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中國資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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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如其還是由封建制占着優勢，或者不允許資本制對封建制根本的發生代替的機能，那至少，就不但能使此兩種生息資本形态相并的存在，且還可能使它們個别作二重的存在。
事實上，我們在中國銀行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對立過程中，已經發現了幾個特征：第一，它們的對立，不是分野式的，而是密集式的。
照我們上面的說明，隻有高利貸資本，才在生産領域以内，以小生産者，獨立的手工業者和小農家為活動對手，但在産業不發達的中國，大工業是極其有限的，就因此故，銀行活動的對象，由都市到農村，都不得不以小生産者為它們的主顧了。
第二，它們的對立，并不是壁壘分明的，而是相互交錯，相互包容的，這主要是由于它們的活動對象既有些相同，它們之間的競争，在某些場合，就不能不表現為同行同業間的競争，表現為高利貸金融機關或銀行業同幫間的競争，一方面排斥，一方面利用。
此種不明朗化的事态，由國際資本的從中操縱而益形顯著。
國際資本在對中國銀行業的對立關系上，需要利用舊式金融業即錢業；但在感到舊式金融業不夠完成其商業金融任務時，又采行排斥錢莊的立場，因此中國新舊金融業，在個别應付國際資本的壓迫下，竟又造出一種協調的可能了。
第三，它們的對立，不是全面的，而是局部的。
本來全國銀行業務的發展，是有待于全國産業的發展的。
中國産業既不能順利得到發展，高利貸資本就隻有在它們不能應付的大場面下，在都市方面，受到排斥，其他廣大的農村，甚至都市的落後部分，以及較落後地帶的都市，在銀行資本“到農村去”的口号未曾實現以前，都還是高利貸業活動的大地盤。
但這畢竟是問題全面中的一個側面。
高利貸資本盡管還保留着廣大的活動地盤，在大都市，在商品貨币經濟較發達的地帶，舊式金融的支配地位，已逐漸為銀行資本所代替了。
從高利貸資本方面說，它之所以失去其原來的支配地位，與其說是由于它不能适應産業發展的要求，而甯是由于它的分散、零碎、和極其濃厚的地方性，使它不夠資格成就國際資本在中國行使控制的使命；其次，與其說，它的失勢，是由于不能融合國民經濟的改造過程，倒毋甯說是由于它的存在形态，不夠滿足國家在财政金融上的需要。
比如，舊式金融業，在不統一的貨币上，在銀元銀兩的兌換上，可以大牟其利，但國家為了财政金融的理由，需要廢兩改元，需要實行貨币改革，這一來，舊式金融業的存在依據，就不免有些動搖了；此外，還須特别指明一點，就是，高利貸之所以失去其優勢，與其說是由于它的社會基礎的喪失，就甯不如說是由于它自身在經營技術、組織及資本上，均不足以應付日益擴大、日益動蕩的經濟場面。
由上面的說明，可知高利貸資本在中國逐漸失去其傳統優勢地位的理由，就一般說來，就一般生息資本演變的社會曆程說來，是很不正常的。
從反面來看，銀行資本在商品貨币發達地區之取得支配地位，亦是很不正常的，這事實，根本顯出了中國銀行資本的幾種特質。
首先，中國銀行資本在本質上，就很不易克服它所包容的高利貸性，因為，所謂高利貸，并不能單就高的利率這一個特征來概括，它有它活動的社會基礎，活動的方式和動向，它是不能無緣無故的從曆史上消失去的。
如其它的存在基礎還沒有喪失，即代替它的銀行業，如果沒有大工業或現代産業做其存在的根據，它就不可避免的要變态的帶有高利貸的特質。
在中國開始受到世界恐慌的一九三〇年以後的數年間，甚至在銀行事業特别繁昌的江浙一帶，我們就曾經常從報章雜志上，聽到舊式金融業的典當業，在大聲疾呼的訴說銀行及農業倉庫，在變相的做着它們的業務的競争。
