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中國貨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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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彌縫的。
但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中國的白銀，常為入超，至一九二八年以後，入超額雖續有減少，降及一九三二年，甚且還有數千萬元的出超。
然以此比較上述諸般對外支付，卻甯會給人奇異的感覺。
事實是這樣的：我們經常在借債還債，我們有大量的華僑彙款，此外，外人在中國由一切經濟的非經濟的榨取關系的所得，都按照他們把資金投用在最有利地方的原則，繼續投用在中國了。
在他們操縱中國金融，操縱中國外彙市場的情形下，中國貨币對内對外的運用，都受到了歪曲和阻擾，我們在對外關系上，不但不能執行有利于本國經濟發展的貨币政策，反而要執行一些對于本國經濟發展不利的貨币政策了。
四 貨币改革與特殊的貨币運動傾向 上面表述的中國貨币諸機能，顯然是通過中國社會關系，通過中國社會的生産條件與交換條件而發生的。
在商品經濟的總的表象中，一方面是商品運動，另一方面就是貨币運動。
貨币諸機能的發揮及其體現，并不是也不可能由商品生産及交換關系的外部投入或發生，而是從商品經濟活動的内部表達出來的。
因此，我們在某種限度内，盡管可以認定貨币本身的不健全，成了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障礙，但卻不應過分強調的說，我們商品經濟關系的不發展，主要是由于我們的貨币在促成商品流通，促成資本周轉的圓滑進行上，沒有盡着現代的機能。
我們這樣設想，很容易發生這樣的錯覺，以為貨币本身一有改革，一切原有的貨币機能，會從根改變，整個商品經濟會跟着發展起來。
這錯覺一直支配着我們的經濟學界，到現在，大家還有意無意的把社會經濟上的變革，縮約在貨币的“變革”的努力上。
其實十餘年來的現實經驗，早把這種錯覺，證示得明明白白了。
現在且來考察一下貨币改革以後，我們在十餘年來的貨币運動上，發現了怎樣特異的傾向。
一九三五年所成立的新币制，在中國貨币史上，總算開了一個新紀元。
新币制的最大特點，無疑是把白銀在國有方式下集中到政府手中，政府主要的用貯積的白銀作為準備，發行流通券來流通。
這種措施，把原來銀本位的許多缺點，部分的改正過來了。
以前雜多的貨币，阻礙流通，阻礙發行，現在貨币統一劃一，流通的範圍逐漸擴展。
在全國較大都市及較便于交通的區域，固不必說，就是許多落後地帶，一切封建性的地方性的，乃至私人性的鑄币及紙币，都逐漸被中央的銀行券及輔币所代替了，紙币發行權，鑄币鑄造權，已大體被統一于中央政府，于是我們的貨币，至少已取得了現代型的外觀。
我們是無須在這裡詳細分析這次貨币變革其所以成功的國内國外的原因的，但沿着我們前面的論述程序，我得指出，貨币如此的改革，在當時經濟極度恐慌，和商工業異常不況的情形下，與其說是由于适應商品生産交換關系發展的要求，毋甯說是想借此改進财政金融乃至國内外商業的不況景象。
這隻要我們回憶一下當時白銀大量輸出，入超逐漸增加，和為經濟恐慌長期困惱，希望借着穩定中國币制，以增進對中國輸出的國外資本的如意打算，就可見一斑了。
惟其如此，不管大家怎樣強調着，說币制改革後的長期抗戰乃至抗戰結束後的全面動亂如何把新币制促進生産發展的作用減少了，但這是一件不能證明的事。
而事實為我們确定的證明了的，卻是這種隻在形式上取得了現代外觀的貨币，在十餘年來的戰亂過程中，似乎隻發揮出了與它的外觀頗不相稱的本質。
它的第一個本質的表現，就是與中國曆代傳統政治有關的财政的性格。
财政發生困難用貨币來彌補，由于發行貨币比較其他任何征斂方式容易，又進而不惜任意膨大财政的支出，這樣，使貨币的财政性格，愈來愈明顯了。
在長期戰亂的當中，大家很有理由感謝貨币改革，說貨币改革的結果，使我們借此渡過了種種财政的危局，但迄乎今日，我們又似乎已經深陷在這通貨膨脹的泥淖中，而更有理由說，如其不是由于貨币改革增大了通貨任意發行的可能，當前的經濟危機，也許不會演變到如此深刻而沉重的程度。
