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中國資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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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煤礦業、金屬礦業及航業上的投資加算起來，中國在戰前屬于民族資本部分的産業資本，就将近達到十萬萬元的數量。
這個概數，與谷春帆氏的統計沒有大的出入，他認定抗戰以前的新式産業資本，共約三十八億零七百八十一萬元，其中，外資占二十八億，達金額百分之七十四，本國資本僅占九億八千七百萬元。
與産業資本不相配稱的，是生息資本的數量。
在一九二五年，中國一百四十一家銀行的總資本，合計一五八一六〇四七一元，至一九三二年，一百五十家銀行的總資本為二億六千六百七十萬元。
至于舊式金融業的錢莊，在一九三五年合計有一千三百四十七家，其總資額不過五千萬元，兩下加算起來，約達三億餘萬元。
但此系就實收資本而言，設把銀行實收資本、公積金、存款及發鈔等的總資力合共計算，則在一九三一年為二十六億元，而同時擁有五億一千六百萬實收資本之外國銀行的總資力，則達八十四億元。
至于最易轉變，而又不斷在轉變的商業資本，自然很不易作确切的估計。
但我們可以由以次兩重事實，得到一個輪廓的推算。
五口通商以後的中國商業，其對外的重要性，遠超過其對内的重要性。
而且對内商業的發展，或者，農工業品的商業化商品化，倒甯是由于對外貿易的要求。
在一八六四年，中國對外貿易輸出入總額尚不足一億兩，一九一四年，達九億二千萬兩，一九二四年，差不多達到十八億之巨。
單就這每年十數億元對外貿易來說，已可概見周轉它的商人資本，達到了如何大的數量，設把社會信用及交通均不發達的諸因素加入考慮，則總貨币資本中由商人掌握着的數額，就大得可觀了。
在一九三一年，雷麥（C.F.Remer）算定外人在中國的投資，計達三十二億四千二百五十萬美元，其中商業投資占二十五億三千一百九十萬美元，政府借款占七億一千萬美元。
設将美元以戰前四比一的平價換算為華币，外人總投資額一百三十億元中，除去大約三十二億元的政治借款，其餘将近一百億元，就都是商業投資。
特這裡所謂商業投資，那是指着一切用企業形式去牟利的資本，即上述銀行資本和産業資本都包含在内。
設把這兩項資本即銀行資本十六億元（為實收資本、公積金、發鈔各項之總計，由上列總資力八十四億元中減去存款六十八億元所得之數），産業資本二十八億元，從總商業投資百億元中扣除下來，剩餘的五十六億元，大體可以說是八千家洋行大大小小的外國商店旅館乃至各種娛樂場所各種交易所所擁有的商業資本。
（參見蔣學楷等譯，雷麥著《外人在華投資論》） 由上面提出的各種數字，很顯然的說明：在中國各種資本（無論是包括外資，抑排出外資）中，産業資本隻是占着一個很小的比例，同時，如把接近商業且在實際上是做着商業經營的銀行資本，加算在商業資本方面，則商業資本在數量上的壓倒優勢，就大可測知中國産業資本落後的程度了。
（三）由量到質的再考察 依照我們在前面的分析，中國各種資本量的分割，本質上就受到了它們個别的質的規定。
産業的落後形态，即僅點綴着有限的新式經營，而仍以前資本主義的小商品生産占着壓倒優勢的産業形态，當然隻好讓商業資本大肆其獨立活動。
這中間，早由世界資本運動史實所提示的法則在作用着：“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與資本主義生産發展程度成反比例。
” 這個法則不僅說明了商業資本與産業資本，由質到量的變化關系，還說明了它們由量到質的變化關系。
獨立發展的商業，既然不以産業的規制，它就不可避免的要規制着産業。
它将是由犧牲産業而取得自己的營養。
中國的商業資本的數量的增大，一直是把它對于新式的舊式的産業的無情榨取作為基礎。
