貸款者是資本，它早經不是當作資本而支消了，早經不存在了，至少，亦不過是在觀念上存在的虛拟資本罷了。
所以，像這種性質的債權的增大，如其關說到資本，無非是虛拟資本的增大罷了。
更就地産的投資來說罷，對于同一物質對象物即地産的貨币價格的增減，例如，全上海地皮由十萬萬元價格變為五十萬萬元的價格，再由五十萬萬元的價格變為二十五萬萬元的價格，這種變動，如其沒有地産上的現實投資在其間發生作用，則因投機操縱造出來的價值記号的加減，實在很難說有資本膨大或縮小的意義。
盡管當上海地皮由十萬萬元價格膨大到五十萬萬元價格的年頭，地産的所有者，确因此按比例膨大了它的資産，但其唯一結果，卻不過是使他在資産登記簿上多寫一些阿拉伯的或羅馬的數目字，弄出更多的數目符号而已。
在其他物價相應增加的限内，那用英國休谟（Hume）的話說，就是“使他為了衣服，器具和馬車，支付更多數量的金屬貨币”。
不過，在中國金屬貨币大量外流的場合，不論是商業性的或金融性的資産價值額的增大，都不是也不能表現為更多數量的金屬貨币。
也許一大部分是為了适應這種不尋常的情形，或解決資産價值增大而金屬貨币卻不絕外流的矛盾現象（其實是不矛盾的），才發現統一貨币的發行是非常切要的。
貨币改革在這裡竟變成了中國資本運動到了戰前那種吃緊階段的必然結果。
貨币改革實現以後，中國商業性的金融資本在表象上的資力是更容易膨大了，但這已經是臨近抗戰前夕的事，在這種意義上膨大資力的結果，卻是到抗戰過程中才盡量表露出來的。
四 戰時及戰後表現的資本運動規律 資本的運動，是由其本質所規定了的。
由戰時到戰後十餘年間，我們顯然沒有任何理由，說中國資本在這個動亂的過程中，從根改變了它的本質。
即使說，整個中國經濟，在戰時乃至戰後，它的表象，是改變了許多了，相應着，我們的資本活動，亦自不免有了許多特異的表現。
然而，“萬變不離其宗”，在近十餘年來的資本運動中，雖然加入了不少的前所未有的新的因素，如戰時經濟，如公營事業，如敵僞物資，如國外借款，如大規模救濟品等等，但那些因素的加入，事實上，即使在某些場合，某種程度上，極其錯綜的把原有資本運動複雜多樣化了。
我們如從事物的内部去觀察，仍不難體認出，那在本質上，依舊是已有資本運動的繼續和強化。
茲特簡括的從以次幾個顯著方面來予以說明。
（一）由産業資本向着商業資本的轉化 關于這一方面的考察，我們需要弄清楚一個前提認識，即産業資本向着商業資本轉化的傾向的存在，首先須産業資本的存在，産業資本繼續不斷的轉化為商業資本，一定要産業資本繼續在增加或在擴大，否則，那種轉化，如何可能變為一個經常化的運動傾向呢？ 對于這個疑問，我的解答是這樣的。
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我們都在多方設法發展産業，在整個抗戰的過程中，我們更為了支持抗戰，曾竭盡所能的建立一點工業基礎，在戰争結束以後，我們又接收了不少的敵僞工廠，但迄乎今日，所有這些方面的努力成果，有的已經蕩然無存，有的則在迅速崩解中，雖然我們還可在發展産業上繼續努力，但我相信，在一般社會生産關系未改變之前，那種努力定會遭到同樣的命運。
這原因，大家也許頗注意于内外戰争的破壞，但我覺得，最關重要的，還是産業資本向着商業資本轉化傾向存在，使這種傾向當作一個不易抗拒的壓力的客觀條件的存在。
在前面，我已分别分析了我們社會各種資本的特性。
與國際資本有血肉關系的中國商業，中國商人，在社會經濟上既處在優越地位，并利用落後的傳統的種種剝削方式，站在生産圈外來操縱侵漁生産者，那已命定了産業的前途。
而由抗戰以至現在，日益增加其嚴重性的通貨膨脹，更使已經不利地位的産業，愈形不利，已經有利地位的商業（買辦官僚化了的商業），愈加有利。