尚不止此。
它的第二個本質的表現，就是與中國現代經濟特質有關的商業的性格。
我們已講過，貨币運動與商品運動原是互為表裡。
貨币與商業的依存關系，是非常明白的。
但現代貨币對商品對商業周轉的最後任務，乃在加速資本的周轉，成就生産的功能。
由貨币資本轉化為生産資本，再轉化為商品資本，最後複轉化為較大貨币資本。
在這種周轉行程上，貨币是作為引出生産擴大生産的環節。
但在生産的其他社會前提條件不曾具備的情形下，貨币實質上，仿佛隻是為了對商業服務。
而因了财政要求，不絕大量發行，且依發行增大比例而不絕相對減低其價值的貨币，一直都擠塞在流通界，加強商業資本的活動，結局，就更加強化了那種趨勢。
貨币服務财政，服務商業的上述特質，嚴格講來，正好是一個現代商品生産不發達，僅在外表上改變了貨币形式的必然結果。
然而，由于貨币的統一發行，貨币流通範圍的推廣，卻更明顯的給我們認識到它的以次諸特殊運動傾向： 第一，貨币的發行，愈是财政的，它照着其内部發展的趨勢，便必然愈是商業的。
一國的财政支出，主要依靠通貨的發行來彌補，一方面，已說明它的一般國民經濟的落後，生産的不發達，稅源的缺乏，另一方面，又說明它的支出，是不生産的，是任意的，是毫無節制的浪費的，是在受着發行便利的鼓勵。
在生産不發達的基礎上擴大消費，無論那消費是采行觀兵用武的方式，抑是大興土木講究排場，講究享樂的方式，都必然是增大武器與奢侈品的輸入，又必然是以種種原始方式去勒索強購原料品半制品以資彌縫，因之，這樣瘋狂的膨大發行的貨币，就仿佛隻是用來分散舶來品和多方征購原産物，換言之，隻是做着單純流通上的契機，隻是單純服務于商業。
第二，貨币愈是依上述的定律，擠塞在流通界，它原有的一切落後機能，便愈加會暴露出來，對于它形式上的統一，形式上的現代化，表現出尖銳的矛盾。
照一般貨币運動的法則來說，非流通界所需的貨币或法币，會不停留的在流通界奔走，在繼續貶價中的法币，是很少有用它來貯存的，而同時在支付上，亦必逐漸造出否定貨币的事态。
試想，我們的地租，即或原來有若幹成分貨币化了的，已早回頭來實物化了，此外，如工資，如債務，如薪金，各地已在不同程度上采行實物支付的形态。
在城市，外币黃金在或明或暗的代行着法币的職務，而在離城市不遠的鄉村，幾乎通例是用舊來銀元作為經濟交往的價值尺度和價格标準。
照現狀發展下去，法币就連它單純對商業服務的功能，也不易保持了。
第三，貨币愈在流通過程中作着加強商業資本的不正常活動，社會一般商品（不管是舶來的抑是土産的）的流通買賣，就愈加不是由生産者依成本來作着價值價格的評定，而愈加是由商人依他囤積居奇的本領和貪欲來任意升降，結局，生産者被商人，從而被高利貸者收奪的傾向，便愈加明顯，生産者要圖自救，就隻有自己整個的或部分的商人化，而社會資本的運動傾向，就大體由這種貨币運動中，決定其命運了。
這是我要在下一篇交代清楚的。
本篇問題研究 一、試分别說明商品與貨币的曆史發展關系。
二、價值尺度與價格标準，怎樣去區别？貨币的支付手段機能與貯藏手段機能，對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産，有何功用？ 三、中國在貨币改革前采行銀本位制的理由安在？ 四、是不發達的貨币關系，限制着商品生産，抑是不發達的商品生産關系，限制着貨币的諸落後機能？ 五、中國貨币改革，對于産業的益助大，還是對于商業的益助大？ 六、貨币更帶有财政的性質，為什麼相應更帶有商業的性質？ *** [1]對于這，大體為亞丹斯密所指出的，且大體為屬于自然的諸種特質，卡爾更獨特的從社會的見地，予以補充。
他說：“在直接的生産過程中，金屬的一般的重大意義，是與其作為生産用具之機能有關的。
金與銀除掉其稀有性而外，比較起鐵與銅，它們的大的柔軟性，使它們不能适用為生産用具。
……在直接生産過程中金銀既沒有用處，其作為生活手段、作為消費對物，也顯得并無必要。
所以金銀的每種任意的分量，能走進流通過程中，而于直接的生産過程與流通過程，毫無影響。
……”（見郭譯《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八〇頁） [2]“……在流通着的商品價值總額增加時，各個民族總覺得，以銅計算不若以銀計算便利；以銀計算不若金計算便利。