這種不利于産業發展的局面，不但使可能轉化到産業上的資本受到妨阻，并會使已經投用到産業上的資本，改變用途。
産業在量上愈加處在劣勢的地位，它就愈沒有力量轉變它不利的前途，使它原來具有的諸般特質，更形加強起來。
然而這不單是理論的邏輯，事實是比理論表現得更有力的。
且看下文罷。
三 中國資本累積、集中、分散的總運動 在前面，我已把中國資本的形态的特質，其數量，其質與量的相互關聯，作了一個分析性的考察。
這種考察，雖然已對各種形态的資本的内在聯系，有所說明，但從綜合的觀點，把它們當作一個總體來看，從總運動過程中，去觀察它們所以不能不形成那諸般特質的究竟，并由是看出它們全般發展的趨勢，那卻是需要在這裡加以研究的。
不過，直到此刻為止，我提論到的中國資本，都把在中國的外國資本或國際資本，抛在一邊。
除了極少的必要場合，我幾乎是把在中國的外資，甚至外資的作用，都當作是不存在的，至少，是把它當作從外部來給予中國資本以壓力或阻力的。
——這都是為了說明的便利。
我們現在研究中國資本的總體運動，再不能忽視外資在中國資本運動上的作用了，反之，我們将會證明：在中國資本的全運動過程中，外資實際在起着左右一切的決定的影響。
因此，在論及中國資本之累積、集中、分散的運動以前，須得把外資何以能在其中發生決定作用的事實揭明出來。
（一）國際資本對中國資本運動的作用 也許說，在中國境内的國際資本與中國本土的資本，實際上是很不易明确區分開的。
許多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者，就曾這樣強調着。
但它們間的聯系，不論如何密切，比如，不論中國買辦商人，如何通過外資賺得一宗貨币，這貨币又當作存款，存入外國銀行，外國銀行又可能利用這宗存款，在中國經營某種企業，而這企業的營利，更可能用以參加中國民族資本經營的工礦業。
……如此輾轉下去，好像誰也不容易把外資從中國資本或中國資本運動中劃然區分出來，但這種問題的研究，決不能随着零碎枝節的現象兜圈子，我們這裡特别需要運用抽象力，從參雜錯綜的現象中，去理解它們個别在一定場合在一定主體下所表演的作用，否則我們就不但無法把中國資本與外資區分開，即在中國資本中，亦無法把産業資本與其他和産業資本交互發生流通關系的各種形态的資本區分開。
而我們這裡所要究明的資本總運動，并不是也不能籠統的混同的予以讨論，卻反而是要把它們個别在那種運動中作用着的範圍與限界，認清了之後，才能讨論的。
講到外資對于中國資本運動所起的作用，有若幹認識上的前提問題，須先予以處理。
其一是外資主體或外資所有者的意志，是否統一，即它們對于中國資本運動的作用，是否向着一個方向；其二是外資所有者即使對中國資本發展問題能統一其意向，它們是否就能在實際活動上，貫徹其意向？ 關于前一問題，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帝國主義各國對于任何落後國家的經濟要求或展望，因其個别所具的自然條件及其對該落後國家的曆史關系不同，原可大異其趣，因而對于其帝國主義政策的執行，不盡能采取同一的步驟，甚且可能在某些場合采行相反的步驟，但在它們同為帝國主義的國家，帝國主義終有其相同的基本要求的限内，我們仍不難在其暫時的局部的或參差的沖突中，看出其對落後中國經濟或中國資本可能采行的共同對策；而且，我們往往隻注意到不同的要求所引起的沖突，而不知多方的沖突所造出的一緻或平衡。
近百年來的外資侵略史，已充分為我們指證了這種事實。
關于後一問題，國内論壇上已不時讨論到。
最容易說服我們的意見，似乎是說：各資本主義國家對于中國資本主義或資本的發展，雖然在它自身的各不同發展階段，可以采行不同的政策（如在帝國主義階段以前，它還不妨開明點，雖使各落後地帶的封建生産方法，為資本主義生産方法所代替，一到帝國主義階段，它需要保留或帶往落後地帶之封建生産方法的志望，就比較來得顯明）。
但依不同的志望采取不同的政策為一事，是否能使其主觀志望，依一定政策予以達成為又一事。
這種說法是聰明的。
但似未想到帝國主義者執行某種政策的志向，就已經是把現實的客觀條件作為前提，現在且從這方面來展開我們的研究罷。