而中國銀行在吸收存款的競争上，為了對抗信用優越的外商銀行，對抗舊式金融業者，乃至同業者，不得不提高存款利率，從而，不得不提高放款利率（許多小規模的新成立的銀行，在戰前，已把利率擡高到一分以上），而其貸出款項，又都是對于小生産者乃至消費者的短期信用，那就更容易給人以高利貸的印象了。
這是中國銀行資本的第一個特質。
中國銀行資本的第二個特質，是由其财政的性格上表現出來。
中國銀行業是起源于一八九七年所設立的中國通商銀行，至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尚隻有八個銀行，此後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直至一九二五年，全國銀行已達一百四十一個之多，這原因，當然可以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此後數年間的中國民族資本，特别是輕工業資本的蓬勃發達，得到理解，由是推知銀行發展與産業發展的聯系。
但這至多，隻是一個說法，而且，這一說法，應用到此後的場合，就不能有效了。
在一九二五年以後，直至“七七抗戰”開始止，是中國産業的苦難期，在前此勃興起來的紡織業、火柴業、面粉業……幾乎是全面的歸于萎縮停閉或轉讓給外人，但這一時期的中國銀行業，卻并不曾随着崩潰，反之，不僅在數量上仍有所增加，各銀行的陣容，其資力，似更形充實，更有規模了。
在這裡，使我們不期然而聯想到近代初期各資本主義國家，以公債的形式，依存于所謂國民銀行，而國民銀行則借公債以資營養的事實。
在實際上，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是中國銀行的旺産期，同時也正是政府公債的增發期。
抗戰發生前三年，是中國銀行的調整期間，同時也正是政府公債的整理期。
銀行資本之财政的性格，那也許是銀行資本在其發展過程中必然要經曆的一個階段。
不過這個階段的時間久暫，各國是不盡相同的。
最後，中國銀行資本還有第三個特質，那就是大家公認的商業的性格。
不錯，銀行業本身就是一種特殊商業，它與一般商業的區别，也許就在這一點，即它所經營的是貨币，而一般商業所經營的則是商品。
但我們這裡所說的商業性，卻是在比較的相對的意義上，用以次幾點事實來加以限界的：比如，第一點，中國銀行資本因為被發展不健全的産業，限制了活動的範圍，它對于商業特别是對于有關國外貿易的商業的聯系，就較為密切。
在一九三四年中國各銀行投資的百分比，工業僅占百分之十三，商業上卻占百分之二十九，機關（公債在内）占百分之四十一，由這個簡單統計數字，可以看出中國銀行資本的又一種商業的屬性；大量公債券保留在庫存中，是可能而且必然誘導它，把這些死的債券，相機活用在市場上，去同地産标金發生買賣關系的。
此外，習慣了活動在生産過程外部的銀行資本，還會進一步直接鑽進流通過程，使貨币的經營與商品的經營統一起來。
這也許不僅是理論的邏輯，我們約略的可以由此證示中國銀行資本的第三個特質。
中國的商業資本及生息資本既分别具有上述的内容和實質，在每一種資本形态可以表識着一般資本性質的限内，在個别資本相互間保持有一定有機關聯的限内，中國的産業資本，是大可由此暗示出它的特質來的。
首先，把産業資本當作一種特定的資本形态來理解，是須得探究它的來源的。
中國産業資本的來源，根本就有了先天不足的毛病。
在資本蓄積過程上，一般是先在商業資本上蓄積，後在産業資本上蓄積的，換言之，商業資本上蓄積所得，是現代産業開始的最主要的本錢，中國商業資本對于地權的聯系，在本質上，已限制了它的蓄積過程。
而商業資本通過地權，與政治上的密切聯系，使它在結局上不能不與各個王朝的興衰同其命運。
中國在現代化開始的時候，正是清代王朝向着衰落曆程邁進的時代。
乾嘉的時期的宮廷擴大浪費和豪商集中土地的情形，已由太平天國及這前後的貧民大叛亂證示其後果。
過去商業資本上的可能蓄積，一再遭受極度的破壞了。
這對于中國産業資本的形成，是一個先天的障礙。
不錯，在五口通商以後，即在中國商業資本變換其傳統姿态以後，由商業促成農産物商品化，多少有所蓄積了。