在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下，就把我們商業原有的優越地位抛開不講，對于适應市場比較缺乏機動性，對于流通周轉比較需要更長時間的工業，已經是困難萬分的，而近年來用外國物資，外國廉價商品來壓低國内物價的對外貿易政策，更不啻給予那些擡不起頭，喘不過氣來的大小工業，以火上添油的煎迫。
結局，“以商養工”或“化工為商”，就成了一般工業家掙脫滅亡命運的一個有效方法。
（二）由國民資本向着官僚資本的轉化 本來，在内外戰争中，在困厄中掙紮的大小工業，除了用上述的“以商養工”“化工為商”的下策，借圖自救外，它們還曾不絕的請求政府救濟，請求政府貸款援助。
而在财政萬分困難，主要靠印刷機來維持支出的政府，它用什麼來救助它們呢？顯然的，還是憑了印鈔票的印刷機：通貨膨脹會增重生産事業的苦難，加多生産事業的援助，又會增大通貨膨脹的程度，這像是一個苦痛的循環，然而這循環并不是單純的重複。
其間經常的必然的會伸出改變生産事業原來的所有與使用關系的魔手。
許多事業在這循環過程中被統制，被合并，且被操縱捉弄。
或者在國有國營的大名義下，化私為公；或者在優先補貼及其他特殊便利的誘惑下，化民有為官有，不論采取那一種方式，或兼采兩者的混合方式，原來是國民的産業，都直接間接全部的或者部分的變為官有了。
事實上，當戰亂在經濟上使幹涉統制成為必要時，受到上述迫害宰割的，并不單是工業，就在有利可圖的商業，亦是不能幸免的。
政府在交通、信用、外彙、課稅以及其他種種方面，都可給予商業以困擾和限制。
囤積居奇是幹犯禁令的，偷關漏稅是幹犯禁令的。
結局，假使商業要在法令範圍内規規矩矩的作去，它并不能比工業好多少。
在這種認識上，我們就知道抗戰以來的商業的特殊利得，是由商業特殊化了，獲得了違法反禁的保障，是得到了權勢者的默許，奧援或支持，由是，“以商養工”“化工為商”的傾向的存在，就是由于“以官濟商”“化官為商”的事實擺在前面，這一來，不但工業資本官僚資本化了，就是商業資本也官僚資本化了。
直到現在，一般國民資本，還在繼續轉化為特殊國民—官僚的資本，這轉化，已成為大家都能體認到的一種傾向，一個具有不可抗禦力量的運動規律。
（三）由民族資本向着國際資本的轉化 在上述兩種資本運動傾向連同作用下，定然會促成第三種資本運動，即民族資本向着國際資本的轉化。
事實上，這種運動已經在非常強烈的表現着。
而它的形成，是把以次這些事實作為内容的。
一國生産衰頹而商業卻能變相繁榮，那已說明它的那種商業，主要是做着販運并分散外國貨物的商業，就當前講，是經營美國貨的商業。
這種商業專為外國産業服務，它的買辦性是非常明白的。
而在“以商養工”或“化工為商”的情形下，已不啻使一部分民族資本，變為以國人名義經營的外國資本。
不錯，外貨的輸入。
也可能有助于民族工業。
但通貨膨脹及其他種種不利于生産的條件，使國外輸入的貨物，更不可能是有建設性的生産手段，而更可能是有破壞性的消費資料，我們不用看官方的海關公布的物品數字和種類，試走到任何一個市場，都可觸目驚心的碰到外國人特别是美國人為我們備辦的煙、酒、化妝品、鐘表、自來水筆以及其他“不用也行”的日常适用品和便利品。
輸入品愈不是生産手段，就愈是消費資料或奢侈品，這樣相互影響會造成一個傾向，使我們社會隻合存在一種買辦商業資本以及配合買辦商業的其他資本形态。
不僅此也，在某種限度内，可視為買辦商業金融作用之結果的戰亂，和與戰亂相伴而生的惡性通貨膨脹，使我們在敵僞産業基礎上新生起來的若幹生産事業以及依各種形式保存着的社會資财，都直接間接或明或暗的向外國逃避了。
而官僚與買辦的苟合，更不啻為此逃避開了一個方便門戶。
因此，我們政府不管怎樣叫窮叫苦，請外國幫助，而我們國内的資财、外彙、黃金、土産，卻源源不絕的在向我們希望從它得到援救的國家輸送。
這種矛盾得極其可笑的現象，正在我們面前表演着，而我在此所要注意的，卻是這逃往外國的資本，并不是一去不回的，它們為貪取國内的較高利得和權勢，一有機會，還會回頭“眷顧”這可憐的祖國，不過，待到它們回過頭來時，那已不是，也決不會是當作民族資本在國内生根，而是當作國際資本，或連同真正的國際資本，從外部投向中國經濟角逐舞台罷了。
