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中國資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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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依舊要靠着原始方式的協助。
因為一個社會的資本主義生産方法如其沒有占着優勢地位，或者，如其全般的說來，還是對舊的生産方法占着劣勢地位，則資本主義式的累積，可能要借助于原始的累積方法。
事實上，現代初期的各國資本主義經營的利得殆無一不是通過政府的保育政策，通過政府用原始方式吸收資金，來間接成就的。
中國就是到了目前，還未曾脫出上述諸期階段。
它的資本累積的最主要形态，還是原始的，還是以獨立小生産者的剩餘勞動生産物作為基礎，亦就因此之故，它那一部分在資本主義形式上累積起來的資本，我們有理由斷定它是叨光于原始累積的庇蔭。
雖然那不一定是由于政府的保育政策，而甯是由于帝國主義對封建的特權關系。
惟其我們的資本累積，主要是原始的。
故資本累積的程度，其規模，不能也不易直接由生産規模上表現出來，卻反而是間接的表現于買辦的商業資本、新型的高利貸資本及與其相适應的變态的财政資本的規模上。
我們在前面已經概略的提到了中國各種形态的資本的統計數字，那些數字，雖然大體可以表明中國資本累積的規模，但其間有幾個問題須得予以分釋。
第一，從那些資本規模上，我們不應隻注意其累積的一面，即我們已講過，作為中國資本累積基礎的獨立小生産者的生産規模，雖有極少部分可能在擴大，不少部分可能在維持單純再生産原狀，實還有極大一部分在縮小或全盤停頓。
這縮小去了或完全停頓了的生産部分，顯然不但無所累積，且把已有的累積也被銷毀去了，在前述中國各種形态的資本統計數字中，就有極大一部分不是資本累積的結果，而是原有累積被吞蝕被剝削去了的結果。
大家試一留意我們由都市到農村的普遍破産現象，就知道其中的症結。
不幸的是：在資本主義式的累積中，一般生産規模的擴大或縮小，大體可以看出資本是否真正有所累積，而在中國這種原始式的累積中，要從表現那種累積的其他形态的資本中，去測度我們一般生産規模究在擴大或縮小，就頗為不易了。
這是深刻的破産現象，并不能引起一般人甚至一般經濟學者注意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除了産業資本外，其他各種資本形态，如商業資本，農業上的土地資本，新舊式金融資本等等，都比較缺乏定着性，它們之間的流轉是很迅速的。
就地租來說，它是農村資本累積的一個基本方式，中國地租的非現代化，不僅包括進了利潤工資的成分，而且把農村副業的收入，農民正常生活費用，也給囊括了去。
就土地所有者的浪費，及依種種方式擴大集中地權的關系言，地租竟直接間接做了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或高利貸性資本的活動根據，雖然商業及高利貸本身，亦各有它們獨特的累積方法。
此種流轉或夥同活動，在中國社會是極自然的，因為中國社會經濟基礎給它們配置着諸種适需條件。
同時，在上述各種資本，它們更可借信用掩蔽，使自己茫無涯際的膨大起來，因此，要從它們的統計數字，來說明一個社會的财富或資本的确實累積程度，那是極無把握的。
而我們許多經濟學者，每每就像天真無邪的從中國銀行資本的擴大上，來反證中國經濟的發達，好像社會資本的累積，可以不通過産業，而戲劇般的在銀行金庫中或會計簿上變出來似的。
第三，如其說，資本累積表現在商業上、農業上、金融上不易察知其底蘊，則它表現在财政上，在财政政策所支配的公債、賦稅及通貨上，就更加使人摸不着頭腦了。
而像中國這種沒有現代産業基礎的國家，私經濟範圍内的商業與金融的利得或資本累積，經常無可避免的要同政府的财政政策，特别要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商業經融發生極密切的聯系。
