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中國貨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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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繳納一定的保險費。
在這場合，貨币就不僅表現出了最素樸的貯藏機能，且變态的表現出反貯藏的機能。
即是說，這種形态的貯藏，不是為了累積更多的貨币，而增加其總價值，卻是為了保存總價值，緻不惜犧牲其中一部分的價值。
（事實上，許多軍閥政客們的外國銀行存款，往往被借口全部沒收去了。
）與這種貯藏方式相關聯的，就是國人在外國銀行保險箱中所積存的大量外币。
這種貯藏，更顯然是要納保險費的。
此外，還有一種被視為素樸貯藏之變種的貨币貯藏法，那就是以種種色色的金銀裝飾品來保存貨币的素樸。
這種貯藏，在一切落後的民族間，實行得非常普遍。
他們有時竟是采取這種貯藏方式，來對抗币制上的金銀國有的措施，在一九三五年新币制實施以後，國内這種貯藏方式，是随時可以見到的。
自然，在商品貨币經濟已經有了相當發展，商工業特别是商業已有了相當基礎的情形下，貨币至少有一部分是為了積得一定事業規模所要求的額數，而被貯藏的。
但即使把這種事實的重要性強調起來，在大體上，亦隻能證示中國貨币的貯藏機能，還逗留在上述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至第三階段的貨币貯藏機能，不過略具一些萌芽而已。
（四）當作支付手段來看的中國貨币機能 貨币當作支付手段而作用着，那不是始于現代，但到了現代，它這種機能，始特别發達起來。
在古代及中世，貨币的支付機能，主要是表現于借貸關系中。
雖然在某些場合，那種借貸關系，還是由商品流通關系或買賣關系所引起，但當時的商品經濟發展程度，還不夠使貨币擴大它這種機能，即在流通界本身，亦不允許它具有發展它這種機能的機會和條件。
所以，古代及中世的貨币支付機能，主要是從當時表演得最激烈的債權者與債務者之間的鬥争中，而得到理解：到了近代初期，商業活動推廣了，一切支援商業的諸般條件（如治安、交通及貨币本身）都漸漸改善，貨币用作支付手段的機能，遂逐漸把重心，由借貸關系移向流通關系中了。
降及商品生産發達的現代社會，一切生産出來的，都須賣出，一切用以生産的，都須買進。
一方的買進，即他方的賣出。
如賣出發生問題，買進亦生問題。
而一般商品因為生産經曆的時間有長短，生産依賴的季節各不相同，生産出來投出的市場有遠近，于是就需要在賣出之前，能夠買進，在購買之後，再行支付了。
這樣，貨币的支付機能，乃随商品生産與流通的發展而益擴大；反過來，得到了貨币這種機能促進的商品生産，可為流通領域以外的雇傭勞動關系及租稅關系等等，造出貨币化的前提來。
至是，換物性乃至義務性的勞動、實物地租等等，始都可能轉化為貨币支付了。
中國的貨币的支付機能，首先，從貨币本身的不确定性上，就受到了妨阻。
貨币在作為價值尺度及價格标準的作用上，沒有準确性，對于充當流通手段或購買手段，已感不便，而對于充當支付手段，就更加困難了。
比如，以百元價格脫售的物品，假令在約定付款的三月後，銀價跌落，賣主固應按照跌落的程度蒙受損失，若每元所含的銀量，或銀的成色又減少了，那個損失就更可觀，僅就這一點說，賒物到了一定期間後取償貨币，就不若取償物品，對于出賣者有利。
設我們把銀價在近數十年來，一直在下跌；和那些貨币操縱者，一直是以減輕本位币或輔币所含銀量銅量為有利的事實，加入考慮，則信用出賣者排斥貨币支付機能的可能性就愈大了。
然而，貨币關系的發展程度，是與整個商品生産的發展相照應的。
在商品生産的初期階段，商人資本，即在中國的買辦商業金融資本，還在演着支配的角色。
商人為了便于壟斷，在流通過程中，把高利貸業與商業結合起來，使買與賣的關系，颠倒的表現為債權者與債務者的關系。
在這裡，貨币所表現的支付機能，不是在商品讓渡後支付，而是在商品讓渡前支付，購買者不是債務者，反而是債權者了。