在研究程序上，我們應把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态度，轉注到它們對中國産業資本發展的态度上面。
上面述過的中國近百年來産業資本發展的成果，也許可以說是“外铄”的作用居多，——雖然任何外铄的作用，須得通過已有的社會經濟基礎而表現出來——同時，中國産業資本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坎坷與挫折，亦似大體可以由此得到說明。
首先，帝國主義各國不允許或不希望落後的中國發展産業，無疑是恐怕因此影響它們的制造品市場，影響它們的原料供給要求，乃至影響它們的資本出路。
前兩者在今日已可憑常識去理解，而後者則需要予以原理的補充，因為，照我們将在後面解明的，一國産業能順利發展，能不絕擴大再生産，它就可以逐漸大量累積資本，使各國剩餘資本的輸出發生障礙。
其次，它們讓中國民族的産業順利發展，固有上述的障礙，它們代中國或在中國發展産業資本，不是于盡量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及原料之外，更可有利的把握市場，并連帶解決其過剩資本問題麼？它們确曾在打這樣的如意算盤，然已在實踐中經驗到了此路仍是不通的結論：因為，它們在中國多一個産業的單位，其國内同種類的産業，就要在輸出上受到排擠，對本國産業的競争問題，是它們不能在中國任意擴展産業的第一道難關；它們在中國發展産業即使除極少場合以外，不會受到中國民族資本的競争，它們相互間的傾軋競争，卻是不易避免的，比如，日本縱然可以把對中國輸出的紡織業，全搬到中國來，但它不但會遭受英國在華紡織業的排擠，且會受到英國蘭開夏紡織業的排擠。
中國既不能防衛保護自己的産業，也當然不能為其他任何國防衛保護其産業。
這是它們不能在中國任意擴展産業的第二道難關；加之，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雖然都有它在中國的特定勢力圈，它比較可能在勢力圈内暢所欲為，但這種由分割所得到的利便，卻又為分割引起的勞力原料及販賣市場不易如意控制的不利所抵消；況且愈到挽近，每個帝國主義者的勢力範圍，都在因他們之間的激烈鬥争而受到動搖，這是它們不能在中國任意擴展産業的第三道難關。
最後，由中國産業不發達所保留下的落後生産關系，及由此引起的治安、交通、貨币乃至購買力上的諸般困難，雖然反過來會給予中國産業發展的妨礙，也同樣會妨礙列強産業在中國的發展，這是第四道難關。
列強在這不能促進中國産業發展，也不能代中國發展産業的客觀形勢下，自然而然的會依實際利益的指導，利用其可能利用的特權，使中國經濟或中國資本的運動，向着它期望的方向走去。
一國的财政金融，對于全資本運動，是有着決定的作用的。
它們由賠款及外債支借程序的控制，由标金、公債及外彙市場的控制，已使整個中國的财政金融受其支配。
資金向着産業方面運用，既有上述的障礙，它們隻有極必要而且極有利的場合，才由金融市場證券市場的控制，使它們的資本參加到中國産業方面，以為合并買收的準備，或誘使中國資本參加到它們産業方面，以增大其擴展與合并的資力，除此以外，它們就依照其不利于發展中國産業資本的程度，而要求加強中國的商業資本活動，事實上，中外商業資本的分工合作，是達到了非常“協和”的程度的。
比如，以原料品為主的輸出貿易，強半由國人經營，但以達到通商口岸為止，過此則依托于外人，而同時以制造品為主的輸入貿易，則主要由外人經營，但大體亦以到達通商口岸為止，過此則委之于國人，這種買辦性的商業，在外人控制着中國财政金融的條件下，是更易滋養起來的。
配合這種商業資本發展的諸社會條件，更要求配合它們的其他社會條件，層層相因，在一般情形下，特别是在一種壓倒的優越的外力，在全面經濟上發生領導作用的情形下，很可能造成一種限制中國資本全運動或全發展過程的局面。
這是研究中國資本運動，所須預先理解的要鍵。
（二）中國資本的累積過程 在資本的全運動中，首先要知道它是如何累積起來，并在如何累積着。