從上面所說的這幾種傾向看來，抗戰以後的中國社會資本運動，雖然同戰前比照起來，增添進去了不少新的因素，并作了比較錯綜曲折得多的表現，但在實質上，毋甯是一貫下來的。
為了要透過現象去看本質，去看資本運動所由左右的内在關鍵，我們得進一步去分析我們社會的利潤與利息形态。
本篇問題研究 一、一般流俗的資本概念，為什麼不能用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與非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别？ 二、勞動力的買賣，勞動力變為商品，是資本主義生産的基本前提條件；中國社會不但早有勞動力買賣的事實存在，且有過剩的勞動力存在，為什麼總不易實現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産？ 三、中國曆來的商業資本，對現代商業資本，對過去歐洲的商業資本，具有怎樣的特質？ 四、高利貸資本與銀行資本，乃至銀行資本與金融資本，究有什麼本質不同的地方？ 五、在一個生産比較不發達的社會，它的貨币資本，為什麼有最大一部分在商人手中？ 六、中國社會的商業資本，不肯支援并轉化為産業資本，卻反而侵蝕産業資本，其關鍵究在商人，抑在其他方面？ 七、中國民族的産業資本不發達，為什麼外人在中國的産業也不很發達？ 八、資本的累積過程，何以會決定資本的分散或轉化過程？
上述遊資過剩現象，一直腫脹在資本分散運動當中。
直到抗戰爆發前若幹年，泛濫在都市，在銀行中的大量遊資，始逼着所謂民族資本家，把注意轉向農村方面，自是而後，“農貸”變成了資本分散運動中的一個新的節目。
但把資金分散到農村，一定不僅是為了想借此宣洩一個痛快，而是為了那可能幫助它有進一步的累積與集中。
農村的生産事業，原應是有利可圖的，但造成農業生産有利可圖的其他社會條件，還不曾産出，結局，農貸就不但因此限制了它的性質，也相應限制了它的數量。
按照現代農村貸款的正常程序，理應是由長期而至短期。
因為在剛走上現代化旅途的社會，土地差不多要占農業生産費的全部，必須依長期貸款使農民從土地的負累中解脫出來，他們才可能利用中、短期信用，來改良土地和調劑其年墊資本。
但我們的農貸一開始就是短期的，因而，就不能是生産的，而是青苗錢式的，這原因，一般人講的很多，當然以我們農村社會生産關系，還不曾造出運用長期貸款的社會條件之說，最有根據，但我還須在這裡指明一點：我們在都市過剩的資金，在量上，在質上，都不夠也不能有效而合理的分散到廣大農村去。
這是我們随後要說明的。
（五）在資本運動全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總趨勢 我們由上面的研究，得知中國資本的全運動過程，不論是累積、是集中，抑是分散，都捺上了商業或商業性的印記，而不是産業的。
由商業性活動所累積與集中的，大抵是貨币财産，我們已講過的，由農村到都市，到中外銀行，再流到外國的資本集中運動，也無非是這種貨币财産的運動。
論到這裡，讀者定然會發生這種反問：商業活動既包括了貨币運動與商品運動，則在上述的一列當作資本的貨币集中運動過程中，也一定會伴以當作資本的商品反向運動，就對外貿易關系來說：一定有與外流資金相應的大量物資的流入。
這裡且不用涉及不等價交換的故事，單是輸入物資的品質，即可解答我們的疑問。
中國物資的輸入，不是為了滿足産業擴展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擴大了的商業的需要，即是說，不是為了生産，而是為了消費——為了享樂的不生産的消費。
全國各大都市的時髦享受，主要都是從國外供應的。
這一來，即使沒有不等價的交換關系存在，我們依入超付出的大量資金，亦隻在國内誘緻了不必要的、于現實資本無所裨益的浪費。