在生産受到這種約束的情形，即商人以“前定”或“預買”等方式控制着生産者的情形下，在流通界本身固不易發揮貨币的支付機能，而在限制範圍以外，在工資形态上，在地租形态上，甚至在本格的借貸形态上，亦都不免遭受限制。
我們知道，貨币在工資上表現的支付機能，必須依雇傭勞動關系的發展情形而相應增大。
而雇傭勞動的發展，又顯然是以商品生産發達程度為轉移的。
中國的商品生産，顯仍被滞阻在落後狀态中。
雇傭勞動在數量上固不易擴增，而在本質上亦非常變态。
家屬的，隸屬性的固不必說，以物支付的，以勞動償付的，以勞動換畜力的，以賒賣方式事先支償的，種種色色的工資支付方式，都在排斥貨币在工資支付上發揮其支付機能。
在工資上的這種情形，在地租上也是會碰到的。
在中國這樣一個佃農制發達的國家，如其地租用貨币支付，自然會大大擴展貨币的支付用途，但這是不可能的。
“隻有在生産基礎上，更嚴格的說，隻有在資本主義生産基礎上，地租始能發展為貨币地租。
”——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産，在工業上，特别在農業上，是還不曾脫出極幼稚的階段的。
不錯，我們的賦稅的貢納，早就采取了貨币支付形态，這對于貨币支付的用途，不啻開辟了另一個通路。
事實上，中國的商品經濟的形成，也許為繳納賦稅（正規的乃至額外的），而不能不把原生産物投入流通界，是一大促進因素。
在這種限度内，加重加繁賦稅，似可相應的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
但在另一方面，通過賦稅，通過其他相類似的經濟外榨取在生産上造成的破局，卻又不能不使中國的商品經濟，從而，中國的貨币支付機能，限定在極狹的範圍内了。
（五）當作“世界貨币”來看的中國貨币機能 中國是用銀國。
當作本位币的銀元（以前是銀兩），一離開了本國，就要失去它的價格标準的機能。
多少純銀構成一元，在世界商品市場上，沒有計量的必要。
對于世界市場上的任何商品，它是以原來的條塊形态，原來具有的内在價值，來與它們對立。
如銀多少盎斯，值一件大衣，值幾磅鐵之類。
即使在實際的對外經濟交往上，先要通過外彙市場，用多少元，換多少鎊或多少馬克，再拿去購買英國的大衣，德國的鐵，則在這場合，元對鎊或馬克的比價，是就元中所含的銀量，來與鎊或馬克中所含的金量來測定的，即是由銀對金之相對價值的比例來決定的。
在這裡，銀元是當作對外的價值尺度，而同時，在其對極的鎊或馬克，在其用以購換銀元的限内，同樣是當作對外的價值尺度。
中國貨币在這裡與外國貨币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其相同點，卻以此為限了。
在一九三三年，美國開始提高銀價以前，銀對金的比價，差不多幾十年中，一直在跌落。
銀價跌落，意在說明中國對外購買力的減退，可以在相應限度内，阻止輸入，并增進輸出，從而，可以在相應限度内，促進國内的生産。
但在事實上，中國對外貿易上的入超，卻并不曾因此減少，且續有增加；同時産業方面的情形，亦不曾因此好轉。
自美國于一九三三年提高銀價以後，用銀國的購買力提高了，國人從樂觀方面立論者，又以為如此将能廉價購買機器，得以較少銀量，償付對外賠款、債務及入超額，而大有助于經濟的複興。
其實，一國産業的發展，貨币對外價值上的變動，僅占其中諸般促進的因素之一。
而且，貨币對外價值變動，是否有助于一國經濟的繁榮，要看那種變動，是出之于主動或被動。
如能把貨币作為對外鬥争武器，貨币權操之在我，則其對外價值之漲或跌，均可于自己有利，否則在被動狀态下，聽人捉弄擺布，其漲固不利，跌亦不利。
在現代對外的經濟鬥争上，關稅權是第一個武器，貨币權是第二個武器；在關稅權沒有保障的情形下，貨币權的運用，已大受限制，而中國貨币制本身的缺陷，特别是整個中國經濟對外的依存關系，貨币就不但不能進攻，且不夠用以防衛，甚且還太阿倒持的被外人利用為破壞本國經濟的手段了。
一個經濟發達，對外有了信用的國家，貨币對外并不是充作購買手段，而甯是充作支付手段，而其支付，又主要是為了應付貿易的差額，中國貨币的對外支付，除了經常的大量入超外，還更重要的是為了政治性的賠款和債務。
外人在中國的經營所得，服務所得，當然在對外支付上，是一個重壓。