資本的累積，是資本運動中的最基本關節。
中國資本的本質，我們實際是隻有在它累積運動過程中才最容易暴露出來的。
特關于中國資本累積問題的理解，需要把一般人最易混淆的兩個累積形态，簡括加以說明。
資本的累積，有資本主義式的，有前資本式或原始式的，兩者是判然個别。
資本主義式的累積形态，是以産業勞動者的剩餘生産物，為其累積的基礎。
此剩餘勞動生産物轉化為剩餘價值，而資本化，而連同原資本一同投入再生産過程，就形成擴大再生産過程。
在自由競争局面下，每個産業資本家，為了以精美廉價商品去競勝其同業者，都力圖采用新式多費的機械，從而，都力圖減少消費，使其剩餘生産物或剩餘價值，盡可能的轉化為資本。
産業自身擴大的要求，便變為強制累積的要求。
不過像這種累積方式，并非一開始就是如此的，要追溯産業資本的最初來源，就使我們不能不述及另一種累積方式，或即所謂原始累積的方式。
這種方式的累積，恰與前者相反，而是以獨立小生産者的剩餘生産物或剩餘價值物，為其主要的累積基礎。
在此種累積基礎上，立即就揮起了與它相适應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活動。
它們的活動愈形加深和擴大，那種剩餘生産物或剩餘價值物，就愈不易資本化，甚或使它原有的資本，更嚴密的說，即使它原有生産諸要素，愈益縮減其規模。
當然，在這種情形下，再生産規模也可能有所擴大，也可能維持原狀，但在這種基礎上的任何資本累積，顯然不是由于産業自身的擴大要求，不是經濟内部的強制，而是在産業過程外部，借着政府公債、賦稅、商業政策，以及近代型的銀行政策等來進行的。
我們關于資本累積有了這種基本概念，乃可研究到中國資本累積的性質及其基本形态。
中國産業資本，曾在上次帝國主義戰争時期，即在它們壓力稍弛的場合，在若幹輕工業部門，有過相當的發展，但戰争甫經結束，那種壓力重又加緊，前此發達起來的若幹部門的薄弱産業基礎，又複歸于萎縮。
外資的産業，誠有若幹方面在中國民族産業的廢墟上或被吞并的基礎上，顯示出了變态的繁昌，但根據前面的說明，那終歸是有限的。
而且，就是這有限的資本主義式的累積，亦還是靠着經濟外的特權，靠着原始累積方式來予以支持。
這一點，不獨外資是如此，就是一部分民族産業上僅有的資本
這個概數，與谷春帆氏的統計沒有大的出入，他認定抗戰以前的新式産業資本，共約三十八億零七百八十一萬元，其中，外資占二十八億，達金額百分之七十四，本國資本僅占九億八千七百萬元。
與産業資本不相配稱的，是生息資本的數量。
在一九二五年，中國一百四十一家銀行的總資本，合計一五八一六〇四七一元，至一九三二年，一百五十家銀行的總資本為二億六千六百七十萬元。
至于舊式金融業的錢莊，在一九三五年合計有一千三百四十七家，其總資額不過五千萬元，兩下加算起來，約達三億餘萬元。
但此系就實收資本而言，設把銀行實收資本、公積金、存款及發鈔等的總資力合共計算，則在一九三一年為二十六億元，而同時擁有五億一千六百萬實收資本之外國銀行的總資力，則達八十四億元。
至于最易轉變，而又不斷在轉變的商業資本，自然很不易作确切的估計。
但我們可以由以次兩重事實，得到一個輪廓的推算。
五口通商以後的中國商業，其對外的重要性，遠超過其對内的重要性。
而且對内商業的發展，或者，農工業品的商業化商品化，倒甯是由于對外貿易的要求。
在一八六四年，中國對外貿易輸出入總額尚不足一億兩，一九一四年，達九億二千萬兩，一九二四年，差不多達到十八億之巨。
單就這每年十數億元對外貿易來說，已可概見周轉它的商人資本，達到了如何大的數量，設把社會信用及交通均不發達的諸因素加入考慮，則總貨币資本中由商人掌握着的數額，就大得可觀了。
在一九三一年，雷麥（C.F.Remer）算定外人在中國的投資，計達三十二億四千二百五十萬美元，其中商業投資占二十五億三千一百九十萬美元，政府借款占七億一千萬美元。
設将美元以戰前四比一的平價換算為華币，外人總投資額一百三十億元中，除去大約三十二億元的政治借款，其餘将近一百億元，就都是商業投資。