但由這種方式蓄積的商業資本，又因産業發展的諸般前提條件（如關稅權、交通權、貨币權、工業權等），愈來愈受破壞，愈來愈不完備，而不易轉化為産業資本；而已經利用某種機會，或借着政府幫助，而相當樹立了規模的産業，又因為沒有自主而靈活的産業證券市場，不容易化為票面流動資金，不容易招收新股擴充資本。
此外，如上面所說的中國銀行資本的特質，雖然可以理解為産業不能正常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在其作用過程中，卻更反過來加大了産業資本的梏桎。
單就資本累積的關系上講，銀行投資條件，已使産業自身的擴大再生産受了限制。
社會既不曾為産業蓄積起可資運用的資财，對于僅有的資财，又不易有效的集中運用，而在運用中的有限産業資本，又複不易擴大再生産，這種從資本來源上看出的産業資本的特質，就必然要招緻它第二個特質，即資本組織形态的落後了。
關于這點，大概可就以次兩種事實得到說明，那就是股份公司對獨資合資所占比例甚小，官辦及官督商辦形式，始終占着極重要的地位。
以前一點而論，在中國新式企業中，隻有極少數的大規模企業采行股份公司的形式，其餘不是獨資，就是親故的合資，此種情形，原系受了社會信用、交通及銀行業不發達的限制，而清末獎勵獨資興辦實業的政策（一九〇六年清代改商部為工農部，頒布獎勵實業規程，辦一千元以上之實業者，賜男爵，二千元以上賜子爵），似亦不無關系。
至于官辦及官督商辦形式，在中國産業發展的第二期（一般以太平天國亂後的官辦及官督商辦期為第一期），即由中日戰後（一八九五年以後）開始的民營期，雖已有所改變，但一般較大的企業，如交通業、礦業乃至一部分的紡織業，仍系采行官督或官辦方式。
此種方式，在外表上，似與挽近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營形态相仿佛，但其實質大相徑庭。
後者是建立在高度集中與高度技術化的基礎上，而前者則恰好是因為資本無法集中，技術過于落後，始由國家直接從事監督或經營，借資倡導。
姑無論企業形态是獨資的抑是親朋故舊合資的，其不可避免的缺陷，首先會表現在企業會計與家庭會計不分上面，表現在管理無方上面，此外，它還會同官辦或官僚資本企業招緻同一的緻命的後果，那就是對于擴張資本，改進事業，都在其組織形态本身受了極大的限制。
中國産業資本由上述兩種特質導來的第三個特質，就是資本有機構成的低下。
産業資本有機構成的高度，是必以它的資本的機械化或固定資本化的程度來測定的，而機械化或固定資本化的前提，首先就得有大量資本的集中。
在中國民營輕工業極其暢旺的一九二〇年，資本在十萬元以下者，占絕對多數，在二十萬元以下者，占百分之七十五，百萬元者，僅占百分之九。
以此小規模的資本數量，當然不難測知其資本構成的低下。
而且，落後國家的産業，大抵開始是着重在輕工業或消費手段的生産上的，而其生産手段的供給，則照例是為先進國家所獨占。
輕工業或消費手段的生産企業本身，就已經限制了它的高度機械化的可能，而要由國外，由外人手中取得機械的供給，乃無異加上了一層取得其同意的限制，事實上，作為帝國主義政策之一重要部分的生産手段的獨占，其作用恰好就在這裡。
除此以外，我們的産業有機構成的低下，實還有其他更本質的理由，一國的産業，如在對外對内關系上全無保障，它為适應動蕩不定的環境，最好是采行“易合易分”“可止則止”的遊擊式制造業形态。
制造業是隻需在機具上使用極小量資本的。
這是中國制造業特别發達，十萬元以下的資本經營特别繁多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工業上如此，在農業上尤屬如此，工業高度化機械化的障礙，農業同樣會經驗到。
不過，農業還有它獨特的困難，中國迄今還未變革過來的傳統的地權關系或土地所有形态，使農民或農業家要為土地的所有權或使用權花費它全部資本或農業生産費用的最大額數，以緻固定資本在全資本額中所占比例，隻達到百分之二到四的可憐程度。
（二）由質到量的考察 在上面我們已把中國各種資本形态的特質，分别指明了，它們分别具有的特質，在相互間，甯可視為一種有機的配合，更可視為是一個具有特質的總資本之質的分割。