就前者而論，中國商業和金融上的資本累積，是必需經濟以外的強力，從外部來予以支撐或補充的。
商業和高利貸業或銀行業在賦稅與公債上所貢獻給财政上的助力愈大，而它們就更好把賦稅，把公債乃至把通貨作為加倍轉嫁或向獨立小生産者索取較高代價的口實或工具。
比如，近三十年來最顯然膨大起來的銀行資本，論其累積過程，應當不忽視政府所給予它們的特别恩惠，政府以公債的方式向銀行貸款，公債票面價格和政府實際借入款項之間，有一個大大的差額。
除此差額的利得之外，還有較高的利率，還可把公債當作資本運用，且還可把公債券作為發行鈔票的準備。
銀行就把它其他方面的業務活動的赢利抛開不講，單是這種借貸關系，就能給予它以四重的利益，銀行資本是這樣累積起來的。
财政上為了保障債權人的權利，當然不能完全依賴借債還債，而必須以賦稅方式來予以彌補，結局，經濟外的強制，就成了資本累積的杠杆。
中國商業資本的累積，雖然沒有銀行資本那樣顯然的依靠經濟外的強制方式，但我們略一分析其借助于多重不等價交換的内容，分析其利得與官場的聯系，更分析愈閉塞愈落後地域，就愈可不計較成本，而計較市況，而任意抑價勒買，擡價額銷的事實，就知道商業資本能有現在這樣累積的成果，并不是偶然的。
顯然的，我們并不以中國資本的這種累積方式而感到失望，而甯願使這種累積方式合理化，因為借原始累積來促進來助成現代型的累積，那正是現代初期各資本主義國家共同經驗過來的現實道路。
所可惜的是，我們踯躅在這條路的時間太長了，這原因，本須關聯到上述中國商業金融資本累積，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商業與金融保有内在聯系一點上面去，但關于這點，我想把它留在下面來加以說明。
（三）中國資本的集中過程 資本的累積形态，是由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規制着，資本的集中形态，亦是如此。
我們很可以說，資本的集中形态，是由資本的累積形态所決定。
資本主義式的資本累積，我們已經知道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内部自我強制的進行。
每個企業組織或生産單位，如其要求自存，要求不為與它同時競存的其他企業組織或生産單位所擊敗，它就必須在技術上講求改進，在設備上講求充實，即是說，它必須多方講求再生産規模的擴大。
擴大變成了圖存的一個緻命的前提。
所以，資本集中，成了資本主義商品生産的基本法則。
一切有關資本主義的經營，無疑有這個法則在其中作用着，資本主義的商業與金融業，自不能例外。
但不論那種企業上的集中，都須把産業或生産事業上的集中作為它的依據或基礎。
如像托辣斯卡特爾一類組織，雖然包容了廣泛的交換過程，關系商業資本活動，但卻是把産業作為它的重心，商業隻演着附庸的角色。
就是現代龐大的金融資本，如抽去了集中起來的産業，它立即就顯示為一種虛浮的存在。
反之，在原始累積形态上的集中，就完全把它的集中運動移到産業或生産領域以外了，特别是移到交換領域了，我們已經知道：在一個産業落後的社會，盡管它隻存在着分散的零碎的獨立小生産規模，但卻并未因此就妨礙它的商業資本的擴大。
經濟科學告訴我們：獨立的商業資本，可能與産業依相反比例而發展。
引言之，即産業資本上的不集中，在某種場合，正可成就商業資本上的集中。
這是中國資本集中形态的實話。
早在開始現代化程序以前，中國的商業資本，就對當時的産業，表現了極不相稱的規模。
資本所以容易在商業上集中起來，在極多的原因之中，第一要數到商人在落後社會的優越經濟地位。
他們利用獨立生産者的無知與分散，自然成了單純商品買賣價格的決定人，一部商業哲學，是由賤買貴賣的原則一以貫之的。
他們“因利乘便”的地方，已夠多了，又如在必然的社會聯系，高利貸業，甚至初期新式的金融業，都在做他們的幫手，設推開論點，把我們前面已經解述過的中國土地資本與商業資本夥同活動的關系，加入考慮，更就商人傳統的接近官場，且容易變為官人的事實，關聯起來，社會資本很快就容易集中商人手中的事實，是不難理解的。