特這裡所謂商業投資，那是指着一切用企業形式去牟利的資本，即上述銀行資本和産業資本都包含在内。
設把這兩項資本即銀行資本十六億元（為實收資本、公積金、發鈔各項之總計，由上列總資力八十四億元中減去存款六十八億元所得之數），産業資本二十八億元，從總商業投資百億元中扣除下來，剩餘的五十六億元，大體可以說是八千家洋行大大小小的外國商店旅館乃至各種娛樂場所各種交易所所擁有的商業資本。
（參見蔣學楷等譯，雷麥著《外人在華投資論》） 由上面提出的各種數字，很顯然的說明：在中國各種資本（無論是包括外資，抑排出外資）中，産業資本隻是占着一個很小的比例，同時，如把接近商業且在實際上是做着商業經營的銀行資本，加算在商業資本方面，則商業資本在數量上的壓倒優勢，就大可測知中國産業資本落後的程度了。
（三）由量到質的再考察 依照我們在前面的分析，中國各種資本量的分割，本質上就受到了它們個别的質的規定。
産業的落後形态，即僅點綴着有限的新式經營，而仍以前資本主義的小商品生産占着壓倒優勢的産業形态，當然隻好讓商業資本大肆其獨立活動。
這中間，早由世界資本運動史實所提示的法則在作用着：“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與資本主義生産發展程度成反比例。
” 這個法則不僅說明了商業資本與産業資本，由質到量的變化關系，還說明了它們由量到質的變化關系。
獨立發展的商業，既然不以産業的規制，它就不可避免的要規制着産業。
它将是由犧牲産業而取得自己的營養。
中國的商業資本的數量的增大，一直是把它對于新式的舊式的産業的無情榨取作為基礎。
這種不利于産業發展的局面，不但使可能轉化到産業上的資本受到妨阻，并會使已經投用到産業上的資本，改變用途。
産業在量上愈加處在劣勢的地位，它就愈沒有力量轉變它不利的前途，使它原來具有的諸般特質，更形加強起來。
然而這不單是理論的邏輯，事實是比理論表現得更有力的。
且看下文罷。
三 中國資本累積、集中、分散的總運動 在前面，我已把中國資本的形态的特質，其數量，其質與量的相互關聯，作了一個分析性的考察。
這種考察，雖然已對各種形态的資本的内在聯系，有所說明，但從綜合的觀點，把它們當作一個總體來看，從總運動過程中，去觀察它們所以不能不形成那諸般特質的究竟，并由是看出它們全般發展的趨勢，那卻是需要在這裡加以研究的。
不過，直到此刻為止，我提論到的中國資本，都把在中國的外國資本或國際資本，抛在一邊。
除了極少的必要場合，我幾乎是把在中國的外資，甚至外資的作用，都當作是不存在的，至少，是把它當作從外部來給予中國資本以壓力或阻力的。
——這都是為了說明的便利。
我們現在研究中國資本的總體運動，再不能忽視外資在中國資本運動上的作用了，反之，我們将會證明：在中國資本的全運動過程中，外資實際在起着左右一切的決定的影響。
因此，在論及中國資本之累積、集中、分散的運動以前，須得把外資何以能在其中發生決定作用的事實揭明出來。
（一）國際資本對中國資本運動的作用 也許說，在中國境内的國際資本與中國本土的資本，實際上是很不易明确區分開的。
許多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者，就曾這樣強調着。
但它們間的聯系，不論如何密切，比如，不論中國買辦商人，如何通過外資賺得一宗貨币，這貨币又當作存款，存入外國銀行，外國銀行又可能利用這宗存款，在中國經營某種企業，而這企業的營利，更可能用以參加中國民族資本經營的工礦業。
……如此輾轉下去，好像誰也不容易把外資從中國資本或中國資本運動中劃然區分出來，但這種問題的研究，決不能随着零碎枝節的現象兜圈子，我們這裡特别需要運用抽象力，從參雜錯綜的現象中，去理解它們個别在一定場合在一定主體下所表演的作用，否則我們就不但無法把中國資本與外資區分開，即在中國資本中，亦無法把産業資本與其他和産業資本交互發生流通關系的各種形态的資本區分開。
而我們這裡所要究明的資本總運動，并不是也不能籠統的混同的予以讨論，卻反而是要把它們個别在那種運動中作用着的範圍與限界，認清了之後，才能讨論的。