依據社會科學的分析，一切社會事象之質與量間，是有着極密切的函數關系的。
中國商業資本、生息資本及産業資本所分别具有的那些特質，事實上，已可暗示出它們個别在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之量的規定。
一個社會的财富，究以多大的比例轉化為資本，究以如何的比例，分割為個别的資本，那是頗不容易明确判定的，那取決于許多社會條件，并且時時刻刻都在流轉變化。
不過，我們所需要的，如其不是在靜态經濟狀況之下的固定數字，而是為了借着一定的可能提供的比例數字來說明一般演變趨勢，上述的困難就比較緩和多了。
社會科學告訴我們，在産業發達和産業不發達的社會間，各種資本所占比例，是顯然不同的，在後一種社會，資本是在商業上乃至在高利貸業上蓄積，由于和社會形态相适應的社會信用及交通的不發達，商人資本周轉極其緩慢，由是，在總貨币資本中，當作商人資本用的部分就極大了。
生産越不發達，則與其投在流通中的商品總數比例而言，商人資本的總額必定會越大。
所以，一位經濟科學者曾這樣表示：“在生産不發展的情形下，一個社會的真正貨币資本，必有最大一部分在商人手中。
”其實，在這種社會，不論是采取商業形态，抑是采取與商業有密切聯系的高利貸形态，差不多是以貨币資本為資本一般，因為當作它們的社會基礎的小商品生産，其所有生産費用，還不是采取資本的形态。
反之，在一個産業發達的社會，不僅一般資本是在産業上蓄積；且與産業發展一同展開的社會信用和各種新式交通，又複相對的縮減了用以經營商業的貨币資本的數字。
因之，也相對的改變了商業資本在全社會資本中所占的比例，它的以貨币來表現的資本數量，已不複能超越于産業資本之上，卻須随着産業發展的程度，而成反比例的落在産業資本之後了。
這是理解上述中國各種資本形态之量的比例的前提認識，同時，中國各種資本形态之現實的量的比例分割，也大可加強我們對于此種認識的信念。
在前面分析各種資本的特質時，我們是由商業資本起，在這裡，檢讨各種資本的數量，卻反過來，從産業資本起。
在中國産業發展剛由繁榮期走向下坡的一九二四年，全國五百六十五個注冊工廠的總資本，是二億二千四百一十四萬。
其中，交通業及礦業的投資，不在此限，外人的産業投資，亦不曾計算在裡面。
作為中國最重要交通部門的鐵路總投資，在一九三〇年，約為五億二千萬元，而
事實上，我們在中國銀行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對立過程中，已經發現了幾個特征：第一，它們的對立，不是分野式的，而是密集式的。
照我們上面的說明，隻有高利貸資本，才在生産領域以内，以小生産者，獨立的手工業者和小農家為活動對手，但在産業不發達的中國，大工業是極其有限的，就因此故，銀行活動的對象，由都市到農村，都不得不以小生産者為它們的主顧了。
第二，它們的對立，并不是壁壘分明的，而是相互交錯，相互包容的，這主要是由于它們的活動對象既有些相同，它們之間的競争，在某些場合，就不能不表現為同行同業間的競争，表現為高利貸金融機關或銀行業同幫間的競争，一方面排斥，一方面利用。
此種不明朗化的事态，由國際資本的從中操縱而益形顯著。
國際資本在對中國銀行業的對立關系上，需要利用舊式金融業即錢業；但在感到舊式金融業不夠完成其商業金融任務時，又采行排斥錢莊的立場，因此中國新舊金融業，在個别應付國際資本的壓迫下，竟又造出一種協調的可能了。
第三，它們的對立，不是全面的，而是局部的。
本來全國銀行業務的發展，是有待于全國産業的發展的。
中國産業既不能順利得到發展，高利貸資本就隻有在它們不能應付的大場面下，在都市方面，受到排斥，其他廣大的農村，甚至都市的落後部分，以及較落後地帶的都市，在銀行資本“到農村去”的口号未曾實現以前，都還是高利貸業活動的大地盤。
但這畢竟是問題全面中的一個側面。
高利貸資本盡管還保留着廣大的活動地盤，在大都市，在商品貨币經濟較發達的地帶，舊式金融的支配地位，已逐漸為銀行資本所代替了。