所以，輸入或入超盡管年複一年的增加，商業規模盡管不絕擴大，那種量的擴大，卻不能引起質的變更，因為浪費一直在相應的擴大着。
但問題還有比這更嚴重的。
由大量入超應當引起的資金外流，大體是三個方式予以彌補：一是逐年的華僑彙款，一是外人在華的投資（包括政治性投資或外債），一是金銀條塊的輸出。
許多人往往奇怪：中國天災、内戰、破産，成了家常便飯，而全國各大都市的浪費享受還有增無已，仿佛浪費是可依魔術來達成似的。
我們即使再達觀的假定：中國社會一般的生産，特别是農村生産，平均的能保持單純的再生産規模，那亦無法解釋各地繼續擴大的各種方式的浪費。
不錯，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是更苦了，但“更苦”所掙出來的物質要素，單就國内立論，也許可以用為抵償“更多浪費”所需增加的物質要素；甚且就國外貿易說，可用國内人民“更苦”生活所擠出來的更多物資，去換取更多的浪費材料。
但我們的論點，是填補入超，是填補已經由多方增進輸出而尚不夠抵償的輸入。
因此，國内人民更苦的享受，不過事前因此緩和了或降低了入超額，而在一定的場合，實無關于已經形成的入超額的填補。
填補既經形成的入超，除了華僑彙款，外人投資以外，仍舊要落到金銀條塊的外運上。
我們沒有确切的統計，證明金銀外運究達到了如何程度，但在開戰前後數年間，外運的數量确是可觀的。
許多許多年以來，當作社會蓄積而散留在民間的金銀，當作社會絕對财富體現物而看為國寶的金銀，是在前述資本集中運動過程中，通過國内外銀行，集中到外國了。
但金銀乃至我們社會的物資，盡管不絕被抽取去，被吸收去，而以貨币來測量我們的商業金融業資本，卻仍舊在擴大着，并表現得分外充斥，這個“謎”是比較容易猜透的。
我們在前面資本分散的論點下，已經講到中國商業，金融業越到後來，越是把公債、地産、标金、外彙……作為其活動的主要對象，事實上，在這些場合活動的資本額的增大，僅隻是價值記号的增大，比如，就公債說吧，我們的大資本家大銀行家，有大量轉化為國債的信用貨币在手裡，在他們由此按期獲得一定額利息時，那宗信用财産雖然被看作是資本，被看作是生息資本，但其實它隻在生息這一點上，還對貸款者是資本，它早經不是當作資本而支消了，早經不存在了，至少，亦不過是在觀念上存在的虛拟資本罷了。
所以，像這種性質的債權的增大，如其關說到資本，無非是虛拟資本的增大罷了。
更就地産的投資來說罷，對于同一物質對象物即地産的貨币價格的增減，例如，全上海地皮由十萬萬元價格變為五十萬萬元的價格，再由五十萬萬元的價格變為二十五萬萬元的價格，這種變動，如其沒有地産上的現實投資在其間發生作用，則因投機操縱造出來的價值記号的加減，實在很難說有資本膨大或縮小的意義。
盡管當上海地皮由十萬萬元價格膨大到五十萬萬元價格的年頭，地産的所有者，确因此按比例膨大了它的資産，但其唯一結果，卻不過是使他在資産登記簿上多寫一些阿拉伯的或羅馬的數目字，弄出更多的數目符号而已。
在其他物價相應增加的限内，那用英國休谟（Hume）的話說，就是“使他為了衣服，器具和馬車，支付更多數量的金屬貨币”。
不過，在中國金屬貨币大量外流的場合，不論是商業性的或金融性的資産價值額的增大，都不是也不能表現為更多數量的金屬貨币。
也許一大部分是為了适應這種不尋常的情形，或解決資産價值增大而金屬貨币卻不絕外流的矛盾現象（其實是不矛盾的），才發現統一貨币的發行是非常切要的。
貨币改革在這裡竟變成了中國資本運動到了戰前那種吃緊階段的必然結果。
貨币改革實現以後，中國商業性的金融資本在表象上的資力是更容易膨大了，但這已經是臨近抗戰前夕的事，在這種意義上膨大資力的結果，卻是到抗戰過程中才盡量表露出來的。
四 戰時及戰後表現的資本運動規律 資本的運動，是由其本質所規定了的。
由戰時到戰後十餘年間，我們顯然沒有任何理由，說中國資本在這個動亂的過程中，從根改變了它的本質。