講到外資對于中國資本運動所起的作用，有若幹認識上的前提問題，須先予以處理。
其一是外資主體或外資所有者的意志，是否統一，即它們對于中國資本運動的作用，是否向着一個方向；其二是外資所有者即使對中國資本發展問題能統一其意向，它們是否就能在實際活動上，貫徹其意向？ 關于前一問題，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帝國主義各國對于任何落後國家的經濟要求或展望，因其個别所具的自然條件及其對該落後國家的曆史關系不同，原可大異其趣，因而對于其帝國主義政策的執行，不盡能采取同一的步驟，甚且可能在某些場合采行相反的步驟，但在它們同為帝國主義的國家，帝國主義終有其相同的基本要求的限内，我們仍不難在其暫時的局部的或參差的沖突中，看出其對落後中國經濟或中國資本可能采行的共同對策；而且，我們往往隻注意到不同的要求所引起的沖突，而不知多方的沖突所造出的一緻或平衡。
近百年來的外資侵略史，已充分為我們指證了這種事實。
關于後一問題，國内論壇上已不時讨論到。
最容易說服我們的意見，似乎是說：各資本主義國家對于中國資本主義或資本的發展，雖然在它自身的各不同發展階段，可以采行不同的政策（如在帝國主義階段以前，它還不妨開明點，雖使各落後地帶的封建生産方法，為資本主義生産方法所代替，一到帝國主義階段，它需要保留或帶往落後地帶之封建生産方法的志望，就比較來得顯明）。
但依不同的志望采取不同的政策為一事，是否能使其主觀志望，依一定政策予以達成為又一事。
這種說法是聰明的。
但似未想到帝國主義者執行某種政策的志向，就已經是把現實的客觀條件作為前提，現在且從這方面來展開我們的研究罷。
在研究程序上，我們應把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态度，轉注到它們對中國産業資本發展的态度上面。
上面述過的中國近百年來産業資本發展的成果，也許可以說是“外铄”的作用居多，——雖然任何外铄的作用，須得通過已有的社會經濟基礎而表現出來——同時，中國産業資本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坎坷與挫折，亦似大體可以由此得到說明。
首先，帝國主義各國不允許或不希望落後的中國發展産業，無疑是恐怕因此影響它們的制造品市場，影響它們的原料供給要求，乃至影響它們的資本出路。
前兩者在今日已可憑常識去理解，而後者則需要予以原理的補充，因為，照我們将在後面解明的，一國産業能順利發展，能不絕擴大再生産，它就可以逐漸大量累積資本，使各國剩餘資本的輸出發生障礙。
其次，它們讓中國民族的産業順利發展，固有上述的障礙，它們代中國或在中國發展産業資本，不是于盡量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及原料之外，更可有利的把握市場，并連帶解決其過剩資本問題麼？它們确曾在打這樣的如意算盤，然已在實踐中經驗到了此路仍是不通的結論：因為，它們在中國多一個産業的單位，其國内同種類的産業，就要在輸出上受到排擠，對本國産業的競争問題，是它們不能在中國任意擴展産業的第一道難關；它們在中國發展産業即使除極少場合以外，不會受到中國民族資本的競争，它們相互間的傾軋競争，卻是不易避免的，比如，日本縱然可以把對中國輸出的紡織業，全搬到中國來，但它不但會遭受英國在華紡織業的排擠，且會受到英國蘭開夏紡織業的排擠。
中國既不能防衛保護自己的産業，也當然不能為其他任何國防衛保護其産業。
這是它們不能在中國任意擴展産業的第二道難關；加之，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雖然都有它在中國的特定勢力圈，它比較可能在勢力圈内暢所欲為，但這種由分割所得到的利便，卻又為分割引起的勞力原料及販賣市場不易如意控制的不利所抵消；況且愈到挽近，每個帝國主義者的勢力範圍，都在因他們之間的激烈鬥争而受到動搖，這是它們不能在中國任意擴展産業的第三道難關。