民族愈當厚，便愈把價值較低的金屬轉化為輔助鑄币，把價值較高的金屬作為貨币。
”（見郭譯《政治經濟學批判》一九一頁）
但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中國的白銀，常為入超，至一九二八年以後，入超額雖續有減少，降及一九三二年，甚且還有數千萬元的出超。
然以此比較上述諸般對外支付，卻甯會給人奇異的感覺。
事實是這樣的：我們經常在借債還債，我們有大量的華僑彙款，此外，外人在中國由一切經濟的非經濟的榨取關系的所得，都按照他們把資金投用在最有利地方的原則，繼續投用在中國了。
在他們操縱中國金融，操縱中國外彙市場的情形下，中國貨币對内對外的運用，都受到了歪曲和阻擾，我們在對外關系上，不但不能執行有利于本國經濟發展的貨币政策，反而要執行一些對于本國經濟發展不利的貨币政策了。
四 貨币改革與特殊的貨币運動傾向 上面表述的中國貨币諸機能，顯然是通過中國社會關系，通過中國社會的生産條件與交換條件而發生的。
在商品經濟的總的表象中，一方面是商品運動，另一方面就是貨币運動。
貨币諸機能的發揮及其體現，并不是也不可能由商品生産及交換關系的外部投入或發生，而是從商品經濟活動的内部表達出來的。
因此，我們在某種限度内，盡管可以認定貨币本身的不健全，成了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障礙，但卻不應過分強調的說，我們商品經濟關系的不發展，主要是由于我們的貨币在促成商品流通，促成資本周轉的圓滑進行上，沒有盡着現代的機能。
我們這樣設想，很容易發生這樣的錯覺，以為貨币本身一有改革，一切原有的貨币機能，會從根改變，整個商品經濟會跟着發展起來。
這錯覺一直支配着我們的經濟學界，到現在，大家還有意無意的把社會經濟上的變革，縮約在貨币的“變革”的努力上。
其實十餘年來的現實經驗，早把這種錯覺，證示得明明白白了。
現在且來考察一下貨币改革以後，我們在十餘年來的貨币運動上，發現了怎樣特異的傾向。
一九三五年所成立的新币制，在中國貨币史上，總算開了一個新紀元。
新币制的最大特點，無疑是把白銀在國有方式下集中到政府手中，政府主要的用貯積的白銀作為準備，發行流通券來流通。
這種措施，把原來銀本位的許多缺點，部分的改正過來了。
以前雜多的貨币，阻礙流通，阻礙發行，現在貨币統一劃一，流通的範圍逐漸擴展。
在全國較大都市及較便于交通的區域，固不必說，就是許多落後地帶，一切封建性的地方性的，乃至私人性的鑄币及紙币，都逐漸被中央的銀行券及輔币所代替了，紙币發行權，鑄币鑄造權，已大體被統一于中央政府，于是我們的貨币，至少已取得了現代型的外觀。
我們是無須在這裡詳細分析這次貨币變革其所以成功的國内國外的原因的，但沿着我們前面的論述程序，我得指出，貨币如此的改革，在當時經濟極度恐慌，和商工業異常不況的情形下，與其說是由于适應商品生産交換關系發展的要求，毋甯說是想借此改進财政金融乃至國内外商業的不況景象。
這隻要我們回憶一下當時白銀大量輸出，入超逐漸增加，和為經濟恐慌長期困惱，希望借着穩定中國币制，以增進對中國輸出的國外資本的如意打算，就可見一斑了。
惟其如此，不管大家怎樣強調着，說币制改革後的長期抗戰乃至抗戰結束後的全面動亂如何把新币制促進生産發展的作用減少了，但這是一件不能證明的事。
而事實為我們确定的證明了的，卻是這種隻在形式上取得了現代外觀的貨币，在十餘年來的戰亂過程中，似乎隻發揮出了與它的外觀頗不相稱的本質。
它的第一個本質的表現，就是與中國曆代傳統政治有關的财政的性格。
财政發生困難用貨币來彌補，由于發行貨币比較其他任何征斂方式容易，又進而不惜任意膨大财政的支出，這樣，使貨币的财政性格，愈來愈明顯了。
在長期戰亂的當中，大家很有理由感謝貨币改革，說貨币改革的結果，使我們借此渡過了種種财政的危局，但迄乎今日，我們又似乎已經深陷在這通貨膨脹的泥淖中，而更有理由說，如其不是由于貨币改革增大了通貨任意發行的可能，當前的經濟危機，也許不會演變到如此深刻而沉重的程度。
尚不止此。
它的第二個本質的表現，就是與中國現代經濟特質有關的商業的性格。
我們已講過，貨币運動與商品運動原是互為表裡。
貨币與商業的依存關系，是非常明白的。