至國人在外國銀行的大量存款，表面上像是可借以抵消對外的債務，但如我們前面所說，那大量資金的流出，卻并不是為了對外從事長短期的放款，卻是為了用作賠款保險費的貯藏，為了狂亂消費，為了供外人以在中國商品市場彙兌市場，擴大投機榨取的資金。
照理，以一個經常入超，又有偌大債務關系及其他對外輸貢關系的國家，每年是應有大量白銀流出，以
在這場合，貨币就不僅表現出了最素樸的貯藏機能，且變态的表現出反貯藏的機能。
即是說，這種形态的貯藏，不是為了累積更多的貨币，而增加其總價值，卻是為了保存總價值，緻不惜犧牲其中一部分的價值。
（事實上，許多軍閥政客們的外國銀行存款，往往被借口全部沒收去了。
）與這種貯藏方式相關聯的，就是國人在外國銀行保險箱中所積存的大量外币。
這種貯藏，更顯然是要納保險費的。
此外，還有一種被視為素樸貯藏之變種的貨币貯藏法，那就是以種種色色的金銀裝飾品來保存貨币的素樸。
這種貯藏，在一切落後的民族間，實行得非常普遍。
他們有時竟是采取這種貯藏方式，來對抗币制上的金銀國有的措施，在一九三五年新币制實施以後，國内這種貯藏方式，是随時可以見到的。
自然，在商品貨币經濟已經有了相當發展，商工業特别是商業已有了相當基礎的情形下，貨币至少有一部分是為了積得一定事業規模所要求的額數，而被貯藏的。
但即使把這種事實的重要性強調起來，在大體上，亦隻能證示中國貨币的貯藏機能，還逗留在上述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至第三階段的貨币貯藏機能，不過略具一些萌芽而已。
（四）當作支付手段來看的中國貨币機能 貨币當作支付手段而作用着，那不是始于現代，但到了現代，它這種機能，始特别發達起來。
在古代及中世，貨币的支付機能，主要是表現于借貸關系中。
雖然在某些場合，那種借貸關系，還是由商品流通關系或買賣關系所引起，但當時的商品經濟發展程度，還不夠使貨币擴大它這種機能，即在流通界本身，亦不允許它具有發展它這種機能的機會和條件。
所以，古代及中世的貨币支付機能，主要是從當時表演得最激烈的債權者與債務者之間的鬥争中，而得到理解：到了近代初期，商業活動推廣了，一切支援商業的諸般條件（如治安、交通及貨币本身）都漸漸改善，貨币用作支付手段的機能，遂逐漸把重心，由借貸關系移向流通關系中了。
降及商品生産發達的現代社會，一切生産出來的，都須賣出，一切用以生産的，都須買進。
一方的買進，即他方的賣出。
如賣出發生問題，買進亦生問題。
而一般商品因為生産經曆的時間有長短，生産依賴的季節各不相同，生産出來投出的市場有遠近，于是就需要在賣出之前，能夠買進，在購買之後，再行支付了。
這樣，貨币的支付機能，乃随商品生産與流通的發展而益擴大；反過來，得到了貨币這種機能促進的商品生産，可為流通領域以外的雇傭勞動關系及租稅關系等等，造出貨币化的前提來。
至是，換物性乃至義務性的勞動、實物地租等等，始都可能轉化為貨币支付了。
中國的貨币的支付機能，首先，從貨币本身的不确定性上，就受到了妨阻。
貨币在作為價值尺度及價格标準的作用上，沒有準确性，對于充當流通手段或購買手段，已感不便，而對于充當支付手段，就更加困難了。
比如，以百元價格脫售的物品，假令在約定付款的三月後，銀價跌落，賣主固應按照跌落的程度蒙受損失，若每元所含的銀量，或銀的成色又減少了，那個損失就更可觀，僅就這一點說，賒物到了一定期間後取償貨币，就不若取償物品，對于出賣者有利。
設我們把銀價在近數十年來，一直在下跌；和那些貨币操縱者，一直是以減輕本位币或輔币所含銀量銅量為有利的事實，加入考慮，則信用出賣者排斥貨币支付機能的可能性就愈大了。
然而，貨币關系的發展程度，是與整個商品生産的發展相照應的。
在商品生産的初期階段，商人資本，即在中國的買辦商業金融資本，還在演着支配的角色。
商人為了便于壟斷，在流通過程中，把高利貸業與商業結合起來，使買與賣的關系，颠倒的表現為債權者與債務者的關系。
在這裡，貨币所表現的支付機能，不是在商品讓渡後支付，而是在商品讓渡前支付，購買者不是債務者，反而是債權者了。
在生産受到這種約束的情形，即商人以“前定”或“預買”等方式控制着生産者的情形下，在流通界本身固不易發揮貨币的支付機能，而在限制範圍以外，在工資形态上，在地租形态上，甚至在本格的借貸形态上，亦都不免遭受限制。
我們知道，貨币在工資上表現的支付機能，必須依雇傭勞動關系的發展情形而相應增大。