即使說，整個中國經濟，在戰時乃至戰後，它的表象，是改變了許多了，相應着，我們的資本活動，亦自不免有了許多特異的表現。
然而，“萬變不離其宗”，在近十餘年來的資本運動中，雖然加入了不少的前所未有的新的因素，如戰時經濟，如公營事業，如敵僞物資，如國外借款，如大規模救濟品等等，但那些因素的加入，事實上，即使在某些場合，某種程度上，極其錯綜的把原有資本運動複雜多樣化了。
我們如從事物的内部去觀察，仍不難體認出，那在本質上，依舊是已有資本運動的繼續和強化。
茲特簡括的從以次幾個顯著方面來予以說明。
（一）由産業資本向着商業資本的轉化 關于這一方面的考察，我們需要弄清楚一個前提認識，即産業資本向着商業資本轉化的傾向的存在，首先須産業資本的存在，産業資本繼續不斷的轉化為商業資本，一定要産業資本繼續在增加或在擴大，否則，那種轉化，如何可能變為一個經常化的運動傾向呢？ 對于這個疑問，我的解答是這樣的。
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我們都在多方設法發展産業，在整個抗戰的過程中，我們更為了支持抗戰，曾竭盡所能的建立一點工業基礎，在戰争結束以後，我們又接收了不少的敵僞工廠，但迄乎今日，所有這些方面的努力成果，有的已經蕩然無存，有的則在迅速崩解中，雖然我們還可在發展産業上繼續努力，但我相信，在一般社會生産關系未改變之前，那種努力定會遭到同樣的命運。
這原因，大家也許頗注意于内外戰争的破壞，但我覺得，最關重要的，還是産業資本向着商業資本轉化傾向存在，使這種傾向當作一個不易抗拒的壓力的客觀條件的存在。
在前面，我已分别分析了我們社會各種資本的特性。
與國際資本有血肉關系的中國商業，中國商人，在社會經濟上既處在優越地位，并利用落後的傳統的種種剝削方式，站在生産圈外來操縱侵漁生産者，那已命定了産業的前途。
而由抗戰以至現在，日益增加其嚴重性的通貨膨脹，更使已經不利地位的産業，愈形不利，已經有利地位的商業（買辦官僚化了的商業），愈加有利。
在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下，就把我們商業原有的優越地位抛開不講，對于适應市場比較缺乏機動性，對于流通周轉比較需要更長時間的工業，已經是困難萬分的，而近年來用外國物資，外國廉價商品來壓低國内物價的對外貿易政策，更不啻給予那些擡不起頭，喘不過氣來的大小工業，以火上添油的煎迫。
結局，“以商養工”或“化工為商”，就成了一般工業家掙脫滅亡命運的一個有效方法。
（二）由國民資本向着官僚資本的轉化 本來，在内外戰争中，在困厄中掙紮的大小工業，除了用上述的“以商養工”“化工為商”的下策，借圖自救外，它們還曾不絕的請求政府救濟，請求政府貸款援助。
而在财政萬分困難，主要靠印刷機來維持支出的政府，它用什麼來救助它們呢？顯然的，還是憑了印鈔票的印刷機：通貨膨脹會增重生産事業的苦難，加多生産事業的援助，又會增大通貨膨脹的程度，這像是一個苦痛的循環，然而這循環并不是單純的重複。
其間經常的必然的會伸出改變生産事業原來的所有與使用關系的魔手。
許多事業在這循環過程中被統制，被合并，且被操縱捉弄。
或者在國有國營的大名義下，化私為公；或者在優先補貼及其他特殊便利的誘惑下，化民有為官有，不論采取那一種方式，或兼采兩者的混合方式，原來是國民的産業，都直接間接全部的或者部分的變為官有了。
事實上，當戰亂在經濟上使幹涉統制成為必要時，受到上述迫害宰割的，并不單是工業，就在有利可圖的商業，亦是不能幸免的。
政府在交通、信用、外彙、課稅以及其他種種方面，都可給予商業以困擾和限制。
囤積居奇是幹犯禁令的，偷關漏稅是幹犯禁令的。
結局，假使商業要在法令範圍内規規矩矩的作去，它并不能比工業好多少。