從高利貸資本方面說，它之所以失去其原來的支配地位，與其說是由于它不能适應産業發展的要求，而甯是由于它的分散、零碎、和極其濃厚的地方性，使它不夠資格成就國際資本在中國行使控制的使命；其次，與其說，它的失勢，是由于不能融合國民經濟的改造過程，倒毋甯說是由于它的存在形态，不夠滿足國家在财政金融上的需要。
比如，舊式金融業，在不統一的貨币上，在銀元銀兩的兌換上，可以大牟其利，但國家為了财政金融的理由，需要廢兩改元，需要實行貨币改革，這一來，舊式金融業的存在依據，就不免有些動搖了；此外，還須特别指明一點，就是，高利貸之所以失去其優勢，與其說是由于它的社會基礎的喪失，就甯不如說是由于它自身在經營技術、組織及資本上，均不足以應付日益擴大、日益動蕩的經濟場面。
由上面的說明，可知高利貸資本在中國逐漸失去其傳統優勢地位的理由，就一般說來，就一般生息資本演變的社會曆程說來，是很不正常的。
從反面來看，銀行資本在商品貨币發達地區之取得支配地位，亦是很不正常的，這事實，根本顯出了中國銀行資本的幾種特質。
首先，中國銀行資本在本質上，就很不易克服它所包容的高利貸性，因為，所謂高利貸，并不能單就高的利率這一個特征來概括，它有它活動的社會基礎，活動的方式和動向，它是不能無緣無故的從曆史上消失去的。
如其它的存在基礎還沒有喪失，即代替它的銀行業，如果沒有大工業或現代産業做其存在的根據，它就不可避免的要變态的帶有高利貸的特質。
在中國開始受到世界恐慌的一九三〇年以後的數年間，甚至在銀行事業特别繁昌的江浙一帶，我們就曾經常從報章雜志上，聽到舊式金融業的典當業，在大聲疾呼的訴說銀行及農業倉庫，在變相的做着它們的業務的競争。
而中國銀行在吸收存款的競争上，為了對抗信用優越的外商銀行，對抗舊式金融業者，乃至同業者，不得不提高存款利率，從而，不得不提高放款利率（許多小規模的新成立的銀行，在戰前，已把利率擡高到一分以上），而其貸出款項，又都是對于小生産者乃至消費者的短期信用，那就更容易給人以高利貸的印象了。
這是中國銀行資本的第一個特質。
中國銀行資本的第二個特質，是由其财政的性格上表現出來。
中國銀行業是起源于一八九七年所設立的中國通商銀行，至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尚隻有八個銀行，此後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直至一九二五年，全國銀行已達一百四十一個之多，這原因，當然可以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此後數年間的中國民族資本，特别是輕工業資本的蓬勃發達，得到理解，由是推知銀行發展與産業發展的聯系。
但這至多，隻是一個說法，而且，這一說法，應用到此後的場合，就不能有效了。
在一九二五年以後，直至“七七抗戰”開始止，是中國産業的苦難期，在前此勃興起來的紡織業、火柴業、面粉業……幾乎是全面的歸于萎縮停閉或轉讓給外人，但這一時期的中國銀行業，卻并不曾随着崩潰，反之，不僅在數量上仍有所增加，各銀行的陣容，其資力，似更形充實，更有規模了。
在這裡，使我們不期然而聯想到近代初期各資本主義國家，以公債的形式，依存于所謂國民銀行，而國民銀行則借公債以資營養的事實。
在實際上，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是中國銀行的旺産期，同時也正是政府公債的增發期。
抗戰發生前三年，是中國銀行的調整期間，同時也正是政府公債的整理期。
銀行資本之财政的性格，那也許是銀行資本在其發展過程中必然要經曆的一個階段。
不過這個階段的時間久暫，各國是不盡相同的。
最後，中國銀行資本還有第三個特質，那就是大家公認的商業的性格。
不錯，銀行業本身就是一種特殊商業，它與一般商業的區别，也許就在這一點，即它所經營的是貨币，而一般商業所經營的則是商品。
但我們這裡所說的商業性，卻是在比較的相對的意義上，用以次幾點事實來加以限界的：比如，第一點，中國銀行資本因為被發展不健全的産業，限制了活動的範圍，它對于商業特别是對于有關國外貿易的商業的聯系，就較為密切。