但商業資本集中到一定的量，理應可能改變它的質，這個論點，得從兩個方面予以說明，其一，關系到資本分散的問題，将在次節讨論；其一，則是在中國現代商業資本集中裡面包涵了它對帝國主義的商業與金融的關系。
我在前面已講到中外貿易的聯系方式。
那種方式，表明中國的國外貿易，全由外人操縱，而依屬在國外貿易下的國内貿易，則顯示為對外人服務。
本來對外貿易也和對内貿易一樣，一極的商品向其對極方面運動，對極方面的貨币則向着這一極方面運動。
在這裡，工業品同農業品本身，并不能表示什麼軒轾。
但因大體上，主要輸出以工業品為代表的社會，和主要輸出以農産品為代表的社會，在國際經濟政治關系上是處在不平等的地位，它們的商品，就處在不平等的地位而要求，而被強制，以較大價值的農産品（或半制品），去交換較小價值的工業品（乃至一部分農産品）了。
這種不等價交換本身，必然一步進一步的誘緻中國經濟國際化，誘使中國商品貨币經濟與國際商品金融發生更有隸屬性的聯系，結果，在中國對外的商品往複運動與貨币往複運動中，就形成一種很異樣的資本集中運動。
由一八六四年到一九三四年這七十年中間，隻有很少幾年是出超，其餘都是入超。
僅由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二八年的入超總額，就已達到了五千三百九十萬兩，這大量入超所需支付的貨币額，是以中國社會資金，由農村流向都市，流向本國金融機關，流向外國銀行，其中一部分再行外流，這一集中過程來體現着的。
自然，集中到這任一階段的資金，并不是無所保留，就一直向前運動，同時也并不是全不回流。
事實上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積累到了三十二萬四千二百萬美元（一九三四年）的投資總額，大體就是這樣集中起來的。
而中國現代商業金融資本的集中形态，亦不妨說明托這種大集中運動的餘蔭而逐漸形成，同時反過來說，也正是那種大集中運動所由形成的基礎。
但在這當中，我們應肯定一件事實，即商業金融方面的破産沒落現象，并不因那種集中運動而減少，且反因那種集中運動愈益強化而加多。
一部分或最大一部分的破産沒落，就為另一部分或另一極小部分集中化膨大化的基礎。
這是中國新舊産業連續破産，而新舊商業金融，也并非一律欣欣向榮的症結所在。
至若在商業金融方面其所以有的能夠擴大，有的不免于衰落的原因，在我們現在論及的場合來說，那與其說是看誰有沒有取得帝國主義的或封建的特權關系，甯是看誰有沒有運用那種特權關系的資格和本錢。
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或其投資力愈益加大，它所要求為它服務的中國商業與金融，就愈需要有像樣的規模或較能集中的資力了。
（四）中國資本的分散過程 從表面上看，分散恰好是集中的反面，但資本的分散形态，卻為其集中形态所制約，所規定了。
資本能在産業上集中，它向産業以外的商業金融方面活動，也是為了适應産業的要求；反之，資本如其主要是集中在商業方面，商業按照它獨力活動的法則，就隻有在很特殊的場合，才肯向産業上分散，否則它一定會以擴大自身的活動。
擴大與自身活動最相類似和最有密切關系方面即金融方面的活動，為更有利益。
惟其如此，中外商業金融業所大量集中起來的資金，雖然有較小的一部分，為了要購取中國農村的原料和半制品，而不得不分散到農村去，但這需要較長周轉時間，且不免為治安交通等條件所限制的買賣，即使能運用各種方式的特權，以加大不等價交換的有利差額，那亦隻是在特别需要原料品或半制品，以便成就其他更大利益的場合，才能為中外商業金融業所注意到。
他們念茲在茲的，毋甯是那些轉手即可獲取大利的交易對象，所以，在商業金融上集中的資本，幾乎連正規的嚴格意義的商業，即包括有貨币商品運動在内的商業，也“敬而遠之”，而一味向那些離開生産過程更遠的标金市場、外彙市場、公債市場以及各種方式的交易所去讨生活了。
此外，地産經營，也是逐利者非常中意的投機目标之一。
中國資本的這種分散形态，延到此次抗戰爆發前數年間，幾乎發達到了極點。
當時國内國外正為經濟危機乃至政治危機所侵襲着。