最後，由中國産業不發達所保留下的落後生産關系，及由此引起的治安、交通、貨币乃至購買力上的諸般困難，雖然反過來會給予中國産業發展的妨礙，也同樣會妨礙列強産業在中國的發展，這是第四道難關。
列強在這不能促進中國産業發展，也不能代中國發展産業的客觀形勢下，自然而然的會依實際利益的指導，利用其可能利用的特權，使中國經濟或中國資本的運動，向着它期望的方向走去。
一國的财政金融，對于全資本運動，是有着決定的作用的。
它們由賠款及外債支借程序的控制，由标金、公債及外彙市場的控制，已使整個中國的财政金融受其支配。
資金向着産業方面運用，既有上述的障礙，它們隻有極必要而且極有利的場合，才由金融市場證券市場的控制，使它們的資本參加到中國産業方面，以為合并買收的準備，或誘使中國資本參加到它們産業方面，以增大其擴展與合并的資力，除此以外，它們就依照其不利于發展中國産業資本的程度，而要求加強中國的商業資本活動，事實上，中外商業資本的分工合作，是達到了非常“協和”的程度的。
比如，以原料品為主的輸出貿易，強半由國人經營，但以達到通商口岸為止，過此則依托于外人，而同時以制造品為主的輸入貿易，則主要由外人經營，但大體亦以到達通商口岸為止，過此則委之于國人，這種買辦性的商業，在外人控制着中國财政金融的條件下，是更易滋養起來的。
配合這種商業資本發展的諸社會條件，更要求配合它們的其他社會條件，層層相因，在一般情形下，特别是在一種壓倒的優越的外力，在全面經濟上發生領導作用的情形下，很可能造成一種限制中國資本全運動或全發展過程的局面。
這是研究中國資本運動，所須預先理解的要鍵。
（二）中國資本的累積過程 在資本的全運動中，首先要知道它是如何累積起來，并在如何累積着。
資本的累積，是資本運動中的最基本關節。
中國資本的本質，我們實際是隻有在它累積運動過程中才最容易暴露出來的。
特關于中國資本累積問題的理解，需要把一般人最易混淆的兩個累積形态，簡括加以說明。
資本的累積，有資本主義式的，有前資本式或原始式的，兩者是判然個别。
資本主義式的累積形态，是以産業勞動者的剩餘生産物，為其累積的基礎。
此剩餘勞動生産物轉化為剩餘價值，而資本化，而連同原資本一同投入再生産過程，就形成擴大再生産過程。
在自由競争局面下，每個産業資本家，為了以精美廉價商品去競勝其同業者，都力圖采用新式多費的機械，從而，都力圖減少消費，使其剩餘生産物或剩餘價值，盡可能的轉化為資本。
産業自身擴大的要求，便變為強制累積的要求。
不過像這種累積方式，并非一開始就是如此的，要追溯産業資本的最初來源，就使我們不能不述及另一種累積方式，或即所謂原始累積的方式。
這種方式的累積，恰與前者相反，而是以獨立小生産者的剩餘生産物或剩餘價值物，為其主要的累積基礎。
在此種累積基礎上，立即就揮起了與它相适應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活動。
它們的活動愈形加深和擴大，那種剩餘生産物或剩餘價值物，就愈不易資本化，甚或使它原有的資本，更嚴密的說，即使它原有生産諸要素，愈益縮減其規模。
當然，在這種情形下，再生産規模也可能有所擴大，也可能維持原狀，但在這種基礎上的任何資本累積，顯然不是由于産業自身的擴大要求，不是經濟内部的強制，而是在産業過程外部，借着政府公債、賦稅、商業政策，以及近代型的銀行政策等來進行的。
我們關于資本累積有了這種基本概念，乃可研究到中國資本累積的性質及其基本形态。
中國産業資本，曾在上次帝國主義戰争時期，即在它們壓力稍弛的場合，在若幹輕工業部門，有過相當的發展，但戰争甫經結束，那種壓力重又加緊，前此發達起來的若幹部門的薄弱産業基礎，又複歸于萎縮。
外資的産業，誠有若幹方面在中國民族産業的廢墟上或被吞并的基礎上，顯示出了變态的繁昌，但根據前面的說明，那終歸是有限的。
而且，就是這有限的資本主義式的累積，亦還是靠着經濟外的特權，靠着原始累積方式來予以支持。
這一點，不獨外資是如此，就是一部分民族産業上僅有的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