在一九三四年中國各銀行投資的百分比，工業僅占百分之十三，商業上卻占百分之二十九，機關（公債在内）占百分之四十一，由這個簡單統計數字，可以看出中國銀行資本的又一種商業的屬性；大量公債券保留在庫存中，是可能而且必然誘導它，把這些死的債券，相機活用在市場上，去同地産标金發生買賣關系的。
此外，習慣了活動在生産過程外部的銀行資本，還會進一步直接鑽進流通過程，使貨币的經營與商品的經營統一起來。
這也許不僅是理論的邏輯，我們約略的可以由此證示中國銀行資本的第三個特質。
中國的商業資本及生息資本既分别具有上述的内容和實質，在每一種資本形态可以表識着一般資本性質的限内，在個别資本相互間保持有一定有機關聯的限内，中國的産業資本，是大可由此暗示出它的特質來的。
首先，把産業資本當作一種特定的資本形态來理解，是須得探究它的來源的。
中國産業資本的來源，根本就有了先天不足的毛病。
在資本蓄積過程上，一般是先在商業資本上蓄積，後在産業資本上蓄積的，換言之，商業資本上蓄積所得，是現代産業開始的最主要的本錢，中國商業資本對于地權的聯系，在本質上，已限制了它的蓄積過程。
而商業資本通過地權，與政治上的密切聯系，使它在結局上不能不與各個王朝的興衰同其命運。
中國在現代化開始的時候，正是清代王朝向着衰落曆程邁進的時代。
乾嘉的時期的宮廷擴大浪費和豪商集中土地的情形，已由太平天國及這前後的貧民大叛亂證示其後果。
過去商業資本上的可能蓄積，一再遭受極度的破壞了。
這對于中國産業資本的形成，是一個先天的障礙。
不錯，在五口通商以後，即在中國商業資本變換其傳統姿态以後，由商業促成農産物商品化，多少有所蓄積了。
但由這種方式蓄積的商業資本，又因産業發展的諸般前提條件（如關稅權、交通權、貨币權、工業權等），愈來愈受破壞，愈來愈不完備，而不易轉化為産業資本；而已經利用某種機會，或借着政府幫助，而相當樹立了規模的産業，又因為沒有自主而靈活的産業證券市場，不容易化為票面流動資金，不容易招收新股擴充資本。
此外，如上面所說的中國銀行資本的特質，雖然可以理解為産業不能正常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在其作用過程中，卻更反過來加大了産業資本的梏桎。
單就資本累積的關系上講，銀行投資條件，已使産業自身的擴大再生産受了限制。
社會既不曾為産業蓄積起可資運用的資财，對于僅有的資财，又不易有效的集中運用，而在運用中的有限産業資本，又複不易擴大再生産，這種從資本來源上看出的産業資本的特質，就必然要招緻它第二個特質，即資本組織形态的落後了。
關于這點，大概可就以次兩種事實得到說明，那就是股份公司對獨資合資所占比例甚小，官辦及官督商辦形式，始終占着極重要的地位。
以前一點而論，在中國新式企業中，隻有極少數的大規模企業采行股份公司的形式，其餘不是獨資，就是親故的合資，此種情形，原系受了社會信用、交通及銀行業不發達的限制，而清末獎勵獨資興辦實業的政策（一九〇六年清代改商部為工農部，頒布獎勵實業規程，辦一千元以上之實業者，賜男爵，二千元以上賜子爵），似亦不無關系。
至于官辦及官督商辦形式，在中國産業發展的第二期（一般以太平天國亂後的官辦及官督商辦期為第一期），即由中日戰後（一八九五年以後）開始的民營期，雖已有所改變，但一般較大的企業，如交通業、礦業乃至一部分的紡織業，仍系采行官督或官辦方式。
此種方式，在外表上，似與挽近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營形态相仿佛，但其實質大相徑庭。
後者是建立在高度集中與高度技術化的基礎上，而前者則恰好是因為資本無法集中，技術過于落後，始由國家直接從事監督或經營，借資倡導。
姑無論企業形态是獨資的抑是親朋故舊合資的，其不可避免的缺陷，首先會表現在企業會計與家庭會計不分上面，表現在管理無方上面，此外，它還會同官辦或官僚資本企業招緻同一的緻命的後果，那就是對于擴張資本，改進事業，都在其組織形态本身受了極大的限制。
中國産業資本由上述兩種特質導來的第三個特質，就是資本有機構成的低下。
産業資本有機構成的高度，是必以它的資本的機械化或固定資本化的程度來測定的，而機械化或固定資本化的前提，首先就得有大量資本的集中。