一切正常的貿易關系，都有脫節的趨勢，因而更加強了上述的投機活動。
但用投機方式迅速分散去的資金，不轉瞬間，又依投機方式迅速集中起來，由是黃金流來流去的水池裡，很容易發生漫溢現象。
甚嚣塵上的所謂遊資過剩，就在這裡不易分散開的分散運動過程中，當作一種嚴重病态表現出來。
不錯，我們是不能忘記中國商業上集中的資本，還有一種傳統的分散方式的，中國商人賺得的錢，一向除了進一步擴充商業外，就是拿去購買土地，而中國的特殊封建經濟關系，又大抵允許商人自由購買土地，這是我們一再講過了的。
這種向土地分散資本的方式，原可理解為把土地當作商業活動的特殊對象物，同時，土地上的收入，确也照例成為商業累積的一個特殊方式，但我不想在這裡進一步分析，我們隻須表明：這種分散方式，在五口通商以後，因為商業有了廣大活動範圍和有了雜多輕而易舉的活動對象物，就慢慢在商業比較發達的地方，為一般商業經營者所不注意了，他們甚且把都市及其附近以外地方的土地，看為是累贅。
自然，在比較落後的地區，情形是不盡相同的，但在現代商品貨币經濟日益擴大其範圍與影響的情況下，我們仍不妨說：那種分散資本的方式，已漸不重要了。
不過，這是指着戰前說的。
如其說把商業上累積的資本，用來購置土地，在戰前已成了很不時髦的投資方法，而與這相關聯的傳統的高利貸活動，亦同樣逐漸減少了它對資本的吸收性。
破産的廣大農村，無疑仍是高利貸活動的舞台，但當資本能找到其他有利出路時，它并不會怎樣戀戀于這變亂無常的地盤。
這是上述資本由農村集中到都市的一個有力的注腳。
自然，這一切的演變推移，都是逐漸的不平衡的展開的。
在我們的社會經濟基礎，不曾經過全面改革以前，商業上的資本累積與集中，自不免還有依靠土地投資及高利貸活動為其支助的地方，在同一限度内，它的資本的分散，也必然會“飲水思源”的流用到這些方面。
但當它的資本的累積與集中，與其說是關聯于封建的特權，卻甯是關聯于帝國主義在中國不平等的特殊利益，則它的資本分散，就無法遵循古典的通路，而不得不強制着，使原有的土地投資，逐漸變形為都市地産投資，使舊來的高利貸活動，變形為銀行資本活動，并且，有如過去土地投資與高利貸結托一樣，地産上的投機也同樣有高利貸性的新式銀行資本活動聯系起來。
這有關資本分散的引論，重又回到我們的出發點
因為一個社會的資本主義生産方法如其沒有占着優勢地位，或者，如其全般的說來，還是對舊的生産方法占着劣勢地位，則資本主義式的累積，可能要借助于原始的累積方法。
事實上，現代初期的各國資本主義經營的利得殆無一不是通過政府的保育政策，通過政府用原始方式吸收資金，來間接成就的。
中國就是到了目前，還未曾脫出上述諸期階段。
它的資本累積的最主要形态，還是原始的，還是以獨立小生産者的剩餘勞動生産物作為基礎，亦就因此之故，它那一部分在資本主義形式上累積起來的資本，我們有理由斷定它是叨光于原始累積的庇蔭。
雖然那不一定是由于政府的保育政策，而甯是由于帝國主義對封建的特權關系。
惟其我們的資本累積，主要是原始的。
故資本累積的程度，其規模，不能也不易直接由生産規模上表現出來，卻反而是間接的表現于買辦的商業資本、新型的高利貸資本及與其相适應的變态的财政資本的規模上。
我們在前面已經概略的提到了中國各種形态的資本的統計數字，那些數字，雖然大體可以表明中國資本累積的規模，但其間有幾個問題須得予以分釋。
第一，從那些資本規模上，我們不應隻注意其累積的一面，即我們已講過，作為中國資本累積基礎的獨立小生産者的生産規模，雖有極少部分可能在擴大，不少部分可能在維持單純再生産原狀，實還有極大一部分在縮小或全盤停頓。
這縮小去了或完全停頓了的生産部分，顯然不但無所累積，且把已有的累積也被銷毀去了，在前述中國各種形态的資本統計數字中，就有極大一部分不是資本累積的結果，而是原有累積被吞蝕被剝削去了的結果。
大家試一留意我們由都市到農村的普遍破産現象，就知道其中的症結。
不幸的是：在資本主義式的累積中，一般生産規模的擴大或縮小，大體可以看出資本是否真正有所累積，而在中國這種原始式的累積中，要從表現那種累積的其他形态的資本中，去測度我們一般生産規模究在擴大或縮小，就頗為不易了。