在這種認識上，我們就知道抗戰以來的商業的特殊利得，是由商業特殊化了，獲得了違法反禁的保障，是得到了權勢者的默許，奧援或支持，由是，“以商養工”“化工為商”的傾向的存在，就是由于“以官濟商”“化官為商”的事實擺在前面，這一來，不但工業資本官僚資本化了，就是商業資本也官僚資本化了。
直到現在，一般國民資本，還在繼續轉化為特殊國民—官僚的資本，這轉化，已成為大家都能體認到的一種傾向，一個具有不可抗禦力量的運動規律。
（三）由民族資本向着國際資本的轉化 在上述兩種資本運動傾向連同作用下，定然會促成第三種資本運動，即民族資本向着國際資本的轉化。
事實上，這種運動已經在非常強烈的表現着。
而它的形成，是把以次這些事實作為内容的。
一國生産衰頹而商業卻能變相繁榮，那已說明它的那種商業，主要是做着販運并分散外國貨物的商業，就當前講，是經營美國貨的商業。
這種商業專為外國産業服務，它的買辦性是非常明白的。
而在“以商養工”或“化工為商”的情形下，已不啻使一部分民族資本，變為以國人名義經營的外國資本。
不錯，外貨的輸入。
也可能有助于民族工業。
但通貨膨脹及其他種種不利于生産的條件，使國外輸入的貨物，更不可能是有建設性的生産手段，而更可能是有破壞性的消費資料，我們不用看官方的海關公布的物品數字和種類，試走到任何一個市場，都可觸目驚心的碰到外國人特别是美國人為我們備辦的煙、酒、化妝品、鐘表、自來水筆以及其他“不用也行”的日常适用品和便利品。
輸入品愈不是生産手段，就愈是消費資料或奢侈品，這樣相互影響會造成一個傾向，使我們社會隻合存在一種買辦商業資本以及配合買辦商業的其他資本形态。
不僅此也，在某種限度内，可視為買辦商業金融作用之結果的戰亂，和與戰亂相伴而生的惡性通貨膨脹，使我們在敵僞産業基礎上新生起來的若幹生産事業以及依各種形式保存着的社會資财，都直接間接或明或暗的向外國逃避了。
而官僚與買辦的苟合，更不啻為此逃避開了一個方便門戶。
因此，我們政府不管怎樣叫窮叫苦，請外國幫助，而我們國内的資财、外彙、黃金、土産，卻源源不絕的在向我們希望從它得到援救的國家輸送。
這種矛盾得極其可笑的現象，正在我們面前表演着，而我在此所要注意的，卻是這逃往外國的資本，并不是一去不回的，它們為貪取國内的較高利得和權勢，一有機會，還會回頭“眷顧”這可憐的祖國，不過，待到它們回過頭來時，那已不是，也決不會是當作民族資本在國内生根，而是當作國際資本，或連同真正的國際資本，從外部投向中國經濟角逐舞台罷了。
從上面所說的這幾種傾向看來，抗戰以後的中國社會資本運動，雖然同戰前比照起來，增添進去了不少新的因素，并作了比較錯綜曲折得多的表現，但在實質上，毋甯是一貫下來的。
為了要透過現象去看本質，去看資本運動所由左右的内在關鍵，我們得進一步去分析我們社會的利潤與利息形态。
本篇問題研究 一、一般流俗的資本概念，為什麼不能用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與非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别？ 二、勞動力的買賣，勞動力變為商品，是資本主義生産的基本前提條件；中國社會不但早有勞動力買賣的事實存在，且有過剩的勞動力存在，為什麼總不易實現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産？ 三、中國曆來的商業資本，對現代商業資本，對過去歐洲的商業資本，具有怎樣的特質？ 四、高利貸資本與銀行資本，乃至銀行資本與金融資本，究有什麼本質不同的地方？ 五、在一個生産比較不發達的社會，它的貨币資本，為什麼有最大一部分在商人手中？ 六、中國社會的商業資本，不肯支援并轉化為産業資本，卻反而侵蝕産業資本，其關鍵究在商人，抑在其他方面？ 七、中國民族的産業資本不發達，為什麼外人在中國的産業也不很發達？ 八、資本的累積過程，何以會決定資本的分散或轉化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