在中國民營輕工業極其暢旺的一九二〇年，資本在十萬元以下者，占絕對多數，在二十萬元以下者，占百分之七十五，百萬元者，僅占百分之九。
以此小規模的資本數量，當然不難測知其資本構成的低下。
而且，落後國家的産業，大抵開始是着重在輕工業或消費手段的生産上的，而其生産手段的供給，則照例是為先進國家所獨占。
輕工業或消費手段的生産企業本身，就已經限制了它的高度機械化的可能，而要由國外，由外人手中取得機械的供給，乃無異加上了一層取得其同意的限制，事實上，作為帝國主義政策之一重要部分的生産手段的獨占，其作用恰好就在這裡。
除此以外，我們的産業有機構成的低下，實還有其他更本質的理由，一國的産業，如在對外對内關系上全無保障，它為适應動蕩不定的環境，最好是采行“易合易分”“可止則止”的遊擊式制造業形态。
制造業是隻需在機具上使用極小量資本的。
這是中國制造業特别發達，十萬元以下的資本經營特别繁多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工業上如此，在農業上尤屬如此，工業高度化機械化的障礙，農業同樣會經驗到。
不過，農業還有它獨特的困難，中國迄今還未變革過來的傳統的地權關系或土地所有形态，使農民或農業家要為土地的所有權或使用權花費它全部資本或農業生産費用的最大額數，以緻固定資本在全資本額中所占比例，隻達到百分之二到四的可憐程度。
（二）由質到量的考察 在上面我們已把中國各種資本形态的特質，分别指明了，它們分别具有的特質，在相互間，甯可視為一種有機的配合，更可視為是一個具有特質的總資本之質的分割。
依據社會科學的分析，一切社會事象之質與量間，是有着極密切的函數關系的。
中國商業資本、生息資本及産業資本所分别具有的那些特質，事實上，已可暗示出它們個别在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之量的規定。
一個社會的财富，究以多大的比例轉化為資本，究以如何的比例，分割為個别的資本，那是頗不容易明确判定的，那取決于許多社會條件，并且時時刻刻都在流轉變化。
不過，我們所需要的，如其不是在靜态經濟狀況之下的固定數字，而是為了借着一定的可能提供的比例數字來說明一般演變趨勢，上述的困難就比較緩和多了。
社會科學告訴我們，在産業發達和産業不發達的社會間，各種資本所占比例，是顯然不同的，在後一種社會，資本是在商業上乃至在高利貸業上蓄積，由于和社會形态相适應的社會信用及交通的不發達，商人資本周轉極其緩慢，由是，在總貨币資本中，當作商人資本用的部分就極大了。
生産越不發達，則與其投在流通中的商品總數比例而言，商人資本的總額必定會越大。
所以，一位經濟科學者曾這樣表示：“在生産不發展的情形下，一個社會的真正貨币資本，必有最大一部分在商人手中。
”其實，在這種社會，不論是采取商業形态，抑是采取與商業有密切聯系的高利貸形态，差不多是以貨币資本為資本一般，因為當作它們的社會基礎的小商品生産，其所有生産費用，還不是采取資本的形态。
反之，在一個産業發達的社會，不僅一般資本是在産業上蓄積；且與産業發展一同展開的社會信用和各種新式交通，又複相對的縮減了用以經營商業的貨币資本的數字。
因之，也相對的改變了商業資本在全社會資本中所占的比例，它的以貨币來表現的資本數量，已不複能超越于産業資本之上，卻須随着産業發展的程度，而成反比例的落在産業資本之後了。
這是理解上述中國各種資本形态之量的比例的前提認識，同時，中國各種資本形态之現實的量的比例分割，也大可加強我們對于此種認識的信念。
在前面分析各種資本的特質時，我們是由商業資本起，在這裡，檢讨各種資本的數量，卻反過來，從産業資本起。
在中國産業發展剛由繁榮期走向下坡的一九二四年，全國五百六十五個注冊工廠的總資本，是二億二千四百一十四萬。
其中，交通業及礦業的投資，不在此限，外人的産業投資，亦不曾計算在裡面。
作為中國最重要交通部門的鐵路總投資，在一九三〇年，約為五億二千萬元，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