這是深刻的破産現象，并不能引起一般人甚至一般經濟學者注意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除了産業資本外，其他各種資本形态，如商業資本，農業上的土地資本，新舊式金融資本等等，都比較缺乏定着性，它們之間的流轉是很迅速的。
就地租來說，它是農村資本累積的一個基本方式，中國地租的非現代化，不僅包括進了利潤工資的成分，而且把農村副業的收入，農民正常生活費用，也給囊括了去。
就土地所有者的浪費，及依種種方式擴大集中地權的關系言，地租竟直接間接做了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或高利貸性資本的活動根據，雖然商業及高利貸本身，亦各有它們獨特的累積方法。
此種流轉或夥同活動，在中國社會是極自然的，因為中國社會經濟基礎給它們配置着諸種适需條件。
同時，在上述各種資本，它們更可借信用掩蔽，使自己茫無涯際的膨大起來，因此，要從它們的統計數字，來說明一個社會的财富或資本的确實累積程度，那是極無把握的。
而我們許多經濟學者，每每就像天真無邪的從中國銀行資本的擴大上，來反證中國經濟的發達，好像社會資本的累積，可以不通過産業，而戲劇般的在銀行金庫中或會計簿上變出來似的。
第三，如其說，資本累積表現在商業上、農業上、金融上不易察知其底蘊，則它表現在财政上，在财政政策所支配的公債、賦稅及通貨上，就更加使人摸不着頭腦了。
而像中國這種沒有現代産業基礎的國家，私經濟範圍内的商業與金融的利得或資本累積，經常無可避免的要同政府的财政政策，特别要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商業經融發生極密切的聯系。
就前者而論，中國商業和金融上的資本累積，是必需經濟以外的強力，從外部來予以支撐或補充的。
商業和高利貸業或銀行業在賦稅與公債上所貢獻給财政上的助力愈大，而它們就更好把賦稅，把公債乃至把通貨作為加倍轉嫁或向獨立小生産者索取較高代價的口實或工具。
比如，近三十年來最顯然膨大起來的銀行資本，論其累積過程，應當不忽視政府所給予它們的特别恩惠，政府以公債的方式向銀行貸款，公債票面價格和政府實際借入款項之間，有一個大大的差額。
除此差額的利得之外，還有較高的利率，還可把公債當作資本運用，且還可把公債券作為發行鈔票的準備。
銀行就把它其他方面的業務活動的赢利抛開不講，單是這種借貸關系，就能給予它以四重的利益，銀行資本是這樣累積起來的。
财政上為了保障債權人的權利，當然不能完全依賴借債還債，而必須以賦稅方式來予以彌補，結局，經濟外的強制，就成了資本累積的杠杆。
中國商業資本的累積，雖然沒有銀行資本那樣顯然的依靠經濟外的強制方式，但我們略一分析其借助于多重不等價交換的内容，分析其利得與官場的聯系，更分析愈閉塞愈落後地域，就愈可不計較成本，而計較市況，而任意抑價勒買，擡價額銷的事實，就知道商業資本能有現在這樣累積的成果，并不是偶然的。
顯然的，我們并不以中國資本的這種累積方式而感到失望，而甯願使這種累積方式合理化，因為借原始累積來促進來助成現代型的累積，那正是現代初期各資本主義國家共同經驗過來的現實道路。
所可惜的是，我們踯躅在這條路的時間太長了，這原因，本須關聯到上述中國商業金融資本累積，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商業與金融保有内在聯系一點上面去，但關于這點，我想把它留在下面來加以說明。
（三）中國資本的集中過程 資本的累積形态，是由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規制着，資本的集中形态，亦是如此。
我們很可以說，資本的集中形态，是由資本的累積形态所決定。
資本主義式的資本累積，我們已經知道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内部自我強制的進行。
每個企業組織或生産單位，如其要求自存，要求不為與它同時競存的其他企業組織或生産單位所擊敗，它就必須在技術上講求改進，在設備上講求充實，即是說，它必須多方講求再生産規模的擴大。