而雇傭勞動的發展，又顯然是以商品生産發達程度為轉移的。
中國的商品生産，顯仍被滞阻在落後狀态中。
雇傭勞動在數量上固不易擴增，而在本質上亦非常變态。
家屬的，隸屬性的固不必說，以物支付的，以勞動償付的，以勞動換畜力的，以賒賣方式事先支償的，種種色色的工資支付方式，都在排斥貨币在工資支付上發揮其支付機能。
在工資上的這種情形，在地租上也是會碰到的。
在中國這樣一個佃農制發達的國家，如其地租用貨币支付，自然會大大擴展貨币的支付用途，但這是不可能的。
“隻有在生産基礎上，更嚴格的說，隻有在資本主義生産基礎上，地租始能發展為貨币地租。
”——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産，在工業上，特别在農業上，是還不曾脫出極幼稚的階段的。
不錯，我們的賦稅的貢納，早就采取了貨币支付形态，這對于貨币支付的用途，不啻開辟了另一個通路。
事實上，中國的商品經濟的形成，也許為繳納賦稅（正規的乃至額外的），而不能不把原生産物投入流通界，是一大促進因素。
在這種限度内，加重加繁賦稅，似可相應的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
但在另一方面，通過賦稅，通過其他相類似的經濟外榨取在生産上造成的破局，卻又不能不使中國的商品經濟，從而，中國的貨币支付機能，限定在極狹的範圍内了。
（五）當作“世界貨币”來看的中國貨币機能 中國是用銀國。
當作本位币的銀元（以前是銀兩），一離開了本國，就要失去它的價格标準的機能。
多少純銀構成一元，在世界商品市場上，沒有計量的必要。
對于世界市場上的任何商品，它是以原來的條塊形态，原來具有的内在價值，來與它們對立。
如銀多少盎斯，值一件大衣，值幾磅鐵之類。
即使在實際的對外經濟交往上，先要通過外彙市場，用多少元，換多少鎊或多少馬克，再拿去購買英國的大衣，德國的鐵，則在這場合，元對鎊或馬克的比價，是就元中所含的銀量，來與鎊或馬克中所含的金量來測定的，即是由銀對金之相對價值的比例來決定的。
在這裡，銀元是當作對外的價值尺度，而同時，在其對極的鎊或馬克，在其用以購換銀元的限内，同樣是當作對外的價值尺度。
中國貨币在這裡與外國貨币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其相同點，卻以此為限了。
在一九三三年，美國開始提高銀價以前，銀對金的比價，差不多幾十年中，一直在跌落。
銀價跌落，意在說明中國對外購買力的減退，可以在相應限度内，阻止輸入，并增進輸出，從而，可以在相應限度内，促進國内的生産。
但在事實上，中國對外貿易上的入超，卻并不曾因此減少，且續有增加；同時産業方面的情形，亦不曾因此好轉。
自美國于一九三三年提高銀價以後，用銀國的購買力提高了，國人從樂觀方面立論者，又以為如此将能廉價購買機器，得以較少銀量，償付對外賠款、債務及入超額，而大有助于經濟的複興。
其實，一國産業的發展，貨币對外價值上的變動，僅占其中諸般促進的因素之一。
而且，貨币對外價值變動，是否有助于一國經濟的繁榮，要看那種變動，是出之于主動或被動。
如能把貨币作為對外鬥争武器，貨币權操之在我，則其對外價值之漲或跌，均可于自己有利，否則在被動狀态下，聽人捉弄擺布，其漲固不利，跌亦不利。
在現代對外的經濟鬥争上，關稅權是第一個武器，貨币權是第二個武器；在關稅權沒有保障的情形下，貨币權的運用，已大受限制，而中國貨币制本身的缺陷，特别是整個中國經濟對外的依存關系，貨币就不但不能進攻，且不夠用以防衛，甚且還太阿倒持的被外人利用為破壞本國經濟的手段了。
一個經濟發達，對外有了信用的國家，貨币對外并不是充作購買手段，而甯是充作支付手段，而其支付，又主要是為了應付貿易的差額，中國貨币的對外支付，除了經常的大量入超外，還更重要的是為了政治性的賠款和債務。
外人在中國的經營所得，服務所得，當然在對外支付上，是一個重壓。
至國人在外國銀行的大量存款，表面上像是可借以抵消對外的債務，但如我們前面所說，那大量資金的流出，卻并不是為了對外從事長短期的放款，卻是為了用作賠款保險費的貯藏，為了狂亂消費，為了供外人以在中國商品市場彙兌市場，擴大投機榨取的資金。
照理，以一個經常入超，又有偌大債務關系及其他對外輸貢關系的國家，每年是應有大量白銀流出，以