但現代貨币對商品對商業周轉的最後任務，乃在加速資本的周轉，成就生産的功能。
由貨币資本轉化為生産資本，再轉化為商品資本，最後複轉化為較大貨币資本。
在這種周轉行程上，貨币是作為引出生産擴大生産的環節。
但在生産的其他社會前提條件不曾具備的情形下，貨币實質上，仿佛隻是為了對商業服務。
而因了财政要求，不絕大量發行，且依發行增大比例而不絕相對減低其價值的貨币，一直都擠塞在流通界，加強商業資本的活動，結局，就更加強化了那種趨勢。
貨币服務财政，服務商業的上述特質，嚴格講來，正好是一個現代商品生産不發達，僅在外表上改變了貨币形式的必然結果。
然而，由于貨币的統一發行，貨币流通範圍的推廣，卻更明顯的給我們認識到它的以次諸特殊運動傾向： 第一，貨币的發行，愈是财政的，它照着其内部發展的趨勢，便必然愈是商業的。
一國的财政支出，主要依靠通貨的發行來彌補，一方面，已說明它的一般國民經濟的落後，生産的不發達，稅源的缺乏，另一方面，又說明它的支出，是不生産的，是任意的，是毫無節制的浪費的，是在受着發行便利的鼓勵。
在生産不發達的基礎上擴大消費，無論那消費是采行觀兵用武的方式，抑是大興土木講究排場，講究享樂的方式，都必然是增大武器與奢侈品的輸入，又必然是以種種原始方式去勒索強購原料品半制品以資彌縫，因之，這樣瘋狂的膨大發行的貨币，就仿佛隻是用來分散舶來品和多方征購原産物，換言之，隻是做着單純流通上的契機，隻是單純服務于商業。
第二，貨币愈是依上述的定律，擠塞在流通界，它原有的一切落後機能，便愈加會暴露出來，對于它形式上的統一，形式上的現代化，表現出尖銳的矛盾。
照一般貨币運動的法則來說，非流通界所需的貨币或法币，會不停留的在流通界奔走，在繼續貶價中的法币，是很少有用它來貯存的，而同時在支付上，亦必逐漸造出否定貨币的事态。
試想，我們的地租，即或原來有若幹成分貨币化了的，已早回頭來實物化了，此外，如工資，如債務，如薪金，各地已在不同程度上采行實物支付的形态。
在城市，外币黃金在或明或暗的代行着法币的職務，而在離城市不遠的鄉村，幾乎通例是用舊來銀元作為經濟交往的價值尺度和價格标準。
照現狀發展下去，法币就連它單純對商業服務的功能，也不易保持了。
第三，貨币愈在流通過程中作着加強商業資本的不正常活動，社會一般商品（不管是舶來的抑是土産的）的流通買賣，就愈加不是由生産者依成本來作着價值價格的評定，而愈加是由商人依他囤積居奇的本領和貪欲來任意升降，結局，生産者被商人，從而被高利貸者收奪的傾向，便愈加明顯，生産者要圖自救，就隻有自己整個的或部分的商人化，而社會資本的運動傾向，就大體由這種貨币運動中，決定其命運了。
這是我要在下一篇交代清楚的。
本篇問題研究 一、試分别說明商品與貨币的曆史發展關系。
二、價值尺度與價格标準，怎樣去區别？貨币的支付手段機能與貯藏手段機能，對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産，有何功用？ 三、中國在貨币改革前采行銀本位制的理由安在？ 四、是不發達的貨币關系，限制着商品生産，抑是不發達的商品生産關系，限制着貨币的諸落後機能？ 五、中國貨币改革，對于産業的益助大，還是對于商業的益助大？ 六、貨币更帶有财政的性質，為什麼相應更帶有商業的性質？ *** [1]對于這，大體為亞丹斯密所指出的，且大體為屬于自然的諸種特質，卡爾更獨特的從社會的見地，予以補充。
他說：“在直接的生産過程中，金屬的一般的重大意義，是與其作為生産用具之機能有關的。
金與銀除掉其稀有性而外，比較起鐵與銅，它們的大的柔軟性，使它們不能适用為生産用具。
……在直接生産過程中金銀既沒有用處，其作為生活手段、作為消費對物，也顯得并無必要。
所以金銀的每種任意的分量，能走進流通過程中，而于直接的生産過程與流通過程，毫無影響。
……”（見郭譯《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八〇頁） [2]“……在流通着的商品價值總額增加時，各個民族總覺得，以銅計算不若以銀計算便利；以銀計算不若金計算便利。
民族愈當厚，便愈把價值較低的金屬轉化為輔助鑄币，把價值較高的金屬作為貨币。
”（見郭譯《政治經濟學批判》一九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