擴大變成了圖存的一個緻命的前提。
所以，資本集中，成了資本主義商品生産的基本法則。
一切有關資本主義的經營，無疑有這個法則在其中作用着，資本主義的商業與金融業，自不能例外。
但不論那種企業上的集中，都須把産業或生産事業上的集中作為它的依據或基礎。
如像托辣斯卡特爾一類組織，雖然包容了廣泛的交換過程，關系商業資本活動，但卻是把産業作為它的重心，商業隻演着附庸的角色。
就是現代龐大的金融資本，如抽去了集中起來的産業，它立即就顯示為一種虛浮的存在。
反之，在原始累積形态上的集中，就完全把它的集中運動移到産業或生産領域以外了，特别是移到交換領域了，我們已經知道：在一個産業落後的社會，盡管它隻存在着分散的零碎的獨立小生産規模，但卻并未因此就妨礙它的商業資本的擴大。
經濟科學告訴我們：獨立的商業資本，可能與産業依相反比例而發展。
引言之，即産業資本上的不集中，在某種場合，正可成就商業資本上的集中。
這是中國資本集中形态的實話。
早在開始現代化程序以前，中國的商業資本，就對當時的産業，表現了極不相稱的規模。
資本所以容易在商業上集中起來，在極多的原因之中，第一要數到商人在落後社會的優越經濟地位。
他們利用獨立生産者的無知與分散，自然成了單純商品買賣價格的決定人，一部商業哲學，是由賤買貴賣的原則一以貫之的。
他們“因利乘便”的地方，已夠多了，又如在必然的社會聯系，高利貸業，甚至初期新式的金融業，都在做他們的幫手，設推開論點，把我們前面已經解述過的中國土地資本與商業資本夥同活動的關系，加入考慮，更就商人傳統的接近官場，且容易變為官人的事實，關聯起來，社會資本很快就容易集中商人手中的事實，是不難理解的。
但商業資本集中到一定的量，理應可能改變它的質，這個論點，得從兩個方面予以說明，其一，關系到資本分散的問題，将在次節讨論；其一，則是在中國現代商業資本集中裡面包涵了它對帝國主義的商業與金融的關系。
我在前面已講到中外貿易的聯系方式。
那種方式，表明中國的國外貿易，全由外人操縱，而依屬在國外貿易下的國内貿易，則顯示為對外人服務。
本來對外貿易也和對内貿易一樣，一極的商品向其對極方面運動，對極方面的貨币則向着這一極方面運動。
在這裡，工業品同農業品本身，并不能表示什麼軒轾。
但因大體上，主要輸出以工業品為代表的社會，和主要輸出以農産品為代表的社會，在國際經濟政治關系上是處在不平等的地位，它們的商品，就處在不平等的地位而要求，而被強制，以較大價值的農産品（或半制品），去交換較小價值的工業品（乃至一部分農産品）了。
這種不等價交換本身，必然一步進一步的誘緻中國經濟國際化，誘使中國商品貨币經濟與國際商品金融發生更有隸屬性的聯系，結果，在中國對外的商品往複運動與貨币往複運動中，就形成一種很異樣的資本集中運動。
由一八六四年到一九三四年這七十年中間，隻有很少幾年是出超，其餘都是入超。
僅由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二八年的入超總額，就已達到了五千三百九十萬兩，這大量入超所需支付的貨币額，是以中國社會資金，由農村流向都市，流向本國金融機關，流向外國銀行，其中一部分再行外流，這一集中過程來體現着的。
自然，集中到這任一階段的資金，并不是無所保留，就一直向前運動，同時也并不是全不回流。
事實上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積累到了三十二萬四千二百萬美元（一九三四年）的投資總額，大體就是這樣集中起來的。
而中國現代商業金融資本的集中形态，亦不妨說明托這種大集中運動的餘蔭而逐漸形成，同時反過來說，也正是那種大集中運動所由形成的基礎。
但在這當中，我們應肯定一件事實，即商業金融方面的破産沒落現象，并不因那種集中運動而減少，且反因那種集中運動愈益強化而加多。
一部分或最大一部分的破産沒落，就為另一部分或另一極小部分集中化膨大化的基礎。
這是中國新舊産業連續破産，而新舊商業金融，也并非一律欣欣向榮的症結所在。
至若在商業金融方面其所以有的能夠擴大，有的不免于衰落的原因，在我們現在論及的場合來說，那與其說是看誰有沒有取得帝國主義的或封建的特權關系，甯是看誰有沒有運用那種特權關系的資格和本錢。
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或其投資力愈益加大，它所要求為它服務的中國商業與金融，就愈需要有像樣的規模或較能集中的資力了。
（四）中國資本的分散過程 從表面上看，分散恰好是集中的反面，但資本的分散形态，卻為其集中形态所制約，所規定了。
資本能在産業上集中，它向産業以外的商業金融方面活動，也是為了适應産業的要求；反之，資本如其主要是集中在商業方面，商業按照它獨力活動的法則，就隻有在很特殊的場合，才肯向産業上分散，否則它一定會以擴大自身的活動。
擴大與自身活動最相類似和最有密切關系方面即金融方面的活動，為更有利益。
惟其如此，中外商業金融業所大量集中起來的資金，雖然有較小的一部分，為了要購取中國農村的原料和半制品，而不得不分散到農村去，但這需要較長周轉時間，且不免為治安交通等條件所限制的買賣，即使能運用各種方式的特權，以加大不等價交換的有利差額，那亦隻是在特别需要原料品或半制品，以便成就其他更大利益的場合，才能為中外商業金融業所注意到。
他們念茲在茲的，毋甯是那些轉手即可獲取大利的交易對象，所以，在商業金融上集中的資本，幾乎連正規的嚴格意義的商業，即包括有貨币商品運動在内的商業，也“敬而遠之”，而一味向那些離開生産過程更遠的标金市場、外彙市場、公債市場以及各種方式的交易所去讨生活了。
此外，地産經營，也是逐利者非常中意的投機目标之一。
中國資本的這種分散形态，延到此次抗戰爆發前數年間，幾乎發達到了極點。
當時國内國外正為經濟危機乃至政治危機所侵襲着。
一切正常的貿易關系，都有脫節的趨勢，因而更加強了上述的投機活動。
但用投機方式迅速分散去的資金，不轉瞬間，又依投機方式迅速集中起來，由是黃金流來流去的水池裡，很容易發生漫溢現象。
甚嚣塵上的所謂遊資過剩，就在這裡不易分散開的分散運動過程中，當作一種嚴重病态表現出來。
不錯，我們是不能忘記中國商業上集中的資本，還有一種傳統的分散方式的，中國商人賺得的錢，一向除了進一步擴充商業外，就是拿去購買土地，而中國的特殊封建經濟關系，又大抵允許商人自由購買土地，這是我們一再講過了的。
這種向土地分散資本的方式，原可理解為把土地當作商業活動的特殊對象物，同時，土地上的收入，确也照例成為商業累積的一個特殊方式，但我不想在這裡進一步分析，我們隻須表明：這種分散方式，在五口通商以後，因為商業有了廣大活動範圍和有了雜多輕而易舉的活動對象物，就慢慢在商業比較發達的地方，為一般商業經營者所不注意了，他們甚且把都市及其附近以外地方的土地，看為是累贅。
自然，在比較落後的地區，情形是不盡相同的，但在現代商品貨币經濟日益擴大其範圍與影響的情況下，我們仍不妨說：那種分散資本的方式，已漸不重要了。
不過，這是指着戰前說的。
如其說把商業上累積的資本，用來購置土地，在戰前已成了很不時髦的投資方法，而與這相關聯的傳統的高利貸活動，亦同樣逐漸減少了它對資本的吸收性。
破産的廣大農村，無疑仍是高利貸活動的舞台，但當資本能找到其他有利出路時，它并不會怎樣戀戀于這變亂無常的地盤。
這是上述資本由農村集中到都市的一個有力的注腳。
自然，這一切的演變推移，都是逐漸的不平衡的展開的。
在我們的社會經濟基礎，不曾經過全面改革以前，商業上的資本累積與集中，自不免還有依靠土地投資及高利貸活動為其支助的地方，在同一限度内，它的資本的分散，也必然會“飲水思源”的流用到這些方面。
但當它的資本的累積與集中，與其說是關聯于封建的特權，卻甯是關聯于帝國主義在中國不平等的特殊利益，則它的資本分散，就無法遵循古典的通路，而不得不強制着，使原有的土地投資，逐漸變形為都市地産投資，使舊來的高利貸活動，變形為銀行資本活動，并且，有如過去土地投資與高利貸結托一樣，地産上的投機也同樣有高利貸性的新式銀行資本活動聯系起來。
這有關資本分散的引論，重又回到我們的出發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